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六月雪 中国的历史，有太多的扑朔迷离；中国的现实，有太多的扑朔迷离。然而，社会需要真相，公众需要真相。因为真相关乎正义，关乎公正，关乎社会文明。然而，把真相拿出给公众，留下给后人，何其难哉！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始终翻卷着追求真相和制造假象两朵浪花。 造假：讳文化当是源头 “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语出《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这是孔子编纂删定《春秋》时的原则和态度。这一态度是儒家“礼”文化的重要内容。 孔子的讳原则是：“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 “讳莫如深，深则隐。” 所谓尊者，就是那些有身份地位的人，他们的丰功伟绩可以大讲特讲，而他们干过的不太体面的事或者坏事不能提，不能讲。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说更是如此，他们的缺点、错误、罪恶，成了碰不得的禁区。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就有性命之虞。  事实上，要“讳”的还不止这些，连“大人”们的名字都要“讳”。 因为唐太宗名字叫“李世民”，观世音便成了“观音”，史书中的“民”字便写成了“人”字。 好在历朝历代皇上只一人，虽造成许多麻烦，但还可忍受。只无奈，此风蔓延天下，为众多“大人”“尊者”们所效仿，造成许多古文令后人不知所云。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俗语云，“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本此。一个小小的郡守，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州官，居然如此威风八面，如此文化土壤所能产生的“真相”，也只能是“官家”的“真相”。  据说，世间坚守真相者，首推文人。此话，从某种意义上说，似乎有些道理。但古代文人为贤者讳，把孔子的“丘”字，念成“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太史公司马迁把《史记》中所有讳其父的“谈”字都去掉。可见，“讳”文化的根深蒂固。 由于“讳文化”在中国有着正宗的地位，遂给历史造假提供了合法依据，造成绵延不绝的假种流传，于是，真相扑朔迷离，追求真理的真诚被戕害，学术风气，甚至做人原则被毒化，贻害无穷。 其实，为历史造假的，大概只有文人；为今天造假的，又有几个白丁呢？ 名利：隐藏真相的动机 真相明明白白，说出来很容易，隐瞒真相，很难。可为什么那么多人在事件发生后，会费劲巴列地云山雾罩呢？保官位，保名誉，保利益。  春秋时，齐庄公，姜姓，吕氏，名光。与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崔杼知道后，便设计杀了庄公，立庄公的异母弟杵臼为君，是为景公。崔杼也自封为相国，飞扬跋扈、专断朝政。但他对弑君之罪十分惶恐，怕丢了高官厚禄，担心被史官记录于史，留下千古骂名。于是他下令将专管记载史事的太史伯找来，说道：“昏君已死，你就写他是患病而亡。如若不然，可别怪我不客气！”  齐太史伯不慌不忙地拿起竹简，提笔而书。书罢，他将竹简递给崔杼。崔杼接过竹简一看，上面赫然写着：“夏五月，崔杼谋杀国君光。”崔杼大怒，命人杀了太史伯。 崔杼召来太史伯的二弟太史仲，说道：“你要把我的话记入简册，”崔杼的双目透着杀气道：“就写：‘庄公以疟疾殁’。” 太史仲冷静地摊开竹简，提笔写道：“夏五月，崔杼谋杀国君光。”崔杼怒不可遏，又杀了太史仲。 “叫太史叔来！”崔杼怒气未消，又令人召太史伯的二弟进府。 “太史叔、太史季已在府门外等候召见。”侍者说。 太史伯家兄弟四人都是史官。仲被崔杼召走后，叔、季二人知道仲不会将伪史写上简册，必死在崔杼的刀下，于是一起来到左丞相府前等候崔杼的召见。 太史叔站到崔杼面前蔑视地问：“左丞相召我，是为庄公之事吗？” “是，你想怎样写？” “与兄同。” 崔杼被气得七窍生烟，咬牙切齿，把太史伯的三弟碎尸万段，令太史季补缺。 太史季把竹简摊开来递给崔杼，崔杼一看，依旧是那几个字，叹息一声，让太史季退下。 太史季在回史馆的路上，遇到史官南史氏持简匆匆赶来。 “季，崔杼弑君之事怎样了？”南史擦着额上的汗问。 “已记到简上了。”太史季打开简册说。 南史慨叹道：“我听说你们兄弟四人都被崔杼杀死，担心崔杼弑君之事无人记载，便匆忙地赶来。看来我已不用死了。” 由此，史书上便留下了：“周灵王二十四年，齐庄公六年，春三月乙亥，崔杼弑齐庄公光于其府……” 崔杼以残害史官的手段没能阻止真相留存于世，由此可见文人的气节。这一千古佳话其实恰恰证明了坚守真相的史官属凤毛麟角。 宋太祖似乎熟知此典。 宋太祖经常在皇宫的后园打鸟玩。一次，有几个臣子有急事求见，宋太祖虽在兴头上，但还是召见了。但召见之后，见他们上奏的都是些很普通的事情，于是很不高兴地问：“为什么用此等小事打扰于我？” 一个臣子回答说：“臣以为这些事情比打鸟更紧急。” 宋太祖更加生气了，顺手抄起斧子，用斧子柄打那个人的嘴，打掉了两颗牙齿。那个人慢慢弯下腰，把牙齿捡起来，放在怀里。 太祖骂道：“你揣个牙齿，是想保留证据告我呀？”那个臣子回答说：“臣是不会告陛下的，但史官会把这件事情记下的。”宋太祖忽然大笑起来，赐了那个大臣一些黄金锦帛安慰他。 “伏清白以死直”（屈原：《离骚》）不将伪史入册，敢于为正义献身，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自豪的美德。  理念：也能使事实失真 《左传·宣公二年》：“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这样的记载，显然与事实不符，然“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孔子何以对董狐“伪史入册”大加赞扬呢？因为，这样的记录符合当时政治道德的“真实”。 相关链接： 董狐，春秋晋国太史。董狐秉笔直书的事迹，实开我国史学直笔传统的先河。《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夷皋聚敛民财，残害臣民，举国上下为之不安。作为正卿的执政大臣赵盾，多次苦心劝谏，灵公非但不改，反而肆意残害。他先派人刺杀，未遂，又于宴会上伏甲兵袭杀，未果。赵盾被逼无奈，只好出逃。当逃到晋国边境时，听说灵公已被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干是返回晋都，继续执政。 董狐以“赵盾弑其君”记载此事，并宣示于朝臣，以示笔伐。赵盾辩解，说灵公是赵穿所杀，不是他的罪。董狐申明理由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是他做为执政大臣，在逃亡未过国境时，原有的君臣之义就没有断绝，回到朝中，就应当组织人马讨伐乱臣，不讨伐就未尽到职责，因此“弑君”之名应由他承当，这是按写史之“书法”决定的，这样的“假”，才是当时的“真”。  欣慰：中国不乏喜欢真话的明君 北魏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正月，一位98岁的老人在北魏京师平城（今山西大同）悄然逝世。孝文帝下诏赏给绢1000匹、布2000匹、丝绵500、锦50匹、杂色丝织品100匹、粮谷1000担，作为丧葬期间使用。临下葬，又追封老人为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将军，谥号利文，赐给制服一套。对逝世官员如此高规格的待遇，是自北魏建国100余年来所没有过的。他就是中书监高允。  高允，字伯恭，渤海（今河北景县）人。北魏太武帝神四年（公元431年）被北魏拜为中书博士，后兼任著作郎，参与编写魏史《国书》。文成帝时任中书令兼著作郎、秘书监，不久又晋爵为梁城侯、左见将军。献文帝时任中书监、散骑常侍（在皇帝左右规谏过失）。孝文帝时加官光禄大夫，金章紫绶，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以98岁高龄逝世。 太武帝诏令高允跟司徒崔浩一起编写魏朝国史《国书》。崔浩是曾为北魏三个皇帝当过高参，为北魏政权巩固出过大力的人，他在主编过程中接受了别人的贿赂，《国书》编好后，又听了善于谄媚的著作令史闵湛、郄标的建议，在首都平城南郊的一个十字路口建造了一个巨大的石碑，将他主编的《国书》和注释的《五经》一起刻在石碑上，借以宣扬自己正直无私、秉笔直书的精神。 高允对崔浩的这种做法坚决反对，但崔浩自持功高仍一意孤行。这种作法在鲜卑人看来是不体面的，引来议论纷纷，惹得太武帝大怒，下令逮捕崔浩，并要追究参与编史者的责任。 太子拓跋晃见高允出事，决心解救老师。他带高允一同进见太武帝，说：“高允自到东宫，小心缜密，我很了解也很器重他。他虽跟崔浩同事，但地位卑微，身份低贱，文章都是崔浩所写，请饶他一命。”太武帝问高允：“《国书》都是崔浩写的吗？”高允回答说：“《太祖记》是前任著作郎邓渊撰写的，《先帝记》和《今记》是我和崔浩一同执笔。但崔浩因兼职太多，对撰写《国书》的事不过是总揽大纲而已，实际工作我比崔浩做得多。”太武帝说：“这比崔浩更严重，怎么能不死！”  拓跋晃在一旁解释说：“我从前曾问过他，他说全是崔浩写的。” 高允说：“太子念旧情，想救我，其实太子没有问过我，我也没说过这话。我都是据实回答，不敢胡言乱语。” 太武帝感叹地对拓跋晃说：“高允正直啊！能面对死亡说真话，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我宁可漏失一名有罪的人而赦免他的罪。” 忠告：社会需要真相 一个文明的社会，一个稳定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不计代价追求真相的社会。一个没有真相的社会，一定是谣言丛生，肆意蔓延，导致人心惶惶，无所适从。社会一旦失去公信力，国人便失去的是安全感，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建设和谐社会，让真相明明白白是基础。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