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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年九月初，我应邀率团赴英国伦敦参加第六届英国防务系统与装备国际展览会。出于学习历史文化的愿望，我尤为关注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人类文明进步的历程在这里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和跨越，工业文明的发生和发展，成为迄今影响人类社会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从爱丁堡到格拉斯哥、从曼彻斯特到利物浦，工业革命的历史遗迹星罗棋布在城市的记忆之中，引发无数的思考和遐想。
创新，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 如果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英国几乎没有产生令人称道的封建文明或农业文明，数千年的战乱与分裂、入侵与反入侵以及民族的消亡与融合，使之长期处于世界文明发展的边缘。公元八百二十七年，当英格兰王国初建、不列颠岛刚刚走向统一的时候，古代中国已引领世界农业文明发展近一千五百年，进入唐朝的后半期。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埃及、印度、希腊也已历经四千年的勃兴与衰亡。 然而，正是这个国土资源有限、人口不过千万的北海岛国，却率先敲开了通向现代世界的大门，世界因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古代史向近代史的跨越，世界也因为英国工业革命完成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跨越。 《全球通史》的作者、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曾说，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从石器时代走向金属工具时代的革命可与英国的工业革命相提并论。的确，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回望历史，人类五千年来不过跨上了三个台阶——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 英国工业革命本质上是社会生产力的变革，推动这一切发生发展的根本动力，就在于技术创新。 棉纺织工业是英国最先产生技术革新的领域。在英国，棉纺织业是一个新兴工业部门，与历史悠久的毛织业相比，没有旧传统的束缚，没有对产品的各种限制，比较容易采用新技术。十七世纪初，英国出现了最早的棉纺织业，至一百年后的十八世纪初，英国纺纱技术还很原始，一个人手摇纺车，一次只能纺一根线，耗时费力，难以满足织布的需要，更难以抵御中国、印度棉纺织品的冲击。为了保护本国纺织业的发展，一七○○年英国议会通过法令，禁止从中国、印度输入染色的棉织品。棉纺织品一时在英国“洛阳纸贵”，技术创新迫在眉睫。 英国工业革命的辉煌记录在曼彻斯特城市发展的历程之中。英国因工业革命被喻为“世界工厂”，而英国人将“世界工厂”这一称号赋予了曼彻斯特。于是，我们就将研究英国工业革命的最佳视角投向这里。 曼彻斯特是伴随英国工业革命兴起的大工业城市的先驱，是仅次于伦敦、伯明翰的英国第三大城市。公元七十九年，罗马将军阿格里科拉在“隆起的山丘”上建造了一座要塞，曼彻斯特因此而得名。此后近一千五百年里，曼彻斯特悄无声息、鲜为人知，直至工业革命的前夜。一七六四年，兰开夏郡的纺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这是人类历史上手工生产工具向机器生产工具发展的开端，由此拉开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序幕。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第一家棉纺织厂在曼彻斯特诞生。当伯明翰等英国传统工业城市的纺织厂仍为是否采用新技术而犹豫不决时，曼彻斯特的棉纺织业已经迅速将一系列新技术运用于生产。一七八二年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从此这里的棉纺业发展得更为迅速。到一八三○年，曼彻斯特的棉纺织厂已达九十九家，产量占据英国棉纺织工业的近百分之五十。与此同时，城市急剧发展起来。前后不到一百年，曼彻斯特人口就从一七五○年的一万七千人剧增到一八三五年的三十万人，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革命重镇。 曼彻斯特发达的棉纺织工业给清政府最早派赴欧洲考察的官员斌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八六六年，他在《乘槎笔记》中写道：此地人民五十万，街市繁盛，为英国第二埠头。中华及印度、美国棉花皆集于此。所织之布，发于各路售卖。织布大行楼五重，上下数百间，工匠三千人。棉花由弹而纺、而织、而染，皆用火轮法。棉花弹过六七遍，则白如雪，柔于绵矣；又以轮纺，而精如丝，细于发矣。染处各色俱备，入浸少时，即鲜明成色。织机万张，刻不停梭，亦神速哉！ 领略曼彻斯特工业文化的最佳视角莫若科学与工业博物馆。这家博物馆坐落于一八三○年世界第一条实用交通铁路——曼彻斯特至利物浦车站的原址上，是世界上同类博物馆中最大的一家。我们一大早就赶往这个闻名遐迩的博物馆，车站依然保持着当年的原貌，一段的单行铁轨笔直向前，一列蒸汽机车静静地停靠在铁道的终端，仍给人以即时待发的感觉。 当年，成千上万吨棉纺织品就是从这里装上列车，运往三十英里以外的利物浦，再由默西运河上的货轮通过海路，运往世界各地的。不难想见，这个一八三○年的小站曾是何等熙熙攘攘的一派繁忙景象。 博物馆没有华丽的装修，只有高大陈旧的厂房，正好展现了工业革命的百年沧桑。详尽地参观博物馆绝非易事。博物馆庞大至极，共有纺织机、蒸汽机、电子器械、火车、航天五个展馆十五个展区，用三千多件历史实物详细记录了纺织、能源、通信、航空、交通等产业的兴衰，再现了英国恢弘的工业化发展进程。 在纺织机展厅到蒸汽机展厅，上下三层依次放置着发明于各个年代、运用于各种行业的历史实物，一七六七年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的珍妮纺纱机、一七六八年凯伊发明的水力纺纱机、一七八五年卡特·莱特发明的动力织布机以及一七六九年詹姆斯·瓦特发明的单动式、复动式蒸汽机等等，无不在此寻到踪迹，展现了纺织行业和机械动力技术从初级向高级、低端向高端发展，最终实现机械化的全部历程。 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如同湍急的水流一般，化作无数的分支蔓延向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在纺纱和织布实现机械化的同时，纺织业的其他工序，如净棉、弹棉、漂白、印染等行业也相继发生了技术变革，随后毛、麻、丝等纺织工业也实现了机械化。蒸汽机充分发挥工业革命的核心推动力作用，在广泛运用于纺织工业的同时，快速流向船舶、火车、煤炭、冶炼、农业机械和其他机械动力行业，将工业革命的滚滚浪潮推向前进。 如果说工业革命的勃兴是以棉纺织业为代表的曼彻斯特，那么工业革命的成熟则是以机械制造业为代表的格拉斯哥。在苏格兰最大的工商业和港口城市格拉斯哥，就让人充分领略到工业革命对英国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牵引和推动。 格拉斯哥始建于公元六世纪，取义为“绿草如茵之地”。如同曼彻斯特一样，罗马人撤离后曾长期荒芜，直至工业革命前始终默默无闻。 发源于苏格兰南部高地的克莱德河，在格拉斯哥附近注入连接爱尔兰海和大西洋的北海峡，并将整个城市分成北岸和南岸。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便利，使格拉斯哥以交通运输和造船业迅速勃兴和发展起来。 我们一路探寻工业革命的遗迹。在克莱德河畔，终于找到了一架庞大的龙门吊。吊车历经近二百年的沧桑，依然高大耸立、结构坚固。这是格拉斯哥昔日荣耀的最好象征。 工业产量的提高促进了商业发展，推动交通运输领域加快产业革命。一八○七年美国人富尔顿发明蒸汽轮船后，一八一一年英国第一艘汽轮在克莱德河下水。兴建造船厂很快在克莱德河两岸掀起热潮，短时间内就达数十家之多。 格拉斯哥的交通博物馆记录着英国造船业的盛况。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沙盘模型，展示着上世纪初格拉斯哥港口和船坞的繁盛景象。 讲解人员告诉我们，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格拉斯哥的造船能力不断提升，汽轮吨位很快由一八五○年的十六万八千四百吨提高到一八七○年的一百一十一万二千九百吨，迅速发展为世界最大的造船工业中心之一。据统计，一八五○年英国有汽船一千艘，到一八六○年已达五千多艘，汽轮数量几乎占到全世界的一半，而其中大多数是由格拉斯哥制造的。格拉斯哥还制造了许多世界著名巨轮，我们在爱丁堡利斯港看到的皇家“布里坦尼亚号”，堪称世界上最负盛名的舰船之一，就是格拉斯哥造船工业的骄傲。它是英国王室的最后一艘豪华游轮。一九九八年，该轮完成了最后一次远航——随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继承人查尔斯王子前往香江，参加香港回归中国的交接仪式。此后，便永久停泊在这里，仿佛在见证大英帝国的兴衰变迁。 恩格斯说：“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汽力的利用、机器的应用，这就是从十八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 发轫于曼彻斯特棉纺织行业的机械化，迅速在格拉斯哥演进为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造船工业的迅猛发展使英国很快垄断了国际航运业，装备大炮的英国商船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在海洋上纵横无阻，强行打开了亚、非、拉许多国家的大门，瓦解了这些地区的经济结构，把它们卷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漩涡。 英国商人金雷克当年在一首诗歌中写道： 英国人的船舶像飞虫一样地蜂拥云集， 他们的印花布覆盖了全世界。 整个印度只不过是商人总账上的一个户头而已， 那些商人的货栈里堆满了古代帝王的宝座！ 呜呜而来！呜呜而去！完全靠了舵轮！ 嘶嘶而来！嘶嘶而去！完全靠了蒸汽！ 在工业革命的强力驱动下，英国覆盖全国的运河网和铁路网相继建设起来。十八世纪中叶，英国国会制订了开凿和疏浚运河计划。一七五九年，煤矿主兼大地主布里奇沃特公爵开凿了用于煤炭运输的曼彻斯特运河，这是英国第一条近代运河。运河通航后，曼彻斯特的煤价就下降了一半，不久英国就掀起了开挖运河的热潮。至一九○六年，英国运河全长已达四千公里，将全国的运河、天然河与海上港口连接起来，形成了全国水运网。随着一八三○年曼彻斯特至利物浦铁路的建成，英国开始了大规模铁路建设，一八五○年至一八七○年全国铁路从一万公里增加到二万四千公里，满足了迄今英国国内铁路运输的需要。直至今天，英国的铁路网仍是二万四千公里。值得注意的是，一八五○年至一八七○年间，全世界的火车机车都是格拉斯哥制造的。 从曼彻斯特到格拉斯哥，如果不是亲眼目睹如此众多的历史遗迹、看到这么多的历史实物，感受这样的具体、领略这样的系统，是很难体会到工业革命在短短七八十年间，创新之密集、推进之神速、运用之广泛、影响之深远的。英国工业革命首先在棉纺织工业领域率先实现机械化，然后带动其他密切相关行业、部门紧跟而上。技术革新连锁反应不断扩大、环环相扣，每个环节的进展和突破又都为其前后环节新一轮突破创造条件，而新一轮突破又不断扩大工业革命的外延，使英国工业化的进程加快向外辐射，直至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各个领域。 工业革命使英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了空前的飞跃。一七八五年至一八五○年，英国棉织品产量增长四十九倍、采煤量增长八倍多、生铁产量增长一千三百多倍。一八○○年时，英国的煤、铁产量比世界其他国家生产的总和还要多。一八二○年，英国工业生产量已占全世界总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工业革命使英国社会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分布发生重大变化，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一七七○年的百分之四十五降到一八四一年的百分之二十二，工业则从百分之二十四上升至百分之三十四。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从一八○一年的百分之三十五降至一九○一年的百分之九，工业劳动力则从百分之二十九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四，原来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写道：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意义，无论怎样夸大也不为过。它导致这样的局面：欧洲每人可得到的能量为亚洲每人的二十九倍。这在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直接依赖于所能获得的能源的世界中是很明显的。可以说，十九世纪欧洲对世界的支配与其说借助了其他任何一种手段或力量，不如说是以蒸汽机为基础、以技术创新为动力。 “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 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是中外历史学家研究英国工业革命时概莫能外的重点领域。从一六四○年资产阶级革命到“光荣革命”，英国用二十八年时间建立了一个稳定的君主立宪制度，形成了有利于资本主义和近代工业发展的政治环境；掌权的英国资产阶级于一七○九年通过第一个圈地法案，在长达三百多年的圈地运动中，将超过英国国土五分之一面积、多达六百多万平方公里耕地上的农民变成“自由”劳动力；新航路开辟后，英国先后击败西班牙、法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世界市场不断扩大、原始积累不断加速、商品需求日趋旺盛，成为工业革命强大的经济驱动力，等等。然而，在英国亲身感受工业革命，使人所感所思所想所悟的远远不止这些。 我们行程的第一站是苏格兰首府爱丁堡。这座始建于公元六二六年的世界历史名城，位于苏格兰东海岸福斯湾南岸，以大量中世纪和维多利亚时期建筑群而享有盛誉，一九九五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爱丁堡闻名于世的不仅是兴建于十五世纪的古城堡，伴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和工业革命的兴起，这里在十八世纪就已发展成为欧洲著名的文化、艺术、哲学和科学中心。 我们登上卡尔顿山，远眺爱丁堡古老而恢弘的市容时，意外发现英国启蒙时期的先哲、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大卫·休谟就安葬在这里。休谟是“经验论和不可知论”的代表，在那个时代，倡导“内省式观察”的认知理念、提出以财产私有化促进经济发展的思想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他的学说深深影响着英国另一位伟大学者——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就长眠在卡尔顿山下不远处的爱丁堡城市街区中。我们一行专程前去拜谒。四五平米见方的墓园闹中取静、落落简朴，墓碑上矗立着亚当·斯密头像，依然保持着思想者的姿态。 亚当·斯密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守护神”，一七二三年生于苏格兰法夫郡。他的学说厚积薄发之日，正值工业革命风起云涌之时。一七七六年，身为格拉斯哥大学教授的亚当·斯密，历经十年写就《国富论》，一经出版立即引起巨大轰动，影响远播欧美大陆。 《国富论》是亚当·斯密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其核心思想就是自由经济理论。亚当·斯密说，“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是个自行调整机制，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货品种类的数量”，并提出了市场是“无形之手”的著名论断。《国富论》猛烈抨击阻碍工业革命发展的一整套腐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倡导“自由放任”和排除政府干预经济事务，对当时英国社会摈弃落后的“重商主义”思想、破除过时的政策制度藩篱、积极推进机械化工业生产、大力发展自由贸易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现在我们知道，市场决非无所不能。二○○九年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之时，西方经济学界深究“自由放任”根源，无不矛头齐指亚当·斯密。但在当时那个年代，亚当·斯密的学说无疑具有超凡的时代意义，它提供了西方经济学最为重要的理论基础，极大影响了世界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英国人深为亚当·斯密骄傲，他的头像迄今被印在二十元英镑的纸币上。 英国工业革命决不仅仅是技术的革新、技术的运用和技术的创造，而是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领域的全方位变革。没有进步的思想理论和科学精神的引领和沉淀，工业革命的潮流是不可能滚滚向前的。 后世的历史学家研究英国的工业革命，大多谈到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英国较早地形成了科学、技术、实验三者鼎立、互相牵引、彼此促进的互动新机制，人们正确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运用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技术的热情被极大地激发出来，为工业革命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 英国历史学家约翰·罗斯金分析这一现象时曾说，尽管科学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古老的埃及、希腊、中国和穆斯林世界，但是只有在西方世界，哲学家、科学家与匠人才实现联合、互相促进。正是这种科学与社会的联合、科学家与匠人的联合，才大大促进了科学在西方世界的空前繁荣，推动了科学革命、工业革命、政治革命。 这一切的实现，必须谈到英国著名哲学家、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他被马克思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培根出生于一五六一年的英国伦敦。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僵化的中世纪经院哲学依然盛行。上帝、王权、宗教和神学，被广为认作力量的源泉。而培根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但“要命令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只有认识自然规律、掌握科学知识，才能最终改造自然、驾驭自然。他因此提出了划时代的著名论断——知识就是力量。 培根十分重视科学实验，认为只有经过实验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他主张以实验和观察为基础，经过归纳整理、逻辑推导和数学演绎，使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确立定量的科学规律。他的这些观点，有力促进英国学术文化从经院哲学中解放出来，被认为是以遵循经验为主的古代科学与理性探索为主的近代科学的“真正分界线”。 在培根的极力倡导下，一六六二年英国成立了“促进自然知识伦敦皇家学会”。这是世界最早成立的促进科学、技术与实验相结合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之一。后来，英国最伟大的科学家艾萨克·牛顿成为这个学会的会长，并在此期间发现了运动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阐述了经典力学理论。继牛顿之后，大批科学家、技术家、实验家涌现，大批科学成果诞生，大批科学研究机构成立，研究自然科学在英国乃至全欧洲蔚然成风。 培根还是位伟大的思想家，有许多至理名言在世界广为流传，比如“追求真理、认识真理、依靠真理，是人性之最高品德”、“用书之智不在书中，而在书外”、“凡成就大事者，必在开端之始像‘千眼神’那样察看机遇，在进行之中像‘千手神’那样抓住机遇”等等，无不启迪着人们的思想和心灵，历经岁月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培根逝世于一六二六年四月九日清晨。前一晚，他仍在野外的雪地里潜心研究冷热理论及其实际应用问题。他的纪念碑上镌刻着八个大字——“科学之光”、“法律之舌”。 资本主义的萌芽和文艺复兴运动首先出现在意大利，这是近代科学首先在意大利产生的原因。十七世纪中叶，随着英国资产阶级运动的蓬勃兴起，世界近代科学技术中心由意大利转移到了英国。这一历史性的转移，不能不说与英国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的大解放、大进步，科学、技术、实验的大融合、大发展密切相关。这些，都为英国工业革命创造了重要条件。 综观英国工业革命历程，到底什么是这场革命发生发展的根本性、决定性因素，长期以来史学界进行了大量的探讨、给出了多样的解答，迄今也没有完全形成定论。 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讲道，“‘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如今，用这样的论断反观英国工业革命，是何等的深刻、何等的清醒、何等的自觉。它启示我们，“化”，从来不是简单容易的事、不是方面局部的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化”，反映的是质的飞跃，更反映的是量变积累的过程和方向、内涵和外延。既需要客观世界各种因素的积累和具备，又需要主观世界思想认识的高度清醒和自觉。只有全要素发展、全要素互动，才能催生“化”、实现“化”。英国工业革命本身就是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因素深刻作用下的产物，工业化的发生也深刻推动了英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发展，特别是进步的思想文化和科学理念在这一进程中引领互动、推波助澜，使整个社会和国民经济的所有领域都被动员、投入到思想革新、技术革新和生产革新的运动中来，在“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中，实现了英国工业革命的伟大跨越。这些，对于我们当前加强思想文化、政策机制、科技创新、人才教育等方方面面建设，加快推进信息化发展，不无深刻启示和有益借鉴。 历史，一座城市的精神家园 土耳其诗人纳乔姆·希格梅说，人一生中有两样东西是永远不能忘却的，这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貌。 行走于英国的城市之间，每座城市古朴而庄重的历史面貌最让人感怀而难忘。不论是象征英格兰、苏格兰民族精神的伦敦、爱丁堡，工业革命重镇格拉斯哥、曼彻斯特、利物浦，还是莎士比亚的故乡斯特拉福德，不论是古罗马建筑的刚劲雄伟、中世纪哥特式建筑的高耸庄严、巴洛克建筑的纤巧华丽，还是工业革命时代建筑的简洁明快，都与这些城市的现代化发展融为一体，虽历经数百年沧桑变迁，但展示城市历史面貌的古老建筑和街区却始终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迄今感染着每一位到访者。 历史，承载着民族的文化、彰显着民族的凝聚力、熔铸着民族的情感，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世世传承的纽带。如何对待历史，体现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对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崇高责任，也深刻体现了一个城市的价值追求和人文关怀。每一座城市的历史，都浓缩着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变迁，都蕴含着厚重的文化内涵，是面向未来的宝贵物质遗产和精神财富。 我们穿过广袤的苏格兰高地，由北向南进入英格兰，一路前往哈德良长城。车窗外古老的城镇不时映入眼帘，一幢幢私有古宅从绿树掩映中现出身来，既十分神秘又令人神往。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就读过《莎士比亚全集》，莎翁笔下那个“古朴的民居、蜿蜒的小路、憨厚的乡民、绿茵茵的公有地、哞哞欢叫的牛羊”式的英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眼前的景象依然如故，仿佛几百年来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讲解人员告诉我，这里城镇、乡村的古老建筑绝大多数可以追溯到三百年前。这不能不让人感叹英国人保护历史文化的热情和执著。 在英国，很少有私有古宅像丘吉尔庄园那样名财皆俱，仅靠一己之力是很难长久维持的，唯有依靠有力的法律强制手段和国家财政支撑。一九六九年，英国国会通过《住宅法》，明确要求地方政府提供百分之五十的经费以资助老旧住宅进行维修及生活设施改造，一九七四年又将资助比例提高到百分之五十，这项政策迄今惠及全英国百万幢古宅，避免了大批古建筑年久失修或在城市改建中被淘汰。 为保护历史遗迹立法在英国本身就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一八八二年，英国国会通过了《古迹保护法》，规定无人居住的遗迹、遗址由国家收购或国家监督保护，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制定古迹保护相关法律的国家之一。一九三三年通过《城市环境法》，将古迹周围五百米范围划为保护区，最大限度地保护古迹完整的历史风貌。一九四四年通过《城市规划法》，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编制了古建筑名录，成为迄今为止英国古建筑受法律保护的基本依据。此后，英国又相继通过了若干法案，使历史建筑和文物保护的法律体系日臻完善，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六七年英国颁布了《城市文明法》，明确规定要保护“有特殊建筑艺术和历史特征”的建筑群、街道、村落、社区乃至城市。这部法律的制定，标志着英国历史古迹保护理念发生了新的飞跃。 在传统理念上，历史古迹保护仅限于古迹本身或单体历史建筑，如宫殿、教堂、官邸等等。后来，古迹保护工作者发现，若以保护一处工业革命的厂房而与城市开发商巨大的利益驱动相博弈，胜算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英国人提出了“历史街区”保护概念。他们认为，单一古建筑的价值，往往不足以作为文物加以保护，但它们形成的整体形态却最能反映城市的历史风貌。于是，这样的保护理念以法律形式被固定下来、付诸实施。很多工业革命时期的历史古迹，就是在这部法律的庇护下留存至今的。 我们在曼彻斯特参观时，特意绕道前往利物浦，去看看这个工业革命时期英国最大的海港城市。 阿尔伯特码头曾是英国最繁忙的码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持续破坏，港口逐渐衰落、码头濒临废弃。上世纪八十年代，利物浦开始城市复兴计划。古老的码头和成片的厂房作为“历史街区”，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我们在默西运河河畔参观时，看到庞大的仓库建筑群鳞次栉比、高大的厂房连排接栋。如果不是整体性保护，又怎能感受到工业革命的繁荣和兴盛？如今，阿尔伯特码头仓库已经改造成国家海事博物馆、国际奴隶制博物馆和艺术博物馆，成为利物浦的新地标。 随行翻译告诉我，《城市文明法》名称直译为“有关市民舒适、愉悦的法律”。英国将保护历史古迹作为使人精神愉悦、心情舒适的必要条件，这种历史价值观令人深思、耐人寻味。现在，像阿尔伯特码头这样的历史保护区，在英国有约九千个，区内包括一百多万栋历史建筑。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区就有五十一个保护区，占该区面积的百分之七十。爱丁堡有保护区十八个，占老城面积的百分之九十。这些历史街区的保护，使单体历史建筑的文化内涵得以拓展，城市历史的连续性和珍贵的历史记忆被完整地留给了后代。 我们知道，历史并没有特别眷顾英国。二战期间，德国轰炸机重创了工业重镇曼彻斯特、格拉斯哥、伯明翰、利物浦，伦敦更是受到纳粹空军的特别“关照”，大批的历史建筑在战火中被焚毁。在城市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英国也与很多国家一样，曾在历史遗迹保存和城市现代化发展之间产生过矛盾、甚至走过弯路。特别是二战后，英国推进经济复苏和城市重建，大规模拆除老城区、拓宽旧街道、兴建新楼房。一哄而起的旧城改造收获的却是对古城和古建筑永难修复的破坏。英国文物建筑学会指出，七十年代发展的旧区改造所破坏的具有文物性质的建筑竟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炮火摧毁的还要多。英国人终于发现，虽然城市发展日新月异，但旧城古风却荡然无存，城市的历史渊源被割断，特色在消失。 如何既焕发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时代活力，又更好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成为现代城市建设的一门科学、一类艺术和一份责任。而富有远见的城市规划，无疑成为促进两者完美结合的有力推手。 我们从爱丁堡到格拉斯哥，惊诧地发现两个城市的规划理念如出一辙，都是在老城之外另行建设具备行政和人居功能的新城。所不同的是，爱丁堡老城规划为历史文化中心，这里的中世纪古城堡历来是世界旅游胜地；而格拉斯哥老城规划为现代商业中心，工业革命遗址与现代商业相结合，这不能不让人叹服城市规划者的创意。 格拉斯哥拥有英国保存最为完整的维多利亚建筑群，然而城市的扩张与老城的结构和街道、建筑之间矛盾日益突显。上世纪中期，格拉斯哥开始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城市规划者将原有的市中心、特别是最具维多利亚风格的乔治广场和伯克南大街地区，设计为新的商业区，大批老式银行、医院、学校乃至废弃的厂房、交易市场和火车站被利用起来，成为商场、超市、品牌专卖店和水果市场。依旧是工业革命时代的老街区、老建筑甚至依旧是老式的摊位招牌，这里却成为英国最富有历史风貌的现代商业城。与此同时，格拉斯哥将大量人口从市中心迁出，在近郊建设了新城格林菲尔德，提供了环境更好、居住条件更佳的住宅区。这一庞大的城市改造工程，涉及格拉斯哥二十九个地区、三十万人口，全部经费出自市政开支和贷款。 工业革命时代辉煌一时的格拉斯哥运河区，曾随着制造业的日益衰落和高速公路网的迅速发展而成为城市建设的鸡肋。但当我专程前往探访时，发现这里堪称历史文化保护和现代城市发展相融合的典范。工业革命时期的铁路、公路虽已废弃，却被城市规划者巧妙地保留下来，新建的现代高架桥从中穿插而过，给人以强烈的历史纵深感。运河依然四通八达、清澈如镜，沿河两岸的码头、厂房、车间和仓库装饰成时髦的餐馆、酒吧，成为城市最时尚的消费区和游人的好去处。 我国清代思想家龚自珍说：“灭人亡国，必先去史。”一个民族如果忘记历史，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中国是世界城市起源地之一，也是世界上唯一城市发展的历史未曾中断的国家，这些都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目光和关注投向城市的历史文化保护事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制定的《威尼斯宪章》，是世界最著名的旨在加强历史文物环境保护的国际性文件。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和建设者都应该记住这部宪章开篇的话：世世代代人民的历史古迹，饱含着过去岁月的信息留存至今，成为人们古老活动的见证。古代遗址是人类共同的遗产，保护古迹是人类共同的职责。失去而永不复得。把它们真实、完整地传下去是我们对后代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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