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意大利著名史学理论家克罗齐提出的命题。作为20世纪初期西方最重要的史学理论家之一，克罗齐在哲学、美学和历史学等多个领域都产生过广泛的影响。朱光潜先生的美学，在很大程度上就脱胎于克罗齐的美学思想。但是时至今日，克罗齐的学术理论中依然保持着足够的影响和活力的恐怕还得首推他的史学理论。他的哲学立场可以归之为绝对的精神一元论。在他看来，只有精神才是唯一的实在，对于精神而言，寻常那种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划分，就都丧失了意义，有的只是“永恒的现在”。从这样的立场出发，他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命题。 那么，如何理解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命题？笔者这里从常识的角度来解读。 其一，历史学家总是从现实生活中的关切出发，将自己的目光投向过去的。克罗齐在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之后，曾对这个论断作了这样的解说：“惟有当前活生生的兴趣才能推动我们去寻求对于过去事实的知识；因此那种过去的事实，就其是被当前的兴趣所引发出来的而言，就是在响应着一种对当前的兴趣，而非对过去的兴趣。”在现代史学职业化之后，历史学家总是倾向于认为，历史学的研究和其他学科一样，应该以求知为目的，就历史学而论，就是要帮助人们对于人类的过去有着更多的了解和把握。无论历史知识可能有着什么样的功用，历史学家的工作都应该以还过去以本来面目为目的。克罗齐这一命题最为显著的内涵就是，历史学家总是从现实生活中的关切出发，将自己的目光投向过去的。历史学研究的是人类的过去，确切地说，只有人类过去中留下痕迹（文字记载、考古发现、宫室器皿等等）的那些部分，才是人类有可能去了解的。然而，即便历史学家研究的过去只是人类全部过往中的一小部分，汗牛充栋的文献和各种历史存留物，历史学家皓首穷经也只能把握其中的沧海一粟。历史学家从来不会是史料的被动接受者和考订者，他终归是由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因素所触发，将自己的目光投向原本一片暗寂的过去中的某个角落，而使其获得光明。但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往往被人解读为具有让历史服务和服从于现实的实用主义色彩，则并非这个命题的应有之义。 其二，历史学家不仅是要通过过去理解现在，而且要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人们在谈到历史的功用时，总是强调：不了解历史，也就无法了解现实；不了解过去，也就无法了解当前。其实，反过来也可以说，缺乏对现实和当前的把握，对于人间世界的变化运作没有深切的体会，也就难以达到对于过往和历史的深入把握。于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还意味着如同后来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所强调的，不仅是要通过过去理解现在，而且要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以描绘人类各主要文明发展轨迹的鸿篇巨制《历史研究》而闻名的汤因比就曾回忆说，只是在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之后，他才真正读懂了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陈寅恪也说，自己是在抗战初期，“仓皇逃死之际，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抱持诵读。……然其中颇复有不甚可解者，乃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以相印证，则忽豁然心通意会。平生读史凡四十年，从无似此亲切有味之快感……”。和其他众多学科门类不大一样，历史学从来就很少是少年天才纵横驰骋的疆域，其中一个重要的缘由或许就在于历史学家必须具有丰富的现实人生的体验，才能对过往人类所面对的种种处境，他们所经历的灾难、痛苦、选择和欢欣，获得深切而不隔膜的把握。昧于哲学思维者无法写出一部真正的哲学史，完全不解艺术之美为何物的人，也无法写出一部真正的艺术史。在对过往历史毫无“温情与敬意”的人那里，19世纪浪漫派对于中世纪所怀有的那种“乡愁”就会显得无可理喻。“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还包含着这样的涵义，历史学家要以自己的精神世界和人生体验融入和领会他所要探究的历史世界。 其三，过往历史是史家当下精神活动的一种产物。历史学研究的是过去。一方面，过去的人和事已然消失，研究过去的历史学家不可能像化学家和物理学家那样，直接观察和重复实验自己的研究对象，而是凭借种种史料，在自己的头脑中重演过去的某个片段或某个层面。作为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历史场景的“鸿门宴”，已然消失在过往的时空之中，后世人们心目中的“鸿门宴”，是人们通过史料证据而在内心重建起来的。历史研究归根结底，乃是历史学家在其当下的思想活动和精神劳作中重建过去的一种努力。另一方面，这个过去不是一成不变的、僵死的过去，而是活生生的过去。过去的人和事消失了，但其影响还在，还在不断地介入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例如，我们还在听贝多芬，看《红楼梦》，还在感受两百多年前那场法国革命的余响，还在为儒家伦理与社会发展的关联争论不休。我们对这些东西的理解和评价，无可避免地受到现实社会发展和时代变化的影响而与时俱进。“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理所当然地也包含着这样的内蕴：从特定角度而言，过往历史是史家当下精神活动的产物；而真正鲜活的过去，总是渗入到当下，投射着当下。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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