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我家里有部电话，属于我父亲的，外人一看，就认为这是有级别的象征，于是，与我打交道时也深信不疑。90年代初，我排了两个小时的长队，为自己的新家装了个电话，对安装的师傅又递烟又上茶，还千恩万谢的。那时只有极少数人拥有了“大哥大”——一种如砖头似的手机，其他人都只有呼机，别在了裤腰带上，一有响动，就急忙四处找电话回复。当时的公用电话时兴放在小店的门前和报亭的台子上，一放就是几部，供那些心急火燎的呼机用户不断回复。
当手机普及以后，呼机迅速绝迹，一个时代隐退，新的时代来临。由于手机不停地更新换代，紧赶慢赶地顺应时代的脚步，还可以引领潮流，因此被认定为创新的典范。但不知为什么，在欧美国家，街头巷尾拿着手机拼命打电话的并不多见，终于撞见了几次，还都是躲在犄角旮旯里，捂着嘴，偷着说。我曾经学着他们的模样，在我们这里也捂着手机对话，结果被街头的人指指点点，好像我的头脑出了毛病，或者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不敢当众大声说。
尽管电话在我们这里普及的时间很晚，但后来居上，普及的速度却十分惊人，尤其是自从有了手机，我才发现我们恐怕是世界上最爱打手机的群体，几乎每时每刻都处在打手机的状态。
我见过有人一边刷牙一边打手机的，也见过有人躲在被窝里打手机的，至于一边吃饭、一边走路、一边坐公交，一边还打着手机的，更是普及型，大概无处不在。飞机起飞前最晚关闭手机的，往往也是落地后最先打开手机的，好像千言万语永远没有道尽。公共场合打手机的特征就是高声大嗓，不知是因为对方遥远，还是因为手机太小，他们总觉得不提高音量就不足以传递自己的意图。打着手机的同时还要挥动手臂、指天画地、舞之蹈之的也不在少数，似乎没有肢体语言加以辅助，自己的声音在手机里就缺乏应有的力度。我在路上行走，忽见一人喃喃自语而过，有时误以为是向我打招呼，有时错以为是练习外语，也有时认为此人正背诵答案准备应试，当然也会以为是精神出了毛病，最后才发现是用耳麦打手机。
走进公厕还在打手机也是当今的一大景观。蹲在那里或坐在那里打手机早已替代了从前的看报纸，不论此时此刻是个什么现状，打手机时依然可以高谈阔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还见过最令人目瞪口呆的一幕，某中年男子居然站在小便池前，裤子尚未来得及提起，手机里却已聊至酣畅处，结果，悬着裤子立在那里打手机，在打手机的千姿百态中可谓自成一格。
开会打手机，不管主持人如何想，却是与会者的最爱，只是要避免过于投入，否则会场就会中心转移。我曾在人民大会堂亲眼目睹了这样的局面。一位女孩站在会场的一侧打手机，得意时竟然忘了声音的高低，主席台不得不中止发言，全场的目光登时转向她，足足盯了5分钟，而她却浑然不觉，继续自己的电话之旅。那一情景，也让我终生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