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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格隆诺维斯基，他和母亲被逮捕前两年9岁时与父母合影 1943年4月19日，一辆载有1631名犹太人的火车从比利时的纳粹拘留营出发前往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 但抵抗战士截停了火车。 70年后，那天晚上跳车获得自由的一个男孩仍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1943年2月，11岁的西蒙·格隆诺维斯基与他母亲和姐姐在布鲁塞尔的藏身之处正要坐下来早餐，突然闯进了两个盖世太保。 他们被送往纳粹在著名路易丝大道上那座臭名昭著的总部，这里被用作犹太人的监狱和抵抗组织成员的酷刑室。 今天，格隆诺维斯基就住在离这个大楼两分钟步行的地方，他曾在那里不吃不喝被关押了两夜。 “我的父母犯了一个错误——只有一个，但是一个严重错误，那就是…生为犹太人——当时，这就是一个只能被处以死刑的罪，”他说。 西蒙和他的母亲和姐姐从那里被转移到卡泽尼道辛，距离弗兰德斯梅赫伦30英里的一个拘留营。 被拘留者被从卡泽尼道辛直接送往死亡集中营 “人们有时只是因为犯‘长得像犹太人’的罪而被肆意殴打，所以你必须时刻保持低调，”格隆诺维斯基说。 “哪怕是为了最小一丁点违反规定的行为，我们都可能会被殴打并被锁进牢房，直到被驱逐出境。 有时他们集体惩罚我们整个房间的100人，或让我们在院子里站几个小时，不管白天黑夜，无论什么天气。”
格隆诺维斯基说，大多数囚犯都知道他们将被驱逐出境，但不知道他们会被集体处决。 4月18日，西蒙和其他1630人，其中包括他的母亲查纳，被告知他们第二天将被火车驱逐出境。 当德国人一个月前突袭了他们家时，他的父亲，利昂，一直住院。 他母亲灵机一动告诉他们她是一个寡妇。 他的姐姐伊塔——出生在比利时，已18岁，有比利时国籍，因此被编入一个单独的车队。 西蒙，像他的父母和大多数在比利时的犹太人一样没有国籍，记得在他们离开时最后一次见到她，哭着向他招手。 “我真的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被驱逐出境是什么意思。 我依然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中，我是一名童子军。”他说。 “我默默自语说，‘再见我的布鲁塞尔，我的比利时，我的父亲，我亲爱的姐姐，我的家人和我的朋友们。” 火车内的条件非常恶劣。 “我们像牛群一样拥挤不堪。 我们50人只有一个桶。 我们怎么使用它呢? 我们怎么倒空它? 此外，也根本没法接近它，“格隆诺维斯基说。 “没有吃的，没有喝的。 没有座位，所以我们要么坐着要么躺在地板上。 我和母亲龟缩在车厢后面右边的角落里。 车内非常黑暗。 车顶通气孔散发出一道淡淡的光芒，但依然令人窒息，没有水喝。”
在制作电影期间，格隆诺维斯基看到了纳粹分子使用的货车 离开梅赫伦之后不久，20号车队遭到了三个比利时年轻抵抗成员的袭击，他们手持一把手枪，红纸和一盏灯。 他们发出了一个红光信号，示意前面危险，迫使列车司机紧急刹车。 这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纳粹载有犹太被驱逐者的运送车辆被截停事件。
20号车队数字 火车上有1631个犹太人 233人试图逃跑，其中有17个被麦斯特里奥解救 在这些人中，118人成功逃脱，26人被射杀或摔死，89人被抓回 连同118个逃脱的人，只有153人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下来，有10人待在比利时直到1944年9月被解放 被麦斯特里奥解救的17人中有7人被重新抓获-他们都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 西蒙·格隆诺维斯基是唯一活着的见证人
罗伯特·麦斯特里奥，一个抵抗成员，后来在其回忆录中回忆起那可怕的时刻。 “刹车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噪音，起初我吓呆了。 但后来我振作起来，如果你已经开始干什么事，就应该干完它。 我左手拿着火炬，右手忙着用钳子。 我很激动，花了很长时间才剪断绑着推拉门螺栓的铁丝。 我照着火炬进入车厢，苍白吓人的面孔盯着我看。 我喊道Sortez Sortez（法语）! 然后喊，Schnell Schnell flehen Sie（德语）! 快，快，离开这里” 列车上的德国警卫和三个抵抗成员经过短暂射击交火后，列车又启动了。 一些人已经从打开的车厢中逃出来，剩下那些被驱逐者的心态也变了。 那些一直梦想逃脱的人突然变得更坚定、更绝望。 一个小时后，西蒙车厢的人们成功打破开门。 清凉的空气吹入令人窒息的拥挤车厢。 查纳·格隆诺维斯基给了她儿子一张100法郎的钞票，让他卷了卷塞进袜子，然后她将他推到门口。 西蒙个子太小，自己够不到门下面横挡，他母亲只好抓住他肩膀将他放下去。 “我母亲抓着我的衬衫和肩膀。 起初，我不敢跳，因为火车太快了，”他说。 “我看到树木一闪而过，火车越来越快。 空气清新凉爽，噪音震耳欲聋。 我记得当时感到惊讶的是列车拖着35节车厢还能跑得那么快。 然后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火车慢下来。 我告诉妈妈：‘现在我能跳了。’“她松开手，我就跳下去了。 我先是一动不动站在那里，我可以看到火车慢慢向前移动-这个庞然的大家伙在黑暗中喷着蒸汽。”但是那天晚上火车减速又停了下来，德国警卫又开始射击，这一次是朝着西蒙的方向。 “我想回到我母亲那儿，但德国人沿着铁轨向我追来。 我还没决定怎么办，只是一个本能反应。 我滑下一个小坡，就开始向树林跑去。”
格隆诺维斯基最近回到他跳下火车的地方 西蒙又走又跑一整夜，穿过树林，跑过田野。 “我习惯了树林，因为我早已加入了童子军。 我哼唱着让自己镇静下来，唱着姐姐经常在钢琴上演奏的一首歌，”他说。 西蒙想去布鲁塞尔找他的父亲，利昂。
年轻人渴望了解他的故事，于是格隆诺维斯基合写了一本儿童读物 西蒙知道他时刻都有被抓的危险，但到了黎明，他知道他必须找人帮助。 穿着撕碎，泥泞的衣服，他来到一个村庄敲了敲一户人家的门，告诉开门的女人说他和朋友出来游玩，迷路了。 当时，不把犹太人交给盖世太保的比利时人都会被枪杀，于是那个女人把西蒙带到了当地警官那里。 第一次，西蒙吓坏了。 “一看到这个男人身着制服，皮带上挎着枪，把我吓坏了。 我想他一定会把我送回德国。 他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再三告诉他，我已经迷路了，我在和孩子们游玩，现在，我只有去布鲁塞尔了。” 那个警察，杨·亚尔特早就猜到了西蒙是从奥斯威辛车队跑出来的。 就在那一刻，还有三具逃犯尸体正躺在警察局里。 然而，亚尔特无意出卖西蒙。 他的妻子让他吃饱饭，给他换上干净衣服。 亚尔特安排西蒙赶火车回到布鲁塞尔，当天晚上抵达那里。 那天晚上，西蒙与父亲重聚，父亲是一个店主，在战争未结束的那几年里，他们由天主教家庭分别隐藏度日。 查纳·格隆诺维斯基一到达奥斯威辛集中营就被送到毒气室。 西蒙的姐姐伊塔，18岁，随下一个车队来到奥斯威辛，也死在那里。 总共有25483个犹太人和351个罗姆人被驱逐出卡泽尼道辛。 有233人试图逃离西蒙·格隆诺维斯基所在的20号车队，26人当天晚上被射杀，89人被抓回，118人逃脱。 20号车队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有人试图拯救被驱逐者。 它的独特性在于这是出现可称之为大规模越狱的唯一车队。 据一些消息来源，它的独特性还在于，尽管70%的妇女和女孩一到达目的地就立即死于毒气室，但剩下的妇女都被送往比克瑙X栋做医疗试验。
至于那三个截停火车的年轻比利时抵抗成员，余拉·利维施兹后来被俘并被处决。 让·弗兰考蒙不久后被捕，被送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他在那里待到1945年5月被解放。 他死于1977年。 罗伯特·麦斯特里奥于1944年3月被捕。 他在1945年被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解放并一直活到2008年。 杨·亚尔特被耶路撒冷殉难者博物馆宣布为“国际义人”。 利昂·格隆诺维斯基在战争结束后几个月内便去世了。 西蒙·格隆诺维斯基挣钱读完大学 他选择做了一名律师，他说，纳粹曾试图剥夺并贬低他，他把法律看成是对抗那种恶行的最好方式。 今天他住在布鲁塞尔，仍然开业做律师。 他有孩子和孙子。 他演奏爵士乐。 50多年来，他几乎从未谈起过他的过去，但马克西姆·斯坦伯格，一位比利时历史学家和研究比利时犹太人所受迫害的专家，劝他写一本书。 他现在还经常在学校演讲。 “我讲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这样你们将保护自己国家的自由，”他向孩子们解释说。 “我想让你们知道最重要的词是“和平”和“友谊”。 我讲话是为了作证，是为了打击反犹太主义，一切形式的歧视和否认犹太人大屠杀；纪念死者和救了我命的英雄——冒着死亡危险保护我的杨·亚尔特，在战争期间给我藏身之地的天主教家庭，和我妈妈，我心中的头号英雄。” 西蒙·格隆诺维斯基的故事，和很多其他人的故事，也都将展示在去年12月开放的卡泽尼道辛新博物馆和大屠杀及人权档案中心。 博物馆建在现在的转运中心对面——是一个公寓楼——共花费了2500万欧元，由弗拉芒政府资助。 其档案藏有1200张搭乘20号车队人的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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