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清代的书价（一）关于清代的书价，乔衍琯先生写有「乾嘉时代的旧书价格及其买卖――读《荛圃藏书题识》札记」一文，黄丕烈是清代著名藏书家，他在蒐集的善本书里，多有题跋，其中涉及当年购书之价钱，乔先生於此得出从乾隆末年到道光初年的四十多年中，书价是有变动的，而且這中间的银价、物价也影响到书价；从明末毛氏汲古阁到黄氏的百馀年间，书价涨了数倍乃至六十倍；算出了当时番钱合银两的比价；收书的时间不同，价也悬殊；书价可以商榷；逾时书即涨价；得书与惜钱，二者不可兼得；书估哄抬书价；书估利润可观；用家刻书換书；藏家之间也相互买卖等。书是商品，但在各种物价中，书的价格就有着特殊意义。由于书价的资料太少，所以书价的历史很难研究。黄跋中的这些材料，都非常有用，且是研究中国货币史的專家学者所不注意的实例，经乔先生的提示，研究者当多受裨益。 黄跋中有价值者甚多，以宋本《重雕足本鑑诫录》（今藏上海图书馆，此跋与《荛圃藏书题识》有小异）为例，云：「近年念鞠宦游江西，家中书籍大半散佚，唯此书未見。询诸伊戚毛榕坪，知此书亦欲售去，以榕坪劝阻，尚為宝藏。余闻斯言，知物主未必无去志，缘谋诸书贾之素与往來者，久而始得見其书，索直白鏹卅金。余爱之甚，且恐过此机会难以图成，遂易以番钱三十三圆，书计五十七叶，並题跋一叶，以叶论银，当合每叶四钱陸分零。宋刻书之贵可云贵甚，而余好宋刻书之痴绝矣。」 除了黄跋中的记载，清初毛氏《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也列出价目，其它文集（含题跋）、笔记中也有略有涉及，但不多。上海图书馆藏《颜氏家藏尺牍》，有李渔致友朋札一通，云：「渔行装已束，刻日南归，所馀拙刻尚多，道路难行不能攜载，请以贸之。同人或自阅，或赠人，无所不可。价较书肆更廉，不论每部几何，但以本计。每本只取纹价五分，有套者每套又加壹钱。南方书本最厚，较之坊间所售者，一本可抵三本，即装订之材料工拙，亦绝不相同也。不用则已，用则別。」李渔是明末清初文学家、戏剧家，明末秀才，入清后无意仕进，从事著述，后居于南京，其居所即为「芥子园」。李曾开设书铺，编刻图籍，他既為书商，则有他自己的生意经。此札可证书以册计，且每冊纹银五分，如以一部书以三冊计算，那即為一钱五分。有无函套、装帧不同价也有异。清初书价资料，极难得，此其一也。 清毛庆臻《一亭考古杂記》云：「乾隆八旬盛典后，京板《红楼梦》流行江浙，每部数十金，至翻印日多，低者不及二两。其书较《金瓶梅》愈奇愈热，巧於不露，士夫爱玩鼓掌，传入闺阁，毫无避忌。」书价，以原本流传稀少为贵，一旦翻印重刻，则为习见，但是低者不及二两，那高者或其倍於市。 至於如明万曆许自昌刻本《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藏四川成都市图书馆），其书名页有翁同龢题识，云：「光绪庚寅長至，翁同龢收得之，白金四两」。並钤有翁印。但此书仅为万曆本，且並不难得，翁为显宦，四两银子，自是不在话下。 津十年前，曾写有「明代坊刻图书之流通与价格」（見《书韻悠悠一脉香》）一文，因明代之书价，也间接发见一些清代书价资料，但我當年选择资料的前提，是见于清代刻本的书名页上所鈐「木记」，此「木记」材料为木，非石质，或方或長或圆，乾隆刻本往往在书名页的右下角，嘉道以后者，则或左下角或右下角不等。因为这种「木记」中的内容都是该书的售价，和明代万曆及啓祯時一些图书书名页左下方有售价的「木记」一样，是明季刻本有书价资料的延续。這种有书价的「木记」較稀见，它是当年坊肆书贾所钤，对于研究中国貨幣史、物价史、图书史、出版史者來说，是第一手的不可或缺的资料，而且不见于它书之记载。因其鲜见，茲录出（前面的十馀种，為「哈佛燕京」所藏），或为研究者所用。 《医门法律》六卷，清喻昌撰。清初葵锦堂刻本。书名页刻「医门法律。豫章喻嘉言先生著。是集穷致物理，发明心地，法开广大之门，律简微细之慝，言言阃奧，字字竿头，俨具药王手眼，医圣炉鞲。敬授之梓，以为世範。葵锦堂主人识。」並钤有「价纹壹两貳钱不折」木记。「不折」者，不打折扣也。 《经史待问三略》不分卷，清辛子成撰。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刻本。书名叶刻「经史待问三略。乾隆癸巳仲冬。经史识略附策。经济要略附策。经史纪数略。一本堂藏板。」並鈐长形木記「甲午增校定本，实价纹银壹钱，不折不扣」。甲午，當乾隆三十九年（1774）。此书稀见，不見各家書目著录。坊贾深知，顾客讨价还价，颇费口舌。此书价仅壹钱，索性开诚布公，「不折不扣」，没有商量馀地。 《安居金镜》八卷，清周南辑。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周氏寿南堂刻本。书名页刻「安居金镜。钱塘周梅堂手辑，仁和王司直參阅。寿南堂藏板。」鈐有「仙根周氏图书」及「每部纹银实价四两」木记。周南序署“钱唐周南梅堂氏书於寿南堂中”，寿南堂為周南堂號，则此为其自刻本。此為趋避书，民间百姓、富商大贾，均以冀求平安为要务。此书价甚贵，当非一般人所能购买，乃奇货可居之书。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部，乾隆六十年（1795）沈青等刻本。扉叶上钤有红色圆印「遵照文澜阁本敬刊」。又有长方印，钤「奉宪印行。每部制钱二十四两，定价不貳。」末有阮元撰「恭纪」，云：「乾隆四十七年《四库全书》告成，特命如內廷四阁所藏，缮写全冊，建三阁於江浙......《四库》卷帙繁多，嗜古者未及遍览，而《提要》一书，实备载时、地、姓名及作书大旨。」「乾隆五十九年浙江署布政使司臣谢啟昆……恭发文澜阁藏本校刊，以惠士人。貢生沈青、鲍士恭等咸願输资鳩工蕆亊，以广流通。六十年工竣。」这是我所见到的清代刻本中，所钤木记中记录书价最昂的书，二十四两，絶对不是一个小数字，当然，此书也是大部头，有一百十二冊之多。（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年华录》不分卷，嘉庆二十年（1815）刻本。书名页刻「年华录。全谢山先生辑。嘉庆二十年鎸。日新堂藏板。」有木记，「每冊计七折，银叁钱貳分」。这是打了折的书，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折价处理。 如以上述四书的书价，来看乾嘉时民间百姓的购卖力，应该並不贵。《骨董琐记》中载乾隆三年（1738）上谕李卫所开米价，「保定稻米每一仓石价，自二两六钱至二两七钱五分，钱為价中。大名每一仓石，自一两七钱五分至二两一钱四分，为价贱。豈有如此米价，尚得为中為贱乎？」《石渠馀记》卷五亦云：乾隆二十六年（1761）苏州米价为「每石二两上下為贵，一两五钱上下为中，一两上下为贱。麥每石一两为贵，七八钱为中，五六钱为贱。」 盐，为百姓生活的必需品，乾隆元年（1736），云南盐价昂贵，每百斤自二两四五钱起，竟有卖至四两以上者。（《清高宗实录》元年三月）绸缎，嘉庆二十年（1815），《戶部续则例》规定，杭细绸每疋定价银二两八钱五分。大绿、桃红杭细绸每疋定价银三两一钱五分。白熟细画绢每丈定价银七钱八分。饭局，嘉庆時有「火煱一品备肥葷，随常款客无多费，恰夠京钱三百文。」儉者二百四十文。（《燕市积弊》卷三） 《春晖堂试帖详注》 《檀弓论文》二卷，光緒七年（1881）刻本。书名页刻「檀弓论文。光绪七年重刊。常州状元第荘藏板。」有木记，「每部工料英洋两角」。 《今文房四谱》一卷，淸光绪十六年（1890）刻本。书名页有木记，「一得阁寄卖每部京钱壹千文」。 《音释坐花誌果》八卷，光绪十七年（1891）竹简斋石印本。书名页有「图詠音释坐花誌果。辛卯年武林竹简斋石印」。有木记，「是书每冊有夾板计洋叁角正（无夾板貳角五分），讬杭城啟源钱荘錢莊照本折售，以冀推广。特白。」。 《兰蕙同心录》二卷，光绪十七年（1891）石印本。书名页有「兰蕙同心录。光绪十七年春景修。竟芳仙馆藏」。有木记，「娛园集议定价每部足纹壹两」。 清光绪十八年（1892）冬季北京荣录堂刻本《搢绅全书》，原装红色函套，內里粘有该堂广告一纸，云：「荣录堂搢绅店。本堂专刻各种例书、六部奏定新章程，南纸笔墨減价发售。」下列各书名及价银若干，如「《新刻律例精言》二钱；《奏对合编》三钱」等。又光緒十五年春季荣录堂刻本《搢绅全书》扉叶刻「白《文搢绅》每部市白银六钱四分、白《武搢绅》每部市白银三钱二分、袖珍《文搢绅》每部市白银三钱二分、袖珍《武搢绅》每部市白银一钱六分。」发售时间以朱色木戳记于旁，为光绪十五年二月十九日。搢绅录，多为北京琉璃厂的坊肆所刻，记载京朝及外省职官各职官姓名、籍贯、出身、履历等，所以，买搢绅录的顾客，当是官府中人，因为这是极为实用的「联络图」，对于寻常百姓人家是没有什么用的。 您看，四种《搢绅》四個价，武搢绅相较文搢绅价钱少一倍，那內容也就少一半，一般來說，搢绅录传世多为文搢绅，武搢绅很少得见。袖珍本的开本较一般本子小，所以价钱也就便宜一半，一分银子一分货，这倒也合理。十五年是己丑科，一甲三名，二甲一百三十二名，三甲一百六十一名。其中后來名声较大者如一甲第二的李盛铎，二甲中有费念慈、江标、叶昌炽、王同愈、金蓉镜、梁于渭等，三甲中如陈三立、邱逢甲、杨深秀等。清代，北京有一些坊肆也刻《搢绅錄》发售，如乾隆初同陞阁刻《滿汉搢绅全书》、乾隆五十七年宝名堂刻《大清搢绅全书》，而鴻远堂、崇寿堂、五本堂等亦各种搢绅冊子。 說清代的书价（二）此外，又如：《群芳列传》四卷，道光三年（1823）刻本。书名页有「道光癸未年新镌，歺秀阁藏本」，下钤「每部板□工价纹银六钱」。 《抚黔奏疏》八卷，道光二十五年（1845）海宁杨氏述郑斋刻本。书名页有「道光二十有五岁在乙巳春三月海宁杨氏述郑斋重雕」牌记，左下有「每部大钱壹仟肆佰文。」 《中西纪事》二十四卷，光绪十年（1884）当峹（涂）夏氏江上草堂活字印本。书名页有「甲申孟夏月用活字版重印於江上草堂」，左下木記钤「每部实价洋钱壹圆。」 《新订第四版卫生学问答》，光绪二十七年（1901）无锡丁福保畴隐庐石印本。书名页木記钤「每部三百文，翻印必究。」 《天咫偶聞》十卷，光緒三十三年（1907）甘棠轉舍刻本。書名页鈐「洋壹元肆角」。 《古文渊鉴》六十四卷，宣统二年（1910）学部图书局石印本。书名页钤「每部二十四册，定价陸圆貮角。」 以上，是书中有木记的书价资料。其它这类资料（目录、书影等）亦时有所见，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诗毛氏传疏》三十卷，為清陈奐撰，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陈氏扫叶山庄刻本，十冊。封面有「每部工价纹银陸两」墨记，各卷末左栏外有「武林爱日轩朱兆熊鐫」一行。按：此书为家刻，印量定然不多，成本也高，故书价六两银子，虽甚贵，但和书坊之书不同，应属不牟利者。 除了在书名页上的钤有木记书价外，在书名页或牌记上有时也会出现刊刻的书价。較早的如乾隆十年（1745）刻本《景州志》六卷，卷末有刊书牌记六行，云「是书选材镌刻颇费心力，校对字画一无舛讹。用粉连纸刷印，细蓝布做套，每部需工料银钱五分，用太史连纸减银五分。但刷印、装订本地并无良工，邻境德州尚有能手。嗣后刷印此书照数发价，责成礼房万勿克减，委之拙匠，致书不堪寓目也。」 道光十五年（1835）刻本《戒士（似為「土」字）图說》，书名页刻「是书足钱。头号毛太紙二百文，次毛太紙每部足钱一百六十文。加布套四十二文。凡好善信士发心印送者，向嘉定只南翔镇东街漱芽（似為「芳」字）斋范绶章刻字店承办，庶不致误。特此谨白。」 道光二十五年（1845）刻本《关帝觉世真经阐化編》十六卷，书名页刻「关帝觉世真经阐化编。道光乙巳年重镌。板存京都琉璃厂厂东门外桶子胡同內路南会文斋刻字铺每部工价纹银八钱。」 咸丰七年（1857）刻本《普济应验良方》，书名頁刻「板存宁郡又新街三味堂元记书坊刷印，其竹纸每部钱一百十二文，连史纸每部一百六十八文。」 同治十二年（1873）曲水书局活字印本《易经如话》十二卷首一卷，书書名頁刻「安徽献书」，封里左下刻「常郡韩文焕斋承刻聚珍排印，并用为上白连纸，及写校之费，每篇本价银三厘，装潢每帙本价银一分。」 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最乐编》，书名頁刻「板存浙省大井巷內张翰文斋刻字铺。刷印白竹每部制钱一百六十二文。」 光绪十三年（1887）宝善堂石印本《圣谕像解》，书名页刻「咸丰丙辰。广州味经书坊重鐫。光绪丁亥湖南宝善堂重鐫。板存南阳街聚德刻刷店。杭连紙每部壹千壹百文，官堆纸每部捌百文。」 七种书的刊刻地，分別在北京、河北、江苏、浙江、湖南、广东地区，书价大多在二百文以下，除《景州志》为八冊外，其它书之册数定不会多，由于为经书、善书、医书等，当为民间百姓所喜爱。但书坊所用纸张，却大有讲究，即使是毛太，也有头号及次等、竹纸及连史纸、杭连紙及官堆纸、粉连纸及太史连纸之别。因此，不同的纸，包括其质量，都是決定书价的因素之一。 书价也有在目录页之后出现者，如《甫里逸诗》二卷，乾隆五十六年（1791）周氏易安書屋活字印本。卷上姓氏目录后镌「印一百部，五十分送四方，五十待售纹银贰钱。」 再如清董说撰《丰草菴诗集》，卷一有「平凉志」（贾人持《平凉志》八冊，余倒缾中粟易之，作《平凉志》）一首，云：「明朝食粥那须计，倾缾換得平凉志。平凉要害古边州，难著书生闲习气。锦心繍口一字无，只載古來豪杰事。可蓝山边戎马地，赫连曾展秋鷹翅。蒙恬跡指鶉觚城，会盟坛想贞元置。谁人得似韩招讨，屹然身蔽肖关道。」平凉位于甘肃东部，陕甘宁三省交汇处，属边远地区。方志印数不多，此为以物易物例。 清代币制，和明代相同，大数用银，小数用钱。铜钱和银两之间，为一两银子抵和制钱一千文。银两憑成色重量流通，以两计算。制錢则以文计算。在市场上银两与制钱並行流通。当然银钱比价非一成不变，而时有变化。嘉庆十七八年（1812-1813），银价每两九百文內外（見張廷济壬申、癸酉两年日记）。清初至乾隆，使用银两，嘉庆以后的八九十年，外国银元在中国流通。官俸以银计算和支付，官吏的收入，也並非全为银两，还有禄米。 以山西為例，据清乾隆刻本《晋政辑要》卷一「各官俸银」记载，督抚兼尚书銜者支食一品俸银一百八十两。其兼侍郎銜者支食二品俸银一百五十五两。晋抚係兼侍郎銜，照二品俸加二十五两。按察使俸银一百三十两。太原府俸银一百五两、通判六十两、教授四十五两、训导四十两。知州八十两、州判四十五两、学正四十两。知县四十五两、县丞、教谕四十两、主簿、典史、巡检及驿丞均為三十一两五钱钱二分。如此看来，一般官员的年薪，都在三十两以上，五十两以下。当然，京官最為清苦，枝巢子《旧京琐记》里说，五品实缺官岁俸不足百金，两季米十石余，正途候补者減半支給，捐纳並半俸无之。生活之需多仰给外官之冰炭敬与別敬。所以，要想买一部如《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样一部大书，实在是困难之极。即使想买《安居金镜》，纹银实价四两，也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 《晋政辑要》中，还载有如有中进士者，各县旗匾贺仪银三两三钱三分三釐。而中举人者，各县不等，自二两、二两五钱至五两不等。又铺司兵以递送公文，其工食每名自三两八钱二分至七两二钱不等。而在各省司道府厅州具佐杂衙门各设民壮数名至数十名，每名岁支工食银七两二钱。所以一般百姓，对于价钱略高的书籍，也只能是望「书」兴叹的了。 清末的一些坊肆，如李光明荘、扫叶山房等，都在自己刊刻的图书中，附有已刻书目，包括书名、价目等，那些資料都较为易得，此处不再赘述。 总之，书价之高低，完全是和成本有着极大的关係，诸如书稿完竣后，由书籍刊刻的书坊为之，或请技工至宅，一般來说，写工、刻字工、印工，乃至成页后的折页、分书、齐栏、添副页、草订，外加书衣、截书、打磨、包角、订眼、穿线、貼签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序。至於雕版用的木料，如梨木如枣木如杂木及纸张的优劣，或是有绘图的书，冊数的多寡等，各种成本都会相应增加。再加上地域的环境、交通（陸海）便利与否、丰年災年兵燹等等，都影响着书的价钱。 再说清代的书价(二)三十多年前，見管庭芬筆記兩種，其一《破鐵網》卷上有四則涉及其時書價事。其一說的是宋葉適《習學記年》八十卷，舊鈔本，楷法精妙，是非庸手所能，索價甚昂。雖未寫出價值，但用「甚昂」兩字，當是一般人莫能得之。而元刻本之價就是上了几個等級的了，所載《唐律義疏》三十卷，每卷裝作一冊，即三十冊，有楠木匣，索價須百金。而宋刻本呢？自是另價，其載《東萊讀書記》二楠木匣，紙墨字畫之精，非明季刻本所比擬，故佳，索價須兩百金。另一種宋刻《五百家播芳文粹》，二楠木匣，延令季氏物，前有季滄葦私印，后有朱彝尊跋。紙簾闊寸餘，紙色似不甚舊，而沉靜之態大非近世劣紙可比，擬價須三百金。管氏為道光間人，書價亦應是其時之價。 津在「哈佛燕京」所見《吳兴科第表》，内有刊板、印数及书价之资料，較为难得。书为清戴璐撰，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此书最初有乾隆五十八年（1793）刻本，然戴氏解组归田，版已遗失，书之存者，亦寥寥不可多得。嘉庆二十五年（1820）璐子春溪有增补，並由毛谟重付梓人印行。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蔡赓颺又「悉心披览，参以群书，详加釐订」，予以重刻。此道光本有「规条」四则，其一云：「此书板多字少，梓人刻价，连板片并包承办，故议定每百字白银一钱八分，其刷印装订用太史连纸，每本白银二钱二分。」「此书初成时，仍以公项刷印百部，分送京外同郡搢绅先生暨留京公车应京兆试诸君。此后索者或多，未能为继，拟照刷印工价每部取白银二钱二分交值年收存，为刷印之资。每岁值年处，刷书三十部备用。」然而，岁久漫漶，以次续增，故同治十一年，再有重刻之举。重刻本有续增规条二则，其一云：「此书刷印装订原价每部银二钱二分，现在篇页较多，议定仍用太史连纸，分訂两本，外用布套，每部价银三钱。重刊告成，先提公项刷订百部，分送同郡京秩及会试朝考诸君。此后如有索取者，每部收书价银三钱，以抵刷订之资。」 《说文引经考证》八卷，清陈瑑撰。光绪十年（1884）三益庐刻本。有一方小记，「竹连毛边壹千五四百文」。即竹连壹千五百文，毛边壹千四百文。這是不同紙張之不同价錢。（5103/7913） 王贵忱先生藏有清同治李氏活字本《金石四例》，书名页钤有朱记「每部实兑纹银四两」。又清钱大昭撰《可庐著述十种序例》及钱东垣之《既勤著述七种序例》，于嘉庆初合刻出售，封面钤有价格表，除上述书外，尚有其它三种，当时的价格是： 十七种序例 建元类聚考二卷 列代建元表十卷 三国志辨疑三卷 清吳汝纶《桐城吳先生全书》，计六种，於光绪三十年（1904）刊印出售，其中四种封面页印有价钱，另二种仅作附录无价钱。当时的价钱是：第一种《易说》，每部定价库平足银贰两。第二种《尚书故》，三两。第三种《文集》二两。第六种《尺牍》，三两。除此之外，又见此书的二个后印本，价钱与前者不同，其一之第六种《尺牍》，每部定价库平足银三两。如与《文集》合售，共四两捌钱。其馀三种标价同上。其二者，在总目前封面有朱文木记，「每部定价大洋五元整」。此实为全书之价钱。 案，清代各个时期物价多有不同，《扬州画舫录》，如意馆食肆……故老相传云，旧时此馆每席约定二钱四分，酒以醉为程，名曰包醉。《骨董琐记全编》又有多例，其一云：清初戏酒价，《平圃遗稿》云：「康熙壬寅，予奉使出都，相知聚会，止清席，用单柬，及癸卯还朝，无席不梨园鼓吹，皆全柬矣。梨园封赏，初止青蚨一二百，今则千文以为常。大老至于纹银一两者。一席之费，率二十金，以六品官月俸计之，月米一石，银五两。两长班工食四两，马夫一两。石米之值，不足饷马，房金最简陋，月需数金，诸费咸取称贷，席费之外，又有生日节礼庆贺及公祖父母交知出都诸公分，如一月贷五十金，最廉五分起息，越一年即成八十金矣，贷时尚有折数，有轻秤抵色，一岁而计，每岁应积债二千金矣，习以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于人数。昔人谓都门宴客为酒肉卯，予谓今日赴席为啖债，良不诬耳。又堂邑张凤翔疏云，移风易俗，当自輦轂始，迩来官员非有喜庆典礼每酒一席，费至二两，戏一班，费至七两，宜饬令节省。」「乾隆时金价二十換，見陈辉祖案明谕。视明末已倍之矣。又张文敏《咨奏手稿》云：银一两易大制钱九百上下，或八百五十上下。米色虽高下不等，市价以八百文为率，谓一石也。」（P。94）以乾嘉时饭局之例，杭州富人一席之费，几至六七千文，盖又务为精别相高，虽罗列数十品，绝无一常味也。甚而有某姓者，嘗以钱五十千治一席，又以十千买初出鲥鱼二尾为嘗新。（P．444） 富裕人家可以尽情享受，而社会上一般平民百姓所购生活用品，当可反映具体物价，如有心人将之与书价作一对比，不难获知其中之差价。骈渠道人《薑露庵杂记》云：「晋江王伯咨先生命岳《耻躬堂集》，其家训中述往事云，银三钱可得钱一百二十文，吾每日买柴一文，三日共菜脯一文，计二十日用二十七文而足，存九十三文买米一斗五升，足家中二日半之粮。按此银一两，仅值钱四百，米斗不过六十文，薪火菜脯之类尤极贱。」又云：「同治初，江南鹹卵一枚值钱二十四，吾越橄榄一枚值钱一百六十。」按骈渠道人未知其详，据书中自述姓施名山，或为道光至同治间人。 《西清笔记》（功顺堂丛书），有毛笔之价格，云「写泥金字不可用毫笔，於前门笔铺中市其最下者，董香光所谓三文钱鸡毛笔，今则须五六文矣。」 至於上海的物价，则有清初叶梦珠所撰《阅世编》可参阅，茲录数种之价格：肉桂，香料之一种，从中医药来说，有补火助阳，引火归源，散寒止痛，活血通经。用于阳痿、宫冷、心腹冷痛、虚寒吐泻、经闭、痛经、温经通脉之功效。肉桂旧价止二三钱一斤，数年以来价至每斤七八两，甚至十二三两，几与人参价相若。近来稍差，最上者每斤价银五两而已。再以燕窝菜为例，叶氏幼时每斤价银八钱，然犹不轻用，顺治初价亦不甚悬絕。其后渐长，竟至每斤纹银四两，是非大宾严席不轻用。又记藕粉价，藕粉是久负盛誉的传统滋养食品，营养价值高，药疗作用好，味道鲜美，老少皆宜。在明末，惟露香园有之，主人用为服饵等於丹药，市无鬻者。顺治初始有鬻之於市面，其价甚昂，每斤纹银一两五六钱，后減至一两二錢。九年壬辰夏犹卖纹银八钱一斤，而铺主人犹以价贱为恨。而愈往后，在十二三年之际，製作方法传开，习者甚多，沿街列卖每斤不过六七分。当然，质量不不如前，盖因半和伪物，味亦大不如前矣。再以眼镜为例，清初時，得自西洋者最佳，每副值银四五两，以玻璃为质，象皮为幹，非大有力者不能致。顺治后，价渐贱，每副值银仅五六钱。又由于苏杭一带有人亦製之，並遍地贩卖，人人可得，最贵者仅七八分，直有二三分一副者。 而聘请刻书工匠刻书的工价，在清代不同时期价亦不同。汪辉祖《病榻梦痕录》记有乾隆末叶刻书，每百字版片写刻共制钱五十六文，继增七文，又增十七文。嘉庆初年，苏杭地区已增至一百十文。 从咸丰元年（1851）始，地价就有很大的变动。主要就在于太平天国战争（1850-1864），造成长江下游地区的大动乱，导致该地区地价的剧烈变动。连年征战，农民逃亡，地价下降，而到同治三年达於顶点。以皖浙赣三地水田价格看，从1851-1870年，自12.34两跌至4.93两。咸丰间，许多土地买卖以文钱计算，有时又以两计算。每两纹银折钱的比率时有变动。乾嘉时每两換钱千文，道光初年尚換得一千三、四百文，至咸丰元年则成一两值二千文，咸丰四年增到一两二千三、四百文。据此，战爭时，兵燹后书价也会跌至谷底，也就是说，书价及其它生活用品的价格也会随之变动。 我似乎記得叶昌炽的日记中也记有书价，但無暇再觅。 袁逸「中国古代的书价」（《图书馆杂志》1991/4），「清代的书价也大致与明代持平，平均每冊均在0.3两银左右。如嘉庆十年刻印的《唐才子传》一部二册，每计银六两。嘉庆十八年刻印的《三经音义论孟孝经》，一部一册，售价三钱二分。其时米价约每两银八十斤米，每冊书的价值约在二十四斤米价左右。而清代一个七品知县的薪俸为每月八两银，约可购书二十七冊。若要购买当时出版的大型工具书《佩文韵府》，每部12.46两银，则需支付一个半月的薪金。当时一个普通的政府文书人员月薪1.8两银，除了应付日常的吃穿用外，再拿馀钱去买书则是十分困难的。」 我沒有時間，也沒有本事去作書價的研究，只能羅列點材料，供有心人省卻點功夫。但我相信，總的來說，書價並不便宜。清鲍鉁《道腴堂诗编》卷二十九有「购书诗」，云：「俸钱苟有半年储，喜购从无触手书。力学何妨从政后，遂心不异服官初。漫留尘牍污褫贉，顿释烦襟整部居。三十年来多未见，一床堪傲子云居。」然而，书价无论高低，对于贫寒之士来说，还是买不起的，他们只能通过借书抄书来解决读书求知的需求。贵州著名诗人郑珍，同治二年（1683）时，年58岁，在郡城书院月薪仅斗米，莫能养家，借贷过活，数月不知盐味。次年九月即病逝。可想而知，郑珍应是望书兴叹之一人。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