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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关于“叛徒”这个问题似并没有引起什么人的注意。史铁生在其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在其他著作中也曾反复谈到这个问题，可见这个问题是相当深地缠绕着他。可是这个问题迄今也没有人去体会作者在其间的悲悯之心。“叛徒”问题似乎是那个特有的人们壁垒分明、斗争你死我活的年代特有的严重问题，而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不过，这个问题后面所包含的一个如何看待“灵与肉”的问题其实还值得深究。“叛徒”的帽子一度曾经满天飞，但我们这里所说的“叛徒”还特别指这样一种“叛徒”，即不是真的信念转变或者为了要升官发财而要改换营垒，而纯粹是受不了酷刑对肉体的折磨而屈服。《务虚笔记》中单独住在葵林中的女子就是这样一个“叛徒”，她是为了救自己的同志而故意将敌人引向自己，但在被捕后却终因身体受不了折磨而成了“叛徒”。史铁生写道：“历史不重过程，而重结果。结果是，她终于屈服，终于说出她并不愿意说的秘密，说出了别人让她知道但不让她说的那些秘密。她原以为她会英勇不屈到底，她确实有过那么一段颇富诗情画意的短暂历史，但酷刑并不浪漫，无尽无休的生理折磨会把诗情画意消灭干净。”作为一个刚刚投身事业者，她并不知道多少秘密，她的供认并没有对“事业”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但她终于屈服了，说了违心的话，从此被发配到世界的一角，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爱人和自己真正的生活。 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体会当时的“叛徒”一词压在人们心头的重量，甚至一个幼小的孩子，那时最为恐惧的一件事也是万一被敌人抓住怎么办，他想自己也许能忍受一般的折磨，但还有许多更为害怕甚至不知名的酷刑呢，如果把人的恶性调动出来，人类在残酷性上是可以永远花样翻新的，据《1984》中一个折磨者的说法，对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找出他身体最害怕的一种东西的。而对女性更可加上对身体的严重凌辱。一个陷入敌方营垒的人无法抗拒这种暴力对自己发生，这时候，你会感到一个人身体的极其软弱、无力和渺小。这种酷刑甚至比死亡还可怕，使一个人求死不能。 历史上的确有经受住了极残酷的肉体折磨而展现出一种崇高和超越的精神、灵魂飞升的人们，比如有些追求和仿效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而被各种酷刑折磨死去的基督教圣徒，但这些人在人类中是极少数，否则就不会被称为“圣徒”了。这里重要的是一种人我之分，多数与少数之分。个人可以为了自己的精神信仰去努力承受世人的罪恶和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但却不可以强求他人、强求多数人都这样做。而尤其是自身幸运地没有陷入那种可怕的境地的人们，更是没有权利严厉地谴责他人。谁没有真正面对过这一考验，就不能说自己一定能够通过这一考验。所以，有些严厉的谴责针对的只是他人的身体，对他人的身体做一种严酷的要求，而谴责者其实对被谴责者所遭受的命运也是唯恐避之不及。 人们会有自己的精神信仰或事业信念，但每个活着的人也都有自己沉重的肉身。因为这种肉身的存在，就产生种种人类的有限性：如每个人活着都需要一定的物质资料和生存空间；每个人的肉身遭受折磨都必然会带来痛苦。那灵魂真正伟大的人能够体会人们的这种肉身性，怜悯和呵护这种肉身性，宽容和谅解众人因为这种肉身性产生的弊病。这种对人们的肉身性的体会和怜惜恰恰是灵魂伟大的一个标志。他自己可以努力冲破肉体的藩篱，但社会制度的安排和一般伦理的要求却不可不考虑人们肉身的这种有限性。 故此，我们也许首先要造成使这样一种折磨同类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的环境：使种种竞争和斗争不再是那种你死我活、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双方绝对不可妥协与和解的斗争；使任何一种对肉体的折磨和虐待不管以什么名义，都成为一种罪；其次，如果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还要学会同情不幸遇到这样的事情的人们。 灵魂是重要的，灵魂及其信仰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高标志。尤其在现代这样一个看来有些过于崇拜身体、追求物欲的时代，一种精神的追求更显出其意义。但是，肉体也是重要的，尤其是，不仅自己的身体，他人的身体也是重要的。它甚至是我们目前惟一确知的生命——包括思想、理性乃至灵魂的生命之载体。消灭一个人的身体，也就是把他尘世的、也许是惟一的可以灵肉合一的生命消灭了。而折磨人的身体甚至比这还要坏和卑鄙，它还包含了对一种人所共具的弱点的侮辱和利用。一个健全的社会应当努力减少种种对人的肉体生命的无视、轻忽和践踏的现象。今天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不能好好地对待别人的身体，也就没有好好地对待自己的灵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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