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老地名 明朝地名 朝天宫、成贤街、孝陵卫。 语音：当选的十佳老地名分别从六个方面反映了南京这座十朝都城，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和杰出的代表性。 ●历史沧桑的南京 乌衣巷 乌衣巷成为十佳之首，意料之中，情理之中。 乌衣巷名字本身，并不算南京最优美的地名，而且位置不清，对于其具体位置，古今一直都有争议。但为什么它能得到市民和专家这么高的认可？因为，它集中反映了历史沧桑的南京。 历史上，乌衣巷本是东晋王谢望族居住地，豪门大宅，繁华鼎盛；而到了唐朝，繁华已逝，豪门冷落，折射出历史的沧桑巨变。南京2400多年的历史，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沧桑”，一时兴盛，一时衰落，几度沉浮，辉煌总遭遇北方城市的毁抹，一个尴尬的都城。身在这样的古都中，人们特别容易怀旧，尤其对这样折射历史沧桑的地名特别有感觉，容易引起强烈的共鸣。因为历史沧桑，是南京成为古都最根本的原因。 地名解读：龙蟠里：汉中门内北侧。史称金陵地形如“龙蟠虎踞”。据传三国孙权时，诸葛亮出使东吴途经秣陵，曾登上石头山（今清凉山），驻马观察南京的地理形势，作出了“钟阜龙蟠，石头虎踞”的著名评述。此处山丘逶迤似蟠龙，所以借诸葛亮“龙蟠”名之。虎踞关：位于清凉山东侧，名与龙蟠里相对。 ●性情浪漫的南京 桃叶渡、长干里、莫愁路 语音：一个城市，若没有很有味道的人，很有味道的故事，也就称不上完整的历史记忆。南京不仅是沧桑古都，而且充满浪漫性情，传奇佳话。 桃叶渡之名由王献之和爱妾桃叶得来，王献之在此迎接桃叶的故事千百年来传为美谈，桃花桃叶是才子佳人、离愁别绪的一种符号。东晋后，关于桃叶渡的诗歌非常多，尽管南京是沧桑古城，但有这么浪漫的佳话，非常美好。 长干里，古人有典故“长干折柳”，古代，人们送朋友出南京，便以送到长干为止，再折一根柳枝相赠，表达依依不舍的离情。因此，长干里频繁出现在文人诗歌中，代表着极美的意象，李白著名的“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造就“青梅竹马”典故，传为美谈。同时，长干里还是南京最早的佛教中心，是孙吴时江南第一寺“建初寺”的所在地。 莫愁路，有愁但不要愁，化愁为不愁。这名字与莫愁女的美丽传说有关，同时也是南京市民对南京这座总被北方毁抹的古都失落感的一种补充。金陵第一名胜莫愁湖，南京著名皇帝梁武帝，美丽传说与辛酸历史凝聚在一起，留下丰富的意象。 ●市井百态的南京 夫子庙 六朝繁华，秦淮粉黛，民间商业，市民娱乐，皆集中于夫子庙。夫子庙最能集中体现南京的市井百态，也是由古到今，南京一个著名的代表地区，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夫子庙其实是一个区片名，说夫子庙，包含的是众多零散的老地名，如贡院街、状元境等，它是城南老地名的集中地，走在其中，强烈的历史感觉无疑扑面而来，也是“老南京”的代名词。从它身上，可体现浓郁的南京市井文化。 地名解读：夫子庙：宋元时代，是建康府学和集庆路学的所在。明初为国子学。清代为江宁、上元县学。夫子庙又叫孔庙、文宣王庙，是祭祀孔子之地。六朝时起，这里就是豪门世家聚居区，繁华闹市区。 ●人文雅致的南京 成贤街 成贤街与国子监有关，过去国子监是国家最高学府，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大学等，古人认为读书人进国子监培养后即成人才，就是“贤人”，是做官者。明朝永乐年间规模最为盛大时，有近万人，可想当时的盛况。成贤街一直是南京的教育区，南朝时即是国家大学所在地，现在也有东南大学，从古到今，都充满浓郁文化氛围，是南京人文品位和文化雅致的象征。 地名解读：成贤街：太平北路西侧。以明朝国子监在此而得名。封建时代认为进国子监读书后，即可成为所谓“贤人”，获得做官资格。 ●京都大气的南京 朝天宫、孝陵卫 南京作为十朝都会，自然有其王家大气，代表帝王之家的地名。朝天宫是明朝训练教习百官朝见天子的地方，因为位于闹市，明清以来也带上了市井色彩，是皇家气派与市民文化的结合点。孝陵卫则与古代南京皇帝中地位最高、最富传奇色彩的皇帝朱元璋相关，更与世界文化遗产明孝陵紧密相联。孝陵卫最庞大之时，驻守卫军达到五六千人之多，近万部队守卫明孝陵，可谓壮观。二者皆反映了作为都城的南京，乌衣巷、桃叶渡代表的是雅致文化，是“小家碧玉”的话，那么朝天宫、孝陵卫无疑是京都气派，皇家风范。 地名解读：朝天宫：莫愁路东侧。明初文武百官学习朝见天子礼仪之所，后来凡举行国家大典，官员都得在此演习礼仪。孝陵卫：位于紫金山南麓。明代曾有驻军在此护卫明孝陵，故名。 社会心理 朱自清说：“逛南京就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时代的遗痕。”南京的历史与现实的差距已经越来越远，但是南京又是历史名城，这使得南京人爱怀旧。从“十佳”结果看，民国时期的地名基本上都被市民否定了，究其原因，一是时代不够久远，二是民国时很多物质的东西还在，包括民国当时的官府建筑，颐和路民国公馆区等，老百姓还可以切切实实通过民国建筑来感受民国，所以，对其怀旧的心理不如那些已经消失在历史中、了无痕迹的来得强烈。 这代表着南京人一种“越老越好”的心理，身在一个沧桑历史的都城中的心理追求 更喜追求一种虚幻的东西，追求“名存实亡”的东西，因为它们的物质已经不在了，只能通过“名”来感受它的“实”，反衬着“名”就更加可贵。 南京人的这种怀旧情结很有意义，这是南京人对南京的强烈关注与热爱。 命名启示 从十佳评选结果可见，南京人不喜欢借来的名字和没有文化味道的名字，比如大量民国时从别的城市“借”来的地名 广州路、上海路、云南路等等，虽然能反映当时南京大城市的地位，但不是南京人自己的，南京人不喜欢，不承认。而一些平板的地名，比如一些城市的经×路、纬×路等，南京人也肯定不喜欢，因为没有文化味。可见南京人认为民族的、传统的名字是最好的，所以在今后的命名上，要注重独特性、丰富性，和专通名的完整性。 上江考棚承载了科举学子的梦想，古时的沙湾，一匹匹光彩夺目的绫罗绸缎，则在此来到人间。据地名专家、南京大学教授马永立介绍，古时的沙湾也是条街巷，位于今中华门内西侧，内秦淮河南岸的钓鱼台与饮马巷交接处。 沙湾一名来源于秦淮河在此曲流，俗称“沙窝”。据考证，沙湾在明清时，一度成为南京最大的鱼市场，也是南京丝织业的中心地。相关史料显示，三国孙权时，在沙湾地区专门织锦的宫女就达千人之多。当时的沙湾，织布机声不绝于耳，绫罗绸缎被织出后，就在附近的秦淮河装运，运抵四面八方。１９５０年，沙湾并入钓鱼台。 三国孙权时不仅织锦业发达，而且统治者进行集权强权统治。昔日位于玄武区的苑城，就是明证。苑城昔日位于古台城内，约在今天的太平路北段与珠江路交会口一带。据考证，公元２４０年，孙权在改建太初宫时，在宫的北面和东面开拓了大片皇家花园，作为皇宫卫队的驻防营地，人称苑城。当时苑城的面积很大，可容几千人在里面同时骑马操练。 寿星桥普通街巷因桥得名 趣闻多南京此次首批重新推荐启用的２３个老地名中，有一个是因桥而得名的。这就是昔日位于大行宫东南、五老村西侧，北起科巷，南至东白菜园的街巷——寿星桥。 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介绍，寿星桥巷内，原来就有一座古桥叫寿星桥。寿星桥的知名度很大，后来人们逐渐就把寿星桥所在的这条街巷，也叫寿星桥。在《明代南京城图》上，寿星桥就已经榜上有名了。 寿星桥还有一些趣闻。据清同治年间的《上江志》记载，有个叫唐仲冕的人曾经住在这里，在他的花园里有一棵木瓜树，有两棵枝干长得连在了一起，开的花清香似海棠，周围居民见了连连称奇。 寿星桥因人而旺，黑墨营则是因养马而名声大噪。黑墨营昔日位于栖霞区迈皋桥街道原黑墨村。据考证，明代时，此处曾遍养黑马，故称黑马营。１９６５年，黑墨营被改成黑墨村，１９８８年因村被征用，黑墨营这个地名从地图上消失。 颜料坊明清南京赫赫有名的商业圈 有２０００多年建城史的南京，商业氛围从来就不缺乏。昔日地处门西段秦淮河东侧的一条小巷，东南起中山南路与长乐路交会处，西北至彩霞街的地段就是古南京赫赫有名的商业圈。 省民政厅地名专家薛光介绍说，从明代起，这里就是南京城南银作坊、铜作坊等手工业的十八坊之一，是制作染料作坊的所在地。这里曾因聚集众多的商行和染坊，而得名颜料坊。 清代中期，这里商行林立，生意兴隆，直到清末时，这里还有不少染坊和颜料店。其中的颜料坊９０号，还是明清时期全国赫赫有名的晋商———山西会馆的所在地。 “颜料坊不仅是商业圈，更是古南京文化荟萃之所。”薛光说，颜料坊８６号，曾是南京著名的藏书楼之一——“艺风楼”的所在地。艺风楼为晚清人士缪荃孙所建。清光绪期间，缪应两江总督端方之聘，创办江南图书馆。当他得知浙江大藏书家丁氏后人准备将“八千卷楼”善本书卖给日本人时，紧急筹措７３０００元亲赴杭州，将藏书全部买回带回南京，并存在艺风楼。 当时的艺风楼，存有大量书籍、古董。缪荃孙也由此成为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被称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鼻祖。
蒋家在积善里的祖产，2号一排前后计七进，后两进为楼房，原为蒋家内眷住处。4号一排前后六进，少一进是因为后面建了一座小花园。现阳伞厂的厂区原系蒋府大花园。从外围看，蒋宅东临双塘园，西至陶家巷，人称门东的九十九间半，有人测量过，总面积达 另外还有一位清代中叶名士“桐城派”古文之集大成者姚鼐的后裔，姚蔼及姚恕堂居住在陶家巷口与积善里的交界处，姚氏父子受家学熏陶，姚蔼的诗、文、书、画水平俱佳，曾有诗文著作，书画作品也不同于一般，和书画界名人黄养辉等人过从甚密。其子姚恕堂书画能力也很强，曾长期以书画为生，具有一定名声。 燕翅口，位于中华门外秦淮河南侧，是一条约 50年前，我常到燕翅口观光，小巷约二 燕翅口形成于明代中期，大约15世纪。那时，大报寺建成后，西街形成农贸集市，燕翅口码头逐渐繁华。江宁、溧水地区的郊农将农贸土特产、农副食品船运至燕翅口。于是，西街、扫帚巷成为农贸产品的集市。许多商人占领有利地形，渐渐在此建盖商铺门面，郊农将货物搬至河岸后，就近出售，使燕翅口自然行成农副产品繁荣集市街。 这是个地名么？的的确确，它曾是我市的一处地名。 1958年大跃进时，大厂镇（今大厂地区）的南化公司受化工部之托，为华东地区各省市培训“两酸一氨”（硫酸、硝酸、合成氨）人才。那时，南化的单身职工宿舍比较紧张，于是就在“小门”外的毕家洼盖了七幢三层楼房（其实，只能算六幢半，因为第三幢比其他六幢长度整整少一半），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宿舍区。该给这宿舍区取个什么名称呢？由于某些客观因素，大家议论来议论去，谁也提不出一个好名称。最后，有人说干脆就叫“六省一市”吧。因为华东区虽有七省一市，但台湾尚未与祖国统一（那时称解放），无人员来培训，可暂不计。此外，这名称与楼房数目相吻合（不知这是巧合还是原本就有意为之）。于是，“六省一市”就叫开了……直到一两年后，这里才被正式命名为六宿舍。但“六省一市”仍被使用，大约1964年后才渐渐被人们淡忘。 六省一市（六宿舍）有两个出口。北出口附近有“中国国货公司”，是从市内搬迁过去的，为当时大厂镇最大的百货商店。南出口在毕家洼，附近有“上海饭店”，为当年大厂镇最好的饭馆。其划水（鱼尾）面、鳝鱼面十分好吃，虽几十年过去，我仍难忘记。如今，六宿舍的南出口已封堵，曾是空地一块的北出口已布满了民居，还有了个地名：小营子。中国国货公司没有了，上海饭店还在，其装饰豪华了许多，只是不知菜肴味道还像以前一样好么？ 莫愁路北段原有一条南起侯家桥、北至石鼓路的小巷，小巷的名字怪怪的，叫四根杆子，1935年并入新辟建的莫愁路。 清光绪初年，美国传教士在四根杆子建造了基督教汉中堂，进行传教活动。为进一步传播西方文化，美国基督教北美长老会于光绪十年（1884年）在四根杆子创办了明德女子书院（即今南京女子中专学校的前身）。1934年底，因修建莫愁路，汉中堂被拆除，于是教会择址建造了基督教莫愁路堂。 曾长期担任金陵大学校长的陈裕光1893年就出生在四根杆子。他早年就读的学校是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汇文书院以及在此基础上成立的金陵大学，陈裕光1925年留美回国后入母校任教。金陵大学作为教会学校，一直由外国人担任校长。1927年，经学校同仁竭力争取，才德突出的陈裕光成为第一位华人校长。抗战期间，汪伪的“国民政府”先后两次致信陈裕光，聘请他出任“教育部部长”，他未予理睬。后来，蒋介石又请他出任教育部长，仍遭谢绝，这位儒雅的文人颇具南京人所说的“杆子”精神。1949年，金陵大学在陈裕光的任上迎来了解放，学校完好地交到了人民的手中，1952年他积极支持金陵大学并入南京大学。这位铮铮硬骨的“杆子”，当年既得传统文化之熏陶，又受“欧风美雨”之洗礼，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使得他拥有了渊博的学识和不凡的气度。 南京建康路的东段北侧、淮清桥之东原先有个地方的名称叫陈列馆，因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有座国货陈列馆而得名。1995年，拆建建康新村。 李家苑，位于建康路北侧位置，呈东西走向，约300余米长，东起旧王府园，西至承恩里止。地处城南繁华闹市区。 从明代起，三山街、建康路、中华路一带为闹市区，人烟辐辏，交通便利，附近面临大街，店铺林立。而李家苑是条小巷，深于闹市区内而不闹，称得上闹中取静。这条小巷产生于明代，两侧居住者多为大商人或做官者，两侧人家一直为深宅大院，贫穷者是盖不起的。起初这里称“承恩里”。因这条小街紧临承恩寺，到达承恩寺向东一拐便进入小巷，故历史上曾称承恩里。那时的承恩里为一条南北走向主街，和这条东西走向的小巷，为“一街一巷共一地名”。 清代初年，居住城南的大官人大商人家庭中的老年人感觉与子女生活一起矛盾多，彼此看不惯，加上“久病床前无孝子”，一些老年人便长期在外住客栈，以求得“远香近臭”，达到“距离产生美”。于是，此处一李姓客栈将客栈改成养老院，专门收留长期外宿老人，并提供吃喝拉撒生活条件。李家老板为自己开的养老院起了个雅名——“李家苑”。由于李家苑在城南小有名气，渐渐的，李家苑便成了这条东西小巷的巷名，而承恩里也则从此“轻装”，成为单孤的南北走向小街，不再有“支线”。 李家苑里的养老院一直经营到上世纪30年代。日本鬼子侵占南京后，养老院从此歇业。解放后，这里仍定为“李家苑”巷名，多年一直以住家户为主。10年前，此处因建高楼，从此，李家苑完全消失。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南京直到清末都是分为上元和江宁两个县，隶属于江宁府。封建时代都有将刑场设在闹市附近的习惯，皮市街北端笪桥市十字路口便有江宁府的刑场。每当犯人行刑，都在此斩首或凌迟，身首异处，鲜血满地，其状目不忍视。 不知何时，皮市街早已改为评事街了。昔日皮市街的繁荣已往事如风，不复存在了。 工程营是位于上新河河北大街北端，积余村南面的驻军部队。因这军营占地面积大；营区围墙、平房、楼房均为一色青砖青瓦，排列有序；有足球场样的大操场；一排排法桐、白杨，参天蔽日，显得格外威严、整洁、大气。解放初，便在当地百姓中产生良好首因效应。物以显贵，地因名起。这工程营的地名便口口相传逐渐叫开叫响。盛名之下，河北大街、积余村反倒少有人喊了。 解放后，工程营曾驻有南京部队后勤部第十六分部、南京步校、水兵训练团等。南京不少大中学生曾到这里接受军训。现大门旁还挂着外人看了一头雾水的写着部队番号的牌子。当地百姓对工程营情有独钟，口碑极佳的主要原因则是上世纪60年代工程营放免费露天电影。一到周末，营区周围方圆六七里的老百姓，便扶老携幼，呼朋唤友，扛着板凳，到营房操场上看电影。 上世纪70年代，若不是公交7路线撤积余村站，并于工程营旁设河北大街站，工程营这地名不定一直会叫下去，终将和小营、标营、马标、孝陵卫一样齐名呢。而随着河西大规模拆迁和新城建设，上新河地区老居民十有八九都已搬迁，现如今，当地的新居民则多知河北大街，而鲜知这里还曾叫工程营。 进香河：马娘娘进香必经之路 建康路、建邺路：南京古名建康、建邺 乌衣巷 东吴孙权在南京建都，军营就驻扎在乌衣巷一带。东吴士兵穿黑色军服，此地遂被称为乌衣巷。 常府街：明大将常遇春家周围的街 然后从西北方挖一条河流，引长江之水横穿龙穴宝地，并东流注入大海。视为泄龙气，这样就能破坏龙穴的灵气。淮先生就将此河命名为秦淮河，取自秦朝的第一个字“秦”和自己姓氏的第一个字“淮”。
现状：“紫竹林”变成了金贸大街 在鼓北地区，紫竹林路拓宽后，变成了许府巷的延伸段，紫竹林的区域概念被压没了，紫竹林只剩下门牌号。芦席营北段拓宽后，变成了金贸大街，所谓的地名，也只剩下了门牌号。 这些老地名的被废，让喜欢研究南京地名的盖星 他说：“芦席营本是明代军营留下来的名称，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是不是有关决策者认为这个名字不好听而要改的呢？” 据南京市地名办统计，上世纪80年代初，南京每年有10多个新地名产生；上世纪90年代初，大约每年新增五六十个新地名；2000年之后，南京的新地名进入“腾飞期”，2001年到2005年，命名、更名1452条道路街巷。到了现在，南京每月平均增加32个新地名。而在新地名激增的背后，是老地名的急剧流失。这15年来，已经有180个老地名从南京城市的地图上消失，如“唱经楼”、“安乐寺”、“邀笛步”、“百猫坊”、“杏花村”、“子午路”、“凤凰台”、“仁孝里”等。 【摘要】：地名是书写在地球上的历史，是自古至今的人类书写在地球上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地名是历史的产物，人为的产物，其间多少传递着人类活动颇有价值的某些信息，“因为地名往往能够提供出重要的证据来补充兵证实历史学家和考古家的论点”。地名的命名，是由特定民族的语言来表达的，正因为如此，地名和民族的活动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 【关键词】：地名；价值；历史 一、前言 地名是书写在地球上的历史，是自古至今的人类书写在地球上的历史。地名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对于相关地域的称谓或命名，显示了对该地的自然形貌或社会人文环境的认知和解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地名是历史的产物，人为的产物，是一种约定俗成，其间多少传递着人类活动颇有价值的某些信息，“因为地名往往能够提供出重要的证据来补充兵证实历史学家和考古家的论点”。老地名已不仅仅是城市的一个符号,更是对一个城市历史文化的记忆。应该把老地名提升到历史文化遗产的高度来对待,相对于物质遗产来说,保存名称更容易。在老建筑消失时,保留下来的老地名更能让人感触到久远的时空,在想象的空间里与历史相遇。 地名在提供过去历史的同时，还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其他方面的信息。如：不同名族拥有不同经济文化背景，在给同一地点起名时就要受到其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尤其在早期文明阶段，世界许多民族大多是依据直观的自然地理特征来给特定的地方命名，一般是对实际景貌的直观描述。一般来说，地名的意义越是直观、简单，其年代可能越早；而越是晚近的地名，则含义越显复杂多样，关系到经济、文化、宗教、文化等诸多因素，这同人类本身对外部世界的观察理解和文化心理的逐步成熟，恐怕是有关系的。 城市地名是人们从事社会交往和经济活动不可缺少的媒介，是一个城市文明的缩影，也是与各国人民交往和联系的载体。“地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仅是注记地理实体或地域空间的一种符号，而且是一种既可视又可悟的文化景观”，它是由人文地理实体地名和自然地理实体地名共同组成。人文地理实体地名包括行政区域、居民地、道路和桥梁等名称，自然地理实体地名则包括海洋、江河、湖泊、山峰、岛屿等名称。 地名的形成，首先源于活跃在本地的居民，正是他们特殊的人文环境和作用，给地名烙上了独特的印记。地名的命名，是由特定民族的语言来表达的，正因为如此，地名和民族的活动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有时，由于民族的迁徙、民族环境的变换，语言背景也可能出现某些变更。当然，地名作为一种明显的象征符号，有时则“体现了曾在这些地方居住过的部落或民族的名称”。 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在民族的分布、迁徙和演变的过程中，有大量地名现象与之存在密切的对应关系，从地名的语言背景中，可以了解到历史上曾有过什么民族在此逗留、活动，正是这些地名的语源流变，正是这些或显性或隐性的信息提示，从特定的历史或环境背景里，显现出某些可供追寻的有价值的民族历史文化信息及线索，使人们能够透过这些东西获得，看似无关，实则重要的历史侧面。 二、地名的概述 1、 中国地名的一般起源 “地名”一词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的《周礼》，其卷三三载:“师，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坟、衍、瞩之名。”师所掌管的“地名”，与现代意义上的地名概念差距也非常大，而是指具体的丘名、陵名、坟名、衍名、瞩名，因为《周礼》同一卷中还有“山师，掌山林之名’和“川师，掌川泽之名的记载，山林之名和川泽之名都在当时的“地名”概念之外。《春秋》三传之一的《谷梁传》，初仅以口说流传，至西汉初年才写定成书。该书于隐公元年下云:“昧，地名也，”又于桓公元年下云:“越，盟地之名也。”可见，在遇到具体地方的名称时才注出是“地名”，无法看出当时地名概念的整体内涵。 一般说来，地名形成与民族活动的联系，最明显不过的是世代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民族使用的语言。地名是用这种语言命名的，这一点无论中国还是世界任何地方，都是如此。像今日中国汉族地区的地名，大体上都是以汉语命名的，其意义可令熟知汉语的人们一目了然。先秦时期的地名，内涵没有今天这么丰富，所指范围也比今天的要狭窄很多，还不是现代社会完全意义上的地名。譬如，“北京”意为地理位置居北的京都（国度）。与中国历史上先后有过的“东京”、“西京”、“南京”相对应。“洛阳”，乃位于洛水之阳（北面）地方之谓；将有着积雪山峰的欧洲中部山脉称作“阿尔卑斯”（Alps），意即“白色的”；将具有相同风貌的东亚山脉称为“长白山”，称其主峰为“白头山”。将因泥沙含量过高而导致水色发黄的河流、海域称作“黄河”、“黄海”。 2、 中国地名的发展 中国的地名绝大多数都是在秦汉至清末形成的，基本属于中国的“传统地名学”范畴。当时的封建统最高统治者及封建政府对地名的认识不是很全面，没有设置一个专门命名地名的官方机构，也没有制定一个地名命名的依据原则或法规。除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如城门、庙宇等)和大的行政区域(如府、州、县等)的命名由政府统一外，其它与平民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小地名(如里巷、山川、桥梁等)大都是由当地的老百姓自己命名，或者就是约定成俗。官方命名的地名大都涵义深厚，封建烙印颇多;民间命名的地名就显得朴素易懂，十分贴切形象，具有可感性、可见性和生动具体的特点。 秦汉至清末的中国地名。中国地名中有一部分色彩很浓厚封建地名，是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文化 在地名中的投影和时代风貌在地名身上的一种凝固。 ⑴避讳地名是封建地名的重要组成部分。封建 封建伦理道德地名是封建传统思想在地名中的又一表现。“西周的天命观，秦汉的五德始终说，以及秦汉以前的封建伦理道德，是中国君主专制权威合法性的思想基础。其中的封建伦理道德，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用以维护其封建统治秩序。封建伦理道德对地名的影响是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强化而加深的。”熊树梅的《谈谈中国地名的起源和演变》一文考证，“《汉书地理志》所载1700个地名中，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忠、孝、节等只占一部分，而东汉以后，反映封建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的地名增加很快，到清代这类地名占据了很大的比例”③。成都地名当中也有一部分，如四维街，取国之四维—礼、义、廉、耻，来自《管子·牧民》;纯化街，原名三巷子，后因刘止唐住此传道讲学。包含有“纯正人心，感化大众”的意思。 ⑵直观地名在成都地名当中占有主要部分，这些地名绝大多数是当地劳动人民在秦汉至清末时期命名的，或者就是约定成俗的。这类地名的地名涵义一目了然，直接反映了当时此地的人文或自然地理概况，具有鲜明的可感性、可见性和生动具体的特点。这种状况和当时的广大老百姓知识文化水平不高，便于得到大多数人接受以及有利于传播是密切相关的，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成都古代老百姓的朴素和聪明才智。譬如成都市内众多的以桥为名的街道，像一洞桥、一心桥、八里桥、二仙桥、十二桥、广福侨、三洞桥、小龙桥、双桥、天线桥、五福桥、半边桥等，一看名称，就知道此地依水靠桥了。常壕总结道:“于是江上多作桥，故蜀立里，多以桥为名，”“意谓汉代划分乡里时，多因所在桥名以为里名”;反映地形地貌的地名大多以“裸”“沟”“岩”“湾”、“坝”、“坪”等命名;还有泡桐树街、柿子巷、枣子巷、皂角树街、拐枣树街、三倒拐街、叠弯巷、宽巷子、窄巷子等都是因物产或形状命名的。其它如反映此地姓氏分布的宗族地名，反映此地衙门、军营分布的官署、军营地名等等。 ⑶意愿地名，此类地名一般带有一种明显的主观性，寄托了当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表达一种理想和追求，或记录劳动人民同大自然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开拓、美化家园的历程;或反映劳动人民勤劳、朴实、善良的优秀品质和青年男女反对包办婚姻的气概;或辛辣地讽刺反动统治阶级的无知与贪婪、荒淫与残暴。这些故事源于民间，并流传和发展于民间，为广大群众所喜爱，使用寿命比较长。譬如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的万福桥、余庆桥、平安桥等，一看就知道人们希望万福、余庆、平平安安。 清末至文革前的中国地名。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一个剧烈变动时期，同时受欧风美雨的熏陶，西方先进的地名学知识逐渐传入中国，因而中国的地名变动也进入了一个非常剧烈和频繁的时期。地名不再是一个可有可无和无足轻重的事物，而是反映当时中国社会思想潮流和国家主权象征的一个重要体现。1862年，英美租界合成公共租界，中外双方对新地名命名的依据原则却相持不下，针对此问题，最后双方妥协，决定用中国省名和城市分别命名南北向和东西向的马路。 “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雅的地名看成是封、资、修的东西。似乎地名称谓越革命越好，“全国上下大搞地名'一片红”，成都更是如此。许多具有重大历史纪念意义的地名被当作“四旧”而受到“革命的洗礼”，取而代之者既无历史脉络，又无文化内涵。以前的地名一律是封资修，都得改。红字成为最革命的名字，红旗路、红卫路、红星路、红光路、永红巷、捍红路、红锋坡等等，差不多把能用的“红”字都用完了。红字不够用了，就接下来用东风、曙光、向阳、革命、前进、解放、长征、勇敢、立新、抗美、援朝、五一、八一、延安、井冈山、大庆、大寨、南泥湾等名字，总之越革命越好。由于新改的地名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与原来的地名风马牛不相及，而且全国都是一种模式，简单雷同，重名极多，给交通、邮电、测绘、新闻、文教等诸多领域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地名。“文革”动乱对地名的浩劫，导致城市地名文化的整体湮没，造成历史脉络的硬性割裂。改革开放以后，这些文革地名除保留一小部分外，其余的大都重新得到恢复。现实和传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人们的自身素质和思想意识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地名命、更名方面也有了新的改观，那些不规范、不标准、不文雅的地名随之得到了解决。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地名命、更名工作正朝着正规化、科学化、标准化的方向发展。从地名通名的变化更替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地名的现代性。 3、地名是时代的产物，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能够保留较多的历史信息，甚至是史事本身的某些侧面或具体细节。比如：三国时期，孙权占据武昌，并根据“因武而昌”得此地名。还有武汉的汉阳这个地方，按照“汉水之阳”得此名字（山南水北叫阳，山北水南叫阴），依照现在的地理情况看来，汉阳应该叫为“汉阴”。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汉阳以前在汉水的北边，后来汉水改道，但是名字没有更改。还有现在的地名集家嘴，以前朱元璋到来时叫“接驾嘴”。湖北省有许多地方的名称都以“黄”开头，如“黄陂”、“黄冈”等。据推测造成这种现象的可能有2种，一种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有一个小的附属国，黄国。这些地方都是黄国的属地。还有一种可能是可能与宗教有关系。 “恩施”这个地名表现了统治者施恩于此地。“咸丰”表示大丰收。“咸宁”来自《诗经》中的“万全咸宁”。现在的西安以前叫“长安”，表示长治久安。这一切都代表了统治者的愿望与想法。 4、地名是专有名词，所以它有一定的稳固性。有时候地名会随着朝代改变，也有其改变的历史背景。因为有些人认为前代的名称是忌讳，或者犯了当朝的忌讳，尤其是郡县的名称。一般的山川河流的名字不易改变。地名有民族性，其往往包含政治、国家、民族含义。譬如：中国的钓鱼岛，日本叫做间隔列岛。如果中国人把名称叫错，那就代表自己承认钓鱼岛的归属问题，这是不能随便乱叫的。 5、有些地名有地域或民族歧视。比如现在的广西友谊关，在清朝的时候叫做镇南关。清朝满族认为南方人都是蛮夷之人，在这里有镇压，镇守此地的意思。 6、粗鄙地名的改进问题。地名具有纪实性，有些名称虽然很容易懂，但是太粗鄙。在保留地名历史记录的原则上，可以进行适当的修改。元明清时很多胡同的名称都很不雅，但根据谐音或相近字的修改，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例如：母猪胡同改为墨竹胡同，王八胡同改为万宝胡同，棺材胡同改为光彩胡同，鸡笼岛后改为基隆岛。武汉大学的所在地以前叫罗家山，后改为珞珈山，等等。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一个好名字可以联想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坏名字可以联想很多坏的东西，由此也可知道名称的重要性。 二、 结语 从历史研究角度讲，地名文化始终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研究地域史，探讨民族史，均离不开地名，它们是极为重要的资料之一;划定一条国界，分清一个地域界线，弄清一个历史事件，如果离开具体的地名(包括山川、河流等名称)，就无从谈起。长期以来，地名研究是相关社会科学和交叉学科研究方面的一个薄弱环节。值得庆幸的是地名研究己经展开，许多学者已经对地名以及相关方面作过一定的整理和研究。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