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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杜文玉(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教授) 引自：《学术月刊》2000/06，88～95页 【内容提要】 宦官娶妻在中国古代由来已久，而唐代宦官娶妻成家之风尤为兴盛，不仅上层宦官如此，即使中下层宦官只要财力状况尚可，亦普遍地娶妻养子。宦官是所谓“刑余”之人，本不具备婚娶的条件，所以宦官婚姻问题只是一定政治体制下的特殊社会现象。 关于这一问题目前尚无专文论及，本文拟对唐代宦官婚姻关系问题作一初步探讨，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重视和进一步地深入研究。 一 宦官娶妻始于何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据《史记吕不韦列传》载，战国时秦国王太后曾把“嫪毐假阉为宦官”，“遂得侍太后，太后私与通，绝爱之。”但是嫪毐与太后的关系只能算是私通，算不上婚姻关系。秦王朝建立后，大宦官赵高收有养女，有赘婿阎乐，这些都是人们所共知的史实，但赵高是否娶有妻子却未见史籍记载。从史籍记载看，宦官大量娶妻养子出现于东汉，《后汉书刘瑜传》云：“常侍黄门亦广妻娶。”但是东汉宦官娶妻到底广泛到什么程度？其婚姻关系有何特点？由于史料残缺，这些问题均无法探讨。此外，东汉宦官娶妻成家受到了当时社会舆论的批评与谴责，如《后汉书周举传》云：“竖宦之人，亦复虚以形势，威侮良家，取女闭之，至有白首殁无配偶，逆于天心。”说明当时人并不认为宦官“取（娶）女”是一种婚姻关系，反而认为是对女性的摧残与迫害，也说明当时人还不能从心理上接受这种婚姻关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唐代，人们的社会心理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宦官娶妻养子习以为常，不再视为违背人性的反常行为。从唐代有关史籍及相关资料看，还无发现当时人在这一问题上对宦官提出批评和指责。这就从另一角度证明，由于宦官婚姻关系的普遍存在，人们见怪不怪，已经在心理上接受了这种社会现象，至少是默认了宦官所建立的婚姻关系和家庭生活的社会存在。 从《新唐书》、《旧唐书》、《全唐文补遗》、《文苑英华》以及唐代碑刻等有关记载可知，唐代宦官婚姻者，五品以上（包括内诸司使中的高级使职）的高层宦官占493％，六品以下的中下级宦官占507％。中下层宦官所占比例如此之高，是唐代宦官普遍建立婚姻关系的真实反映。目前尚无发现白身宦官娶妻成家的资料，当然也不能排除此类人中有娶妻情况的存在，不过一般说来这类宦官地位低下，财力有限，即使有人娶妻那也是极少的现象，绝大多数是无力娶妻成家的。总之，凡是有官职的宦官一般均娶妻养子，有的甚至不止一个妻子。通常是当其妻子因故亡去后，往往都要续弦，于是便出现了两个妻子的记载。据《唐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故夫人赠鲁国夫人刘氏墓志铭》载，刘氏死于贞元二十年（804年）。另据《杨志廉墓志铭》载，其死于元和元年（806年），志文曰：“继室南宫氏，……痛从凤未几，悲昼哭而旋及”云云（注：以上两志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4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可见，杨志廉在刘氏死后不久很快便续了弦。杨志廉是唐代着名权阉，位高权重，续弦之速本在情理之中。然中下层宦官也不甘寂寞，如宦官张叔遵、王守琦都是九品的小官，妻子一旦亡故，也同样要续弦（注：参见《全唐文补遗》第3辑、《金石续编》卷11。）。可见宦官娶妻风气之盛。在专制时代，达官贵人有妻有妾是常见之事，唐代的宦官一旦发迹之后，有人也起而仿效。《李敬实墓志铭》载：“夫人汝南周氏，次夫人昌黎韩氏，并妇德有闻，令淑昭着。”（注：《全唐文补遗》第1辑，三秦出版社1994年出版。）便是一例。李敬实生前任军器使，这是唐代内诸司使中的重要使职，权任颇重，地位尊贵，自然有条件多娶妻妾。cｃhｅｒｅ群众演员 在唐代有内外命妇之制，凡宗室贵戚，达官贵人之妻皇帝皆赐有封号，谓之外命妇。唐代宦官势力颇大，故宦官之妻也有封号，这一点与朝官贵戚并无区别。从石刻资料记载看，宦官之妻的封号有国夫人、郡夫人、郡君、县君、太君等之分。宦官之妻所获封号的尊卑，通常是由其夫权势和地位的高低决定的。如刘弘规任左神策中尉，其妻李氏便被封为密国夫人；梁守谦为右神策中尉，妻韩氏为冀国夫人；马存亮曾任过神策中尉，后任左领军卫上将军，妻王氏为岐国夫人；着名大宦官仇士良妻胡氏，封为鲁国夫人。张元忠任内侍同正员，妻令狐氏封雁门郡夫人；孙志廉为内常侍，地位较张元忠低，其妻赵氏便被封为天水郡君；王公素为湖南监军，地位低于孙志廉，其妻高氏封乐安县君。关于这一点在杨志廉妻刘氏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她先被封为彭城郡夫人，这是杨志廉任左神策军副使时的封号。贞元二十年刘氏亡，这时杨志廉已任神策中尉，于是便赠予鲁国夫人之号（注：参见拙作：《唐代权阉杨氏家族考》，《法门寺文化研究通讯》1998年第10期。）。《内给事谏议大夫韦公神道碑》云：“夫人宋氏，……从夫之贵，寻封广平县君”（注：《文苑英华》卷931。），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当然也有特例，如董文萼之妻李氏被封为陇西郡夫人，尽管董文萼本官只是个掖庭局令，按常规其妻不应有如此之高的封号，但因其是权阉董秀之子，德宗时他任卢龙监军使，随同节度使刘济征伐叛镇王承宗有功，备受德宗宠信，夫荣妻贵也就顺理成章了。还有一种母随子贵的情况。宦官杨居实之妻左氏在其夫生前未得到封号，杨死后其子杨彦符（宦官）得到皇帝宠信，“奏加邑号太君。”（注：《全唐文补遗》第3辑《大唐故赠朝散大夫……杨公故夫人左太君墓志铭》。）宦官之妻的封号通常以其得姓之地取名，如杨志廉前妻自称是彭城刘氏，故先封彭城郡夫人，后赠鲁国夫人。邓某亡妻王氏，“其先琅玡人也”，故封琅玡郡君（注：《邓公夫人王氏墓志》，陕西师大图书馆藏拓片。）。这些都是唐朝固有的制度，就不详述了。 二 由于宦官是刑余之人，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过夫妻生活，嫁给宦官为妻对于广大女性来说自然是十分痛苦的事情。这一切虽无史料直接记述，但我们可以从一些碑志资料的字里行间或所述之事中，仍可看到这些妇女或以死与命运抗争，或心灰意冷，遁于空门，或被迫以青春年华为死去的丈夫“守节”等悲惨的事实。唐文宗时内侍李某，于开成元年（836年）娶沧州饶安县尉戴某之女为妻，“天不降衷，当年即世”。于这年闰五月死去，年仅19岁。戴氏正当青春年华，不会无疾而终，其墓志也没有说明死亡原因，奇怪的是死亡地方不是夫家私第，“而终于长安辅兴坊夫人之私室”。显然是另有原因。李某官至内侍同正员、左神策军副使，所谓“王恩绸缪”，“入侍惟扆，出握兵要”（注：《全唐文补遗》第3辑《左神策军副使……陇西李公夫人戴氏墓志铭》。），权势很大。戴某甘愿嫁女，也可能是因官微势寡，迫于淫威。这种婚姻自然不能使年轻的戴氏满意，力拒不成以死抗争并非不可能。在唐代碑志资料中有关宦官妻女皈依佛门甚至出家的现象较多，大体可分为两类情况。一类嫁于宦官为妻后转而信奉佛教。如大宦官焦希望之妻李氏，“浮图域中，……支提郁起，像法恒存。”（注：《文苑英华》卷931《内侍省内侍焦希望神道碑》。）俨然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还有的是丈夫死后皈依佛教，如内侍雷某夫人宋氏，号功德山居长，丈夫死后，“顿悟空色，了归禅定”，信奉了佛教（注：《全唐文补遗》第3辑《唐故正议大夫行内侍……雷府君夫人……宋氏墓志铭》。）。但是从她这个名号看，显然早在其夫生前已悉心向佛了。内给事邓某之妻王氏，讳晤空，字解脱，有志于佛，其死后遗命葬于香积寺之南院，“建塔存夙念也”（注：陕西师大图书馆藏拓片：《故内给事南阳邓公夫人……王氏墓志铭》。）。王氏的名与字显然不是其父母确定的，因为任何父母决不会给一个女孩子起一个如此消沉颓废的名字，很可能是王氏出嫁后心灰意冷，转而信奉佛教以求解脱，遂给自己起了这样的名与字。另一类是直接出家为尼。内侍彭献忠的夫人冯氏，在其夫死后，“仍明心而习静，落发坏服，从哀节空。”从这些话看，似乎冯氏因彭献忠亡故而哀痛，遂悉心向佛，这显然是虚美掩饰之辞。因为后来冯氏又要求出家受戒，经宪宗皇帝特敕批准，赠法名正智，使居于义阳寺（注：《文苑英华》卷932《内侍彭献忠碑》。）。彭献忠是高级宦官，曾任左神策中尉，生前权势颇重，冯氏如要守节，在家悉心奉佛亦无不可，何必一定要受戒出家。可见是冯氏不满这种婚姻，在其夫生前无法摆脱这种家庭，故于其死后借故坚决出家，以脱离这个使她厌恶的家庭。在唐代宦官家族之间常互通婚姻，故一些宦官养女常以出家为尼以抗拒这种婚姻。宦官仇文义共有六位养女，其中五位均嫁给其他宦官，其第二女看到这种情况，遂“剃心为缁”，以求清净度日（注：《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4册《仇公夫人王氏墓志铭》。）。右神策军副使闾知诚有二女，其长女“夙愿出家，法号雅诠”（注：《全唐文补遗》第2辑《唐故朝仪大夫……武府君墓志铭》。）。在专制时代妇女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在追求幸福生活无望的情况下，被迫悉心向佛或出家为尼，亦不失为是对这残酷无情社会的一种抗争。ｃcｈｅrｅ群众演员ｃchｅrｅ群众演员 唐代宦官娶妻均选年轻女子为对象，如雷某之妻宋氏出嫁时年仅15岁，内给事邓某之妻王氏出嫁时为20岁。刘渶润之妻杨珽死时54岁，据其墓志载，她与刘渶润共同生活了“卅余载”，大约也是20余岁出嫁的（注：《唐代墓志汇编》下册《大唐故弘农县君杨氏墓志铭》。）。凡宦官夫人墓志记其出嫁时，多不写明实际年龄，而多用“年洎初笄”、“笄年”、“及笄”等字句。都是指女子到了可以盘发插笄（簪）的年龄，即刚刚成年。可见都是青春少女，却要陪伴阉人度过漫漫人生，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然而更可悲的是有些女子在其夫死后要青年守节。如宦官乐辅政死后，其夫人成氏年仅26岁，“守志孤孀”（注：《全唐文补遗》第2辑《□□□□军使……乐公夫人墓志铭》、第3辑《唐故义昌监军使……高公墓志铭》。）。杨志廉继室夫人南宫氏出嫁仅一年多，其夫就死去了。杨志廉是着名权阉，曾拥戴唐顺宗即位，地位显赫，他续弦自然不会娶半老徐娘，而一定是娶未婚青年女子。高克从在外任监军，回京后不久即死去，与其妻戴氏“别离数载，才获一面，未暇言笑，遽觏丧亡”（注：《全唐文补遗》第2辑《□□□□军使……乐公夫人墓志铭》、第3辑《唐故义昌监军使……高公墓志铭》。）。唐代宦官在外充使是常有之事，而家室却多在京师长安，故与家人常年分别并不鲜见，也非高克从一人如此。其实，即使常年厮守，又当如何？以上种种状况均可说明宦官婚姻是建立在大批妇女痛苦之上，是以牺牲广大妇女的利益为基础的，因而是一种残酷畸型的婚姻关系。 尽管宦官婚姻如此残酷无情，由于种种原因，唐代的宦官娶妻并不十分困难。这个时代与宦官建立婚姻关系的，主要有如下几类家庭：第一类是官僚家庭，与其通婚者多为高层宦官。如右神策军中尉孙荣义的前妻，为骠骑大将军、赠开府仪同三司郭全羽之女；军容使、内侍监仇士良之妻胡氏，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赠户部尚书胡承恩之女；左神策军中尉刘弘规之妻李氏，为太子宾客兼侍御史李文皓之女。还有皇帝亲自为宦官娶妻的事例。李辅国权势正盛之时，唐肃宗曾为其娶故吏部侍郎元希声侄元擢之女为妻，并将元擢迁为梁州长史，其弟元挹“时并引入台省”（注：《旧唐书》卷184《李辅国传》。）。元氏家族为北朝旧士族，故肃宗以其家之女嫁与李辅国，以抬高其社会地位，示以恩宠。宦官能娶到大家闺秀必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多数具有一定地位的宦官来说，如果不愿与平民结亲，普通官吏之家的小家碧玉便是其最理想的选择对象。官僚与大宦官联姻，是官僚势力与宦官势力联合的表现。至于普通小官吏与宦官联姻，有迫于宦官权势压力的因素，但也不排除有人想借此飞黄腾达，捞取政治上的好处。如河间人吕玄晤在长安为刀笔吏，其女容貌美丽，被大宦官高力士娶为妻，吕玄晤因此官至少卿，“子弟仕皆王傅。”后吕玄晤妻死，因高力士故，“中外赠赙送葬，自第至墓”，车马相望不绝（注：《新唐书》卷207《高力士传》。）。可谓荣耀一时。ｃｃｈｅｒｅ群众演员 第二类是宦官家庭，即宦官之间的相互通婚。这类婚姻在唐代宦官中占较大比例。如内常侍、教坊使王日盈之女嫁给宫教博士梁某为妻；内给事仇文义共有六女，“长女适内仆丞李氏，……三女适内府令陈氏，四女适供奉官内常侍王氏，五女适宫闱丞崔氏，六女适内仆丞严氏。”除一人外，其余全都嫁给了宦官。宦官朱某有二女，长适濮阳吴氏，次适彭城刘氏。另据《吴全缋墓志铭》载：“公即濮州濮阳郡之望也。”朱某长女很可能就是嫁给这个家族。吴全缋曾祖、祖父、父亲、兄弟、子弟皆为宦官，只是不知她嫁给了其中的哪一位。吴全缋夫人是李氏、刘氏，但他是在宣宗时入宫的，而朱某夫人赵氏死于文宗大和八年（834年），其女在赵氏生前已出嫁，故很可能嫁给了吴全缋的父辈中的某一位。还有一种情况即宦官后裔又与其他宦官家族通婚。如宫教博士魏公乃之妻韦氏，其曾祖韦守宗任左监门卫将军、弓箭库使，为高级宦官，其祖父为扬州录事参军，父亲为左金吾卫长史，均不是宦官。韦氏不仅嫁给宦官为妻，其养子魏孝本也是宦官，任内府局令同正员。魏孝本的祖父任如京使判官，曾祖为弓箭库过益，故魏氏家族是一个宦官世家（注：见《全唐文补遗》第3辑《唐故殿前高班……魏府君墓志铭》。）。宦官之间互为婚姻主要是门当户对，择偶方便，此外也有通过联姻以建立更为密切的政治联盟，以便亲党胶固，沆瀣一气的因素。这一点在上层宦官家族的互通婚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后面还要详细论述，这里就暂勿多言。 第三类是与平民家庭通婚，这类婚姻多发生在中下层宦官家庭中。如王怡政夫人刘氏，其墓志云：“夫人三代高道不仕。”说明其家是世代平民；杨居实之妻左氏，“父高尚不仕”，也是平民家庭出身；宦官雷某之妻宋氏，“曾祖琛，祖通，考神庆，并有才无位，积行累德。”（注：参见《全唐文补遗》第3辑、《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2册。）可见亦是平民之家。宦官与平民结亲，实在是不得已之举。虽说唐代宦官势力很大，专权擅政，这仅是对一小部分地位显赫的上层宦官而言，并非所有宦官均有此权势。对大部分宦官来说，不要说与官僚之家，就是与普通官吏联姻也是很困难的，因此只好退而与平民通婚。平民百姓与宦官通婚，不能排除宦官以势强娶的情况发生，更多的恐怕还是由于其生活贫困而被迫嫁女。在中国古代社会，贫苦人口必定占多数，这就为宦官普遍地娶妻养子提供了可能的社会条件。 三 在唐代有权势的大宦官家族互相联姻，卵翼亲族，从而对当时的政治局势形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一问题目前尚无人论及，故有必要作一分析研究。 杨志廉家族是唐代着名的宦官世家，从其父杨延祚起，直到五代后唐时止，这个家族一直地位显赫，专权擅政，绵亘一百数十年之久。其家四代五人任神策军中尉，掌握禁军兵权，三人次出任枢密使，把持中枢机要之权，史称“世为权家”（注：《新唐书》卷208《杨复恭传》；另参见拙作：《唐代权阉杨氏家族考》，同前揭1998年第10期。）。在这个家族中，不少人都与其他高层宦官通婚，如杨志廉夫人刘氏的墓志云：“夫人在家所从皇内侍讳守志，……及笄，……归于左神策军护军中尉、特进、行左监门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杨公志廉”（注：《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4册。）。刘氏之父刘守志官至内侍，当是高层宦官无疑。杨志廉之兄杨惟良之女杨珽为神策军副使刘渶润之妻（注：《唐代墓志汇编》下册《大唐故弘农县君杨氏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刘渶润本人就是高级宦官。另据《唐故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者内常侍……刘公渶墓志铭》载：“父光奇，皇任开府兼内侍省监。……（公）有子四人：长曰仕品，勋上护军；次曰仕仠，勋上轻车都尉；次曰仕德；次曰仕佶。”（注：《全唐文补遗》第3辑。）刘渶浰与刘渶润连名，刘渶润共有五子，即仕品、仕仠、仕侗、仕僚、仕份，其中四人为宦官，又与刘渶浰之子连名。杨梃死后，葬于长安城外龙首乡龙首原之旧茔，刘渶浰也葬于此处，附于大茔之侧，可见这里是刘氏家族墓地。这一切均证明刘渶浰与刘渶润为兄弟关系，刘渶浰墓志说其为刘光奇第四子，则很可能是刘渶润之弟。刘渶浰本官为内常侍，先后充任过五坊副使、飞龙副使、鸿胪礼宾使、辟仗使、监军使，死后赠右监门卫将军，也是一个权势不小的宦官。这个家族中最有权势的当为其父刘光奇，永贞元年，顺宗卧病不起，王叔文等执掌朝政，刘光奇与刘贞亮、薛文贞等宦官拥立宪宗为太子，尽逐王叔文之党（注：《旧唐书》卷184《宦官传》记刘光奇为刘光琦，当依墓志为准。）。导致永贞革新的失败。刘渶浰墓志记刘光奇官职为内侍监，此事史籍不载，可补其缺漏。内侍监，正三品，自玄宗设置以来，只有高力士、袁思艺等极少数宦官充任过，连杨志廉也不曾任过此官，刘光奇地位之高由此可见一斑。且杨志廉与刘光奇为同时代人，两家联姻，其势力必然更加膨胀。 《仇文义妻王氏墓志铭》载：“夫人曾祖父讳彦卿，祖父讳献捷，终内仆令。尔考讳进兴，终浙西监军使、朝散大夫、内寺伯，赠右监门卫将军、赠紫金鱼袋。长兄士则，内府丞致仕。兄，特进公元宥，累更重寄，今为内枢密使。惟仇氏、王氏，家声赫弈，枝派蝉联，世嗣忠贞，共建勋绩。”（注：《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4册。）仇文义官至忠武军监军使、内给事、赐紫金鱼袋，据笔者考证其是着名大宦官仇士良之叔父（注：拙文：《唐代宦官世家考述》，《陕西师大学报》1998年第2期。），故志文曰：“惟仇氏、王氏，家声赫弈”云云。至于王氏家族从上引志文看，也是一个宦官世家，仇文义夫人王氏之兄王元宥，地位尤为显赫。王氏墓志撰于武宗会昌元年，时王元宥任枢密使，后又升任右神策军中尉，掌禁军兵权。这个家族不仅与仇氏家族联姻，而且还与当时另一宦官世家马氏家族通婚。《马公度妻王氏墓志铭》载：“皇唐凤翔监军使、特进、守左领军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马公公度夫人王氏，……弈世载德，生我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开府公元宥。夫人即开府公之第二女也。”（注：《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4册。）可知墓主为王元宥之女。马公度官至左领军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在宦官中地位已经相当高了，他任监军使的凤翔是京西重镇，非皇帝信任的宦官不得充任。据志文，马公度有子七人，其中六人为宦官，长子马师玮，官至内寺伯、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地位已非同一般。其余诸子除第五子任检校国子祭酒、侍御史外，其他为宦官者皆赐紫、赐绯，已具有相当的地位。 大宦官之间的联姻并不限于以上所述。另据《孙希岩妻刘氏墓志铭》载：“彭城郡夫人刘氏，九兄福游，随、饶两州刺史。十一兄福仙，左卫将军。七姊鱼军容之妻，国夫人也。八妹即行内常侍孙希岩之妻也。”（注：《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1册。）孙希岩世系不详，与他同时代的宦官有孙荣义者，德宗时任右神策军中尉，权势很大，“怙宠骄恣，贪利冒宠之徒，利其纳贿，多附丽之。”（注：《旧唐书》卷184《宦官传》、《吐突承璀传》。）孙荣义的《神道碑》收入《全唐文》卷四九八。据碑文载：孙荣义有兄有弟，可惜未记名讳、官职、不知是否与孙希岩有某种亲属关系？从上引志文看，孙希岩之妻姐为着名权阉鱼朝恩的妻子，则孙希岩与鱼朝恩为连襟关系。孙希岩妻刘氏之兄刘福游官至刺史，当不是宦官；另一兄刘福仙，仅从其所任的左卫将军官职看，还不能断然否定他不是宦官，因为在唐代宦官充任诸卫将军的大有人在。从这些情况看，刘氏家族也是一个具有相当地位的家族。 据《第五玄昱墓志铭》载：“夫人彭城郡君夫人刘氏，……嗣子太子左赞善大夫国进等。”（注：《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4册。）第五玄昱是与孙希岩同时任职的大宦官，其妻封号彭城郡君，与孙希岩妻的彭城郡夫人之封号相同，按照唐朝凡封邑取得姓之地的规定，两人应为同一籍贯，且都姓刘，从孙希岩妻的墓志看，其姐妹颇多，又是同时代人，故两人很可能是姐妹关系。刘氏家族是否为宦官家族，由于史料残缺尚不好断然确定，但从其家与这些宦官家族的密切关系看，极有可能也是一个宦官家族。唐代刘姓大宦官家族不少，由于史料的缘故，目前还无法确定其到底属于哪个家族？只好留之待考了。对于与其联姻的第五家族有必要略作介绍。从《第五玄昱墓志铭》看，他曾监李抱玉军与安禄山叛军作过战，立有大功，死于大历十二年（777年），最后的官职是河西陇右副元帅并怀泽潞监军使、镇军大将军、左监门卫大将军，封开国侯，是一个地位相当高的宦官。墓志只记载了其一个养子，此人不是宦官。从“嗣子太子左赞善大夫国进等，号天以哀”一句看，其子当不止一人。史籍中记有宦官第五国珍，在宪宗时任右神策军中尉（注：《旧唐书》卷15《宪宗纪》。）。其既与第五国进连名，入仕又晚于第五玄昱，当是其另一养子。僖昭时期有一宦官第五可范，先后任过御食使、左神策中尉（注：《资治通鉴》卷263。）。是否是这一家族的后世子孙，还不好定论。 在众多的唐代碑志中，记载有许多宦官的养女，只记其嫁于某地某氏，如果详考还可以寻出不少大宦官之间联姻的线索来，限于篇幅，这里只举一例。《焦仙芝墓志铭》云：“有女一人，适阴山吐突氏。……长自盛门，嫔于高族。”（注：《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4册。）焦仙芝的祖父为房州刺史，其父为右卫大将军同正、知内侍省事，其弟为内常侍、武德使，焦仙芝本人任内寺伯，志文说其女“长自盛门”也不算夸张。她所嫁与的吐突氏，既是“高族”，地位一定显赫。见于记载的唐代达官中姓吐突者仅吐突承璀一家，他是宪宗朝最有权势的宦官，任左神策中尉，曾任统帅率大军讨伐过河北叛镇，在宪、穆二朝交替的斗争中，承璀为另一派宦官梁守谦、王守澄所杀。敬宗初年，在当时的左神策军中尉马存亮支持下得到平反，其子吐突士晔约在此时又得到任用（注：《旧唐书》卷184《宦官传》、《吐突承璀传》。）。到宣宗初年，士晔被提升为右神策中尉，《东观奏记》卷下云：“上即位，追感承璀死于忠义，连擢其子士晔至显贵，为右军中尉，开府仪同三司、恩泽始终无替焉。”上引墓志撰于武宗会昌四年（844年），吐突家族早在此前已平反昭雪，故焦氏才乐意将女嫁于其家。吐突本胡姓，所以志文称之阴山吐突氏。与吐突士晔同时的还有一位宦官吐突士昕（注：《册府元龟》卷669《内臣部谴责》。），二人连名，当为兄弟关系，只是不知焦氏嫁给的是他们中的哪一位。 宦官世家形成的结果，必然是世代盘踞宫闱，养子凭借其养父的权势而迅速提升；而宦官之间的联姻尤其是高级宦官之间的联姻，则容易形成“枝派蝉联”，亲党胶固的局面，使宦官的势力更加膨胀，专权擅政，在南衙北司之间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这种婚姻关系渗透着浓烈的政治因素。 四 唐代的宦官对配偶亦有许多要求，并非不加选择。归纳起来，大体有如下几种情况：首先是重视门第。在碑志资料中有大量宦官炫耀妻族门第如何高贵显赫的记载，就是这种择偶观念的反映。如杨志廉夫人刘氏的墓志开首就点明，“其先系于累，昌于夏。洎留秦而复姓，亦得汉而命国。庆流厥后，代生贤明。”（注：《全唐文补遗》第2辑。）意为其家是汉朝刘氏之后裔。刘渶润妻的墓志云：“夫人弘农杨氏”（注：《唐代墓志汇编》下册。）。是说她家为汉代杨震之后。如果说这种记载是有意攀附之嫌的话，那么唐肃宗将旧士族元氏之女指配给李辅国，则完全是出于元氏门第高贵的缘故。中层宦官也颇重视门第，如武自和之妻姚氏，系“衣冠盛族”（注：《全唐文补遗》第2辑《唐故朝仪大夫……武府君墓志铭》。）。一些宦官由于地位不高，无法同衣冠之族联姻，虽然与平民之家通婚，但通常都选择门清良善之家，还未见到与贱民家庭通婚的记载。唐代宦官娶妻重视门第，是当时社会观念的反映。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当他们具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后，亦不免随波逐流。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宦官的特定身份，不管其政治地位多高，权势多大，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并不将他们视为高门盛族。歧视宦官的社会观念依然存在，所以与其通婚的很少有真正的门阀士族（李辅国之妻元氏只是一个特例），充其量只是一些新进的官僚之家而已。上引志文说他们的妻族是“名家”、“盛族”，很大程度上是有意拔高，并未得到社会公认。 其次，重视女方的德行贤淑。如要求配偶“德行温厚”，“柔顺淑德”，“令淑昭着”，“温恭允塞”等，这是一般地总的要求。具体而言，则要求配偶必然具备以下条件：（一）能恪守妇德，最主要的内容便是三从四德。《内侍陈忠盛神道碑》云：“夫人上谷县君成氏，四德无亏，三从罔失”；孙荣义夫人郭氏，“克恭妇道”；李敬实夫人周氏，“妇德有闻”。对于这一点，几乎在已发现所有宦官夫人墓志中都有提及，可见这是宦官对配偶的普遍要求。（二）能操持家务，赡养教育子女。仇文义夫人王氏墓志云：“及先夫下世，未亡主家。以严谧居高堂，以礼乐诲诸子。三徒成教，百虑是图。是以器用赀物，不丧其旧；男仕女嫁，各有其荣”。可见王氏对家庭事务几乎无所不管，甚至连其子的仕途也要过问。这是丈夫已亡故的情况。在丈夫健在时，则要求宦官配偶“母仪必备，训导有方”（注：《全唐文补遗》第1辑《大唐故军器使……李府君（敬实）墓志铭》。），有“宜家之美，劝义之明”（注：《全唐文补遗》第3辑《左神策军副使……李公夫人戴氏墓志铭》、第2辑《南阳乐公夫人（成氏）墓志铭》。），即操持家务，教育子女。（三）孝敬公婆，恭勤妇礼。宦官乐辅政之女嫁给姜氏，这也是一个宦官家庭。乐氏之女到夫家后，“奉巾栉以贤和，褒成妇德”（注：《全唐文补遗》第3辑《左神策军副使……李公夫人戴氏墓志铭》、第2辑《南阳乐公夫人（成氏）墓志铭》。）；刘奇秀妻骆氏，“见奉上之心，知孝敬之极”；乐辅政之妻成氏，“夙奉姑事，勤于妇节”。最典型的是马公度妻王氏，她到马家时，“沛国太夫人荣于高堂，八十有一。夫人每柔色以温之，怡声以悦之，至于造请话言，未尝不启沃尊旨。” 再次，容貌、年龄也是宦官择偶时考虑的一个因素。高力士之所以选择吕玄晤之女，主要是因为其貌“国姝”。宦官韦某之妻宋氏，“姿容婉婌”；杨玄略之妻窦氏，“凝姿迴秀”；骆明珣夫人焦氏，“蕴嘉柔之姿”。可见宦官对配偶姿容之重视。至于要求女方青春年少，前面已经略有论及，就不多费笔墨了。此外宦官还要求配偶从一而终，在丈夫死后要守节，不能改嫁，这种情况在碑志资料中有大量地反映。众所周知，唐代是一个开放性很强的时代，妇女的贞节观并不强，社会上改嫁的现象比比皆是，而宦官却坚持要求妻子不得改嫁，说明其婚姻观更趋于保守性和封闭性。 除了这一点外，唐代宦官的婚姻观和当时世俗的婚姻观并无根本的差异；除了夫妻生活问题和子女一般是收养之外，其家庭结构也与社会其他阶层没有明显的差别。这就说明唐代宦官婚姻是稳定的。稳定性、合法性和普遍性构成了唐代宦官婚姻的全部特点。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些特点，不妨把同样是宦官势力强大的东汉、明朝与唐朝作一简单的比较。在古代，宦官与宫女结成临时伴侣，以慰深宫寂寞，称之为“对食”、“菜户”。在汉、明两朝，此风甚盛，以至“内中宫人鲜有无配偶者”（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6。）。有些高级宦官亦在所难免，如明代权阉魏忠贤就与客氏结成了“对食”关系。而在唐代，虽不敢断言绝无此种现象，但确实未见到相关记载，至少说明还没有形成为风气。在东汉，“竖宦之人，亦复虚以形势，威侮良家。”（注：《后汉书》卷58《周举传》。）说明宦官强迫夺取良家民女的现象十分严重。在唐代却是以礼婚娉，没有见到宦官强娶豪夺的记载。明代曾规定，严禁宦官娶妻，违者处以剥皮之刑，虽然仍不免有宦官娶妻纳妾者，却是非法的。这一切均证明，汉、明两朝不及唐代的宦官婚姻那样稳定、普遍，且具有合法地位，因而无需建立“对食”关系或采取种种不法手段。这些明显的差别，使唐代宦官婚姻的特点更加突出。 清代学者赵翼说：“内监多有娶妻者，浣濯风饎之事，亦所必需，不必尽如《双槐岁抄》所云‘此辈男性犹在也’”。（注：《陔余丛考》卷42《内监娶妻》条。）这种看法虽比《双槐岁抄》高明，却未必全面，因为上述这些事务奴婢完全可以胜任，不一定要通过婚娶来解决。可见，宦官娶妻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宦官曾经是正常男性，当了宦官以后，虽然丧失了生育能力，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宗法观念压力下，随着政治与经济地位的变化，便开始力图改变这种状况。宦官娶妻虽无夫妻之间的男女之实，却可以得到有家有妻的满足感。唐代宦官魏孝本在死了前妻之后，又死去了养母，家中无有女主人，于是“临丧娶于骆氏夫人，以绍风教”（注：《全唐文补遗》第3辑《唐故殿前高班……魏府君墓志铭》。据志文，魏孝本40岁时娶骆氏，次年死，故其一定还有前妻，只是志文疏于记载而已。）。魏孝本临其母之丧而迫不及待地娶妻，理由是“以绍风教”，可见宦官有家有妻的观念是多么强烈。宦官娶妻养子不仅是为了满足有妻有家的愿望，同时也想与其他正常男性一样能够传宗接代，使已经获得的政治地位和财产能得以继承，这是其娶妻养子的最主要目的。宦官通常都具有强烈的自卑心理，唯恐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如正常男性，所以他们除了养子外还要养女，凡是朝官拥有的特权，他们也都同样力争拥有。如封妻荫子，承袭爵位，参与决策，控制军权，兼并土地，营建府宅等，无不全力争取。掌管国学，教授徒众，历来是士大夫的专职，宦官也要染指，这就是唐代宦官中不止一人掌管国子监的原因所在（注：《旧唐书》卷184《鱼朝恩传》。）。国家南郊祭祀，历来不许宦官参与，在唐昭宗时也被他们争得了身具朝服参加大典的权力（注：《旧唐书》卷20上《昭宗纪》。）。宦官阶层的这种心理特征，决定了他们必然要首先解决婚姻问题，因为在古代，男子视成家立业、传宗接代为第一要务，宦官们如何肯甘心落于人后？此外，唐代宽松的社会环境，也是这种婚姻关系产生并普遍存在的一个客观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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