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为“剩女”？
什么是“剩女”？媒体与学术关注的“剩女”，就是被剩下来条件较好的大龄未婚女性。显然，这不是一般的女性，而是对那些未婚大龄优秀女青年的新戏称。“剩女”是近年来新出现的词汇，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大龄未婚女青年都可以称之为“剩女”。公众一般喜欢把“三高女”和“白骨精”作为这一群体的代名词。“三高女”为眼光高、人气高、收入高的女性简称。“白骨精”为女性白领、骨干、精英的简称。
其实，对于“剩女”有一个简单的衡量标准：也就是“3高”和“3S”标准。具体来说，“三高”指的是：高学历、高收入、高年龄；“3S”是指：Single（单身）、Stuck（卡住了）、Seventies（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根据“剩女”的“3高”和“3S”特征，这里面暗含了这样几个因素：第一，大龄未婚；第二，高学历带来的高收入；第三，生活在城市里。据此界定，笔者对“剩女”下一个社会学的定义：城市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大龄（通常指30～44岁）未婚女性。
根据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剩女”这一特殊的女性群体有以下几个特征：一、“剩女”是独身并且未曾结过婚的女性，通常没有固定的男朋友；二、“剩女”属于大龄女青年的一部分，年龄大都在30岁以上；三、“剩女”是未婚大龄女青年中条件优秀的组成部分，学历在本科或者以上、收入较高、事业有成，经济条件较好，综合素质较高；四、“剩女”未必是失婚者，可能是“被动剩下”—想结婚而没有合适的人选和机会，也有可能是“主动选择”独身，不想结婚；五、“剩女”的独身状态可能是暂时的，也可能是永久的；六、“剩女”是目前我国大龄未婚女青年的主要组成部分。
这个特殊的女性群体已经过了最佳适婚年龄: 其中25—27岁称之为“剩斗士”；这些女性还有勇气继续为寻找伴侣而奋斗；28—31岁称之为“必剩客 ”； 32—36岁称之为“斗战剩母”；36岁以上称之为“齐天大剩”；甚至有人把他们中的特殊个体称为“圣女”。就“剩女”个体而言，比她们大的已经有了小孩，比她们小的也正在或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相比之下，他们就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剩下来了。大龄未婚（想嫁）与条件优秀（嫁不了）在女性身上出现了严重断裂，“剩女”们进退维谷，以至于陷入窘境的态势， 不可否认这种客观的窘境引发国内“剩女”时代悄悄来临。虽然“剩女”及其现象在国内才刚刚被人们谈及，但是从数量和规模上看，这一群体发展速度令人吃惊。随着传媒与学术的越发关注，加之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诉求，有效的理论介入与有力的现实操作极为重要。
二、“剩女”之剩
“剩女”是自身条件较好却在婚姻市场上不受欢迎的一群女性。目前在我国大城市“剩女”有愈来愈多之势，如网络上疯传仅北京就有50 万“剩女”，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成为“剩女”的集中地。这样一群优秀的女性单身而居，吸引了大众的关注，“剩女”现象成为流行的话题资源，但是媒体中往往充斥着对“剩女”的歪曲解读，将“剩女”作为吸引眼球的话题。在媒体眼中，“剩女”收入丰厚，生活方式较时尚，正适合作为休闲时尚的集体代言人，吸引其他女性群体关注时尚消费；而“剩女”的独身，作为另类的生活方式，更是被媒体当作吸引眼球的主要卖点，“剩女”难嫁正在被广大媒体歪曲解读、添油加醋地传给大众，导致大众对“剩女”现象的误解，认为剩女是一群自命不凡、性格古怪的另类人群。
“剩女”为什么会被剩下来，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几家知名度较高的网站上都对这一现象做了调查，如新浪，腾讯，搜狐，“Only lady”等。众多网友认为“剩女”难嫁的主要原因是太挑剔，对男人的要求太高：64%的腾讯网友认为“剩女”“太挑剔，择偶要求过高”，45%的搜狐网友认为“剩女”都是她们“自找的，都是挑来挑去惹的祸”，另有将近19%选择“择偶观念有待改变，家长的教育有问题”，44% 的“Only lady”的网友认为“剩女”“自觉很优秀，眼光过高，择偶范围狭窄”。其中，腾讯有77776人次投票，搜狐有96471人次投票，“Only lady”有429 人次投票。在新浪的调查中，“剩女”对自己不嫁的理由中，“难寻完美男人”是第一大理由，选择率为69.7%，第二大理由是追求独身：“单身即自由”（38.38%）、“单身是快乐”（34.34%”）。第三大理由是“难忍琐碎生活”（34.34%）。
由此大致可见择偶难是公认的独身理由，“剩女”对配偶的要求较高。另外也可以看出，“剩女”不婚的另一种可能是选择独身，无论是选择暂时独身还是永久独身，都透露出“剩女”对婚姻生活的担忧和对独身自由的向往。当然，这些调查不能作为严格可信的证据，这些调查中的备选答案有一种倾向，暗示“剩女”是过于挑剔的，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些数据只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人们对“剩女”难嫁的认识。
“剩女”剩下的主要原因，可以说还是“剩女”自己的主观选择，一是不愿屈就（“宁缺毋滥”的择偶心理），二是逃避婚姻（向往与恐惧并存的婚姻家庭心理）。前面主要是受传统影响（社会还是男权社会、择偶还是要梯度）；后者主要是社会变迁的影响（女性解放、离婚率上升等等）。
三、“剩女”之剩的两种心理状态及其原因
（一）“宁缺毋滥”的择偶心理
出生于独生子女时代、在父母眼里被视为“掌上明珠”的“剩女”们，从小习惯于享受“好”生活，考虑问题习惯从“自我”出发，挑剔和追求完美。在择偶标准上，“下嫁”意味着屈尊，是她们的字典里找不到的字眼。而满足“城市剩女”择偶要求的优秀男士却凤毛麟角。面对矛盾和困境，“城市剩女”们又心存“上一秒嫁了可能委曲求全”，下一秒可能就遇到了“真命天子”，于是她们“拣尽寒枝不肯栖”，守候着“白马王子”的出现，最终只能“宁可抱香枝头老”，硬着头皮过着“宁缺毋滥”的单身生活。
（二）向往与恐惧并存的婚姻家庭心理
“城市剩女”们经历着改革开放浪潮的洗礼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渗透，对于爱情、婚姻和家庭的理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加之大众传媒关于家庭暴力、感情越轨的相关报道屡见不鲜、离婚率不断攀升，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她们对家庭的质疑，婚姻似乎真的成了爱情的坟墓。她们害怕婚姻葬送了本来美好的一切，害怕家庭关系的复杂影响本来平静的生活，害怕遭受婚姻和家庭破裂的打击……由于害怕成为婚姻的牺牲品，所以在婚姻和家庭的问题上往往逃避、拒绝。
接下来，我们针对以上这两种“剩女”的心理状态具体来分析一下“剩女”之剩的原因。
首先，我们认为，这种“宁缺毋滥”的择偶心理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这主要是从择偶梯度的角度出发：对“剩女”现象最好的解释就是“择偶梯度”的存在，即婚配中的“男高女低”模式。传统的择偶原则不仅讲究“门当户对”，还需要“男高女低”，即女性的经济社会条件应与男性相当，或者更低，因而维护了男性较高的家庭地位。在婚配问题上，男性总是倾向于找社会经济地位比自己低的女性做配偶，而女性总是倾向于找社会经济地位比自己高的男性做配偶，因而形成择偶梯度。
通常，根据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可以将婚姻市场中的男女三个层次，即经济条件较好、学历较高、生活在上层社会的A 男和A 女，经济条件一般、学历一般、生活社会中间层B 男和B 女，以及经济条件较差、学历较低、生活在社会下层的C 男和C 女。由于每一层次的男性都倾向于找门当户对的或者较低层次的女性为配偶，A 男在婚姻市场上有着绝对的优势，C 男有着绝对的劣势。对于女性而言，自身条件越好，越难找到比自己条件好的男性，因此A 女的“三高”并不利于寻找配偶，反倒是“三无”的C 女从来都不会被剩下，这从农村的婚姻状况可以看出，无论什么样的女性，哪怕是痴呆残疾的女子都能够嫁掉。
在这个择偶梯度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男性（C 男）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女性（A 女）处于不利地位，A 女的择偶范围很小，因而形成择偶难的问题。择偶梯度不仅在传统社会是主要的择偶模式，在现代条件下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择偶模式，是上层女性和下层男性择偶难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择偶梯度就构成了“剩女”出现的结构性原因。在传统社会中，不会出现“剩女”的问题。传统社会的择偶方式是家庭本位的，个人对于选择配偶几乎没有权力，家庭或家族完全按照家族的利益来为子女安排婚姻，女性没有自主选择配偶的机会，往往按照家庭或家族的意志进入婚姻，家族是不允许家里有嫁不掉的女子，因此不会出现剩女。但对于男性而言，如果家庭经济条件不好，没有足够的财力就难以娶到老婆，因此在传统社会有“只有剩男，没有剩女”的俗语。
其次，“剩女”的向往与恐惧并存的婚姻家庭心理是由于社会变迁所导致的。社会变迁是现代社会最为显著的特征。这种社会变迁首先就表现在女性地位的提高上。正是由于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变革，女性才前所未有地提高了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女性在现代条件下能够享受高等教育，获得好职业，这使得女性在经济上获得独立，不必依靠婚姻获得保障，这就减少了女性对男性和婚姻的依赖程度，使得她们有更自由的选择权。另一方面，经济上的独立必然导致女性需求层次的提高。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的需求是分层次的，人自身是不断发展的。当低层次的需求满足以后，满足高层次的需求就成了行为的驱动力，在女性满足了生理和物质的（包括一定的安全）需求后，高一级的需求——归属和爱的需求，以及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必然成为“剩女”追求的新目标，“剩女”的择偶和婚姻观念也必然体现出需求层次的提高，对配偶和家庭生活的质量要求高于一般女性。“剩女”对配偶的要求更高，不仅要求比较匹配的经济条件，对情感和综合素质的要求都不放松。
社会变迁的作用还表现在思想观念的转变上。改革开放30 年来，西方的各种思潮与中国传统观念相互碰撞，不断冲击人们的价值观，西方的性解放和女权运动给我国带来性别的模式变革的新思维，而传统的男权思维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统治中国人的头脑，这种思想观念的激烈交锋也是“剩女”之剩的重要原因。一方面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和性道德的双重标准使女性对家庭有着严重的不安全感；另一方面，女性就业受到种种障碍，从招聘中的性别歧视，到由于生育和养育小孩导致的职业中断和失业等等，都严重影响了女性的职业发展，这种就业障碍更加剧了女性对男性和婚姻的依赖，而这种依赖程度越高，女性的不安全感势必就越强烈。
在近年来，离婚成本下降和婚姻替代的增多更增加了这种婚姻的不安全感。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时期，越来越多的女性认识到，教育投资会让自己在婚姻市场的收益增加；另外，鉴于经济发展所伴随的更高的离婚率的发生，女性会预期未来家庭的不稳定性所必然导致的更大的劳动归属，为了能在未来的劳动力市场中获得更高的竞争力和收益，女性趋向于接受高等教育。在长时间的求学过程中，客观上促使女性被迫进入“剩女”行列。同时，不菲的收入、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及良好的教育，也成为他们对爱情追求的物质和精神保障。正是这种对家庭和事业的双重不安全感使得女性在择偶时慎之又慎，举棋不定。也正是这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使得女性更容易接受新的观念，提出对新型的两性平等的家庭模式的需求，而一旦这种愿望不能满足，“剩女”就会选择独身，宁可孤单也不愿忍受低质量的婚姻。而这种不想放弃事业转做幕后工作的想法正和男性的想法相同，在两性都不愿妥协的情况下，是女性而非男性最终成为家庭和事业矛盾的焦点。当男性还在寻找一个能支持自己事业、相夫教子的贤内助的时候，“剩女”的出现显然不合时宜。因此“剩女”成了婚姻市场中条件优越却不受欢迎的一群人。
“剩女”难嫁作为群体现象出现，表明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传统和现代的价值观冲突，造成人们在认识上和选择上的失调。在某种程度上，“剩女”是社会变迁过程中价值冲突的受害者，然而大众却将“剩女”难嫁更多归结为剩女自身的问题，认为她们挑剔、自命不凡、“自找的”等等，甚至认为她们是性格问题和大女子主义。左雪松和夏道玉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剩女”在婚姻中出现的问题是由于社会对女性的建构落后于女性自身的建构，当“剩女”已经开始寻求新的婚姻家庭模式甚至突破家庭模式的时候，社会建构还在男权社会的传统上原地踏步。“剩女”在工作领域“走出与腾飞的同时，却在婚姻家庭领域难以实现安全平稳的降落，女性婚配行为大起大落，要么逃避现实要么成为另类， 这些都不是'剩女’当初自我假定的初衷，结果'剩女’们未能实现理想婚姻状态的'软着陆’。”
当然，我这里要做一点说明：以上所说都是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那就是“剩女”是主动剩下来的。最后还当然也不排除有被动剩下来的，像有些女博士，其原因很可能是男的也被灌输了婚姻梯度的思想，所以不敢找女博士，其他的很可能就是个人的原因了。
四、“剩女”问题是社会问题吗？
今年妇女节前夕，北大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说，“剩女是个伪问题，剩男是个大问题。”“剩女”多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剩男”则更多是条件所限的被动结果。男性适婚人口绝对过剩，他们有旺盛的生理需求却又无法通过正常途径满足，这样一个被社会遗忘的底层大众，若没有必要的“安全阀”，必定带来巨大的负面冲击。
根据我们《社会学概论》的定义：社会问题是指一种或数种社会现象产生失调，影响许多人的生活，并引起多数成员的注意，破坏社会正常活动，需要动员社会力量才能解决。
首先，从社会问题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剩女”现象只符合其中一两种条件，剩女难嫁是一种社会失调，引起许多人的注意，但是“剩女”的婚姻失调还没有影响到社会大部分成员的共同生活，也没有破坏社会的正常活动，也更不会妨碍社会的协调发展。所以，从定义上看，“剩女”现象并不符合社会问题的条件。
“剩女”状态是个人生活的一个短暂时期，到达一定年龄才能成为“剩女”，一旦“剩女”结婚，这种状态立即结束。并且，待社会进一步发展，“三高”女性的婚姻得到较好的解决，或者社会宽容到可以接受独身作为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那么“剩女”的“婚姻问题”也将不复成为问题。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剩女”并不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只是一种暂时的失调。需要加以调节和引导的是现有的性别模式和家庭婚姻模式，而不是将“剩女”视为异类。
“剩女”问题要放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这不是一个经不起思考的简单的社会学问题有很深的“伦理”思考余地。对于“剩女”群体的出现，它确实不是一个矛盾尖锐影响稳定的社会问题，但它却是是影响千千万万个人终身幸福、千千万万家庭正常生活的现实矛盾。“剩女”不结婚确实是个人自由。那将来呢？ 将来“剩女”们孤老伶仃之时呢？那就演变成了千千万万的空巢老人了。空巢老人的问题就不是无关紧要了。不可否认的是，“剩女”现象将会引发一系列“多米诺”骨牌效应，比如对于婚姻市场秩序的破坏，进而威胁家庭的构建和稳定，乃至母亲素质的提高等等，最为重要的便是对于当前和谐社会构建产生负面的影响。
笔者认为，重拾“相亲”这个传统，或许是一剂良方。从过去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新时期轰轰烈烈的自由恋爱，再到如今各种形式相亲的回归，可以理解为传统的一种复兴。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在城市这个次级关系倚重的空间里，人们社会交往的网络表面扩大，实质上是缩小了，人际交往呈现出匿名、短暂、缺乏感情色彩等特点。而“剩女”借助相亲这个传统的工具和手段，在利用周围的初级关系如亲戚朋友结交异性的同时，也可以结合大众传媒，新兴的中介组织拓展相亲的时空，如电视、网络征婚、参加八分钟派对等等，增加更多的机会和了解。相亲，为身处快节奏都市生活中的“剩女”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成本，更为重要的是，也大大提高了针对性和准确性。马克思·韦伯曾经用三项指标划分社会层次结构：财富、声望和权力，并且认为同一等级的社会成员具有相似的满足自身物质需要的能力，社会成员总是倾向于同自己生活方式相似的人交往。美国社会学家彼特·布劳认为， 同一群体成员相互之间进行同质交往的可能性比不同群体的成员之间发生异质交往的可能性更大。异质性越大，妨碍社会交往的群体障碍越多。由此可见，相亲通过将“剩女”对于婚姻伴侣的要求进一步细化、物化，更好的促进了她们与同一群体成员之间的交往，也相应的增加了“不剩”的可能性，不失为一种可行性较强的手段和方法。
参考文献：
[1]. 唐美玲. “剩男”与“剩女”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婚姻挤压. 青年探索. 2010(6).
[2]. 荣欣. “剩女”的媒介形象呈现分析. 新闻世界. 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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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宁鸿. “剩女”现象的社会学分析. 社会观察. 2008(12).
[5]. 左雪松. “剩女”现象的社会学命题考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范式. 黄冈师范学院学报. 2010(8).
《“大龄剩女”社会现象的初步探究》作者：崔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