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典】烧掉郑和下西洋资料的是谁?

2013-05-03  王生不易


         今年,由梁启超先生开创的“郑和研究”已走过了百年历程。虽然经过了几代学者的奋斗,但是这场600年前的航海壮举仍然被许多迷雾所笼罩。原因只有一个——当年由郑和参加整理的,详细记载了七下西洋全过程的官方资料在600年间竟悄无声息地消失殆尽。这令所有的学者扼腕叹息。谁动了这些资料?

  从明代中期开始,供职兵部的刘大夏就被认为私自烧毁全部郑和资料,并因此成了保守派的代名词而被声讨了百年。不过,最近明史专家、南京大学潘群教授在研究时发现,刘大夏极有可能是受了不白之冤。

  正史未载“火烧事件”

  潘老的疑问是在研究《明史》时产生的。“刘大夏是明朝中期的一位重臣,先后辅佐英、宪、孝、武4位皇帝,是德高望重的四朝元老。其人做事果敢,在宫廷的改革和黄河的治水方面建立了不少功勋。”潘老说,“《明史》中有刘大夏的传记,而且篇幅不小,可见他在明朝的地位。”可是,潘老发现通篇传记中并无刘大夏私自烧毁郑和资料的记载。他又查阅了《明史》中和刘大夏同一时代的人物传记,皆无记载。

  令潘老疑惑的并不只是这些:明代法律对官员极为苛严。按照《大明律》的规定,明朝官吏遗失“事关军机钱粮”的文书资料,不但要停发俸禄,而且要承受残酷杖责。无意遗失尚且如此,更何况是故意焚毁呢?这一切都使刘大夏越看越像是被冤枉了。

  一句话惹祸“受冤”400余年

  那么,刘大夏私焚郑和资料的说法从何而来呢?潘老找到了说法的最早源头——《客座赘语》。这是明人顾起元(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南京人)的一部专记史事掌故的笔记。

  但是不久他又发现了另外两本重要的明人著作,它们的记载和《客座赘语》有很大出入。

  《殊域周咨录》是担任京官的嘉兴人严从简所撰。书中记载:宪宗成化间,有太监劝皇帝效仿明成祖故事,重新下西洋。于是皇帝下诏到兵部索要郑和出使的海图等资料。时任车驾郎中的刘大夏事先将这些资料藏匿起来,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搜索,最终没有发现。下西洋一事因此作罢。《殊域周咨录》不但在《客座赘语》之前成书,而且是据内库档案写成的。由嘉靖二十年进士、官至吏部右侍郎的陆树声所撰写的笔记《长水日抄》中也记载了类似内容。而且这本笔记的成书年代也不在《客座赘语》之后。

  潘老还发现,明代专门记载历代皇帝言行的《实录》另外记载了刘大夏任兵部侍郎时,为实现“闭关自保”政策,对一些外国资料实行藏匿的事情。因此他推测,刘大夏藏匿郑和资料比他焚毁资料的可能性更大。

  那么《客座赘语》中“刘大夏私焚郑和资料”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呢?据《殊域周咨录》记载,兵部尚书项忠没有找到郑和资料后非常恼火,他责问看管档案的小吏:库中案卷怎能丢失!在一旁的刘大夏从容地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谏也。旧案虽存,亦当之。”

  “极有可能是刘大夏‘旧案虽存,亦当之’这句愤语,被讹传为是刘大夏私自烧了资料。”潘老说。

  乾隆才是罪魁祸首?

  如果刘大夏并没有焚毁资料而只是藏匿,那么这些资料在以后的数百年中又到哪里去了呢?这个问题依然困扰着潘老。不过他在校对明史时依然发现了郑和资料流传后世的蛛丝马迹。南图古籍部的《明史稿》抄本是最早成书的明史列传稿本,在这部稿本的郑和传中有一些关于郑和舰队的描述,都是已知明代资料中没有出现的,在成书后的《明史》中也被删去了。这些描述是否来自于神秘的郑和资料呢?

  如果保管郑和资料的官员也像他们的前任刘大夏一样,将郑和资料深深藏匿在府库之中,从未流落到民间,那么这些资料会不会和其它大内档案一起仍然被藏在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呢?记者了解到,目前一档馆保存的明代档案只有3620余件,它们几乎都是明末天启、崇祯两朝的,明初和中期的档案都没有。著名学者韦庆远先生解释说:“明代档案所以保存不多,一因明清之际的战乱,二因清代乾隆时期修撰《明史》之后,按照当时惯例,对所依据的档案史料往往弃置甚至烧毁掉。”

  潘群教授分析说,如此说来,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从两段“儒家名言”被误读,试看满清之黑暗,满遗之卑劣。
              一道闪电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一直被人说成是儒学教义,常常被某些人义愤填膺的用以揭批宋明理学,当作讨伐孔孟儒学的把柄。但是查遍儒家经典、朱熹理学著作,并没有此话的出处,孔子、孟子更没有说过。后来才知道这本来就是一句戏文。

那么在先秦时,人们到底如何看待君臣关系呢?以下是《左传》记载的真实事件。
题目是:“晏子不死君难。”。
(齐国大夫)崔武子见棠姜而美之,遂取之。庄公通焉,崔子弑之。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
《左传》是儒家经典教材,儒家对于“君难”的看法是:“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就是说国君为了社稷国家去死,死得其所,我们就应该与之共同赴难,如果是为自己的私利而死,死的就不得其所。那么大臣们又不是他的奴才,谁该去死呢?
这就是儒家对于君臣生死问题的态度。大臣不是君主私人的奴才,怎么会有“君让臣死,臣就必须遵守臣道去死呢?”

《孟子·万章上》说:“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 按儒家的看法,在君权之上,还应该有“道”。对那些德高望重的得道贤人,君主应该恭敬如师,不能以臣子对待。君权并非至高无上。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只从前半句去理解,还可以理解为专制暴力下的无奈,但是有了后半句“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就不是暴力下的无奈而是绝对道德律令了。

“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也不是儒家教义。
《孔子家语·六本》篇里记载这样一件事情,曾子犯了小过,曾子的父亲曾皙一怒之下用锄柄将曾子打昏了。曾子苏醒后向父亲赔罪:“向也参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参得无疾乎?”之后回房弹琴而歌,好让父亲听见,表示他挨打后没有不适。孔子闻之而怒,告门弟子曰:“参来勿内。”,孔子教育曾子说:“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殪死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杀天子之民,其罪奚若?”。可见“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并非孔子主张,父母有服从“天下大义”的义务,对父母的错误儿女有责任纠正。更何况父母的子女还是天子之民,非父母之私有,父并没权力要求子亡。“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若说是孔子的主张,简直是对孔子的羞辱。
《孝经》中曾参问孔子:“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
孔子回答说:“ 是何言与?是何言与?父有争子,则身不陷於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於父,臣不可以不争於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这段显然是说“孝”是有原则的,有约束的,不能推到极端。 这是对所谓的“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说法的不攻之击。

孟子说:“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末闻以割烹也。……自鬻以成其君,乡党自好者不为,而谓贤者为之乎?”。孔孟儒家要保持的是独立人格,士大夫浩然之气,毫无半点取媚讨好之态。

还有一句常被歪曲引用的儒学经典,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已经成了某些人心目中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实行封建专制家有天下的铁证。常常被“清遗分子”引用来批判中国封建社会专制悠远流长,替满清开脱。
实际上这句诗出自《诗经·北山》,应该结合上下文来读,是表达一个小官吏对王事繁多的抱怨。
孟子解释道“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
但是还是有古人违背孟子儒家教义,歪曲引用,以迎合统治者家天下、奴役百姓的思想要求。司马相如写《难蜀父老》以迎合汉武帝“阴法阳儒”的“大一统”学说。但这层意思与儒家正统思想是完全不同的。比如在明代,王夫之就说:土地非王者私有。“若夫土则天地之固有矣。王者代兴代废,而山川不改其旧,其生百谷以养人,王者亦待养焉,无所待于王者也,而王者固不得而擅之。”(《读通鉴论》)。
天下和君王的关系,儒家主张的是“天下为公”,(《礼记·礼运》)这点明代君臣也是有共识的。樊玉衡曾上疏万历提醒道:“皇上牵于皇贵妃体貌难处之故,优游隐忍,甘以宗社为戏,不知天下者非我皇上皇贵妃之天下。”。君主和臣民的关系,儒家民本思想的基本要求是:“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利之也。”

那么两段话流传至今,被广泛误解又是怎么回事?
满清入关后,为了维护其满清部族统治,奴隶制残余,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毫无顾忌的肆意歪曲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为其所用。
康熙自称:“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他自封是圣人在世:“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东华录》卷五十一)。从此满清皇帝成为活着的圣人,传统儒家在君权之上的道统被其彻底颠覆,满清皇帝在政治上合理合法为所欲为的同时。在精神上也成为“教主”。皇权在手,真理也就在手,权力就是真理,彻底败坏了儒学思想。

于是晏子所说的大臣不是君主私人的奴才,就不再是事实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不仅仅成为臣下不得不执行的命令,而且还源于起码的伦理道德要求,要心甘情愿,要感激涕零的去死。奴性成为整个社会的共性,“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成为整个社会的精神要求也就不奇怪了。

满清皇帝在把持了儒学语言解释权之后,满清“家有天下”、全面专制的观念也发展到了顶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有了更新的内涵。
雍正在《大义觉迷录》里这么骂吕留良:“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吕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孙者数十年,乃不知大一统之义,”他把这句诗、把大一统歪曲到这种程度,他说:“天下都是俺大清的,一草一木都是姓爱心觉罗的,你们这群奴才到哪儿去都逃不出我大清的手心,吃的用的都是我大清的恩惠。他(吕留良)敢反对俺大清,这是忘恩负义!”。很明显满清皇帝把明代以来的主流的儒家“民本思想”变为“君本专制”说,满清皇帝既是教主,出言成“经”,从此儒学被阉割成了“奴学”。

满清王朝康雍乾之世“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实际上是试图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凡是这种政权都是封闭的、保守的,极力压制任何异端思想的,这和文明进步是背道而驰,同历代中华政权有根本性的不同。
当代满遗自由派尤为可恨的是:为了给满清开脱,把“满清奴学”强按到历代中华政权,强加到传统文化,栽赃到儒学,将儒学当作满清黑暗统治万恶之源的替罪羊。

参见
“由民本主义倒退为奴才哲学”
“清朝--中国唯一道统治统完美结合的朝代”
 
 
“满洲国”的奴化教育与日军侵略理论  
 
       日本的侵略理论及其在东北“满洲国”实行的“奴化”教育和文化政策,是导致新启蒙运动倡导者发起一场爱国主义思想运动的重要原因。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加速把东北变成其独占殖民地,在东北推行奴化教育,“满洲国”建立后,这种奴化教育全面铺开。

  首先严密控制日伪统治下的教育机构。“满洲国”在建立之初便宣布废除原来中华民国在当地使用的所有教科书,并封闭所有高校进行整顿。随后,按照日本吞并中国的需要来设置学校和编写教科书。他们关闭了东北的综合性大学,如东北大学、冯庸大学等,设立资政局训练所、中央陆军训练处、警察学校、税务讲习会、吉林高等师范学校、奉天高等师范学校等,以培养一些能帮助日本侵略者治理、开拓东北的奴才。至于一直贯彻的教育宗旨,溥仪后来奉占领军之命而颁布的诏书作了揭示:“我国之教育本旨,奉体国本奠定诏书之趣旨,彻底于诏书所谕示之唯神之道,涵养振作忠孝仁爱,协和奉公之精神,训育忠良之国民,更练成之。”〔1〕这里提及的国本奠定诏书,宗旨是使“满洲国”宗教与日本的宗教合一,将日本的祖先神灵“天照大神”迎过来作为“满洲国”的国教,将“满洲国”的生存与发展归结于“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满洲国”谈及教育方针的文字,到处充斥“日满一德”、“民族协和”、“忠良国民”等字眼,毫不掩饰竭力制造“良民”的意图。〔1〕

  “满洲国”的国定教科书及学科设置,也贯彻了“日满一体”、“亲仁善邻”、“共存共荣”的意图。依据“满洲国”1933年制订的“统制学生思想方案”,各种涉嫌“赤化”、“党化”或激发中华民族意识的书籍得全部焚毁。这在地理课本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地理课本和公民课本中如“迫我承认二十一条”、“民国在国际的地位”、“国耻新山歌”、“国耻纪念地金州半岛”、“青岛问题”等有关中国主权的内容全部删掉。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使东北青少年忘掉祖国,服从其殖民统治。“满洲国”学校的课程设置遵循这样一种次序:日本语最重要,“国民道德科”次之,再次则为“实业”科,至于一般文化知识则成了可有可无的科目。

  日本侵略者为泯没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还在语言文字方面大做文章。他们强迫学生从一年级开始,就要学习日语,而且将日语称为国语。中文则被称为“满文”,其地位也被降为外语。为了减轻学生们的抵触情绪,日伪教育界还创造了一种“协和语”(一种非中非日、中日夹杂的语言)。日语的课时随年级的升高而增加,“协和语”中的日文也随年级的升高而增多,最后完全使用日文教科书。〔2〕

  国民道德或建国精神科目乃是赤裸裸地向青少年灌输奴化思想,宣扬东北非中国领土、满族非中华民族、日本和“满洲国”皆为“天照大神”所创造的父子兄弟,宣扬“神道”如何博大精深、威力无穷。国文和国语教科书中便有靖国神社、仁德皇帝、忠孝一本、孝子故事、曾国藩谕子书、《建国宣言》、“即位诏书”、“回蛮训民诏书”等等。编制这些课程和课文,其核心内容是要教导东北人民都要对日本天皇及侵华日军待之事之以父老兄长之礼。“满洲国”的学习还特地设立了“勤劳奉仕”等课程,让学生们通过实际行动来效忠侵略者,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效劳。更为无耻的是,校方强行要求学生们每天都要遥拜建国神庙,祈祷“武运长久”及“战殁英灵”,每餐都要以日语咏唱感激天照大神和天皇的颂词。

  同时,日本控制了新闻、广播、出版、电影以宣传奴化思想,推行愚民教育,摧残中国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据1935年的统计,当时的儿童入学率仅占23%。1932年10月,公布伪《出版法》,凡危及伪国存在“惑乱民心”的读物,一律禁止出版,带有民族意识或进步书刊一律查禁。1932年3-7月东北焚书达650万册,《真理报》、《大公报》等36种报刊被禁止输入东北,共产党的著作更是严禁对象。

  殖民统治者及其甘心事敌的奴才,为推行奴化教育,除了使用说教手段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利用恐怖手段。在进行上述说教的同时,还将“满洲国”的学校变成为变种的法西斯军营,强制学生们绝对服从等级秩序,任何违反行为都要受到惩罚。各学校还设立秘密稽查班,布置特务监视学生的言行,一旦发现师生有可疑行为或者反抗情绪,便立即报告警察和宪兵机关,疯狂迫害随之而至。〔1〕

  泯灭民族意识是日本侵略者不遗余力进行的活动之一,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中有利于为其侵略辩护的内容,都被其吸收和宣扬。其中突出的内容有两点:一是文化民族主义,一是“王道”思想。

  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一直是文化民族主义。这种文化民族主义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从文化上而不是从种族或政治上来划分政治共同体(国家),二是文化自大心态,认为中华文化高大精深,周围诸国不过是“蛮”“夷”“戎”“狄”。前者体现在“夷狄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论述上,而后者则体现在“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的态度中。日本侵略理论正是利用了后者,强调中日文化上的共同之处,消泯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正如陈伯达所说的,利用“‘夷狄之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的道理,来说明中国应该接受XX帝国主义的统治”。〔1〕

  至于“王道”思想,鼓吹最力的是汉奸郑孝胥。在新启蒙运动倡导者那里,郑孝胥一直是一个批判的对象,消除类似郑孝胥等人的影响,一直也是他们之所以要发起新启蒙运动的原因。对日本侵略者卖身投靠,当上傀儡“总理”的郑孝胥,始终以孔孟之徒自命。在日本帝国主义枪炮军刀和烧杀抢掠面前,反复宣扬“仁义道德”和“王道政治”,声言要同日本“一德一心”把中国的东北变成“王道乐土”。1932年7月19日,他给来访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讲“王道之大意”说:“爱国之思想、军国民之教育,皆足酿成世界战祸,王道则不主爱国而主博爱,不用军国教育,而用礼义教育。”〔2〕他撰写的《王道要义》,把孔孟之道与他的卖国理论搅在一起肆意发挥:“当世列国所用以造成国民之思想者,岂不曰爱国乎?所以用以养成国民之能事者,岂不曰军国民之教育乎?各国所以练习其国民者,唯恐落于人后。岂知爱国之宗旨即为仇外之对象,军国民之资格,即为备战之先声。此皆建成图霸之策,而世界之战祸已酿成于习质之中,种因得果,不至于破坏治安,战灭人类不止。”“果行王道,必先荡涤爱国之思想;而以博爱为主,必先革除军国民之教育,而以礼义为先。”〔3〕他在担任“满洲国”“总理”期间,不断写文章、作讲演、作“训示词”,开口“王道”,闭口“孔孟”,逢人必讲,开会必说,而且把他的《王道要义》广为印发。而每讲“王道”,他必宣扬“满日两国,志同道合”,说什么“中国日本国,同在亚洲,以前历史上,全是旧道德的历史。到了20世纪,日本变法维新,政治与战功,得了世界的大名誉,我以为日本因有旧道德做了根本,所以能成如此大功业。中国二十年以来,本有的旧道德全被共和、共产两党破坏尽了,所以也得了国破家亡的报应。现在满洲国成立,速将旧道德提倡,洗尽共和和共产的流毒,将来满日两国,自然是志同道合的了。”〔1〕在他看来,中国被弄得“国破家亡”全然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因为革命政党“破坏”了旧道德,只有靠日本与“满洲国”的“志同道合”才能得救。

  郑孝胥的“王道”理论,虽然连篇累牍,但翻来覆去,无非是要说明一个思想“理论”,就是卖国投敌、“日满协和”,既合乎“王道”,也合乎潮流。这一套汉奸理论,正是新启蒙运动要攻击的对象。而郑孝胥对儒家“文化中心主义”的利用,对孟子“王道”思想的歪曲,正是新启蒙运动要“打到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原因。

欧亚大陆的最东端,有个神秘而传奇的国度,她以特有的光辉文明,开明和自由,物华天宝吸引了无数的全球的探险家们,她的名字叫中国……她,在世界的心中是光荣与梦想的国度。。。她,在世界的心中是成熟,美丽与温柔慈祥的高贵公主……

中国的文明,她,承载着同样的骄傲,在历史上承一脉相承的文明,柔美而携永。从西周,经春秋战国到汉,晋,,隋,唐,宋,明,期间虽因战乱和朝代更迭以及北方蛮族的屠戮侵害而跌宕起伏,但她却凭着智慧依然柔韧而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依然孕育和保持着数千年不变的文明核心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体系,以她特有的温柔和美丽和高贵,也孕育着一个教养最高的文明所具有的光辉人性,杰出的创造才能,与敬畏天地自然的理性精神。她是地球文明中演绎得最为完美的文明……

血火熔城,狂沙羁浪的1644年,当满清贵族踏着中国人的鲜血,鼎立在紫禁城的时候,这位高贵的公主却带着人类的遗憾化做最后的一缕春风永远的死去了,骄阳也永远收起了他的万丈光芒……

267年后,满清灭亡,中华文明也随着满清的覆灭而沉入世界文明的谷底,这个差距是惊人的,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并没有因为驱除达虏的成功而喜悦,而是陷入更大的一种失落,是一种对文明没落的失落,这种几千年来都未曾出现的带着绝望的失落,在认识不深刻和意识不到现象后本质的原因以及随着对满清的仁慈的批判后,转而极端而愤怒地展开对中国传统文明的批判,这个时代,是对中国文化,带着绝望情绪的极端批判的时代。当,所有的中国人,都以为是自己的文化本来的问题的时候,是自己文化的腐朽性导致了国家民族的灾难的时候开始深深的自责,甚至,产生要彻底灭绝中国文化的极端思想。即便有人因怀疑,也出于高压政治和汹汹民意而永久性地坐了下来,但是,人类认识事物的过程,都是循序渐进的,而阶段性地成长,和成熟的,认识和知识的积累,对事物的研究,与认识的不断深入,抽丝剥茧,发觉事实真相,后世的人们,也因而逐渐并越来越多地,看到了更多的东西,也包括更多的人群和范畴,也包括海外的声音。

满清王朝,占领中国1644-1911,267年的事实真相,是中国文明彻底死亡,267年里,物非物,人非人。267年,为辉煌的古中国文明划上了一个悲愤的句号。
267年的事实真相是:正统意义上的中国文明经历蒙元和满清的涤荡,最后终于走向死亡,这也是从地球文明史的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的。他已经消失了。文明的辉煌已经不再属于现代中国了,古代优秀的中国人的特性也已经不在现代中国人身上继承和发扬了。什么才是中国,真正的中国,所有人都已经模糊了。我们看到了我们面对中国历史时的尴尬,我们开始发出难受的疑问,我们现在是中国人么,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人和历史上的中国人不一样。我们拼命地西化来破坏社会,来破坏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次序,国家的对文明的发展已经一团雾水,自己的文明到底应该是怎么回事,怎么发展一团雾水,这是否就是满清统治的恶果么?


请不要跟我说,用更冷静和客观的态度看待历史,我们已经再用,一种更宏观与微观结合的方式来审视自己的历史,还有,满清带来了什么。也请不要拿出一部随笔散文来试图肯定什么,或否定什么,我们,决不会仅把一部余秋雨先生美化满清的随笔散文当作历史定论来讨论。“所谓千秋功过,自由史家评论。”而且,余先生的随笔散文能代表真正的,史家之论么?

该篇文章原名为《论游牧与文明的冲突》,题目引之亨亭顿的《文明的冲突》但笔者对该书的观点有抱不赞同观点,尤其笔者认为文明与文明之间不存在本质的冲突,有的仅仅是利益的冲突,但笔者就此题引入历史问题,探讨了蒙元满清与中国文明的关系问题,来论证两者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的文明不是利益的冲突,而是生存方式的根本性冲突,也是根本上的人性的冲突。

具体着眼,在于讨论满清是否耽误中国的发展,遂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论满清的治国理想

治国理想,可谓治国精神,治国特点,治国方向,是统治者想要把国家,天下,文明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的一种朴素愿望……
整个宇宙,自然,世界,人类社会都是变化发展的。这是天理,(理学早就阐述了这些道理,)统治需要切合天地宇宙社会的运行规律,才能统治阶级获益,人民获益,中国社会获益,中国文明获益。汉,唐,宋,明都是这一治国理想的延续,“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权,无论汉,唐,宋,明都是无私权力,私立场,私背景,它的立场背景便是全国人民,便是全社会。。。。这段话是钱穆先生对中国文明伦理高度的定义。中国历代政治之精神在于代天行天道,而非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治,其对伦理天道地位上明智的自觉自发的认识。也就是统治阶级要引导世间万物众生遵循天道,宇宙和人类社会的正确运行规律,以达到在冥冥中规律运行下的大治,也即现在国家提出的和谐社会,国家和政府的一切政治行为要完全遵循这个规律。这是中国历代以来的政治精神和核心伦理,也由此构架的社会次序和体制也是对这一精神的体现。 ”……满清时代的中国政治,是满洲部族主权的政治。掌握主权的是满洲人,以后满清是推翻了,不过连我们中国的全部历史文化也同样推翻了。这因当时人误认为满清的政治制度便完全是秦始皇以来的中国旧传统。又误认为此种制度可以一言蔽之曰帝王的专制。于是因对满清政权之不满意,而影响到对全部历史传统文化不满意。但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经典而深刻披露着满清的统治实质---也是钱穆先生语。

这个事实重点体现在---满清的行政机构运营特点已经与汉,唐,宋,明乃至历史上一脉相承成的逐渐专业化,民主化,分权制约化的思想发展路线呈现绝对的南辕北辙方向,满清的全国的权利集中在皇帝手上,皇帝可以为所欲为地操控国是,可以绝对以自己的意志行事,因而,满清时代的中国政治,是满洲部族主权的政治,是部落政治,是奴隶政治,形成真正而野蛮的独裁人治统治。中国早在春秋前后就不存在了绝对的人治,却在满清蒙元上体现,其实,这对于蒙元而言,何尝不如此。在统治思路上,大同小异,但却在方法上,天壤之别。
满清入主中国,是个意外,一个他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的一个机会,他们很幸运。在面对如此庞大的帝国在日暮中静悄悄地等待新统治者的指示时,他们在想些什么?也许他们从来不相信,自己可以属于中国,人性的贪婪使得他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中国永久性地占为己有,满清的利益代表的只能是本部族利益,而非天下,非天下苍生。历史上的异族入主中原之所以很快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们太想把自己变成中国人了,对于中国历代健康的治国理想出于爱慕和崇拜延续了下来,大家都得利了,社会都得利了,文明也得利了,但他们自己却很快被进步得更快的聪明的中国人赶走了。这是惨痛的教训。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思路最终结果是自己被赶出去,显然,这个思路被否决了,(笔者要申明,这种思路的继承,异族其实,是无法比汉人作得更好的,所以往往他们会更快地出现问题,其实被赶走的原因当然还有更复杂的因素,并非因为只是异族的原因,但是作为统治者,他的统治就要切绝任何可能想到的因素)。蒙元的失败也是如此,他的体制最大限度地控制了汉人的人身自由,但却没想到怎么去控制中国人的思想,所以元代原中国人的特质没有完全消失,宋遗民依然因为伟大宋文明的惯性继续在元朝再创某些成就,也有相当这层原因,所以元朝在中国本部统治没有超过100年,这可以研究下元代著名创造活动中宋遗民占多少就知道了

那怎样才可以永久地保证满清的部族统治呢?
以史为鉴,这就是满清治国理想的可怕之处:自己是没有文明积淀的异族,不要幻想着让自己成为文明的民族来统治文明的民族,而是要让原本文明的民族变成比自己更野蛮的民族,才可以长治久安。--好比人之所以永远可以骑在马背上的原因是人比马聪明。也许满清想到了寄生方式,这个思路是历朝所无,他要让中国人喘弱,让中国人生病,才可以失去反抗的力量,才可以纵情地享受统治者的生活。
很明显,他们在面对对他们来说寄生的最好方式只有让中国文明彻底死亡中国人变成野蛮人的时候,他们便会狂喜地进行。他不会爱脚下的中国,他把中国仅当作一座借来的房子,怎么尽可能多住的最好办法是让房子主人死掉,丧心病狂地于是开始消灭中国文明。做不到消灭中国文明也要尽可能地破坏和拖延寄生时间,只要能拖延部族寄生在中国的时间,能拖多久就多久,中国是什么样的,又有什么关系!大不了哪里来,回哪里去。笔者越写越心寒越悲哀,多灾多难的民族啊。。
满族贵族的部落自始终只对部族自身利益感兴趣,他对这些利益的理解也只有寄生形式,要保证这种寄生方式的话的外在因素是:
中国社会必须是静止的拒绝发展的社会。一切发展的结果只会让中国人找回原来的感觉,是绝对威胁到部族统治利益的,所以他就需要通过绳索套紧中国的脖子,越是中国不透气,他就越安全。中国的好坏他绝对不关心,因为他从来不相信自己是中国,他只是想永久寄生中国而不是真正融入中国,或把自己变成中国人。所以在这样的思路下,可以想象,国家的政治走向,制造一切地理隔绝,切断一切来往,不可以关心认识研究世界自然,不可以接触新鲜事物。不可以关心国事,不可以思考哲学,让中国成为彻底平静的死水般的社会环境。也就是说要杜绝一切可以启迪中国人心智的东西。不记得哪个资料曾提到过:“曾经有个道士对康熙说,人是用大脑思考的,不是用心思考的。康熙大骇,立马就把那人的大脑给摘了。。。汉人智慧这个东西,永远是蛮族最崇拜又最恨的东西。中国文化是流动的弹性的生机勃勃的文化,适应新鲜活泼的环境,当这些新鲜活泼的环境消失了,中国文化开始死了,僵化了,腐烂了,变质了。。。

这种政体的破坏力是可怕的,因为,这种理论下,有什么政治体制下,就会有什么样的国民性之相适应,这种政体使人性上回归野蛮残暴,思想上趋于蒙昧无知,大脑停止新鲜而高级的思维探索。中国人为了生存,出现消失了数千年的奴性。使原本的高级文明重新回归野蛮,原本的高级的文化也由此被满洲部族主权加以修改,好的(适合智慧发展特性的)- 仍掉,坏的(适合野蛮特性的)-保留!于是,本来导向积极的儒学,理学被阉割,(理学呼唤人性,呼唤科学精神与到满洲部族主权利益是绝对对立的)所以进行重大改造并欺骗性地信仰阉割的理学。这点也反映在元朝政治,只不过满清的智商更高,破坏力更大,但元朝已经出现阉割性。乃至后世明朝时中国的国民性也受其巨大影响。

当然这一切只能悄悄进行,流传下来的文章典籍无法销毁--文人社会就要拉拢文人,不可以激怒他们,但是要遏止他们,不可以让他们在汉唐宋明一样开放的环境中去思考!去学习!去实践,去接触新事物,去培养新观念。满清绝对的害怕这些,比害怕瘟疫样还甚!因为他们对于自己是否能达到汉人的智慧表示绝望,所以只能允许中国人在一个细小的空间内去做这些事情,也就是把勒在中国人脖子上的绳子稍微只松一口气。因而您认为“清代学术是传统学问的总结帐,不但把儒家经典全部整理了,诸子百家也考据普遍,似乎旧学问也已经走到尽头”这没错,那--正是--因为文人学者没办法在--活的环境中去发展更高级的中国文化,没有活的学术环境---允许在宋明理学的基础上作再高级别的发展,所以只能回头作些就学问而学问的死学问,不允许向前看就只能向后看,在变态的政治气氛下搞些变态规模的考据学来做文化总结,准备入土为安。于是,不敢就学问联系现实的学术与思维方式就开始永久性地埋没了。想象下,中国历代的学术思想是怎么样的。

这就是满清相对于历史上的其他异族在治国理想上的“巨大进步”!!---这是“智慧”的阴谋与破坏!这种可怕政体对满清无疑是成功的,这是五千年中国大地上出现的最为成功的统治术,但也是最恶毒破坏力最大的统治术。笔者看到了世界的毁灭。痛!痛!无以名状的压抑!

请大家对比下,历史上,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伟大政治理想上的北宋时期,宋朝开国以来雄劲清明,群星丽天的士人风范引领着健康积极的社会风气, 力赞北宋士风较好的学者高度肯定土大夫阶层“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入世苦行的精神与崇尚气节的情怀,北宋的士大夫阶层的确曾经颇有生气,他
们对北宋建国百余年的长期稳定发展并成为当时世界上首届一指的先进国家,贡献巨大。因而北宋可以说是封建社会最为繁荣的鼎盛期,陈寅恪先生不胜感慨将宋定位为远超越世俗定义的盛世的“终极盛世”.无论是文化,艺术,科技,经济都拥有着绝顶的光荣与风华.也正是这个时期,中国文明超越了同时期的拜占庭帝国,在航海贸易上彻底击败伊斯兰商人,商霸印度洋,开启近代海洋经济时代,成为当时实质的海权时代的次序开创者,这是治国理想的政治与人伦天道社会规律健康发展相切合的最佳潜力爆发。请问康乾盛世时有没有这么激动人心的时刻?!!你们的士大夫是怎样的,你们的国民素质和风貌是怎样的?这些传统还有么,这些阉割后的文化有造就出这样的人群么?
再比较下晚明万历开始,那时侯,利马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开始了与中国儒文化的接触,中国人在震惊之余,很快明智地抛开优越感,立刻开始谦虚地接触西方文明,以至于明朝在利马窦生前就已经可以大量制造可以媲美西方的精巧产品,利马窦语,但忘了出处)相比较,清朝在做什么?
所以,1840年在面对西方文明时,后悔晚矣,双方在治国理想和文明精神差得太大,一方是文明民族,一方是野蛮民族而水火不容。文明与野蛮无法相融,也因此晚清时期的西化渐近运动,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运动,都统统注定要失败。满清的统治者从一开始就是犯了个故意的错误,这个错误决定了后面整个体制和治国理想的谬误,与先进文明无法对接而崩溃,也是这个错误,成为一个奥秘:一个千言万语都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所有晚清的任何努力都无法成功的奥秘。
最终汉人失去了99%的汉唐宋明积淀下来的人性,失去了99%的汉唐宋明积淀下来的国民性,失去了99%的汉唐宋明积淀下来的观念,失去了 99%的汉唐宋明积淀下来的智慧,失去了99%的汉唐宋明积淀下来的为人原则,失去了99%的汉唐宋明积淀下来的生物特性,失去了99%的汉唐宋明积淀下来的遗传基因…

于是日本人开始叫中国人“支那” 因为清朝以后中国人已经绝非汉唐宋明积淀下来的中国人,是纯粹的蛮族,我为什么要尊重你。
韩国人也说,我为什么要尊重你。
这就是最高级别灭亡中国文明的“智慧”

所以某些人在死无对证的情况下说,猛烈地批判“满清及满族统治者被腐朽的汉文化毒害程度的加深”“中国的发展再一次地受到了腐朽汉文化的羁绊,错过了跟上世界潮流的机会” “真正耽误了中国发展的不是某个具体的王朝、某个具体的个人,而是腐朽的汉族文化!”(笔者看来是贼喊捉贼的行为,)这正是因为满清等对中国文化的阉割,才使得中华文化从此失去了存在世界的意义。

所以某些人在死无对证的情况下,猛烈地批判纯汉人王朝都是糜烂衰败,笔者再告诉你们,历史上,汉人政权虽屡扑屡起,屡有衰败,但都是统治集体的人群的人事问题,哪怕再弱小腐败的汉人政权也从来没有损坏到一个文明的自然发展,保证了一个文明的健康成长。清以前,有亡国现象,蒙元对中国文明的破坏,相比较大都属于物质性和肉体性破坏,层次较低,所以文明精神还在,就可以再造文明。蒙元的历史,有一个契丹族人叫耶律楚材,所有中国人都应该牢牢记住,是他使中国免于象阿拉伯那样的彻底文明毁灭的命运。是一定程度挽救中国文明的英雄。大家都要记住他。但清以来是亡天下,亡文明的概念,岂可同日而语!!
 
另外有些人以日本为什么在明治维新后能立刻得到发展而中国不可以,从而说明中国文化的腐朽与没落性。笔者大概思考看过些问题,相对于您的只言片语来说,笔者相信一定比你看得多理解得更深,但总的来说,日本对中国的儒学理学接受是百花齐放的,门派类别教多,侧重点不一,学术精神开放与南宋时代类似,所以对儒学理学有了社会良性循环的需要进行了很多的改造,注意改造的目的是适合--于日本社会良性循环--与--符合天道人伦规律---。即不是只适用于统治阶级的工具需要,而宋明理学的最精华在于使思维方式趋于精确认识事物和规律的知识性,理性认识思路,这是确立近现代科学概念的里程碑式的贡献,可惜不理解理学的人认为是思想的僵化体现,不懂理学的人是怎么也看不懂这些的,而这些精华被日本继承了下来,并用于社会实践,当然这个过程有接受改造,有认可批判接受的过程,也有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当然还有其他日本社会固有的其他特点等等,所以,有了对宋明理学的正确吸收的必不可少的阶段,这个重要因素,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可以在文明模式上很快地转型,这是鲜为人知的秘密因素。当然,因为文化的传播是需要一定时空范畴的,也正是有这条原因,和海岛型文明的缺陷,导致了日本是被动地接受了西方文明,而不是主动型。而且,明治政府的著名政治家涩哲荣一投身企业界后是以儒家伦理与西方文化结合才开创了现代的日本经济帝国,所以今天谈到日本的经济成就,日本会公开表态:“是儒家资本主义造就了现在的日本”

(二)论元清对文明的破坏

有人认为满清没有破坏中国文化,反而很好地保存了中国文化。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实在是太肤浅,您以为满清提倡下儒学,修修补补些古籍,搞出四库全书就算宏扬了中国文化?就可以啦?这种实在是说的好听点是满清不懂保护文化的体现,说不好听是为了有意的破坏文化,而假意做点障眼法的工作。

文明先进进步的奥秘在于他必须是种活性社会环境中孕育出来的活性的文化,因而他是与时具进的或超前的,他具有文明发展方向纲领性作用与适应现状或调整现状的弹性特点。中国文明是政治的文明,是人文人性的文明,是科学探索的文明,是技术劳作的文明,是思考哲学的文明,中国文明的生命力在于全面性的现时性,活性和弹性。

(A)元清占中原是有德者居之么?
某些人认为“中国不应该只有汉族才能统治中国,应该有德者居之” 以上讨论了那么多,现在都应该明白了什么才是有德者了?
关键在于这个德字的理解!中国的“德”是用来遵守天地运行规律宇宙运行规律和人类社会健康运行的规律以达到最佳切合点,这些规律就是“道”,在西方就叫“法”!
所以在中国,才有“道德”一说,认识了“道”后就马上就需要“德”的维持,“德”是“道”的维持和调和。同时,还强调“知”以正确认识“道”。这些,在中国文化里这些都是密不可分的。而这些整合可统称为“大德”请问,你们的治国理想当中有这些伦理的存在么,你们久远而原始的渔猎部落制里有可能会出现这些文明世界的东西么?
再请问,汉人“农耕文明”的作业方式是“创造培育---收获果实”这个过程牵涉到天地万物与社会规律,也是积累“知”和由“知”来指导的过程。这类文明模式是现今地球上唯一认可的文明模式,这就是汉文明的“德”。那元清的“德”是什么?在“渔猎”过程中,对世界对自然界乃至对其他文明社会只有“索取”没有付出!不是通过创造来获取,而是通过杀戮劫掠来获取,这个过程也有“知”的过程,但这个“知”不是用于创造,而是用于杀戮和劫掠。这样的生存方式
其实与鸟兽虫类无异,但通过“知”的积累来进行的杀戮和劫掠所造成的破坏力,无法同日而语,数千年而无改变。您告诉我这是否就是蛮族的“德”在只有创造性的劳动才能创造人本身这条定义面前,这样的元清可以算是“人”么?这个“德” 字如何体现?

所以中国人由此而诞生出的文明模式是充满人性光辉的,这些都反应在文明的所有方面。也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帮,对外帮如此,对少数民族也如此,中国自古汉人王朝都很善待少数民族,只要不来侵扰汉人王朝,哪怕是最强盛的时候都不会欺压对方,总是给予他们以人道的支持和关怀.然而每次这些你们维护的少数民族,回报汉人王朝的却只有屠杀,屠杀,他们以自己的血腥和野蛮回报汉人的善意和人道主义. 这就是“德”么?元清是在把另自己自豪而光荣的屠杀称之为“渔猎”吧,这是蛮族所谓的“德”吧。

那就很清楚:什么是元清认为的有“德”者居天下,其实就是有杀戮有奴役有劫掠有暴行者居天下!!
中国的大唐帝国时代,(如果您又想说什么唐的强盛是主要归功于少数民族的输血过程,简直又是狼图腾式胡说八道的烂文,唐朝统治者是汉民族,他们也是以汉民族自居的,只不过他们有一点来自鲜卑的母系血统罢了,而且高宗以后这点胡人血统也没有了。李唐是从太原起家的,那里的部队基本都是汉族农民,也就是说,李唐不是依靠以鲜卑军人为主体起家的,在唐朝建立的过程,鲜卑人的作用极少,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李家在李渊之前的李虎李丙都是职业军人,而且他们是纯正的汉人,只不过他们是出身宇文泰的武川集团罢了。)初期国力不强的时候,你们来欺负,烧杀掳掠,无恶不做,这个过程对于胡族,笔者不知道,这怎么定义,是“德”么,但被太宗皇帝击败后,立刻就投降,太宗皇帝出于对“德”的理解,而对胡族的生存方式予以尊重而未加过多干涉。对于胡族将领也是出于“德” 而与汉将一视同仁,甚至偏爱有加,但马上叛变了是因为“德”在安,史这边么?,是因为唐朝“失德”么,那如果是唐朝的“失德”你们才有“德”地叛变的话,那笔者就认为,唐朝的“失德”之处在于信任胡族,信赖胡族是有人性的有善性的!胡族的反叛是因为顺利地欺骗了唐朝而有“德”。得出结论,唐朝要有“德”的话,那就要认定胡族是不可信任的,胡族是没有人性的?可以接受么?
现在这些少数民族被文明的进步拖跨了,没有能力对汉人进行令他们自豪而光荣的屠杀了,只能依附于汉人勉强应付这个对他们来说是外星球般的科技文明而艰难地活着. 如果汉人对于唐朝的教训,按照胡族对“德”的理解,汉人是否还应该“失德”地关爱他们宠他们,还是“有德”地排斥冷落他们?

在对胡族有利的前提下,应希望汉人会用什么标准的“德”,在对胡族不利的前提下,又希望汉人会用什么标准的“德”呢?你们又觉得蛮族应该用哪种“德”治理中国?而且,他们真实遵循了又是哪种“德”?

如此之后,那什么才是中华正统?我们就先不说是哪个族正统,我们就提出:
(1)必须能够使中国能够真正意义上理解遵循“大德”的治国理想就可以称为正统!
(2)文明模式必须能够使全民族富裕安康并文明地发展,不可以有民族压迫和奴役与歧视!
(3)领导的文明模式必须先进的和不会被淘汰的具有与时具进的弹性特色。
(4)必须有能力和多种文明通过文化交流交融来使交流各国家族人民共同繁荣进步,和睦双边关系,不得通过杀戮和暴力来达到所谓民族融合!
(5)有能力为世界文明作出贡献,维持人类的和平与繁荣。
暂时归纳这几点,以上条件若作为大中国执政要求大宪章的话,哪个族有这样光辉的传统有条件坐这个正统的位置?所以说历史上的汉族正统性地位的获得并非是民族的关系,而是有无高级文明的关系。正统性地位也不是随便得来的,而是人性规律,社会规律,文明规律与宇宙规律的选择。只有文明的民族才有这个殊荣

但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一些不开化的人或民族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而依然我行我素把所有精力都用于睡觉唱歌跳舞喝酒等传统而不是进行文明积累,如要被淘汰(经济倒退,传统没落,族群外散,人口下降….)国家也没办法,国家不能老是鼓励不符合文明进步的传统。

所以某些人抱怨“我汉族才是中华正统,才能统治中国,即使汉族再无能、再腐败、再颓废,也必须由我汉族来当皇帝….”只能是自己的嫉妒和无知,当下最要紧的是赶快让你们的族人文明起来进步起来,抛却不合时宜的传统,不要老是唱歌跳舞或睡觉,坐着,躺在那里嫉妒抱怨和心理不平横。

(B)游牧民族发动的战争具有合理性么?
某些人认为“人类世界的历史本来就是相互征伐也相互融合的历史”所以逻辑上就认为民族战争的合理性,更提出战争之后就是盛世的荒唐结论。笔者以为,人类世界的历史不光是相互征伐的历史,还有各优秀智慧的民族创造的一切伟大文明成就的另人激动的进步和发展的历史,您只看坏的一面干吗,想给游牧渔猎的丑恶的的寄生生存方式寻找暴力借口啊?而且大规模暴力征服不代表融合!!而且您这句话用在汉人和游牧民族或渔猎民族更不合适,汉人和他们经常发生战争是事实,但是原因是什么?是这些民族对汉人的不停地骚扰,烧杀掳掠,无恶不做,也许他们在履行自己的“德”---只有攫取没有创造。这种令所有文明国家都深恶痛绝的游牧劫掠,当然会引起反抗,反侵略的反抗,仅此而已。在和平年代,碰到大灾年代,汉人王朝还不停地救济,大力发扬人道主义。结果他们却从来就是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给得多,沾沾自喜,给得少,立马挥兵南下,~的,这他~的什么是人么?他们干麻不多学点本事进化下,搞点什么生产或手工艺跟汉人学学做生意。总之,这些民族看到别人优秀的时候第一个念头就是打砸抢!从来不会去想想怎么改进下进步下,这和汉人相比简直是天使与恶魔的对比。恶魔有资格跟天使来争中国文明的正统性么?他们这样有文明么?
 
现在对你们在历史上发动战争的一个合理性解释是民族融合,但实际上是个汉人替你们遮羞的谎言,骗了绝大多数人,无论怎样,以劫掠为目的发动的战争都是极端可耻的,历史上,从来没人提到过以民族融合为正义口号而发动的战争。民族融合应该和平地进行,不可以以国家暴力机器进行。是通过社会底层和上层的自然接触与交流,逐渐积累达到双方都有需要融合的意愿时,才能算有了这个社会的和人文的基础,也才能通过国家行政的但非暴力地介入。或者一方觉得自己文化有某些缺陷而自愿希望融入文明强大的一方时,才叫民族融合,历史上这类情况也出现过,当某些弱势的少数民族无法单独生存时,就有选择归附中原王朝,而举族内迁,与汉人杂居,互相通婚,共同生产,笔者将这种类型的历史现象叫民族融合。这才是一种伟大的融合,应该大肆标榜史册!感应千秋万代。
而如果仅仅通过军事征服来达到民族融合,是不可能的。如果两者都是较先进文明之间的征服,若仅限于剥夺对方政府的统治权,则被征服一方的文明损失不会很大,但笔者依然不赞成这种依靠征服来达到民族融合。如果是有目的的毁灭和屠杀的话,被征服者及文明就会彻底消亡。但先进文明之间的征服大体上不会发生这类事情。
但游牧民族对先进文明的征服,则是另外码事,这是人类文明历史的大倒退,是文明的灾难,是魔鬼横行世界的时代,是智慧死亡,兽性抬头的暗黑时代。笔者没看到过游牧民族征服文明民族之后社会还能进步的列子,一个也看不到!这是在地球上所有的游牧民族征服文明民族后结果的规律,在游牧民族统治的时代里,文明出现数百年的漆黑断层,或者文明最终完全改变原来的轨迹与方向。总之,经过游牧民族的破坏,没有文明能得到顺利的延续。即便经过支离破碎后重新续上的文明却也因失去的生命力衰落或与其他文明的竞争中最终沦亡为二三流的文化……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到拜占庭到阿拉伯到印度到中国,无一幸免!!!古希腊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被游牧民族毁灭了几百年,使得这几百年文明一片空白,只有荷马史诗通过口授流传了下来,连文字也被消灭了!彻底影响了这个文明的积累而最终亡于罗马帝国,但是初生的罗马帝国是个类似中国的农业文明,只信奉应用型科学和文化,于是希腊过于成熟的文明只有接受被几个哲学家和科学家载着到处流浪的命运。后来罗马帝国因总是雇佣游牧民族军队替他打仗(类似唐朝,看来游牧民族真的是信不过的,古今中外都一样),使得西北方的游牧化,而导致最后被游牧民族所灭,西罗马亡后,游牧民族继承者在好几百年后,有了文明,但这个文明与原罗马的文明基本没关系,说什么继承,基本上就是毁灭重来自己喜欢的东西。希腊文明又只有流亡到东罗马(拜占庭),结果又不受用,东罗马(拜占庭)的文明自成体系,很辉煌的文明,但被游牧民族破坏后,旋即而灭。希腊文明继续向东流亡到中东,正好碰到阿拉伯帝国的建立,阿拉伯民族花了约400年时间从游牧民族过度到文明时代,阿拉伯是个空白,所以希腊文化和科学在这里大力发展起来,希腊文化和科学找到了伯乐,阿拉伯利用地理条件,东拉西扯,又从中国大力引进科学技术后,阿拉伯也很快辉煌起来,但蒙古人一阵旋风后,连点渣也不见了,阿拉伯文明从此彻底败落,再无回天之力,现在看起来,已经被彻底抛弃了。

游牧民族依然象蝗虫样灭绝掉一块庄稼地,而飞向两一块庄稼地。。。这就是可怕的游牧势力的破坏力。不光人没了,连文明都没了。
因此说什么清朝是对中国文化有很好的继承是绝对的无耻谎言。清朝时期中国文化早已经破败凋零,这个时期的东西不是中国本来的东西。所以满清在欺骗天下。
虽然生存环境一样的险恶,但希腊文明却一直奇迹般地顽强地生存了下来,最后又回到了西方,最终融化升华在西方的科学文明的殿堂里。。。。
笔者一直怀着无限的佩服和景仰于这个伟大的希腊文明,如此伟大的文明,却在数千年里却只有背负着象流浪汉一样的命运,命运如此多碱却依然顽强,她依然坚守着清澈明朗的地中海文明特色,这种不朽,如果帕格尼尼在世,很希望他能演奏一首《流浪者之歌》来惦怀伟大的希腊文明和她不朽的精神。
。另外,有人认为分裂和再统一意味着大治,来为游牧民族发动的战争推脱责任,所以游牧民族的统治是有功劳的,对于这样野蛮的逻辑,我只能告诉他:那是您看问题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历史上的这种情况的发生都是出现在汉族政权分裂后统一才会有盛世的出现,这是一个建设性为主的征服过程,这个过程是人口,经济,风尚文明,物质文明的积累在原来基础上正常自然发展该有的阶段,因而容易形成盛世,而游牧民族的征服是一个暴力破坏为主的过程,两者导致的结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过程。游牧民族的洗劫导致人口毁灭,文明毁灭,很遗憾目前所有资料体现,游牧民族占领区的增长只是恢复性增长,大大低于原文明自然增长所应该达到的阶段。所以大乱后大治的显性规律,不适合用于游牧民族征服后的社会规律。

(C)满清与汉民族的开放性对比
至于文明如何在自己的基础上进行再创新,是需要有社会环境因素的,包括内需问题的发现和解决,外界诱因导致自身文明的调整等等,也即是需要有能接触到新鲜东西包括文明的碰撞,历史上中国文化曾有一次与印度佛教的碰撞,通过几个世纪的融合,终于在和平中成为自身文明的一部分,(虽有几次三武一宗的毁佛事件,但无碍于这是个和平接受过程的)在明朝万历年间也面临着与西方基督文明这样的碰撞机会,明朝中国人又一次以开明的胸襟和智慧虚心地由西方科学技术入手准备着第二次的文明突破,中国人的思维中国文明开始又热闹起来。。。然而好景不长,仅几十年,满清的进入再度打断了中国文明的自然发展,他们对于西学的态度与明朝不同,完全呈短视功利主义态度,仅在前期为了战争和统治需要,引进一批著作和器物,但随着天下稳定,满清嘎然而止地结束了这次原本可以促使自己进步的机会。
无疑,他还是认定了原来的寄生式的治国理想,他们认定了自己只是异族。由此可见,只有先进文明才会意识到与另一种先进文明碰撞的意义,才会互相学习交融。而满清则更本不懂也不想懂,即便是送上门来的机会也不会珍惜,这与几千年来的所有游牧民族的表现状态一样:嫉妒文明,害怕文明,拒绝文明,排斥文明,仇恨文明!!
这样的民族几千年都没有从邻居的汉民族那里学会什么东西,总是贪婪地想着如何奴役汉人,如此民族,怎么可能去指望他会产生去融合其他先进文明的愿望呢?你们女真完颜一族的至今还发出狠话,说什么完颜氏绝对不与岳姓通婚之类的愚蠢的祖训。这就更证明了蛮族的绝对排外特性。所以您说的:“19世纪一位英国的社会学家认为文明不是某个民族的发明,而是所有民族相互学习的结果”这种理论也不适合于游牧民族!这句话应该这样理解:“ 文明不是某个---有文明民族----的发明,而是所有---有文明民族----相互学习的结果”在中国,就历史结论来说,只有汉族文明才做到了学习其他先进文明的同时又维护了自己的文明,这才是互相学习和吸收,而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只有在征服了对方才能学点东西,或也不是学东西,而是直接就消失在被征服者里头了,然后黑白混在一起,变成灰的,或者等到一退出占领区又变得人不人,鬼不鬼。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占领文明地区之后就是要么疯狂打杀一阵就消失得骨头都没了(被所谓同化----实质是互相同化,文明野蛮化野蛮文明化的半文明半野蛮社会国度),要么享几天清富后回到草原,什么也没有得到,什么也没学到,怎么着来,怎么着走(被赶走)。

很明显,汉人文明与之相比简直就是功德完满的乌托邦世界。

另外,有人举列说明满蒙现在对文化作出的贡献,说明蒙元满清的历史功勋,但是这无法面对一个现实,蒙元满清的历史破坏性要远超于他们汉化,逐渐文明化 300--700年之后所开始赎罪式的文明创造成果的千万倍,他们现在的创造活动不过才刚刚开始,仅仅是廖胜于无的阶段,他们可曾知道,如果不是这两次的游牧民族入侵,中国的历史将是地球人类历史上演绎得最光辉最完美的。地球人类的人性将是更高级和光辉的人性,中国的影响力会更大,文明阶段将更高,人类也许就不会有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可惜,中国的成就连上帝也要嫉妒,偏要造出这两个民族来两次毁灭中国。悲哀啊!所以说,那些认为中国的文明辉煌是蒙元满清塑造的,简直很野蛮无耻恶毒的言论。而且,如果他们认为中国的文明辉煌是蒙元满清塑造的话,那他们也应该为能为自己的文明作出贡献才对,可是,学了数百年,他们依然什么也学不会,回到草原还是和牛马过日子,出国深造了几百年,回来还跟以前一样,一无所有!这让谁能相信和认为“中国的文明辉煌是蒙元满清塑造?“真是个笑话,撒谎都不会,若要人相信你的谎言就只能撒一半谎。

以上,为游牧民族对文明的破坏实质性而非建设性实质的论述

中国文化衰落的反思
          纵观整个中国的发展状态,自清朝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就在开始学习西方文化思想及科学理念。固然,西方理念带给我们许多有价值且实用的技术,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思想。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教育体系,还是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现代中国人都已被西化了。
  西方文化的本质是以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的形式逻辑和实证科学的分析为基础的,而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就是建立在此方法体系之上的。
  在很多中国人眼里,中国的文化是落后的文化,无法跟得上时代的脚步了。
  不过,有一个事实是无法更改的:中国的科技水平在公元1730年之前,遥遥领先于世界,全球重要的发明有三分之二来自于中国。众所周知,基础性发明的难度要远远超过渐进性发明。而西方的自然科学往往在使用中国的技术,进行渐进性发明,然后申请为自己的专利,取得社会承认。
  那么,为什么现代中国的科技不能像西方一样发达呢?这是中国文化被割裂的结果!自清代以来,中国文化不但没有被继承下来,而且还出现文化倒退的现象。比如自中国第一个朝代--夏以来一直都作为中国文化本源,国家管理者必读之书的《易经》,现已沦落到被认为是封建迷信的算命书的境地。
  由于现代对科学的研究采用西方的方法体系,因此,中国的许多科技理论无法被认知。像实用价值极高的中医,由于其基础理论同西医的分析性理论不同,而被认为是经验医学。这种思维观念直接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无法在现代中国所认知。
  就象今年的SARS,只要采用中医手段,治疗效果就好。而采用西医的方法,死亡人数就增加。但对中药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中医不仅有其理论,而其医学前瞻性和系统思维远远超过西医,但不学习《易经》,如何掌握它呢?
  是否灿烂的东方文化就要真的退出历史发展的舞台?20世纪末,普遍有一种说法,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许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有一点可以确认:“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这一点,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科学理论的创新就可发现端倪:在60年代后,世界上的15项重要科学理论的发现,有13项之多同东方文化的来源《易经》有关,同时,西方的许多科学研究开始采用东方文化《易经》的整体思维模型。
  现在日本对中医书籍的收藏是全球最丰富的,要想查阅,我们要去日本看。日本根据中药改良的被称为“和药”的全球销量是中国中药的50倍。
  到美国著名的巴诺书店去看,会有大量的研究《孙子兵法》的书籍,而古老优秀的太极拳在商业上竞被跆拳道打得落花流水……
  作为现代中国人、中国的媒体和中国教育机构,不应当努力反思这个问题吗?

 
中华文明的衰落,让每一个中国人认清历史!(转载)
        有人论及中国文明的衰落自乾隆始,而且还把乾隆说成是“千古第一罪人”。我觉得这不过是故做惊人之语罢了。事实不是那么简单!
        一个人左右不了历史大势,确切地说,乾隆朝只是清朝衰落的开始,而不是中国文明衰落的开始。中华文明的衰落从清朝建立起就开始了,那是1644年。清朝统治者从那时就割断了中国与世界主体文明的交流互动,直到1840年才被重新打开国门,直到五四运动以来科学民主才得以复兴,直到在抗日的战火中西南联大开始培育中华民族的科学与文化并开始有所创见。这样算来,清朝整整耽误了中国300年!
研究中国文明是不是衰落,何时衰落,衰落的原因以及复兴的动力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大而且非常有意义的课题。事实上我自己曾用一本书的篇幅在研究这一问题。但为了不给大家带来阅读上的麻烦,在此文中,我只简断截说,而把一些介绍性的文字放在注释里。
  在此,我探讨三个问题。一是世界文明为什么会被游牧民族不断进犯?二是游牧民族对中国的进犯造成了什么后果?三是中国文明是不是自清朝开始衰落了?
  一、为什么文明世界会遭遇游牧民族的不断侵犯?
  一部世界文明发展史是文明之间、文明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互动史,哪个文明稍一迟疑,必然落后,甚至灭亡。任何一个民族的兴衰都难逃这一命运。
  在世界历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三大文明区域和三大游牧区域。三大文明区域是:中东文明[1]、中国文明[2]、欧洲文明[3],而三大游牧地域是欧洲森林地带的印欧民族4]、阿拉伯沙漠的闪米特游牧民族[5]、中北亚大草原的突厥蒙古游牧民族以及通古斯渔猎民族[6]。
  这六大板块,此消彼长,牵一发而动全身,造就了世界文明的主体格局及发展脉络。直至近代西方文明彻底战胜游牧民族之前,世界五千年文明史其实也可以看做是三大文明区域与三大游牧区域的角逐史[7]。这一历史的时间跨度长达3500年(从公元前18世纪到公元18世纪),此后仅仅是文明之间的较量了。
  文明区域创造了丰富的人口、物质资源,这是游牧民族始终缺少并觊觎的。事实上,这也成为他们进犯文明区域最重要的驱动力。
  印欧游牧民族和中北亚大草原的游牧渔猎民族,对文明世界冲击主要是对亚洲、和欧洲文明的进犯,最主要的有三次。(闪米特、阿拉伯人对文明世界的进犯,本文暂不涉及
。)
  1、第一次:是公元前18世纪印欧人对文明世界的进犯[8]。
  2、第二次:是公元4、5世纪匈奴人、印欧人对文明世界的进犯[9]。
  3、第三次:是公元13世纪蒙古对世界文明的进犯[10]。
  游牧民族需要不断地把畜群从一个牧场赶到另一个牧场,他们从少年时代在周期性的迁徙、放牧活动中,就学会了周密计划、准确实施,并有严格的纪律。游牧生活方式把游牧民训练得能征善掠、组织严密、治理有方,因此他们是天生的战士。而游牧民只要被一个有力的领袖组织起来,那么游牧民团体就是天然的军队。游牧民族的妇女可以象男人一样照料生活的一切,她们可以让男人们腾出手来专事剽掠。
  与人们的想象不一样,游牧生活尽管是一种非农业生活方式,但它离不开农业,它存在的前提是在势力所及的范围内必须存在与之保持联系的农业人口和商业点,可以为他们提供所必须的粮食、铁器等用品。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繁华景象对于他们并不陌生,而且随时会激起他们的贪欲。游牧民在能够交换的时候就进行交易,当他们饥寒交迫之时就会劫掠,这与当年希腊商人其实也会随时会成为海盗是一个样道理。事实上,游牧民族始终是文明世界的窥伺者,一旦发现文明世界变得软弱或混乱,他们必然立即进犯。这也是几千年来,游牧民族无休止侵略文明世界的根本原因。而且,游牧骑兵的巨大冲击力在热兵器时代到来之前始终是令农业民族生畏的,这也是他们制胜的主要法宝。
  被游牧民族侵犯,是每个文明的宿命,都逃不掉的。这几次侵犯中国都赶上了,跟世界踩着一个节奏。
  二、游牧民族的侵犯对中国造成了什么影响?
  这三次世界性的游牧民族进犯潮流,中国都赶上了,但影响都不很大。(限于篇幅,本文只说对中国的影响。)
  第一次进犯,即公元前18世纪那次,在这次侵犯中,华夏族受到的冲击不大,甚至还从中得到某些好处。因为当时华夏族的文明程度也不高,而此时华夏文明却获得了“一项突发性的创新就是马拉战车的使用。毋庸置疑,这是在公元前18世纪或稍后一些时候由欧亚大平原传入中国商朝的。”(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十三章)。中科院的易华也认为,东西方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早已存在一条“青铜之路”。这条通道不但为东亚引入了游牧文化,而且也为东亚引入羊、黄牛、马和青铜技术。事实上,这条“青铜之路”就是中国商周时代游牧民族的主要侵犯路线。中国上古时代的许多文明因素很有可能是由西亚输入的。
  第二次进犯,西罗马帝国灭亡了,野蛮人建立了新的王国;印度文明遭到匈奴人的严重摧残;中国北方被“五胡”蹂躏;但东罗马帝国和中国南方保住了。中国尽管北方尽落胡尘,但华夏文明的正脉却转移到了南方,而且得到很好保存。因此没有人不承认继之而来的隋、唐、五代、宋还是华夏文明。
  第三次进犯,是蒙古人的进犯,华夏第一次遭遇全境沦陷。但由于蒙古人看不起汉人,很难与汉族“融合”。现在看来,这到是中国文明的一件幸事,因为没有这种“融合”,汉族可以充分保留自己的传统。而且由于蒙古人不愿意“融合”而继续歧视汉人,汉人终于起而反抗,把蒙古人赶了出去!而且蒙古人耽误的时间并不多,明朝很快就追上了世界发展水平,甚至在很多方面还保持领先地位。
  应该说,中国虽然遭遇了三次进犯,但都挺过去了,而且继续与世界保持同步发展。
但就在这时,中国却遭遇了第四次进犯:即公元17世纪满人对中国的进犯。
  这次进犯来得奇怪,也很糟糕。因为那时西方文明已经崛起,他们已经彻底终结了游牧民族入侵文明世界的历史,并把历史的主动权拿到了自己手中,开始书写西方文明进攻游牧民族以及所有落后文明的新篇章了。葡萄牙和西班牙把大半个美洲变成自己的殖民地;荷兰作为“海上马车夫”横绝四海以至于到了中国;英国和法国人移居北美,英国开始把软弱的印度文明变成英国王冠上的明珠;欧洲文明中最落后野蛮的一支——俄罗斯,也乘着中北亚游牧民族势微之际,全力向东开进,把过去中北亚游牧民族故壤几乎全部鲸吞。
 
           而中国,在这个时刻还没有遭遇西方人的严重挑战,却遭受了一次落后民族的侵犯,
          这一次侵犯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
  三、为什么说满人建立的统治是中国文明衰落的开始?
  现在很少人知道并相信,在明朝中后期,中国就已经开始了近代化!满人入主中原打断了这一历史进程,耽误中国整整300年。
  一般人都想象不到,明朝非常先进与开放,在许多方面不仅不落后于西方,而且还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首先,我们先看明朝的精神文明:
  明代的中国,在伏尔泰眼中是西方学习的榜样。那时的皇帝似乎不很勤政,但良好的体制和各级官僚很好地维持着帝国的运转。那时的知识分子也不再仅仅是皇权的依附物,而把书院作为抗争的阵地,并敢于在朝堂上与皇帝据理力争,而且象王夫之、唐甑这样的学者则开始关注人权等问题。中国全境亡于蒙古的痛苦经历和关外落后民族的不断侵扰,也使得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投向“民族国家”的构建问题。书院的广泛分布、生活的富足、教育的普及,使得各种学术活动遍地开花,也使得更多的中国人有条件与同期脱离了宗教束缚的西方人一样思考着人性问题。那时,以中原华夏贵胄自居的明代知识分子,是自信的,也是开放的,从皇帝到各级官僚,再到一般知识分子,对西方先进技术的掌握和引进抱着热忱的欢迎态度。以往被看得很低的“奇淫技巧”,在明代也获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当时中国人的思想自由和创造力都极其惊人。
  1、在政治思想上,许多思想家都把思想锋芒都达到了“民权”高度。王夫之提出了虚君立宪思想,他说:“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 “以法相裁,以义相制,……有王者起,莫能易此”。宪法高于一切,即使天下再易手,新的“王者”也不能轻易改变宪法。即使今天,这样的道理又有几人知道?黄宗羲则怒批君主专制:“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则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如此明确的舆论监督思想,今天又有几人知道?
  2、在人文思想方面,明朝思想家们普遍主张以人为本,张扬个性。王阳明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王艮说:“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汤显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何也。”陈确说:“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也”。同时,他们都主张学术要冲破一切网罗,自由驰骋,即使孔子之言,也不能尽信。王阳明说:“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又说:“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而400多年后,中国还有“两个凡是”之论!真不可以道里计!唯物主义思想巨人王廷相还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教条主义者人嘲笑成“函关之鸡”,他说:“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冯梦龙在《广笑府叙》中说:“又笑那孔夫子这老头,你絮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的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了”,这样的话与鲁迅等启蒙精英在五四时期的言论岂不是如出一辙?

  3、在经济思想方面,王夫之明确主张皇帝也不能侵犯私有财产:“王者虽为天地之子,天地岂得而私之,而敢谈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为己土乎”。他又指出人君也不能干涉经济自由:“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而这个道理,在400多年后,治国者还是不知道,他们的智慧还不如小岗村的那些冒着杀头危险私搞“承包”的农民!
  其次,我们再看看明朝的科学技术:
  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100年间,是我国科学技术史上一个群星灿烂的高峰时期,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呈,同时出现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中国的科学学科体系已具雏形,与西方相比毫不逊色。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序言说:“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李约瑟也认为,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在明代,中国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644年中国的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在明朝,各种技术和原始机器的发明和创新尝试在各个领域不断涌现。在北京保卫战中,明朝军队竟然出动了中国人制造的“喷火坦克” ,足见当时中国社会之开放自由、创造力之勃发。
  1634年,即明朝灭亡前十年,在徐光启的主持下《崇祯历书》修编完成。而一年前的1633年在西方,被誉为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的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晚年极其悲惨。而徐光启当时的职务是“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得到崇祯皇帝的宠信。这是西方和中国明朝在天文学上的对比,可以说,中国明朝崇祯皇帝对天文学的支持远超过欧洲。这部集欧洲天文学所有经典为大成的《崇祯历书》不仅代表“西学东渐”的学术成果,还代表着中国对西方天文学的接纳,而更为可贵的是这在欧洲还尚且不能。
 
1、徐光启提出建立以数学为基础的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学科构架。崇祯2年(1629年)7月26日,徐光启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
看待。
  2、方以智对自然科学和哲学进行了科学划分和论述。那时西方连哲学和科学的区别都弄不清楚,而方以智已经明确提出概念的区分和关系的论述。
  3、在军事科学方面,徐光启在崇祯2年(1631年)上疏建议组建全火器装备的现代化陆军。他建议,一营陆军用“双轮车”120辆、“炮车”120辆、“粮车”60辆。“西洋大炮”16位,“中炮”80位,“鹰铳”100门,“鸟铳”1200门,战士2000人,队兵2000人。……练成15营6万人,并推举孙元化先训练一营。此计划得到崇祯皇帝的激切赞赏和大力支持,并投入实施。孙元化是徐光启的学生,也是徐光启新军事思想的大力实践者。孙元化本身在科学上也有相当造诣,著有《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可以说没有孔有德的叛变,他会训练出一支相当强大的火器部队来,彻底歼灭满清应该也没有问题。但孙元化很快被叛军孔有德俘虏,后虽放回却因渎职罪而被处死。徐光启训练新式陆军的计划虽然落空,但他却已经指明了中国近现代军事的发展方向。没有满清的中断,中国在军事上是不会落后于西方的。 传统文化的基本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忧国忧民、以德化人、和谐持中等思想,对当前的素质教育有借鉴意义。
1.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为了与天地斗争,中国人民从来就不肯轻易认输,总是不屈不饶地抗争。《易传》总结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支撑着中华民族的发展,激励着中华儿女在困境中崛起,在逆境中奋进,永不屈从于外来的压迫。自强不息还体现为一种自立和自尊的人格特征,形成中国人讲名分、重气节的民族精神。正如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孟子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三谓大丈夫"。这使得人们追求一种独立完善的人格,这种美德流传下来,成为人们为国家、为民族奋争的精神力量,并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2.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孔子的"诗可心怨"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再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打上了这种忧患意识的烙印。从岳飞的"笑谈渴饮匈奴血"到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这种忧患意识就是一种爱国精神,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情怀。
3.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即厚德载物。如战国时代,齐桓公开创的稷下学宫汇集了当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等诸家学派,当时在稷下学宫讲学和游学的大师有淳于髡、邹衍、田骈、孟子、荀子等诸子,号称诸子百家。这些大师在学宫里自由讲学、自由辩论,开创了我国文化史上百家争鸣的先河,为中华文化的继往开来做出了巨大贡献。一般认为,从汉武帝开始,我国便形成了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局面,但实际上我国文化发展史主要是以儒道互补为基本线索的,而这一线索本身就体现了文化的兼容性。
4.以德化人的高尚风范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管仲曾把道德与国家的存亡联系起来,把礼义廉耻提高到国家兴亡的高度。大思想家孔子则更是以礼释仁,认为"仁"与"礼"是相互制约、相互统一的,而"仁""礼"的统一就是德。孔子所强调的"德",一是指统治阶级的统帅之德,要求以此德来统治百姓,拥有百姓。二是指感化之德即伦理之德,以此德来感化百姓,保持和谐。这种崇德思想不断发展和泛化,并在家庭伦理中得到完全的体现。这使得我国古代在文化传递和教育过程中始终把道德放在第一位,如孔子进行教育的内容是礼、乐、射、御、术、数,他把礼放在首位,这是崇德思想在教育活动中的典型反映。这一思想的目的是主张以德化人,利用道德的作用和力量来寻求家庭伦理的和谐,寻求社会政治秩序的一致和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
5 和谐持中的思想境界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和谐,即认为每一个事物都应按照其自身的规律自然地发展。这其中包括人与人的和谐、个人自我身心的和谐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就会促使社会稳定,家庭和睦;个人身、心间的和谐就能使人做到遇事宠辱不惊,进退有据;人与自然的和谐就能互得其利,持续发展。儒家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最终目标主要是要达到第一种和谐,而佛教、道家则侧重于后两种和谐。道家的"道法自然"的思想对我们今天学习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环境尤有借鉴意义。中国传统文化还认为,要达到上述的3种合谐,就必须坚持"中庸"之道,即做事要适可而止、恰到好处,反对走极端。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的祖先用劳动和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延续不绝,一直影响到今天的生活。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是凝聚中华民族力量的客观要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现实需要。全面、系统地挖掘、整理和介绍中华传童文化,则是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有鉴于此,几十位对于传统文化素有研究的学者通力协作,编纂了这部《中华传统文化大观》,奉献给各位读者。
文化是人类精神活动和实际活动的方式及其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由于人们生活实践的复杂多样,文化也相应地具有不同的内容、形式和层次。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早在数千年以前,中国就以独具特色的黄河文化而闻名。其后,经过炎黄子孙长期的创造和积淀,中华文化愈丰富多姿、博大精深,其成就、其影响,举世罕见。
 4、在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方面,王徵自制出自行车、自转磨、虹吸、鹤饮、刻漏、水铳、连弩、代耕、轮壶,同乡人把他当作诸葛孔明复出。王徵和金尼阁合作翻译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中国第一部罗马字注音专著。王徵和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翻译编写创作
了《远西奇器图说》,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引进西方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的著作。
  5、现代医学也开始萌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实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确性超
过了以往所有本草学著作。而吴有性的《瘟疫论》则透露着中华新医学的曙光。
 
第三,我们再看看物质文明:
  明朝代表着当时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平。明代末年的中国生产力高度发展,永乐年间的铁产量高达9700吨,而17世纪欧洲产铁量最多的俄罗斯才2400吨;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明朝在世界上都遥遥领先,工业总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与此同时,明末的对外贸易量也相当惊人。根据已有研究成果推算,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7000到10000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那时,不是欧洲而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
  第四,我们再看看明朝的对外交往:
  明朝人对外极其开放。在对待外国文明的态度上,瞿太素主张应以文化的高低来区分是否文明国度,他说:“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流亡到日本的朱舜水也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这一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实上,明朝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现在我们把林则徐,魏源看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其
实比他们早两个世纪,徐光启等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已经把视野转向世界,并且认识到中国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西方列强。徐光启说:“今之建贼,果化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则今之闽海寇夷是也”。也就是说,虽然那时关外的建州满人虽然是明朝的大敌,但象徐光启、崇祯皇帝那样的人已经知道西方将是中国更凶恶的敌人,因此在内忧外患之中还不忘加紧引进西方科技。
  明朝,中国人不仅走了出去,而且还独占中国近海以及东南亚的海上霸权,确保了祖国的海上安全。更为关键的是,由于我们不仅没有关上国门,而且还走了出去,这样使我们的航海与军事技术都始终与西方世界始终接轨,不至落后。
  郑芝龙在明朝官方的支持下曾经发展成为拥有三千多艘海洋贸易船只,超级庞大的海上贸易集团。当时郑芝龙集团势力已经达到“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崇祯元年,荷兰人和汉人许心素联手在东山岛海面上向他发动攻击,郑芝龙盛怒之下出动千艘船只进行还击,捕获荷兰人的两艘大船和85名荷兰船员。不久又攻入厦门港,把许心素抓获处死并再捕获一艘荷兰船和一艘快艇。等到强大的中国海盗集团刘香势力崛起之后,“荷兰人与刘香勾结,在1633年7月12日突袭厦门,把港内郑芝龙水师的二、三十艘战船击沉或烧毁,这些被破坏的船只每艘上面配备有
16门、20甚至36门的大炮,可见郑芝龙的明军水师实力强大到什么程度。而在短短两三个月内,郑芝龙竟能连续对荷兰人发动两次庞大的海上反攻。出动包括五十艘特大战船在内的150艘战船,使刘香海盗集团和荷兰人遭受到重创。最后彻底消灭了强大的刘香海盗集团
,并使荷兰殖民强盗受到沉重打击。这种战果在中外交锋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也奠定了郑芝龙的明军海上力量在这片海域上的霸主地位。荷兰人在见识了他的厉害之后,改变了对他敌对的态度,与他合作,以求在几乎完全由他垄断的贸易中得到一些好处。
  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和郑芝龙集团竞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贸易上,都是如此。德国学者aldree he wiltn说“他除靠那一项强暴的营业税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机生意,而终于积攒起一笔莫大资产,他的船只计有三千,他令其船主们巡航到暹罗、马尼拉、马六甲等地,就豪华以及财富而论,他凌驾在他君主之上”。当时就连郑氏家族手下其他成员,都富可敌国,如户官郑泰“守金门,资以百万计”“富至千万”“少者百万”。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些方面看看这个中国的海上集团当时强大富裕到什么地步。《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中说:“崇祯元年,台湾荷兰长官与郑芝龙订立为期三年的购货合同,议定郑芝龙每年向荷兰交付生丝一千四百担,糖五千担,糖姜一千担,绢绫五千担,荷兰人支付29万9700元,这项合同后因荷兰东印度公司缺乏现金作罢。”
  总之,明末华夏文明处于进入人类文明更高级阶段的前夜,前程未可限量。虽然因为饥荒西北起了民变,但以明朝的实力是完全可以镇压下去的。而事实上,民变之起也跟由于平定满人而增加税收有关。增加税收,江南尚不觉得吃力,而西北却承受不了。假如满人不在关外闹事,一是西北民变未必会起,二是明朝也可倾力镇压,而左支右绌而致流寇坐大。
  中国自宋以来,北宋、南宋、明从根本上说都不是亡于内,而是亡于外。假如,没有被少数民族灭亡,华夏文明成果都将会得到进一步积淀,也许会创造更加灿烂的前景。但这一切却被女真、蒙古和满人这些敌人毁掉了!
  明末传教士利玛窦对那时的明朝社会有过这样描述:“这里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十章)。这多么像今天西方的景况呀。 [11]
  上面说的是明朝,在满清异族统治下,华夏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首先我们看看清朝精神文明:
  满人通过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几乎把所有崇尚气节、不甘异族统治的知识分子屠杀殆尽。通过大屠杀政策,满族人还第一次彻底灭绝了华夏民族的传统服饰和发饰,华夏民族脑袋后面晃荡的那根猪尾巴成了征服者打在华夏民族身上最耻辱的烙印,华夏民族曾经
不曾丢失过的自信骄傲以及民族意识都荡然无存。鲁迅所极力批判的国民劣根性,难道不就是奴才的品性吗?高贵的华夏民族在满清异族统治下奄奄一息,苟延残喘。
  在清初几代皇帝厉行的文字狱下,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终极关怀,对人权、对人性的思考也都在中国大地上灭绝了,荒谬的金石学,鱼虫学冒了出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再是有生命的形体,而被博物馆化,钻研满清认可的那些所谓经典和埃及学家在大英博物馆里翻阅埃及文献没有两样,而且还有个很接近的名字——汉学。汉人的学问已成故纸,这意味着汉族真的成为一个考古意义上的名词,或者说清朝的汉人已经不是汉人,
  清朝统治者,还通过修纂《四库全书》,焚毁和篡改了大量代表华夏文明最高发展阶段思想精华的书籍,如后来对东亚国家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贡献巨大的《农政全书》、《天工开物》都不见了,直到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留日学生才在日本重新发现。
  其次,我们再看看清朝的物质文明:
  农业方面,明末崇祯时有田783万顷,到乾隆31年(1766)才恢复到741万顷,可见清朝过了一百多年才恢复到明末的生产规模。而最高的记录是嘉庆17年的791万,仅仅超过明崇祯时期7、8万顷。
  清朝最大的功绩是人口方面,乾隆年间已近四亿,是明末数倍!但在粮食生产没有增加、工商业也没有明朝发达的情况下,人口翻了两番意味着什么呢?难道不是人民生活质量的普遍下降吗?乾隆时来访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说:“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很多人没有衣服穿”,“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发展,都存在着一个上限,大概在一亿左右,以宋、明之富也没有超越这个极限。清朝生产力并没有提升,却滋生出这么多的人口,不仅说明从清朝开始,中国进入一种低生活质量的发展模式,而且这是一种“反近代化”的道路,巨大的人口也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巨大包袱。
  中国一直都出产大麻、鸦片等作物,并且是鸦片出口国,可到了满清时才有大量民众吸食鸦片,而且中国还成为最大的鸦片输入国呢。生理繁殖活动的异常活跃和对麻醉品的大量需求,显然反映出文化思想活动的贫乏和压抑。
  清代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在鸦片战争之前从来没有达到过明末的水平,在所谓的“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明代末年。
  第三,我们再看看清朝的科技水平:
  事实上,清朝所有科技研究都已停止,直至近代以来才重新恢复。林则徐广东禁烟期,民间有人献上所谓威力极大的火炮,其实仅仅是明代最普通的军事装备。明代中国的海军极其为强大,战船都配备当时最强大的火炮,而到了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竟然好象头一次见到这样的战船,而不得不惊叹“船坚炮利”。直到现在,每一本关于近代的历史书上都会写着,“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而不知在明朝的时候,我们的船和炮一点也不逊色西方!
  第四,我们再看看清朝的对外交往:
  为了防止汉族得到当时在台湾的郑氏政权和日本、韩国等华夏附属文明的帮助,满清执行闭关锁国政策,富庶的东南沿海地区被辟为无人地带,不仅阻碍了中国贸易的发展,也使得中国与世界主流文明脱轨,中国从1644年至1840年200年间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12]
  总之,在清朝统治下,中国文明出现了严重倒退,与西方文明的差距愈来愈大,等到鸦片战争爆发时,在英国人眼里我们已经属于类似印第安人那样的半开化民族了。
  事实上,清朝与“五胡乱华”一样,都使中国文明衰退。但清朝更糟,因为“五胡”人口的绝大部分在战争中被消灭,极少数幸存下来的被彻底汉化,而清朝却使中国“胡化”!而且更致命的是,在南北朝时代还没有西方这样一个强势文明存在,世界的联系也没有如此紧密,中华文明大有转圜的余地,也有复兴的时间。事实上,中国文明本来就远离世界文明中心,我们进入青铜和铁器时代,都比文明中心晚上一二千年。但到了清末却不一样了,清朝使我们停下脚步,慢上这一步,结果步步慢。小日本就是因为国民性比我们好,更加开放,因而先行了一步,结果从1894年以来骑在我们头上整整半个世纪。假如中国一直有明朝那样的活力,华夏文明应该在1840以前就会融到世界文明之中,哪里会遭遇鸦片战争那样的耻辱?又岂容小日本猖狂?我们应该明白,明清两代华夏文明是截然不同的,更应该明白清朝的统治本不是华夏文明的正常发展轨迹,满人灭绝中国文化给我们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历代征服者,都没有象满人那么狠!他们让汉族易服,事实上是彻底打破我们的羞耻心和民族记忆。一提起华夏文化,就应该想到峨冠博带、宽袍大袖,这才是华夏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最重要的外在特征。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促使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消失、服饰的灭绝、道德的沦丧、礼仪的混沌,如此漠然、麻木甚至拍手称快呢?为什么直到今天许多人对恢复汉服还不以为然呢?日本、韩国都比我们更现代,但人家却为什么还有自己的“民族”衣冠?还无比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事实上,他们的衣冠和文化传统难道不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吗?过去我们的耻辱就够多了,但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还继续制造新的耻辱,韩国端午节申遗成功难道不是我们新的耻辱吗?
   今天,振兴中华民族,还是有时间的。一是最强大的西方文明并不是侵略成性,人家也不是靠侵略过活,这也是邓小平同志得出“和平”和“发展”是“世界主题”的根本原因。二是世界联系太紧密,除了核心技术,一般的“新生事物”都能很快学来。连朝鲜那样的国家都能进行核爆,任何开放开明的国度要想现代化岂能没有机会?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想发展,既有机会,又有时间,就看统治者的意愿了!
  制约一个民族发展的是什么呢?不是外部的,而是内在的,即我们必须创造出这样一种社会:人民具有高度的自信、活力与创造力。
  但凭现在的样子,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说行吗?
  我现在到希望中国还存在民族危机,也许那样,我们这个民族可以稍许振作!
          看看满清都干了些什么!
         入关后满清把近两亿汉人屠杀到了四千万,在以后地近三百年来,大规模地屠杀更是一起接着一起,受害者比以往两千年历次屠杀加起来都要多
满清对蒙古族厉行减丁政策,蒙古各部只要超过男丁上限.那么就要靠抽签来杀死多出来的男丁以进行减丁.这种无差别屠杀甚至包括爱新觉罗家族地铁杆科尔沁蒙古,科尔沁蒙古地男丁上限是八万,奴酋福临和儿子奴酋玄屠杀起科尔沁来也是一样不客气,短短四十年里,仅科尔沁蒙古地男丁,他们父子俩就屠杀了三十万.
满清对回族各部进行了持之以恒地种族灭绝工作,并制定了“以回牵汉,以汉制回”地政策,极力挑拨种族仇恨.鼓励回汉种族仇杀. 
明朝有着辉煌地音乐艺术成就,比如十二平均律就在明朝被提出,直到黄石原本地时代,这还是现在音乐地奠基石——但在它却不能生存在它出现地母国大的上,因为它被满清禁毁了. 
   
  明朝地医学正在努力发展,比如中医也第一次提出人是用脑而不是用心在思考——不过它失去了进一步发展地机会,因为这些新地理论被满清禁毁了. 
   
  明朝翻译了几何原本……明朝的妇女都知道的球可能会是圆地并为此展开争论、还为此写下笔记……明朝有人准备写下技术书籍.介绍如何炼钢炼铁——这些书籍都被满清禁毁了.     
  奴酋福临平均每年发动一次文字狱,他儿子平均每五年一次,他孙子平均每两年一次,而他重孙子弘历,竟然平均每年发动两次文字狱!
    
  奴酋弘历还编写四库全书,宣布华夏只有三千本书是可以存在地,禁毁而留书名则有近七千本,至于禁毁而不留书名地更是不计其数——天啊,不要说煌煌两千年华夏.仅在明朝、仅天启皇帝批准刊行地书籍就有两万余本.
愚昧、卖国—— 从满清开始,直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世界史上再也没有一个中国籍科学名人、没有哪怕一项属于中国地技术发明;这个政权在二百多年的统治期间,竟然签了一千一百个卖国条约,平均每年要签三个!
华夏祖先创建地伟大地文明,已经被摧残到这个的步,以致它都无法靠本身地力量复苏了,它不得不靠从外来地文明中汲取营养才能再次站立起来. 
   
  无数的书籍被湮灭在这一片黑暗中,我们甚至都不知道祖先到底都创造过什么;在建奴污蔑大明是和他们一样地愚昧国度时,我们甚至都找不到足够地具体理由来反驳.

满清侵略军和吴三桂叛军、李自成叛军谁的“战功”最大?
         一直的误区在于听任清遗自吹“武功盖世”,诋毁汉族。
1,在满、吴进军中原之前,李自成叛军就已经将明朝毁灭大半、皇帝自杀了,全国陷入分崩离析的状态,奄奄一息。
2,吴三桂叛军原本是明朝军队之精华,满军一直不是其对手,根本打不进山海关,更不要说占领中原(袁崇焕曾有九千人击溃满军五万的一战)。但这样一支精锐军队却叛了国,连打带骗,谎称为皇帝报仇。其原本人数就超过十万(此外的全部满军不超过七万),骗到后来更是附从势力过百万,而对阵的南明军队并非原来明军精华,人数也不占优势,更兼分崩混乱。可以说整个中原的十分之八是那支汉奸军队打下来的,满清侵略军的战功没有超过十分之二。
3,吴三桂不适于称帝,以免和谎言起矛盾,因此拥戴满清称帝。满清只是捡到了历史上最大的便宜,其实没有什么“赫赫武功”可言。
4,吴三桂后来又叛满清,击灭满军如摧枯拉朽,从云南迅速打到长江。但还是暴露了原先欺骗天下的嘴脸,因此为天下所弃。而随后与他对阵的,却是汉八旗,因为満八旗已被重创,没什么“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
5,吴三桂之败,败于天下共弃树倒猢狲散,被汉八旗(其它的汉奸)收拾。所谓満八旗,仍没有什么赫赫可谈,倒是很惨。
6,因此原本辉煌于世界的明朝,主要是亡在李自成吴三桂手里,亡在帝死分崩,而小小满清的武功是最弱的,仅仅捡了便宜。“战功”分配应该是:李自成四分,吴三桂五分,满清一分。
7,这是历史的真相,但清遗分子却坚持要说“满洲十万铁骑征服了一亿人的明朝”,以此作为武功盖世、民族优越、鄙视汉族的借口,这不仅违反历史真相,可笑意淫,而且心态卑下。他们不顾被吴三桂挡在山海关外逾越不得的历史,不顾李自成四分吴三桂五分的“战功”,不顾崇祯自杀天下离散的情况,不顾后来満八旗被吴三桂消灭大半的“赫赫”,也不顾更后来満八旗被太平军打成狗屎的“赫赫”,他们只要意淫。
8,明朝一直对抗着当时欧亚大陆上最恐怖的蒙古帝国,而且以强势压倒了他,这是明朝武功的骄傲。还曾彻底击败巅峰期的作为当时世界第二强的日本,这个日本比努尔哈赤只早十几年,而力量却强大十几倍。这就是皇帝在天下统的时候的汉族武力,谈何满洲小骑。
9,明朝是对抗蒙古,满清却是在天下分崩时联合蒙古发难,最终形成与蒙古的联合天下。因此清遗吹嘘满清“征服”了蒙古,超过明朝,这是个笑话。蒙古没反制他,是因为蒙古早被明军打残了,两个人一起捡了李自成吴三桂的便宜。
崇祯皇帝遗言 与 溥仪的豪言
崇祯皇帝遗言
人们发现崇祯帝尸体时,见其披发掩面,身穿蓝衣,左足赤露,右着朱靴,衣前书写一段文字:“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溥仪的豪言
“我不管日本人在东北杀多少人,运走多少粮食和煤,只要不让我当满清的皇帝我就不会心甘”(参加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

评:溥仪的文化程度不低,他的《我的前半生》写的文笔非常好。可见,他是受过良好的教育的。可是这个人却说出这样恶心的话,做出这样恶心的事情。不知道他是否知道世间还有“羞耻”二字。了解了溥仪的所作所为,我想,我们就能更好的理解“认贼作父”的含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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