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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C8，名人堂）（责任编辑 胡迎霞 文学创作，是需要天赋的。我承认，我也有一点天赋。但具备这种天赋的人很多。在高中时期，作文写得比我好的，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都没有走上文学之路。《湖北日报》曾经发表过一篇分析文章，说每五万个文学爱好者中间，才能产生出一个真正的作家。文学创作，好像是一场又一场马拉松赛跑，最后的获胜者只是极少数。 但这不等于多数人没有权利追求文学、热爱文学。更多的人成不了作家，也没必要都去当作家，但参与文学创作，至少可以提高自己的文学鉴赏能力，有利于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说不定还能够写出有意义的作品。比如《志愿军军歌》作者麻扶摇，当时是一个连队指导员，他那首诗歌是写在黑板报上的，被人抄去谱了曲，成了激励千万个志愿军战士奔赴前线的进行曲。 方法要在读写中领悟 我一直主张不要相信所谓的作文速成。提高写作能力如果说有什么捷径的话，那就是增强自己的悟性。那么，怎样增强自己的悟性呢？ 首先，要保持对写作的浓厚兴趣，把写作当成一种精神寄托。我在报社工作时，曾经接到一篇稿子，是苏北一个诗作者写的，说“×年×月×日下午15时28分，我们在北京见到了艾青！”这样的心情，也只有具有文学情结的人才能理解。 第二，按照鲁迅说的方法，多读。多看文学作品，最好是经典的，比如唐诗宋词，比如中外名著。打好知识的底子，经典的东西可以让我们受用一生。 第三，还是鲁迅说的，多写。不断提高领悟能力，自己当自己的老师。我写《诗廊漫步》那些日子，读了一些外国诗歌，没有品出味道，认为“再成功的译诗也是失败的”，就把这句话写进去了。后来一位老翻译家看了，他说类似的话早就有人讲过，比我讲得更直接，说“诗是不能翻译的。” 同时，要注意观察生活，初学者可以走模仿的道路，跟着别人学，模仿别人的写法。我18岁在家乡被县里抽去写“农业学大寨”的会议材料，当时刚出校门，又没谁来指导一下，真是“既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跑”。好在我有厚厚一摞剪报，都是平时收集的“好文章”。于是逐篇研究，照葫芦画瓢，完成了写作任务。那次成功，纯粹是靠模仿取得的。模仿，就是拄着拐杖走路，或者是让别人牵着走，可以模仿别人的文章结构、起承转合，甚至可以模仿别人的语气。但是，模仿绝不可抄袭。 关于写作的小建议： 写作，可以反映一个人的思维能力、判断能力、知识层面、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等多方面的水平，往往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集中体现。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也要学会写作，懂得文学欣赏。 更多人需要掌握的是应用写作的能力。写日记、写书信，写博客、写短信，起草契约性质的文书、规范的合同等等，都属于公文写作。公文写作作为应用写作，社会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并且需求量越来越大。 《二十九个荷包蛋》描述了乡里乡亲的淳朴感情。《“发鸿蒙”的第一课》则结合历史与自己儿时的经历，对语言文字和启蒙教育进行了思考。文字平实而温暖。读此文章，仿佛看见作者在某个深夜的孤灯下，泡一杯清茶，铺展开稿纸，打开记忆的小窗，静静回想、思考。那些美好的岁月就如水一般在笔端缓缓流淌着—— 十八岁那年冬季，我再次应征合格，连军装都发给我们了。实现参军的愿望，已是板上钉钉。乡下送子参军，虽然不像送女出嫁那样请客摆席大喜大庆，但大家心头的气氛之郑重，决不是嫁娶之事所能比的。那时部队的纪律严，人也心眼儿实，到了部队一般是三五年才能回来探家，有的人第一次回家也就是他们退伍的日子。因此，凡是和我的生活有着直接关联的人知道这消息，都要说说道贺或留念的话。按照计划（也是惯例），我先花了两三天时间到亲戚家辞别，最后一天，也就是启程的前一天，我向队上的乡亲辞别。要说父老，他们是我最嫡亲最正宗的父老。同在一个生产队，除了上学，便是与他们朝夕相处，白天一起上工，晚上一起摸黑排灌挑稻捆，他们看着我长大成人，那感情比我的一些亲戚要亲的多。 我是按照记账簿上的户名排定顺序，一家挨一家地上门告别的，三十多户人家，花了一大上午。每到一家总要坐一会儿，如果家里只剩下孩子或行动不便的老人，那样的情况才能够说几句话就走。这样的告别，乡亲们都接待得很认真，很热情，只要能把你留住坐下，一般是男人陪你说话，几分钟以后女人便端出一碗煮好的荷包蛋来，大多是三个，也有四个五个的，不吃可不行。那年月我的家乡很贫困，在当时的情况下，乡亲们为了送我远行，除了语言之外，煮几个鸡蛋也许是他们表达心意惟一可行的方式，也是惟一能够使我接受的方式。 开始几家这样做，我也没怎么推辞就吃了。但我想到这样下去，自己肯定吃不完，也更加过意不去。几个鸡蛋是小事，但他们一年到头都不肯轻易吃这可以用来换油盐钱的东西。所以到了后面的人家，我特别留心“动静”，一看有人进了灶屋，我就起身告辞。邓家伯妈用葫芦瓢端了几个鸡蛋，还用衣服的布襟掖着，想悄悄进灶屋去煮，还是被我发现了。拉扯了半天，朴实的伯妈只有那句话：“伢儿，别家吃得，我这里就吃不得？”吴家婆婆家里人都出去了，她执意拉我坐下，她却转身去了灶屋，我起身说走她也不听，等我去了另一家出来，老人还在屋檐下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招呼我回去吃，我让她给小孙子吃，老人却像办错了什么事似的，久久地端着碗在那里唠叨：“这是么样好呢？这是么样好呢？” 事后我计算了一下，那天我一共吃了二十九个荷包蛋，幸好年轻食量大，吃下去只是开始感到有点发撑，过不了多大会儿就好了。第二天，我心里装着乡亲们的二十九个鸡蛋，踏上了自己人生的新路途。 人生有许多“第一课”，不过都是一种借喻性的称谓，比如吃奶，那是每个人生下来都必须学会的第一种本领。母亲把她的乳头塞在你嘴里，然后轻轻地拍打或抚摸你，她通过这种爱抚传给你一种示意，让你吃香，吃好，但不要吮得她疼，让你和她完成一种最神圣而又最原始的奉献与索取。类似这样的第一课，大都发生在没有记忆的年龄，甚至多少带有动物的属性。只有入学后的第一课，才是真正文化意义上的第一课，才是由混沌人生走向文明人生的第一课。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人生真正的起点。因此，第一课决不是书本中最简单的文字。 三十年代，教育当局请梁实秋编写启蒙课本，第一课拟为“来，来，来上学”，结果遭到许多人的强烈反对。梁实秋只好找到一位对其最不满意的人，请他来撰拟，并预付了很高的稿酬。不料那位先生很快退还了稿酬，表示难当此任。最后几经反复，第一课定为“去，去，去上学”。这一字之改，初看毫无必要，细加琢磨便见奥妙，即由学校和老师对适龄儿童的召唤，改为家长对孩子的主动催促和学生自己对读书的一种自觉追求。若用于今日正在推行的希望工程，仍具有促动作用，可见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假如是当时说来，就应该是“深远的历史意义”了）。这样的第一课，唤醒过多少父辈对子孙的期冀，唤起过多少孩童对求知的渴望。 人的一生中，有许多阅读过或经历过的东西可能被忘却，但小学第一课却对每个人如刀刻錾凿一般，是怎么也忘不了的。余秋雨先生长我十来岁，他上学当是五十年代初期，他回忆说第一课是“开学了”。那时文字尚未改革，第一个繁体的“开”字就那么复杂，我看还不如“去上学”生动易学，也难为他们那一代人了。 我入学时，已是六十年代初年。家乡父老把孩子开始读书叫做“发鸿毛（蒙）”。不知这个说法是从什么时代延续下来的，我曾经查过不少辞书，根本没有“发鸿蒙”这个词条，但我总认为它的涵义比书上规范的“发蒙”或“启蒙”要丰富得多。 鸿蒙，天地未开之前的气象，一团元气，一片混沌。到了教书先生那里，混沌就能够得到开辟，就可以摆脱自然气团的蒙困。可是，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时我们背着母亲缝制的“钓客蚂（青蛙）的袋袋儿”，第一次走向村边那座只有两间干打垒教室的小学时，在先辈们的叫法里竟如鸿蒙初开那样神圣无比。 那么，我们的“鸿蒙”是从哪儿开启的呢？课本领到了，第一课是“一二三四五”，接下来便是“六七八九十”。也就是说，我们学认的第一个字是“一”，它最简单也最形象，乡亲们说扁担横下来就是“一”，连它都不认得的人准是“睁眼瞎”；它最博大也最好理解，万事万物都有一，并且都无一例外地从一开始。宇宙之大，世事纷繁，发鸿蒙的第一课抓住这万物初始的“一”字，实在是匠心独具。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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