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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间的事就是如此有趣，曲曲折折的缘分，好像上天安排好了似的。现在《普汉先生》有了中译本。虽然是本小书，但对照着《半生缘》看，读起来也饶有兴致。喜欢张爱玲的朋友们，不妨随便翻翻。 1949 年，张爱玲平静地迎接了时代的巨变。是年7月，《亦报》找她写连载，她欣然应允，开始写《十八春》。写长篇，对当时的张爱玲来说，是个挑战。第一，那是她 第一次写长篇，没有经验；第二，她需要向时代靠拢，她的那些传奇的弄堂的故事，显然与时代风潮不符。张爱玲给了《十八春》中的人物一个革命的结局，多少年 后，她对这个结局很不满意，改了改，《十八春》变成了《半生缘》。 时 事相逼，她必须写。怎么写，成了问题。张爱玲想到了借鉴。对比《普汉先生》和《半生缘》很有意思。从文风看，张爱玲短篇小说的文风，走的是华丽风。但到了 《半生缘》，她的文笔忽然转变成淡雅，这一点与《普汉先生》淡淡的忧伤不谋而合；其次，两书的结构十分相似。《普汉先生》中是波士顿和纽约的双城记，《半 生缘》中，则是南京和上海。人物关系的设置，更是惊人雷同。普汉对应世钧，玛文对应曼桢，凯对应翠芝，比尔对应叔惠。场景和情节的设计也有许多重复。还有 细节，比如狗，比如煤气味道，比如行李箱，等等。最令人咋舌的是“金句”。张爱玲《半生缘》中那一句荡气回肠的：“我们再也回不去了”竟也是直接从《普汉 先生》中翻译过来的。由此可见，尽管是连载，张爱玲《十八春》，是写之前就已经成竹在胸，故事大概已经了然。 那 么作为华语文坛功力最深的女作家，张爱玲的自我发挥在哪儿？她的创造力在哪儿？她是如何把美国小说，改造成了轰动上海的言情经典？空间、人物的改动自不必 说，毕竟张爱玲需要讲一个中国故事。就技术层面来说，第一，她变动叙事的角度——《普汉先生》是第一人称叙事，《半生缘》是第三人称。而用第三人称写，也 一直是张爱玲最拿手的；第二，加情节。《半生缘》中，曼桢姐姐曼璐，隐隐对应《普汉先生》中普汉的妹妹玛丽，但又有位移，亲戚关系变了。而曼璐丈夫的形 象，则是上海式的，张爱玲创造的。曼桢被搁阁楼里的一段，也显然是融合了张爱玲早年被父亲关在阁楼的亲身体验——张爱玲常常不放过任何一个写作资源。就情 感浓度来说，《普汉先生》更淡雅，《半生缘》更苍凉怨念，更像是一个“苍凉的手势”。 对 于《普汉先生》的仿袭，张爱玲自己也不否认。在一封写给宋淇的信中，她提到《半生缘》其实是根据美国作家马宽德的《普汉先生》一书所改写的。事实上，从后 面的创作来看，中短篇小说，才是最适合张爱玲的文体样式。长篇太长了，需要太多的精力和高屋建瓴的架构，更像个体力活儿。长篇不一定要求文笔的精致，但一 定要磅礴有力，文气充沛。张爱玲后来的长篇小说，比如《小团圆》，更像是小片段的连缀，缺少了一种一以贯之的气韵，比全盛时期的《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 瑰》，差了一截儿。比晚期的短篇力作《色戒》，也少了一种言少意长的概括力。 独 独一部《半生缘》，一出手就是经典，其中张爱玲本身的写作魅力自不必言，但终究也是该感谢《普汉先生》这样一部小作品。张爱玲对马宽德很尊重。她流落香港 时，普利策奖得主马宽德正如日中天，他们在香港有过一面之缘。前香港美新处处长麦卡锡在高全对他的访问录中提到：“那一年，在美国颇负盛名，曾得普利兹小 说奖的马宽德访港，我负责招待。是个星期日，我请他与爱玲吃中饭。爱玲盛装引起马宽德的好奇与兴趣。他偷偷问我为何张爱玲的脚趾头涂着绿彩。我问爱玲，她 一时颇受窘，说是外用药膏。我交《秧歌》给马宽德，请他评鉴。他说应酬多，大概没工夫看。当晚下大雨，他就在香港半岛酒店里读完。次晨打电话来，我刚好不 在家。他告诉我太太：‘我肯定这是一流作品。’他带了这两章返美，帮助推介，使《秧歌》在美国出版。” 这世间的事就是如此有趣，曲曲折折的缘分，好像上天安排好了似的。现在《普汉先生》中译本有了。虽然是本小书，但对照着《半生缘》看，读起来也饶有兴致。喜欢张爱玲的朋友们，不妨随便翻翻。(伊北) ////// 这中间，沈世钧找到曼璐询问曼桢的下落，曼璐欺骗他说，曼桢已经嫁了人。世钧万念俱灰，不久，便遵父嘱另娶了他人。而曼桢因为割舍不得孩子，在姐姐曼璐死后，竟然正式嫁给了祝鸿才。 18年后，也就是解放之后，顾曼桢与沈世钧偶然相遇，但两人的命运早成殊途，已绝无复合的可能。沈世钧回首往事，只能徒生感慨了。 这个《十八春》，是很值得研究的一部小说，其中有三个因素非常值得注意。 一是，这部小说的故事结构以及人物设置，完全是“抄袭”了美国作家马宽德（John Marquand）的小说《普汉先生》(H.P.Pulham，Esquire)。 二是，它是1949年以后张爱玲在新时代里的第一次写作，动笔前曾对小说的主题有过“与时俱进”的考虑。 三是，这篇小说是张爱玲自成名以来，在上海市民中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 据台湾女作家苏友贞的文章《张爱玲怕谁？》载于2005年3月号《万象》杂志。指出，张爱玲本人曾经明明白白地承认，《十八春》就是根据《普汉先生》改写的。 马宽德在美国并非经典作家，但在上世纪30年代也曾风光一时，获得过普利策文学奖。《普汉先生》写的是一个很复杂的“四角恋爱”故事，当时是一本畅销书，后来被拍成电影，但反响平平。 《十八春》不仅袭用了《普汉先生》的基本情节与人物，而且还借用了其中大量细节。《十八春》中令读者饶有兴味的“四角恋爱”关系，就是出自《普汉先生》。 还有，《十八春》中的一些精彩对话，也是从《普汉先生》中移植而来，比如结尾最令人荡气回肠的那句“世钧，我们回不去了”，就是来自《普汉先生》的原创。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说《十八春》是“改写”，一点也不错。 两文的人物侧重有所不同，《十八春》主要讲的是曼桢的故事；而在《普汉先生》中，与曼桢相对应的“玛文”，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因此，当曼桢最后说出“世钧，我们回不去了”时，其效果足以震撼读者，而原著中玛文说出同样的话来，却显得稍嫌做作。 还有一点最大的不同，就是男女主角分手的原因。在《普汉先生》那里，分手是没有什么理由的，只因两人的感情都淡了。而在《十八春》中，张爱玲则设计了一个典型的通俗剧情节——“曼桢被诱奸”，以此作为斩断男女主角情缘的关节点。 马宽德那种美国式的“爱情慢死”，在今天大概很容易为读者所接受，但在当时，决不可能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因此，张爱玲在移植时才用了一个比较夸张的情节——用哥特式的密室阴谋，造成全篇的悲剧根源，好让读者读了之后恨恨不已。 惟其如此，才有很多评论家觉得，曼璐设圈套让妹妹被祝鸿才诱奸这一情节，太过突兀。也有人认为，曼璐的这种疯狂，已到了狞厉可怖的程度，远超过曹七巧。 张爱玲写《十八春》时，马宽德还在世，后来他们两人在香港还曾有过一面之缘。按理说，《普汉先生》的故事情节是应受版权法保护的，可是两人之间绝无这种纠葛。 在中国古代，类似这样对同代或前代人作品的改写、借用与仿作，并不违背写作道德。张爱玲深受古典文化浸淫，头脑中对改写并无不妥的概念。后世的研究者们，也无一人指责她这是“抄袭”。 有学者还发现，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构思也颇类毛姆的短篇小说《天作之合》，毛姆的那篇小说里，同样是一个淑女爱上了“恶棍”见刘锋杰《想象张爱玲：关于张爱玲的阅读研究》。。 有意思的是，这个《十八春》改写事例，与2003年郭敬明《梦里花落知多少》抄袭庄羽《圈里圈外》的案例，几乎一模一样。 世事总有奇诡之处。马宽德在美国早已过气，在当代读者中几乎无人知晓，但他的《普汉先生》故事却透过《十八春》，不知为多少中国读者所熟知与喜爱，流传正未有穷期！ 《十八春》是张爱玲在平实写作风格上的一大成功，考虑到1949年后文艺语境的变化，张爱玲的这篇小说，放弃了以往对意象、比喻的苦心经营，也放弃了那种随处可见的机智与辛辣，而用了一种很温厚的叙事风格，娓娓道来。 这种特色，最易走入平民大众。至今也还有为数不少的一批张迷，在张爱玲的小说系列中，独爱《十八春》。 小说的结尾，有意安了一个光明的尾巴：曼桢和世钧不期而遇，曼桢细述前因，解开了埋藏在世钧心头多年的一个谜。后来，两人先后到东北参加建设，而曼桢最初的追慕者张慕瑾也适时出现，给了曼桢一个隐约可见的美满结局。 所有的苦难，都因新时代的到来而结束——这是当时比较流行的小说构思。 这也是张爱玲为适应时代所做的一点功夫吧。 《十八春》一经发表，立刻引起轰动，在上海出现了一大批“梁迷”。因为小说写得很真实，所以大众也很投入，天天追着报纸看，恨不能与小说中的人物同悲欢。 其时，有个女读者，恰好与曼桢有过相同的命运，看了《十八春》后悲不自胜，跑到报社打听到张爱玲家的地址，跑上门来，倚门大哭。吓得张爱玲不敢出来，只得由姑姑出面，好言好语将来人劝走。 周作人于解放前夕获释，此时就住在上海，靠为报刊写稿为生。他同样也是天天读这篇小说，曾两次在话题中涉及《十八春》，可见小说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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