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凛立 《山西文学》一直在和现实鏖战，注重传统的价值取向，既传统又凌厉。对于批评的要求，必须是指名道姓的。对社会上和思想界的痼疾，直接下手，重在锐利的程度。 我接手《山西文学》时，编辑部除了几张桌子，几个年纪不小的编辑，最值钱的还要数我的名声了。不用这些邪招，谁知道山西还有这么一本刊物？连知都不知道，你叫谁订？多亏我是个男的，要是个女的，保不准还有更邪的呢。 像我这样的水平，能在批评界混一口饭吃，都是万幸。“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我就是这样一个“竖子”。但我也决计，往后尽量少写那些严厉批评别人的文章。人生苦短，如白驹过隙，老了就得像个老了的样子。你见哪个有德行的老者，整天跳着脚骂人的？ 最大的快乐嘛，那就是来了稿费，数钱的时候；最大的痛苦嘛，就是看见别人不怎么费劲，也能吃香的喝辣的，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实在是太窝囊了。 ——《山西文学》主编韩石山 《山西文学》——关心民瘼，开启民智，叙事文体，健朗风格 ——《山西文学》主编韩石山访谈录
[韩石山简介]： 1947年生，山西临猗县人。1970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在山西省汾西县当中学教员多年。此后曾任山西省清徐县委副书记、《黄河》杂志副主编。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文学》主编。出版有《徐志摩传》、《李健吾传》、《寻访林徽因》、《韩石山文学评论集》、《韩石山学术演讲录》、《此事岂可对人言》等著作三十余部。 [《山西文学》简介]： 《山西文学》创刊于1950年，至今已五十多年了。初名《山西文艺》，中经《火花》、《汾水》等名称变化，自1982年改为《山西文学》至今。1956年至1966年的《火花》时期，是该刊历史上第一个辉煌时期，刊发的作品，常为全国瞩目，形成了中国文坛上最具特色的“山药蛋派”。1980年代初期的《山西文学》，为“晋军崛起”不无贡献。进入九十年代后，曾致力于农村题材小说的提倡，惜乎成效不大。2000年初，韩石山接任主编后，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公开提出“关心民瘼，开启民智，叙事文体，健朗风格”的办刊宗旨。怪招迭出，险棋不断，很快就在全国期刊中脱颖而出，至少也是耸动视听。 作为主编的韩石山： 我是个不甘平庸的人，凡是叫我办的事，总要办出个名堂来；我一辈子没干过正经事，遇上干正经事的机会，怎会轻易放弃而不一显身手？ 龙源期刊网：“期期都有好文章，期期都有韩石山”、“订全年刊物，获主编赠书”、“韩石山文学写作函授班”、“主编信箱”，这些口号、广告语、培训班及栏目，在许多人眼里，打上了您个人鲜明的烙印，被指责为明显的主编个人崇拜主义。这是您想要的结果吗？ 韩石山：疯子才想要这样的结果。我就是再蠢，总还知道怎样做个好人吧。可是，谁又知道，我接手的第二年，省财政就停了全省所有文学刊物的经费，《山西文学》自然难逃此劫。其时，编辑部除了几张桌子，几个年纪不小的编辑，最值钱的还要数我的名声了。不用这些邪招，谁知道山西还有这么一本刊物？连知都不知道，你叫谁订？多亏我是个男的，要是个女的，保不准还有更邪的呢。 龙源期刊网：2006年之前的《山西文学》，不仅期期都有您的文章，而且，它们都占据了头版头条；2006年后的《山西文学》，您的文章不仅没有了头版头条，而且其他栏目也甚少头条。这是否意味着您逐渐淡出，开始由一线退居二线？此举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韩石山：你怎么就看得这么细？那几年，为了创牌子，上我的文章多些，期期都有是真的，但不是都占据了头版头条。这一两年，是少了。刊物已有了相当的影响，投稿的多了，可用的稿子多了，也就不需要我冲锋陷阵，死打赖拼了。再说，我还要多挣些稿费呢。我的文章在我们刊物上发，稿费一点都不比别人的多，在外面发，至少可以多得些稿费。我又不傻。 龙源期刊网：在您正式接手《山西文学》的第二年，便被停拨经费。当时您的压力是否很大？是否因此，您下定决心对《山西文学》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 韩石山：当时的压力是不小，但一面又暗自心喜。给钱，就得事事听你的；不给钱了，对不起，只要我不触犯大的政策，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不过，就是给钱，我也要在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只是不一定会这样激烈。 我是个不甘平庸的人，凡是叫我办的事，总要办出个名堂来。再就是，我一辈子没干过正经事（此前最大的正职是中学班主任），遇上干正经事的机会，怎会轻易放弃而不一显身手？ 龙源期刊网：有人对您这样评介：中国最勤奋、最有性格的主编。对此，您认可吗？ 韩石山：谢谢你告诉我这样的信息。群众的眼睛真是雪亮的呀。 作为文学批评家的韩石山： 若要是按照批评的规则来，由着我的性子来，中国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作家，不配当作家。卖菜都不是好把式——脑子都不清楚，卖得了菜吗？ 龙源期刊网：您如何定义文学批评？作为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您怎么看待当下的文学批评？在您眼里，一篇好的文学批评的标准是什么？ 韩石山：文学批评是独立于文学创作之外的一门艺术。它绝不是文学创作的附庸，更不是它的嫔妃，如果你认为文学创作是帝王的话。它品衡创作，督责创作，在更高的意义上为读者、社会和历史负责。 当下的文学批评，只能用两个字概括，就是“俗烂”。“俗”还情有可原；而“烂”，是在任何社会里，都不能原谅的。 一篇好的文学批评应当是，既对社会负责，也对作家负责，同时也对批评者自己的人格负责。眼下衡量文学批评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敢不敢指名道姓。再严厉的批评若不指名道姓，都是乡愿，都是言不及义。 龙源期刊网：江湖上的人称您为“文坛刀客”，您本人也以“酷评家”自居。对于自己的文学批评，您认为“酷”在哪里？ 韩石山：叫我“文坛刀客”的，大都是欣赏我的批评，在另一些人的眼里，该说是“文坛恶棍”才恰当。 我从没有以“酷评家”自居，这是个恶谥，跟恶棍差不了多少。硬要说酷的话，惟一的酷就酷在，要么不批评，要批评必直指其姓名，直挝其颊面。谁的事就是谁的，绝不殃及无辜。 在我看来，我的批评还是很客气的，甚至是屈辱的。若要是按照批评的规则来，由着我的性子来，中国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作家，不配当作家，卖菜都不是好把式——脑子都不清楚，卖得了菜吗？ 龙源期刊网：“我并不是一个批评家，也没有想过当一个批评家。当了批评家，实在是我人生的一大不幸”，怎么理解您这句话？ 韩石山：很好理解。我上大学学的是历史，最想当的是个历史学家；职业嘛，最好是大学教授。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学业，不得已从事写作，也是要当个有名望的作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于义气，为一位朋友写了篇评论，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后来就有些朋友让我为他写评论，只好写了。你有这个本事嘛。再后来，觉得在许多事情上有话要说，就开始了所谓的“酷评”，实际是最正常的文学批评。你想嘛，骡子卖了个驴价钱，不是人生最大的不幸是什么？ 龙源期刊网：您曾说，“不管私交如何，面对作品，批评家只能是出手凶狠的拳师，出手凶狠才是批评家的本分”。对于批评家而言，有没有一种语言温柔而思想犀利的方式？这样让人比较容易接受而又不失思想的水准。 韩石山：那得看是对谁。对聪明的作家可以温和，响鼓不用重槌，点上一下就全明白了。对不合格的，或者根本就不是作家的，有什么温和的必要？你提着耳朵说他都听不懂，再要温和地说，他还以为是爱抚呢。对那些品质不好，又不合格的作家，就是要把他们清除出文坛，这也是批评家的本份。只有芟夷杂草，稼禾才能茁壮成长。 若我不批评，一百年后也许会有人问，那个时候的读书人都瞎了眼吗？ 龙源期刊网：有人这样描述您：“天性好斗，三天不‘宰人’手心就发痒，专门与学界名人为难作对、寻衅找茬，写文章尖酸刻薄，最爱揭人短处，亮人家丑，而且从来都是指名道姓，丝毫不留情面，让被揭露的人全无招架之功、还手之力”。对此，您如何看待？好斗、揭短是您的天性吗？为什么专拿学术界名人开刀？ 韩石山：了解我的人，都知道，从本性上说，我是个懦弱的人、怕事的人。一个出身不好的人，一辈子没有得意过的人，借给他个胆子，能有多大的胆量？我只是读书多，懂得规矩，不是现在时行的什么潜规则，是做什么怎样做才能做好。 拿学术界的名人开刀，是因为他是名人，他们做了烂事，是士林之耻辱。像谢冕同时编两套互相抵牾的经典，像魏明伦写那种戏词似的对联，要是普通人做了，不光不该批，还该鼓励，毕竟他没有去杀人放火嘛。他就那么个本事嘛。而这两个人做了，就不一样了，衣食无忧又声名卓著，犯不着再去愚弄民众，赚不义之财不称之誉嘛。这是整个社会的耻辱。若我不批评，一百年后也许会有人问，那个时候的读书人都瞎了眼吗？ 龙源期刊网：您批评了许多文化界的名人，为何惟独同情余秋雨？ 韩石山：我也批评过余秋雨，且是最早批评的，我批评的是，他在《道士塔》一文里，说王道士把佛窟里的佛像刷了一半白灰，是从集上买的白灰刷完了，第二天要去再买因故没去，就留下了一半没刷这件事，全是臆测。负责任的学者，写到这儿一定要出注，比如说引自“王道士日记”或别的什么记述。我认为我的批评是对的。待到好多人都说余在文革中怎么样的时候，我就觉得变味了。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上海市委写作组要他去，他能不去吗？能不想去吗？去了能不写文章吗？因此我又为他辩护。余秋雨的过失在于，一开始根本就不必掩饰，什么全说了，那些人就没辙了。那个年代，普通人，谁能分清谁是四人帮，谁是党中央，那他就是神仙了。我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敢说这个话。 龙源期刊网：有人说，批评的缺席，不仅是文学期刊严重缺憾，是中国文学期刊堕落和衰落的一个重要标志，更是中国文学日趋黑暗的一个象征。对此，您是否赞同？ 韩石山：同意，有相当的道理。不光文学期刊是这样，中国文学是这样，全社会也是这样。好在现在情况有所好转，我们且把眼睛擦的亮亮的等待吧。 龙源期刊网：著名学者王受之说，“我们这个社会，眼下最缺少的不是观念，也不是技巧，而是批评的风气，批评的勇气。”对于此言，您一定认同吧？您是否一直以自己具有批评的风气和勇气而自豪？ 韩石山：我从不因此自豪，只因此感到悲哀。我只是按规矩办事，没想到社会这么不规矩。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一个正常的文化环境里，根本就不应当有我这样的“酷评家”。像我这样的水平，能在批评界混一口饭吃，都是万幸。当然，我也就不去做什么批评家了。“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我就是这样一个“竖子”。 龙源期刊网：在文学艺术和图书出版日渐繁荣的今天，面对越来越多的作家、作品研讨会，漫天飞舞的是朋友式批评、赞歌式批评、圈子批评、棍子批评、炒作批评、“红包批评”等伪批评，对于您超越于人际关系、裙带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的批评文章，有网友声称为“当今文坛不可多得的清凉剂”。听到此言，您是否感到欣慰？ 韩石山：我绝不会感到欣慰。我不会因为自己得到点不虞之誉，面对整个文化界的这种庸烂局面而不感到悲伤，那就太小人了。但我也感谢网友的这种赞扬。 龙源期刊网：“一个有责任感和使命意识的作家，只有对所处的社会始终保持一种警惕和审慎的态度，才有希望把社会生活中使人不安和不满的潜在根源揭露出来，从而促进社会的自我反省与自我认识。”在一些人对您提出批评的同时，一些人对您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它是否引起了您的共鸣？这是否也是您所有文学批评创作的缘由和动力？ 韩石山：再好的社会，有责任感与使命感的作家，也应当取这样的态度。因为人类社会总在发展中，从来就不会停滞不前。有些人做事，是为了美好的今天，有些人做事，是为了更为美好的明天，只有这两种人共同努力，这个社会才会既稳定而又不断地向前发展。负世俗责任的作家，多做今天美好的工作，负理想责任的作家，要多做明天更美好的工作。这样一天接一天地走下去，我们这个社会就会日新又日新，一天更比一天强。但我还是希望更多的作家来做明天更美好的工作，因为今天美好的工作，更适合政府官员来做。 责任感和使命意识，确也是我批评的缘由和动力。这是常识，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从事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最基本的出发点。 作为作家的韩石山： 我最自信的，也希望别人欣赏的，是我的语言 龙源期刊网：“中国作家，说是直面现实，真敢直面的没有几个，大多是写了一己的困窘，敢写民族的灾难的，大的困窘的少之又少。”这是您说过的一句话。您是否认为自己是这仅有的几个敢于直面现实的中国作家中的一个？ 韩石山：不能这么说。中国作家里，有这种认识，也这样做了的，不在少数。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与各人的处境有关系，应当体谅。在我们这一茬作家里，我的学历和资历都是较高较老的，在山西，我的人际关系还不错，做事即便过点头，也没什么风险。领导对我还是欣赏的，爱护的。 近年来又有所不同，老了，无所谓了。但我也决计，往后尽量少写那些严厉批评别人的文章，人生苦短，如白驹过隙，老了就得像个老了的样子。你见哪个有德行的老者，整天跳着脚骂人的？ 龙源期刊网：您常常反话正说，正话反说，文章之中有一股孩童的顽皮，所以，语言是您文章最出彩的地方，但也是最容易被误解的地方。您如何看待别人对您文章的误解？ 韩石山：这是个智力的问题，没法说。懂得的，就懂得了；不懂得的，下辈子也懂不了。这话该撑嘴，或许娶个漂亮而又聪明的老婆，下辈子是能懂得的。 龙源期刊网：您说，您文章用词造句之讲究，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可否举一两个例子？这是您如何练就的功底？在写作中，您主张经世致用，请您解释一下这一写作理念。 韩石山：确实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欣赏我的批评勇气的，我不一定赞同，因为这是二杆子也能做的。我不是个二杆子。我最自信的，也希望别人欣赏的，是我的语言。举个例子吧，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朱自清和他眼里的女人》，要说朱自清这样的德高君子也好色，这文章多难做。你看我的开头是怎么写的：“朱自清是这，是那，我都没有异议。我说一句话，想来别人也不会有什么异议：朱自清先是个男人，然后才是这是那。”这立论多结实，又多俏皮！再如，说到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关系，在《海宁没有明白人》里，有这样一段：“无论徐志摩在世不在世，陆小曼都没有什么对不起你们志摩的。她是一代名姝，嫁给志摩是下嫁而不是高攀。这样的女人就是要养的，只能说你们志摩后来养不起了，不能说这样的女人不值得养。要怪，你们该怪志摩的父亲，就是你们至今仍引以为荣的那位徐申如先生。他那么有钱，不接济儿子，却去过花天酒地的生活。”立论新奇就不说了，你看这话说的！ 怎么练下的？一是人还不算太笨，再是一辈子浸淫于文字，时时留意，处处用心，一句话能这么说也能那么说，怎样才能说的更俏皮些，更有意味些？时间长了，也就了然于心，无师自通了。 经世致用嘛，很好解释，要是不有益于世道人心，不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出点力，还是个读书人吗？ 龙源期刊网：您把自己定义为三流作家，那么，您离您眼中的一流作家有多远？您是否在朝着这样一流作家的方向而努力？您认为，对于一个作者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韩石山：像我这样的人，生于战乱，长于动乱，在吕梁山里，一待就是十五年，既未获过国家的什么大奖，也没得到政府什么津贴，能成为一个三流作家，也不易了。人要知命，也要知足。朝着一流作家努力？开什么玩笑！年轻时心高气盛都做不成的事，到了这把年纪，气血两亏，腰弓肩塌，还能做成？ 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几流，而是能不能才尽其用，不负上苍好生之德。能了，就谢天谢地谢祖宗了。 龙源期刊网：小说、散文、文学批评、学术研究、人物传记，在这些文学体裁方面，用您本人的话来说是，“什么都有几刷子”，您如何在这些方面都能并驾自如？在这些文学体裁方面，您最希望自己出成绩的，是哪一方面？ 韩石山：我样说是狂了点，但也近乎实情。当然，有人不这样看，比如有人说过，韩石山的小说不怎么样，他是小说写不好才扬长避短，退而求其次的。由他说去吧，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行了。所以能在这些几乎不相交的方面，都还有所建树，无他，是我对语言有种天然的兴趣，当了作家后，倾注心血最多的，也是语言的体味与训练。有了这样的功夫，写什么，什么好，想不好都做不到。 我最得意的，是我的两本人物传记，材料翔实，文字酣畅，见识也还不俗。最希望出成绩的，是学术研究。天假以年，必有所成，但愿。几十年来，我一直没有放弃学术研究的兴趣。你要是到了我的书房，定然会奇怪，这哪像个作家的书房。当代作家的小说、散文，几乎一本也没有，初版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各种史籍，中华书局的，商务的，台湾的，海外的，一柜子又一柜子，哪个作家的书房会是这样的景象？ 像我这篇《我看太原市政府的执政能力》这样既对社会负责，又滑稽多智的文章，我真的不知道，眼下中国的作家中，谁能写得出来 龙源期刊网：您的新评论集《谁红跟谁急》，对近年来文学界的热门人物、热点事件都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和尖锐的批评，涉及的人物有王朔、王蒙、余秋雨、钱钟书、鲁迅、贾平凹、韩少功、路遥、刘心武、谢冕、魏明伦等25位，都是曾经走红或正在当红的文化名人。这对于文学界来说，无啻于投下一枚炸弹。有人说，这是您借“红人”炒作自己。对此，您怎么看？ 韩石山：我用得着借他们炒作自己吗？我多次说过，批评是我用力最少的地方，成为一个批评家，绝对是我人生的一大不幸。非得要哑巴说话，我就说了。我那个“红”字是别有深意的，并不是他们真是什么红人，而他们身上的红色太多了，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有的人一看就明白，有的人不是那么一下子就能看个明白的。就说王朔吧，人都说是个“痞子”，可他有时候居然不痞，说出的话比政府官员还要体面。香港的四大俗（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金庸小说），不是不可以批评，可你看他是用什么对应的，一是新时期文学，二是摇滚，三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代导演，四是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十年，全是大陆的好。于是我说，“那一会儿，王朔不像个作家，倒像个什么部的官员”。什么部呢，不说了吧，这不是叫人恶心吗？ 龙源期刊网：您在自己的研究专著《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中指出，“读鲁迅的书让人长脾气，读胡适的书让人长学问，少年人应该少读鲁迅”。这一惊人之语在学术界和读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并受到许多鲁迅研究者的讨伐，说您“没有读懂鲁迅”。对此，您的态度是什么？ 韩石山：我上初中时，就整本的读《鲁迅全集》。大学不算，上过六年中学，教过十年中学，读了十六年，还读不懂个鲁迅？要是我都读不懂鲁迅，那鲁迅的问题就更大了。哪有白话文作家，一个读书、教书二十六年的人都读不懂的道理？除非你说他是个古典文学作家，我的古文训练不行。 鲁迅最大的问题，是为专制所用；而能为专制所用，必有他可为之所用的地方。只有瞎子才看不出这一点。他们是故意装瞎卖傻。只有在承认这一点，即必有可为专制所用的前提下，我才跟他们讨论；不承认这一点，要么是我不配跟他们对话，要么是他们不配跟我对话。不管全社会把鲁迅尊成什么，也不管谁说他多伟大，我都要说，鲁迅作品中充溢着阴狠之气，杀伐之气，是不利少年人的身心成长的。读多了，是会坏人心术的。只要你说鲁迅是个作家，我就这么看。要是你说鲁迅不是个作家，而是个政治家，革命家，那我就一句多余的话也不说了。但这你得拿出中央文件来才行。 当然，鲁迅的作品，也不是一无可取。学文言文学不进去的，读鲁迅作品可能是最好的捷径。他的作品半文半白，文白杂糅，乃文言文到白话文中间的一个过渡。倒过来，也就是白话文过到文言文的一个最好的津梁了。 龙源期刊网：《李健吾传》、《徐志摩传》、《寻访林徵因》这是三本您付出了大量心血写作的人物传记。创作的动机，是否是对于这三位学者的敬仰？ 韩石山：《寻访林徽因》不是传记，是一本研究现代文学人物与事件的集子。李健吾是我的同乡，写这本传记，一方面是我敬重他的才华，一方面也是为他辩冤白谤。徐志摩，是我敬重他的人品与才华，觉得许多人写的徐传不好，才接受下出版社的这个任务写的。 创作的动机，你说对了，都是出于敬仰。不敬仰，你就对他没有感情，没感情笔下就不会有灵动之气。也不会下那么大的功夫，从旧书刊中去裒辑他们的材料。 龙源期刊网：《此事岂可对人言》是您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能否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有人评介，这是一本充满温情的性情之书。是这样的吗？ 韩石山：这是本散文集，所收作品，以我近年来写的长些的散文为主。也收了些自认为能代表我的风格的旧作。最见我的性情，也最见我的才具。有人说是充满温情的性情之书，是说到点子上了。编的时候，就想到，该让读者看看的我的另一面。再就是，了解我行文风趣机智的一面，体味一下我在语言文字上独特的追求。像《母亲是怎样镇压知识分子的》、《此事岂可对人言》、《我的翻身计划》这类文章，过了那个时候，那个心境，连我自己也写不出来了。而像《我看太原市政府的执政能力》这样既对社会负责，又滑稽多智的文章，我真的不知道，眼下中国的作家中，谁能写得出来。比如上海作家写一篇《我看上海市政府的执政能力》，也这样痛快淋漓，这样风趣机警。我能写出且发表出来，实在是个异数。 生活中的韩石山： 这个世道，吃不开的，说不定恰是吃得开的。你见几个拍马屁的，夤缘附会上去的，人会说他好？ 龙源期刊网：您不止一次对外宣称自己为“恶人”。对于“恶人”这一词，您是如何定义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您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脸皮厚。“脸皮厚”是否为您的处世哲学？ 韩石山：这话问的好。这是一种做人的态度。坏话，自己早早就说了，省得别人再唠叨。好人，坏人，只要我老婆和孩子，还有邻居，及跟前的朋友知道我是什么人就行了。你批评的人，还想叫他们说你是好人，不是太可笑了吗？在批评别人这个事上，我就是杀人犯，也属另案处理的事，与被批评者的对与错没有任何关系。不能说我是坏人，你就是对的。 生在当今之世，不脸皮厚些，能活下去吗？比如最近山西出的黑砖窑事件，作为一个山西人，你的脸皮能薄吗？ 龙源期刊网：“从不怕说自己的窘境，从不掩饰自己的缺点，比如小气，比如不太‘文质彬彬’，这样的性格的人注定在文坛上吃不开”，有人这样评价您。怎么看待这样的声音？ 韩石山：我上大学都是个侥幸。若上不了大学，文化大革命那些年，我只能在农村掏茅粪。有这样的处境坐底子，还有什么不敢说自己的呢？我还懂得一个道理，就是，自己说自己是什么，从来是不作数的。我说我是个恶人，真的公安局就把我抓起来吗？“愁苦之言易好，欢愉之辞难工”，光从写文章上说，也要多说自己的不幸，不好。可惜这个道理，许多人写了一辈子文章都不懂得。中国作家中，郁达夫最懂得这个道理。这个世道，吃不开的，说不定恰是吃得开的。你见几个拍马屁的，夤缘附会上去的，人会说他好？ 龙源期刊网：您经常评论自己，感觉您是一个对自己看得比较透彻的人。那么，您对自己最满意的地方是什么？对自己最不满意的地方又是什么？ 韩石山：我对自己最满意的地方，是一辈子念书、教书，写文章、编刊物，没有离开过读书与写作，也还薄有文名。 最不满意的，也恰是这些。一个大男人，只会读书写作，如同只会做女红，绣花纳鞋底子，最终老死户牅之下，实在是人生的悲剧。 给自己不同的角色打分：作为主编，90分；作为批评家，70分；作为作家，80分；作为读书人，100分；于父母兄弟，95分；于妻子，60分；于朋友；80分 龙源期刊网：生活中的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与您文章中的形象一致呢，还是大相径庭？您最大的快乐的是什么？最大的痛苦又是什么？ 韩石山：没有批评文章中的狠毒，风趣则相似。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仿李健吾的一句话，就是：“我原本是个快乐的人，而生活教会了我痛苦；我原本是个没有头脑的人，而生活教会了我思索和义愤”。像我这样的人，就是想做个坏人，也做不成，各方面的条件把你限制死了，只有好人一条路，一步一步走到生命的尽头。 最大的快乐嘛，那就是来了稿费，数钱的时候；最大的痛苦嘛，就是看见别人不怎么费劲，也能吃香的喝辣的，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实在是太窝囊了。 龙源期刊网：在您的人生中，哪一段经历对您现在的影响最为深刻？是童年的岁月？还是山西大学历史系的读书日子？抑或十几年中学老师的教学生涯？抑或？ 韩石山：先得说一下，我生长在晋南一个殷实的耕读之家，在一个旧县城的边上（隔一条路）。至少在我上大学的时候，爷爷还是镇上的一家国营商店的负责人，也是一位不错的书法家。父亲是山东某市的司法干部，母亲和我，原随父亲在山东，五十年代后期父亲响应国家的号召，支援农业，才把我们母子三人（连同三弟）送回晋南老家。你以为这是个革命家庭吧，错了，我们家的成分是富农。这就好说人生经历的影响了。可以说，青少年时代，因家庭出身不好，受到的屈辱与心灵的创伤，对我这一生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鲁迅说，他在家道中落中看透了世人的嘴脸；我要说，我在所谓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处境中，也看透了世人的嘴脸。这种影响，直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消除。有时夜里还做噩梦，梦见自己犯了什么事，叫人家遣送回去了；或是一个人遗落在深山里，怎么也走不出去。你说可怕不可怕。 我这一生，可说是跌跌撞撞走过来的。几乎每个时期，都有灾难伴随。幸运的是，灾难来临了，快要沉没了，总有贵人搭救，就像爬山一样，到了爬不上去的时候，总有一个老师、领导或是朋友，援之以手且送上一程。人要有敬畏之心，要有感恩之心，这是我人生的两个信条。 龙源期刊网：主编、批评家、作家这三个角色上，您分别给自己打多少分？生活中，于亲人，于朋友，您又给自己打多少分？ 韩石山：按百分制打吧，主编90分，批评家70分，作家80分。还有个分也该打，就是读书人，100分。别的分都可以增减，这个分是不能动的。 亲人嘛，得看对谁。父母兄弟，没得说的，该尽的孝心都尽了，该尽的责任也都尽了，怎么也能打95分吧。愧对的是妻子。婚后，两地分居时期不算，自从团聚以后，养儿育女，洗衣做饭，全是她的，我过的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几十年来，读书写作，还能略有建树，端赖此君。不管外面再受屈辱，回到家里，都是幸福、尊贵的。这样让人伺候，有福独享而不能为之分忧，能打高分吗？60分，勉强及格吧。朋友要高点，打分只能打80分。所以不能给高分，是因为远近的朋友中，男子没什么对不起的，女子则多有辜负。 关于《山西文学》： 对当下社会揭示，对历史事件挖掘，而文字又好的稿子是《山西文学》最大的亮眼处 龙源期刊网：中国的文学刊物很少有文学批评栏目，都在意无意地逃避文学批评。文学批评却是《山西文学》最大的亮眼处。可见，《山西文学》的办刊思想与众不同。请您介绍一下。 韩石山：我们的办刊宗旨是“关心民瘼，开启民智，叙事文体，健朗风格”，批评文坛上的不正之风，不良倾向，当是题中应有之义。我们的批评，还有个要求，就是必须是指名道姓的。 实际上我们刊物最大的亮眼处，是那些对当下社会揭示，对历史事件挖掘，而文字又好的稿子。 龙源期刊网：有人将您和《山西文学》比喻为一个流氓文人和一本流氓刊物，您的办刊思想，被称为韩石山流氓美学。对此，该如何理解？ 韩石山：此人是萧夏林先生，他的文章是我在网上看到后，转载在《山西文学》上的。他的说法，比喻的成分更多些。他说的没有大错，在一个庸常的社会里，有人有刊物特殊一些，骂他和它是流氓实不为过。流氓还有美学，这不是“大盗亦有道，诗书所不屑”（石达开诗）嘛。 龙源期刊网：有人说，《山西文学》是与《随笔》、《书屋》相仿的“前卫思想杂志”；有人说，《山西文学》是不断“怪相惊人”的另类文学月刊。您认为这些说法恰当吗？您如何定义这本刊物？同样是走大文学、泛文化道路，《山西文学》和《天涯》有什么不同？ 韩石山：别人说什么我们管不着，我们不能叫前卫思想杂志，因为我们一直在和现实鏖战，更注重传统的价值取向。那么传统又那么凌厉，或许就是“怪相惊人”的原因吧。这么说，也还恰当。 对刊物的定义，就是我前面说过的办刊宗旨。同样是走大文学、泛文化的道路，《山西文学》和《天涯》还是有所不同。对社会上和思想界的痼疾，他们是隔着文化下手，我们是直接下手。他们重在深度，我们重在锐利的程度，思想上浅些也无妨。 龙源期刊网：您任主编后，把一本已边缘化、在文学界几乎没有什么人关注的文学刊物，变成一本很有特色，引人注目的刊物。“主编的思想决定一本刊物的命运”在这个事例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一本刊物的命运，在您的手中，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您认为，其中原因是什么？ 韩石山：这是因为过去《山西文学》太平庸（也可说是规矩）了，一有动静自然就有人大惊小怪。说主编的思想决定一本刊物的命运，没有那么严重，我就不是个多么有思想的人，只能说有些社会责任感，性格中有些不甘平庸的东西。我的许多做法，并无多少新奇之处，许多人都能想到，但敢做和做得成的人少。 龙源期刊网：有这样的说法：一些别家刊物不接纳的尖锐稿，投给《山西文学》，采用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任主编的您，曾扬言要用别处不敢用的佳作。这是否为《山西文学》的独特之处？ 韩石山：话不能这么说。我们确实用过别家刊物不接纳的尖锐稿件，但这大都是事后才知道的。只有对我们的路子，我们才用的。我们又不是捡破烂的，别人不要的东西都捡拾起来。你得看我们发了什么，不能看是怎么来的。哪个刊物都用过别处不用的稿子。 有人说刊物用主编的稿子多了，不合职业道德；我还认为我这样做是舍生取义，为刊物做出牺牲呢 龙源期刊网：作为文学刊物最重要主体的小说，在《山西文学》却占很小的份量。在《山西文学》今后的发展中，会不会提高小说的地位？另外，以发表短篇文学作品为主的《山西文学》，今后会不会有发长篇文学作品的可能，以满足那些长篇文学作者的需求？ 韩石山：改版初期，我们确有过不发短篇小说的举措，后来发了也很少，一期不过一两篇。现在稍微多了，也不过两三篇。以后也不会多，至少在我的任期内不会多。我并不责怪别的刊物发小说太多，但几乎所有的文学刊物都以小说为主，也太不正常了。在眼下的文化环境里，多发小说是最好编，也最安全的，激烈点也无妨。“文章合为时而著”，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写什么体裁的文章，应当因不同的时势而定。中步的国现在最需要的是，直击现实、促进社会进纪实性作品。当然我也不是说都来写这样的作品，而是说，刊物应当给这样的作品，留下足够的空间，至少不能因为怕惹事，不敢发这样的作品。在这一点上，《北京文学》就做的很好，时不时就有关注现实的长篇纪实作品发表。再就是，小说是很难写好的，需要更高的思想训练和文字技巧，绝不是瞎编个故事就能凑数的。现在这么多人写小说，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许多智商不高的人在玩一场高智商的游戏，会是个什么景况也就不言而喻了。既然那么多刊物发小说，我们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发不发长篇的文学作品，要看是什么作品，多长。如果说四五万字的就算长篇文学作品，那我们还是发的，小说当然不会，别的反而会。比如我们就以连载的方式，多次发过四五万字的剧本，这在其他刊物是不会做的。再长的，怕就不行了，毕竟我们只是个不足百页的小刊物嘛。 龙源期刊网：“文坛剑戟”为《山西文学》的灵魂栏目，对这个栏目是如何定位和组稿的？有人说，这个栏目目前开始平庸，文章水平参差不齐，批评精神不够彻底，太报刊文体，刊物文体的严肃性被削弱了。对重大主题、重要话题，不敢发言，或者滞后发言。对于这样的批评，您如何看待？ 韩石山：确实是这样的。主要责任不在我们，而在来稿。有了好稿子发好稿子，没有好稿子，凑合着也要发，这是固定栏目的弊病。至于说对重大主题、重要话题不敢发言，或者说滞后发言，我从没有这个考虑。刊物不同于报纸，出版周期长，有些即时性的话题，稿子来了，热劲也过去了。我们更愿意做些首创的批评，比如前些时对唐弢的批评，尤其是最近对黄裳的批评，一连发表了十几篇文章，这，其他刊物怕难做到吧。 龙源期刊网：有这样的声音：《山西文学》的形式跟不上内容，不专业的形式限制内容的张力。栏目设置太多大文化，给读者带来混乱，难解其意。另外，在质量上，极不平衡，一期之中及期与期之间，文章的思想、文采、品位往往忽高忽低，鱼龙混杂。对于这些声音，您又是如何看待？ 韩石山：“不专业的形式”，大概是指我们的刊本、纸张、封面设计吧。没办法，除了封面设计，刊本、纸张都受资金的限制。就是封面，也是花了钱请北京的人做的。我们是个没有固定财政经费的刊物，做不起奢侈的事。 至于质量忽高忽低，极不平衡，确实是这样的。没办法，我们只能编稿子，不能写稿子。有时候实在没办法了，只好用我的稿子。有人说刊物用主编的稿子多了，不合职业道德，这是把刊物当成饭店了，服务员不能吃给顾客做的饭。得看是什么刊物，什么主编。我还认为我是舍生取义，为刊物做出牺牲呢。至少稿费上是这样。 龙源期刊网：不久前，《山西文学》杰出作家、优秀作家颁奖庆典在太原隆重举行，来自全国的25位作家获奖。此颁奖庆典的初衷是什么？作家的获奖依据又是什么？其中，对“杰出作家”和“优秀作家”是如何界定的？ 韩石山：我们刊物稿费甚低，对那些长期以来支持刊物，为刊物写稿的作家，总觉得有所亏欠。给个大点的名分，也算是一种补偿吧。 获奖的依据是在刊物发的好作品的多少，多的是“杰出作家”，少的是“优秀作家”。好的标准是我们定的，主要由我来掌握。比如《选举之歌》和《中国，我和你一起反思》两诗，尤其是前者，虽然给刊物带来许多麻烦，我们还是把两诗的作者王辉先生，评为优秀作家。 关于文学期刊： 刊物自身不改变，只怕是，大众的精神生活需求越大，越没有人看现在这样的刊物 龙源期刊网：专家指出，省级文学刊物没有政府现金的支持，一天也活不下去。随便调查一个省级文学刊物，其发行量常常是千册左右。对于当前的窘境，您认为，省级文学刊物该如何应对？ 韩石山：省级文学刊物没有政府的现金支持，一天也活不下去，这话是对的。因为省级文学刊物负有培养地方作者的任务，也就是说，不是很好的稿子，也得发表。而读者不负有培养作家的任务，谁也不会这么想，噢，人家是培养作家的，咱订上一份吧。傻子才会这么想。 面对这样的处境，只有两个办法：一是，继续给钱，继续这么不死不活地办下去；二是，不给钱了，也别管了，让人家按市场规律办事，按社会规律办事。后一点比前一点更重要。什么意思就不必明说了。可是，第二条肯定做不到，主管部门先就不依，那就只有这么不死不活地办下去了。《山西文学》是特例，没有普适性意义。 龙源期刊网：《山东文学》主编毕四海认为，纯文学刊物无法走向市场，一是没有经营能力，二是没有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如果走市场，没有办法保证刊物高雅文学的阵地。同样作为一家省纯文学期刊主编的您，对此，是怎么看？ 韩石山：毕先生的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他这话的前提是，既然管得这么紧，只能给钱。三十年代的《新月》，四十年代的《文艺复兴》，人家也是纯文学刊物，怎么就能一办这么多年？关键在于，我们把刊物当作了宣传的阵地，阵地是不能丢的，可战士只能战斗，总不能让战士去买枪械买水泥，修战壕筑碉堡再去浴血奋战吧。 龙源期刊网：您认为，对于文学期刊来说，是文学性更重要呢，还是市场性更重要？如何才能做到文学性和市场性的统一？ 韩石山：社会有不同的需求，这不同的需求便是市场。爱看什么的人都有，但都得是一个好。现在的作家，每每以所谓的文学性来饰其无能，遮其低劣。余秋雨的作品，一度风靡全国，波及港台，你能说它没有文学性？当然，这是书，刊物又自不同。最最主要的是，你一没为民请命的勇气，二没与民同乐的才具，只不过是印了字的百十页纸，谁会买？ 龙源期刊网：评论家、《人民文学》副主编李敬泽预言，随着经济的发展，大众的精神生活需求还会越来越大，文学期刊的春天将再一次来到。您同意他的说法吗？ 韩石山：这话像个《人民文学》副主编说的，要是主编，说的会比这还要正确，还要堂皇。大众的精神生活需求肯定会越来越大，但一定是要看你这样的刊物吗？刊物自身不改变（也难以改变），只怕是，大众的精神生活需求越大，越没有人看现在这样的刊物。或许《人民文学》是个例外。 [采访手记]： 在中国的期刊界，主编的名声远甚于其主编的刊物，刊物因其主编脱颖而出、备受瞩目，这样的主编，这样的刊物，非韩石山和他主编的《山西文学》莫属。这是记者进行本采访的一个动机。另一个动机是，被韩主编的个人魅力所吸引。韩主编除了主编刊物外，在小说、散文、文学批评、学术研究、人物传记上，都有建树；尤其是文学批评，以尖酸、刻薄、犀利、幽默著称，批评起人来从来都是指名道姓，丝毫不留情面，被誉之为“文坛刀客”。 对于这样一个在文学界、批评界、期刊界、学术界均声名在望的重量级人物，记者在预约采访时，心里没有个谱。没料到，电话那头的韩主编，非常痛快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而且，为了记者后续联系方便，告知了记者其家里的电话。那一串串平和的话语及爽朗的笑声，没有一点名人的架子，非常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让记者有一点恍惚：这就是那个以尖酸、刻薄、犀利的批评文风著称的韩石山吗？ 发了采访提纲过去，韩主编给记者回了一封信，“谢谢你的采访。从这个提纲中能看出，你是对我作了大量调查或者说阅读的，这让我敬重。我会认真回答这些问题的。”同样，一个能尊重别人劳动，肯定别人工作的主编，也让记者敬重。 因为韩主编远在山西，采访的方式只能以笔答进行。韩主编不仅按时给记者发回了笔答稿，而且对记者所提出的42个问题，一题不漏地做了认真的回答。让记者感受到一种尊重。这是一种愉快和感激的感觉。 在审稿过程中，记者感受到编辑生涯中从所未有的酣畅淋漓，被韩主编特有的犀利、幽默的文风及合乎情理的张狂所折服，时不时发出会心的笑。笑之余，由衷感受到韩主编所说的这两句话：“我文章用词造句之讲究，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我最自信的，也希望别人欣赏的，是我的语言”。这是韩石山式的语言，独一无二，不可复制。 从韩主编身上，除了他为刊物的呕心沥血，于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外，记者感受最深的，是一个真真实实的韩石山——说别人不敢说的真话，做别人不敢做的真事。真实得直抵人心，真实得无所顾忌，真实得洒脱，诚然为人生一境界。这无论是对于在文学界作为名人的韩石山来说，还是对于在生活中作为普通人的韩石山说，都是一种幸福。这种幸福，或许大多数人感受不到，而于韩石山自己，却是深味其中的。[附信]： 蔡小姐： 这样叫你行吗？ 我看了全文，只有一个感觉，负责。在我过去的印象里，网络的编辑，是漫不经心的，不能和刊物我的编辑比，当然更不能和我这样的老编辑，中学教员出身的老编辑比。没有想到，你让我改变了这个观念，不在于网络不网络，而在于人，是个负责的我，让他做什么，只要他认为是值得的，都能做得好，做得漂亮。 只有一个词要改，就是，中国作家里，只有“郁达夫”懂得这个道理，而我写成“郁夫”了，少了一个达字。请你补上。 你的采访记写的太好了。 我还要说一句，就是，在几十年来，所有采访过的记者中，你是提出我的文字之美，且真正体味到了的人。 要不要我送你一本我的书？印在纸上，更漂亮。 有时间来太原，请你喝茶。 韩石山[备注]： 韩主编将该访谈放上了其在新浪的博客（网址为：http://blog.sina.com.cn/u/473d7d8501000bgx），上面有一些对它的评论，摘于此，有助于读者对它有更好的了解） 亲爱的读者： 就以上访谈内容，如果您还有想了解并希望主编回答的问题，请给我们发邮件，我们将向主编及时转达您的问题，并尽快回复！ Email: cchuanxing@163.com 感谢您的关注！ 责任编辑蔡凛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