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清于崇德元年（1636）设蒙古衙门；三年六月，改称理藩院，属礼部。顺治元年（1644），改置尚书、侍郎；十八年，定官制同六部 ，理藩院尚书亦入议政之列 。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 ）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前 ，兼办对俄外交事务。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改为理藩部，清亡遂废。
理藩院初掌蒙古事，随着清廷全国政权的建立，更为总管蒙古、西藏、新疆等各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中央机构。清统治者通过理藩院实施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加强与他们的联系。康熙年间，修定《理藩院则例》，用法规固定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统治的各项措施。以后又四次校修。
理藩院六司分掌爵禄、朝贡、定界、官制、兵刑、户口、耕牧、赋税 、驿站、贸易、宗教等政令。理藩院所辖，先后尚有内馆、外馆、蒙古学、唐古特学、托忒学、俄罗斯学，木兰围场、喇嘛印务处，则例馆等机构。此外还派司员，笔帖式等常驻少数民族地方，处理特定事务，定期轮换。
概况1631年，漠南东部以科尔沁为首的蒙古诸部，先后归顺了清朝。同年七月，皇太极设立六部，即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各部里设蒙古承政一员，负责处理有关蒙古事务。1636年，漠南蒙古诸部均归顺清朝。清太宗设立了蒙古承政(俗称蒙古衙门)，以负责处理蒙古事务。由于需要处理的有关蒙古事务日益增多，因此，1638年六月，将蒙古承政改为理藩院。博洛任理藩院承政(相当于尚书)，塞冷为左参政，尼堪为右参政。
1644年(顺治元年)改承政为尚书、参政为侍郎，扩大了机构，增加了人员。1662年，复将理藩院升格，使之与中央六部同等，内设录勋、宾客、柔远、理刑四司。1699年，划柔远为二，曰前司和后司。1757年，改录勋司为典属司，宾客司为王会司，柔远后司为旗籍司，前司为柔远司。乾隆年间，又增设徕远一司(1761年)，使理藩院各机构更加完整。理藩院共设旗籍、王会、典属、柔远、徕远、理刑六司和满汉档房、司务厅、当月处、蒙古房、内外馆、银库等机构。
旗籍司承办内札萨克(内蒙古二十四部)及内属部的疆理(各札萨克旗、总管旗以山河之名表以图，确定其游牧界)、封爵(凡六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谱系(各考其得姓受封之始，皆记以世次)、会盟(凡内札萨克六盟，各定其所会之地)、军旅邮传兼稽游牧内属者(凡呼和浩特土默特、黑龙江布特哈皆是)。
理刑司承办外藩蒙古及回部的刑罚，制定蒙古律条，审决重大案件。清廷制定了《理藩院则例》、《蒙古律例》等，以此作为统治蒙古的法律依据和准绳。1696年，康熙帝命理藩院，将清太宗以来陆续发布的一百二十五条有关蒙古的法令，汇编成《理藩院则例》，作为处理蒙古事务的法律依据。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在康熙时所编的《理藩院则例》的基础上加以修订和补充，汇编成新的《理藩院则例》二百零九条。1812年（嘉庆二十年），将《则例》再行修订，将其内容扩编为五百二十六条。
《蒙古律例》的产生，早于《理藩院则例》，是《理藩院则例》形成的基础。1643年（崇德八年)《蒙古律例》正式颁发。1667年，理藩院颁发了顺治朝以来增定的条例。1741年，又完成了新修订的《蒙古律例》。1795年，《蒙古律例》再次重新刊印颁行。 各地都有理藩院的派出机构和司员。乌兰哈达、三座塔、神木、宁夏等处派驻司员各一人，分驻塔子沟笔帖式一人，主管蒙古人诉讼之事。察哈尔游牧处理事员外郎十六人(察哈尔各旗官员内番选)主管游牧察哈尔民人诉讼之事。张家口、喜峰口、独石口、杀虎口、古北口等处，驻扎司官和笔帖式各一人，主管蒙古邮驿政令。围场总管一人(康熙四十五年置，乾隆十四年始隶理藩院，嘉庆七年改热河都统)，左、右翼长各一人，章京、骁骑校各八人，主守木兰围场，专司巡察。
历史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代封建王朝为了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大多设有兼职官员或者机构处理边疆地区的民族事务，如秦朝的典客和典属国，汉代的大鸿胪和客曹尚书，隋唐的鸿胪寺卿及礼部所属之主客司，元朝设置了宣政院，清代为管理边疆民族事务，则设立了专门机构理藩院。
康乾时期（1661年~1795年）是理藩院组织机构渐趋完善的时期。康熙即位以后，认为理藩院责任重大，不应当再隶属礼部，理藩院由此完全从礼部独立出来，其组织机构设置也趋于完善。乾隆平定维吾尔贵族大小和卓木的叛乱统一新疆地区后，理藩院职权有所扩大，增设徕远司专管新疆南部事务。
嘉庆（1796年~1820年）直至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理藩院人事和建制经历了频繁变革。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预备立宪，开始“厘定官制”的改革，理藩院更名为理藩部。1912年清帝退位后，理藩部改为蒙藏委员会。
职责
理藩院内廷 对俄事务在清代前期，理藩院还负责部分外交事务，主要是兼管位于西、北两个陆地方向的与清朝相邻国家的外交事务。其中，处理和俄国的关系是理藩院外交事务的重要内容。
概括地说，理藩院管理对俄事务主要包括3个方面，即协调两国的外交关系，负责两国的贸易往来，管理在北京的俄国人员。
协调两国的外交关系。一方面，安排俄使团入境事宜，就主权问题进行严正交涉。顺治十三年（1656年），俄国派遣巴依科夫使团到达北京。这是俄国使节首次到达清朝首都，清政府派理藩院官员负责接待。由于当时中俄在礼节问题上无法协调，并且俄国没有停止对中国黑龙江地区的侵扰，故而清政府对使团予以遣返。这一事件标志着清朝与俄国外交往来的开始。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针对俄国对中国东北黑龙江流域的侵略由黑龙江上游扩展到中下游地区和额尔古纳河东岸的行径，康熙令理藩院具文俄国，要求予以解释。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俄国派出以伊台斯为首的使团前来中国。使团在中国的一切活动均由理藩院安排。理藩院官员多次接见伊台斯，并就划分中俄边界问题、俄国来华使团人数问题阐述了清政府的立场。另一方面，就涉及双边利益的问题进行沟通。比如，雍正元年（1722年），理藩院致书俄国办理逃民事务的使臣劳伦特·朗克，就两国之间的逃民问题进行协商。
负责两国的贸易往来。17世纪中后期，俄国商人开始经由西北边境到北京进行贸易。就俄国国内情况来看，当时全俄市场已经形成，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迫切地要求扩大与外国的商品贸易交往活动，与清朝通商成为一个重要的选择。清朝前期和沙俄之间主要有京师互市、黑龙江互市和恰克图互市。京师互市期间，俄国商人留在张家口外的马匹、牛羊除俄国人自己看管外，清朝理藩院还要派遣司官一人前去照料；黑龙江互市规模比较小，以土产交易为主，因此理藩院只是委派当地官员巡视，并命其于每年7月将情况上报；恰克图互市地点最初设在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后移至恰克图，清朝从理藩院司官当中委派一人在此任监视官。
管理在北京的俄国人员。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之前，俄国在北京的人员近百人，主要是在雅克萨战争前后被清军俘虏、招降或者主动投降的，居住在东直门内胡家圈胡同。他们将康熙赏赐的一座庙宇改为东正教教堂。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这个教堂被俄国托博尔斯克区主教伊格命名为“圣尼古拉教堂”，后被称为“俄罗斯北馆”。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俄国的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到达北京，就居于此处。雍正六年（1728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其中规定俄国每届可以派遣教士4人来北京传教，由清朝理藩院提供食宿。后俄国传教士来北京住南馆（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理藩院负担部分生活费用。此外，理藩院还要管理俄国派遣来北京学习的学生。
清政府为何让理藩院分理对俄外交事务呢？一般而言，礼部负责东、南两方的国家，而理藩院负责西、北两方，这样做实际上是考虑到俄罗斯是西北方向唯一一个与清朝蒙古各部相邻的国家，而且俄罗斯与蒙古诸部存在着相当多的联系，因而，清廷在具体的部门分工上就将处理对俄事务的任务交给了理藩院。清廷将对俄事务与对蒙古事务一并考虑，有着“以蒙古为长城”的打算，同时，因为中俄两国的外交文书通常都要翻译成蒙古文，故而将对俄事务划给理藩院办理可以提高办事效率。清朝的这一制度设计也与统治者的某些片面认识有关。顺治皇帝认为俄国是“未沾教化”之国，雍正皇帝也认为其是“外藩小国”。正是由于统治者的这种误解，从开始外交接触时起，清政府就命理藩院处理对俄事务，雍正年间又以条约的形式将这一安排固定下来。这种认识对中国日后的对外关系（包括对俄关系）转型构成了巨大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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