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抱石与新金陵画派的红色经典用今天的话说，新金陵画派的故事简直是个传奇，不可思议。 1960年9月15日，以江苏国画院成员为主的一帮画家，在傅抱石、钱松喦、亚明等人的率领下开始行程23000里的长途采风，耗时三个月，跨越豫、陕、川、鄂、湘、粤六个省。这种在古代人看来近乎疯狂的行为，灵感像是来自战争年代，不太符合江苏人温和的性格。说是艺术红军长征、逃荒、或者避难，都可以。反正那时候政治运动搞得人心惶惶，待在家里保不定要出什么事，而且粮食紧张，很多地方都在饿死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试着寻找政治出路，还能蹭到饭吃。 所谓新金陵画派，是因为康熙、乾隆年间有一个以龚贤为代表的金陵画派。后者除了生活在南京，画家们相互之间在画风上相去甚远，基本上处于“无组织无纪律”状态，各玩各的，充其量只能叫做画家群。而“新金陵画派”就不同。他们属于同一个单位，有着相近的生存策略和艺术态度，抱团打拼，相互关照。在整个国家患着严重精神疾病的年代，万里采风这样的怪招收到了奇效。当风尘仆仆的江苏画家们带着大型画展“山河新貌”进京汇报，赢得上上下下一片叫好。媒体和权威人士们都表示，这是党的文艺政策开出的绚烂花朵，江苏画家以他们扎实的功底，在传统笔墨与如火如荼的时代生活之间找到了契合。在首都一炮打响后，是各地巡展。一时间，江苏新山水画的强势崛起，出尽了风头，把北京国画院和上海国画院比得没了脾气。而傅抱石、钱松喦、亚明、宋文治、魏紫熙等五位画家的名字从此也在画坛上站了起来。
钱松喦 长城一角 70×33cm 傅长生是江西南昌人，1904年生，家境贫寒，父亲是个修伞的。跟裱画店老板学看徒画时，认识了对他一生影响深远的古代大师石涛，而那位师傅复制石涛作品的样子一定也很帅，迷住了少年傅长生。读师范时，因为缺钱，少年用一枚仿制的“赵之谦印”骗过了很多行家的眼睛，赚到了钱，但险些被学校开除。造假名声大了，捂都捂不住，17岁的少年干脆改名傅抱石，自号“抱石斋主人”，开门迎客，刻印挣钱。多年后，傅抱石在南京夫子庙遇到一个仿他画的好手，也就劝那人自己画，别再造假，没多计较，不知是否曾想到了自己早年的经历。 1933年，在师范学校教书的傅抱石在徐悲鸿的帮助下赴日本留学，并拜访了他人生的另一位关键先生：郭沫若。抗战爆发后，傅抱石应郭之邀，进了国民政府当秘书。初到重庆，工作还没有展开，傅抱石便专心画画，一边研究中日美术史论，写了篇《从中国美术的精神上来看抗战的必胜》，明确提出“中国美术是日本美术的母亲”。1958年，《傅抱石画集》出版，郭沫若在序言中说：“我国绘画，南北有二石。北石即齐白石，南石即傅抱石。” 50年代，因为政治身份有问题，每一次运动傅抱石都是打击对象，写的“认罪状”比发表的论文还多。傅抱石为人豪爽，口没遮拦，常遭检举揭发，且“屡教不改”，还热心指导年轻的同怎么写材料容易过关。好友的批斗会，他坐在第一排给对方打气，在众目睽睽下给被批斗者递清凉油。若没有郭沫若的保护，傅抱石的结局难以想象。
钱松嵒 毛主席诗意 他对郭老十分敬重，每逢其生日，都会画上一幅画表示祝福。 对于一般社会大众，傅抱石的名气来自1959年他与关山月合作的《江山如此多娇》。这件事的总指挥是周恩来，但从探索主题、经营位置直到挥毫落墨，郭沫若跟陈毅、吴晗等人都到傅关二人下榻的宾馆参与过讨论。这幅山水大画在步入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必经之地的迎面开阔大墙上挂了几十年，据说年久失修，中途已被仿作替代。
钱松嵒 海角石林 70×46cm 傅抱石在学养和气质上颇具古代文人风范，他毕生都在探索中国传统画的革新之道，山水画成就最大。留学期间研究日本绘画，从中汲取了些营养，并以皮纸破笔绘山水，独创抱石皴。他的人物画受顾恺之、陈老莲的影响较大，但能自成一格。傅抱石喜欢据诗立意，笔下的人物形象多取材于古代文学名著，以简约洗练的线条描绘人物神态，刻意表现人物的内在气质，且布局精心，气势磅礴。他的人物画融合了山水画画法，洒脱而富于激情，将清代以来的人物画发展到一个新的境界。 在政治形势逼人的关头，每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画家都要面对生存问题。傅抱石也尝试画过一幅朱砂重彩表现海陆空三军的年画，但是很别扭。在省国画院的同事们纷纷奔赴工农业生产一线体验生活、采风写生的时候，傅抱石显示了他过人的政治敏锐度。他放下屈原、李白、杜甫、辛弃疾，开始潜心研究毛泽东诗词，结合他过去处理古代文学题材的表现手法和技法，并尽量将题材淡化、含蓄化处理。这期间，傅抱石作品面貌焕然一新，旧时代文人的忧郁伤感一扫而光，代之以光明向上的情绪，“一看就知道国家生活在光明的时代里。”1959年，傅抱石还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引用石涛的“笔墨当随时代”，大声疾呼：“思想变了，笔墨不能不变。”“笔墨当随时代” 的观点从此风行于美术批评界，而演绎毛泽东诗词的创作套路也被书画界广泛效仿。
钱松嵒 花农挽得春光住 75×52.5cm 傅抱石好喝酒，画前喝一瓶，画的过程中也要喝上几口，因而他的得意之作上常印有一枚方章：往往醉后。就是创作《江山如此多娇》，少了酒也没法开工，只好写信给周恩来“要酒”。后来，友人担心他健康，劝他节制，查出高血压、心脏病后，医生禁止他喝酒，但都没用。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酒，连笔都拿不动，挥不开”。1965年秋天，62岁的傅抱石突发脑溢血辞世。半年后，文革全面暴发，许多画家文人死于非命，傅抱石坟墓被捣，子女挨整，而他本人算是躲过了折磨。 宜兴人钱松喦比傅抱石年长五岁，自幼随父习诗文书画。师范毕业后，先后在苏州、无锡等地的中小学及无锡师范、无锡美专等校教书。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无锡美协主席、江苏美协名誉主席、江苏画院画师、院长等职。钱松喦早年认真临摹钻研了石涛、石溪、唐寅、沈周以及宋元时期的名家画艺，其中，石谿的颤笔和雄浑厚重的意境，石涛师法造化的精神，对他的山水画影响很大。多年从教的钱松喦非常重视写生，多次长途旅行写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其画意境深邃，笔墨浑厚苍茫。
亚明 渔家生活 27.5×39.5cm
亚明 德国波恩写生 50年代，钱松喦开始探索传统绘画形式与反映现实生活相结合的道路。在江苏画家群里，其作品个人特色鲜明，画面意境隽永，布局追求稳实中有巧变，气魄非凡而不失章法，笔墨、色彩运用大胆而沉着。陆俨少和王伯敏评论钱松喦的作品有三大特点：一是有新意，二是老而弥笃，三是敢于突破传统。不过，在陈传席看来，钱松喦的画太过传统，论才气他甚至超过李可染，只是他偏于一隅，未能及早游览全国，艺术的视野大受限制，影响了最终的艺术成就。在没有电视的年代，钱松喦们笔下洋溢着革命表情的祖国山河是江苏人无法抹去的记忆。
宋文治 幽壑航帆 44.5×37cm 作为新金陵画派中坚力量的代表，当过兵的亚明不光是一位出色的画家，也是江苏画家群的主心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亚明原名叶家炳，生于合肥，15岁参加了新四军。除了幼年时蒙发的绘画兴趣，亚明早期的绘画基础主要是搞抗日宣传时打下的。29岁那年从部队转业后，结识了吕凤子、钱松岩、周怀民、秦古柳等一批国画家，才转向国画。“新金陵画派”之所以能在文革前夕就造出那么大影响，与亚明的政治风度和组织才能是分不开的。在他的领导经营下，南京的画家们不搞窝里斗，形成了和睦相处、协作共进的氛围。反右期间，江苏美术界没有一个人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亚明蹲了五年监狱，但因早年参加过革命，1973年就出狱了。“文革”结束后，美术界百废待兴，亚明积极创造条件，组织南北派大画家联谊会，促成了国内画坛南北派大联合。在恢复全国美协、筹建中国画研究院等工作中，亚明发挥了重要作用。 亚明有一方闲章“三师教我”。所谓“三师”，就是“人民、传统、生活”。亚明重传统、善创新，认为“新中国的绘画必须扎根于自己的民族土壤”，提出“中国画有规律而无定法”、“月无新旧唯圆缺，艺有文野非古今”的艺术观。晚年，他隐居近水山庄，潜心作画。他的画被画界公认为“古典写实的当代力作”。 1956年，仓促创建的江苏国画院四处招兵买马，38岁的太仓教师宋文治，以一幅用传统笔墨反映现实生活的《桐江放筏》在全国美展中崭露头角，次年便被调入省画院任助理画师。宋文治的出生地是娄东派的发源地，自幼对“四王”遗风耳濡目染。年青时曾向同乡前辈朱屺瞻及嘉定陆俨少求教，并从张石园、吴湖帆学画。 宋文治多年经受江南文化的熏陶，性格温和、儒雅，为人真挚、机敏，钻研传统勤奋刻苦。江苏画家群的二万里写生壮游，宋文治担任后勤总管，并协助傅抱石抓作品的观摩和交流，回南京后，创作了一批重要的作品。宋文治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山水画多了，怕雷同，于是，大块赭色写峡江的秋山，以所谓“粗宋”区别于对庐山的表现，以远景山体的淡墨晕染，突出黄山近景留白处雪色的耀眼，即所谓“细宋”。他最为得心应手的是表现江南水乡诗意和情韵的作品，仪态万方的太湖更是百画不厌，人送雅号“宋太湖”。宋文治似乎与笔下的山水情投意合，画出来清丽、润泽，灵性十足。
魏紫熙 庐山三叠泉 90×47cm 作为新金陵画派的重要人物，1915年1月生于河南遂平的魏紫熙早年专攻山水，当过小学中学教师、美工、专职画家。50至70年代以画人物为主，创作出一批歌颂新中国的人物画、年画、招贴画、连环画。70年代后，魏紫熙又把目标转向了山水，学“四王”，追师清湘、梅清诸家，对南宋刘、李、马、夏四家也研习颇深。所谓画如其人，魏紫熙山水笔墨凝重质朴，章法灵活，锋芒内收，婀娜而不失刚健。为毛泽东主席纪念堂所绘制的巨幅山水画《黄洋界》及为中南海绘制的巨幛《云起千峰动，泉飞万壑鸣》等，堪称珍品。晚年，其山水画从题材到技法都似乎迈上了更自由的台阶，大面积泼墨和重彩朱砂点的运用，使原先的画风有了很大突破，更加开阔、现代，令人耳目一新。 今天看来，以放弃个体精神表达、泯灭或掩藏个性、迎合政治需求为原则的绘画，是画家个人在生存压力下的无奈选择;而以艺术史角度观之，新金陵画派所创作的红色经典，那些政治表情辐射下的山河大地与人文景观，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视觉符号。而起步于传统的画家们，结合了西画写实原则与写生采风训练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具有实验意义，就像革命样板戏，年代越久看它越奇怪。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作品作为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特殊标本，文献意义将超过单纯的艺术价值而越来越重要。从2003年以来，新金陵画派的画家作品在艺术市场上虽然有过短暂起伏，但总体上的行情在稳步上升，甚至在市场行情出现起伏的时期，成为市场相对安全的避风港。
陈永年 草书七言诗 288×96 cm 1944年，傅抱石在《中国绘画在大时代》一文中说，中国绘画的精神，是对作者“人品”的极端重视，是把画面所再现的看做作者人格的再现。他大概没有想到，多年以后，他和他的同事们会将他这一议论阐释发挥得如此丰富而耐人寻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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