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虎亲兄弟，打的是北洋各系军阀，几条旧时代吊睛白额的病大虫。尚未打干净，亲兄弟分了家，动了手，结了仇。 那是一九二七年的故事。 其初，兄党学赤俄，建党军，由此而打平革命策源地广东，东征北伐，无往不胜。分家之后，弟党想了半天，决定学兄党，建党军，占山头，军党一体，变本加厉，外以阶级革命的名义找赤俄融资，内以抗日救国的宣传找百姓出力，割据称雄，烈火燎原，战地黄花挺香，分田分地挺忙，搞得兄党再也无法收拾弟党。 老大有创意，但是手艺粗糙，老二抄老大，却是巧夺天工，青胜于蓝。天下事常是如此，譬如工业上的美国与日本，或是政治上的兄党与弟党。晚近数年，尽在民国旧刊之间打发，读到兄党中的蓝衣社一群人倾慕独裁，效忠领袖，灵光四射，频出馊主意，读后掩卷，不禁一则起敬，一则失笑。然而兄党的馊主意，弟党却视为神策，学以致用，终至龙行虎步，看上去列国莫敢撄其锋。 于今观之，蓝衣社的理论家判断三十年代的世界大势，神妙而又荒诞。譬如殷作桢讲，“现阶段的世界政治思潮，只有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对立，然前者早已失掉它的政治效能而踏上没落的道程，后者却扫荡了全世界的政治舞台而表现了它的时代意义与政治效能”。史太林的苏俄、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希特勒的德意志、军部的日本，凡是独裁政治都有大成，据殷先生讲，当时英国的“法西斯运动也不断地酝酿了”，即便是“民主政治最彻底的美国，从罗斯福走进白宫以后，国会也给他以支配一切的独裁权力，由他独断专行”，“由民族国家的利益而出发的独裁政治洪流，已经倾泻全世界了”。 殷先生有点夸大其词，不过他对苏俄的论述却算得精准：“苏俄虽号称无产阶级独裁的国家，其实完全是史太林个人的独裁，与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独裁和德意志的希特勒独裁是同其本质的”，“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已不是马克斯的社会主义，而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苏俄的五年计划不但没有含着些微为世界无产阶级谋利益的成份，反之，极端的国家利益是它的全内容。总之，苏俄五年计划的终极目的，是完全站在国家的立场，使全国农村集体化电气化，全国的电气工业与重工业发展到惊人的程度，重要的国防设备迅速完成，以便准备实力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殷先生的嗅觉比较敏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在一九三四年已经飘进了他的鼻腔，而殷作桢对苏俄无所谓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而只有苏俄的国家利益的断言，正是七十多年后中国学者李玉贞所著《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重要论点。 蓝衣社的志士追求党及其领袖的绝对独裁，试图顺应“独裁”的“历史洪流”，最有效率地救党救国，而要实现其政治“独裁”，先要致力于文化“统制”，翦除异端，统一思想，方法则如张云伏所言：“第一件事”是要党国确定文化的“发展计划”和“中心思想”，以三民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号令天下；“第二件事”是“政府对于文化事业的支配和管理”，其一，“今欲免去一般邪说藉文字而流传于社会，简切的方法即是不许私人经营印刷业”，其二，“审查私人编著的书籍”，“国家设大规模机关编著民众必读书”，以统一“国民意识”，其三，“新闻业不许私营”，“在国营新闻事业之下，可由政府审查各地情形，而分社机关主其事，其结果不但时论统一，免去政治上许多无意义争议，并能省去许多报纸，国民经济亦可减少浪费”，其四，“教育事业应当全归国家办理”，“私立学校的制度，对于推广教育事业的效率虽大，但其流弊亦不少，如，贯输学习者以不利于国家的思想”，其五，“为完成学校教育的统制，国民党在教职员及学生中间，应有严密的组织，以监督教育之进行及促进政策之实现”；“此外，对于各种学术之发展，国家应视各项学术的现代价值及其对我国须要之缓急，而定为种种办法以支配之，如今日急须发展自然科学及应用科学的学术，国家应一方扩大研究的设备，服务的处所，并对学习者，为人数及质量之奖励，务使国家培植人才，恰合时代需要”。 张云伏所陈各条，兄党条条均未及格，而弟党则在此后的岁月悉心揣摩工于设计以至科科满分，显然，兄党是有心无力，弟党则神武英明，动手能力强。 我是研读文艺的教书匠，比较关心兄党与弟党对文艺界的“统制”，因为文艺界人士沽名钓誉好出杂音以逞高明。我发现兄党策士李朴园曾提出一个好办法：建议党国设立“中央艺术院”，“把那些所谓有名的艺术家们，用选举的方法（投票某人者必为某人之群众）网罗到该院去，给他们以颇高的薪金，使他们得以安然从事制作；加以监视，使他们的作品内容适于国家民族的要求，则一可以集中艺术界的力量，使之为民族国家服务，二可以减少艺术界的混乱成分，使艺术界容易就范”。然而如此良策，兄党同样无能为力，而弟党则设立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作家艺术家尽入彀中，叫批胡风就批胡风，叫批胡适就批胡适，叫歌唱大跃进就歌唱大跃进，搞得作家艺术家变成了有革命自觉性的良民，没让他歌颂文革他也知道去歌颂，没让他跳太平湖他也晓得去跳。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不说野战杀伐，单是文化统制，兄党弟党，已见雌雄，可知闻道先后何足虑，临事成败在力行，而兄终弟及，固其宜也。那是一九四九年的故事。 按照史书的说法，后来是兄党弟党划海而治，各自打理自家的朝廷，“汉贼不两立”。直到一九八七年，兄党审时度势，又萌生一个创意，决定放弃“独裁”和“统制”。原来，兄党终于发现“独裁”和“统制”不是“历史洪流”，“民主”和“自由”才是，而且兄党发现自家立党的理想也不是要“独裁”广土，“统制”众民，而是实行所谓的“宪政”，尊重民权。 抱歉，兄党和弟党的故事还没讲完，彭世界给我打了个电话，一阵问候之后，我再也无法接续此前的写作思路。这就说明一个道理，写文章的时候电话应当关机，不然文章会断为两截，显得怪异。 如你所知，彭世界是我少年时代的兄弟，当年他与我出入相随如同我的谋士和保镖。我那时候是班长，经常贪污一点班费去买泡筒或者麻花，兄弟的原则是利益均沾，见不见都有一份。记得有一年的正月十五，我跟彭世界约好 晚上去偷青——正月十五的晚上出门偷青，是吾乡旧俗，那晚做贼比较安全，可以到别家地里偷一点青菜、花菜、莴笋或者豌豆尖。当晚我和彭世界一前一后奔袭大山梁子，我知道他一直跟随着我，我听到身后一直有脚步声。等我到了地方，回头招呼彭世界，却见月下树影如鬼，有个锤子的彭世界。于是我省悟，适才听得的脚步声，原是自家的。 第二天问彭世界，你狗日的干啥都跟随老子为啥关键时候不跟了。彭世界不好意思得很，讲，老子有点怕鬼。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