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公元212年十月，也就是东汉帝国最后一位皇帝汉献帝在位的第二十四个年头，亟相曹操挥师南厂，讨伐割据江东的孙权：此时，他的首席谋臣荀彧，一位随他南征北战长达二十余年，为其统一北方屡献奇谋的老人，在寿春饮药而亡，时年五十岁。第二年五月，汉廷册封曹操为魏公，并赐予象征帝王权力的九锡；再过七年，曹操长子曹丕以禅让的名义登上皇位，代汉自立。
荀彧的家族
荀彧是颍川郡（治所在今河南禹县）颍阴县（治所在今河南许昌市）人。颍川这个地方现在看来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尤其在政治和文化上对中国更不会有太大影响，但是，在荀彧生活的那个时代，这个地方几乎成为帝国政治和文化的心脏，用举足轻重形容也毫不为过。当时有“汝领多奇士”的说法。
无疑，中国是一个官僚本位、权力本位的国家，惧怕形形色色的官员以及附着在他们身上的大大小小的权力，似乎是中国人最大的特点，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人价值判断的标准是官位和权力。所以说，官位的高低、权力的轻重，决定了一个人受尊敬的程度，也决定着家族的荣辱兴衰。不过，凡事总有例外。二世纪后期，腐朽的东汉帝国肢体上滋生着—种新的社会现象，人们对那些儒雅风流，敢于对抗权力的士人们崇拜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这种现象从当时的文化中心——汝颍地区，逐渐辐射到帝国的各个角落，并进一步冲击、改变着人们的传统观念。这位荀彧的出仕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背景。
荀彧的祖父淑荀是东汉历期的—位硕学鸿儒，用现在话来说，就是知识渊博的大知识分子。在荀彧之前，这个家族的政治地位却谈不上显赫。他的祖父荀淑曾做过相当于县长一级的侯相。但为时不久，便弃宫回家务农；他的叔父荀爽倒是做了相当于总理级别的司空，但任期只有五个多月就病逝了。家族多名成员被宦官杀害。荀彧生活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和“个特殊的家庭，社会环境、家庭背景”已经为他选择了今后要走的道路，也决定厂他以后不可更改的悲剧结局。
慧眼识曹操（标准有二）
荀彧出生于公元163年，距离党人之祸发生只有四个年头。到公九189年宦官被诛除，他二十—七岁。可以说，他是在仕人与宦官的惨烈的斗争中长大成人的。他本人从未亲历过残酷的争斗，但是，家庭的大多数成员都牵涉其中，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时，他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怎样的震撼可以想见。伯叔的言行甚至鲜血使他从小就明白丁什么是正义，们么是邪恶，也让他明白了何者当为，何者木当为。宦宵被诛除的这一年，荀彧但任了位于现在位于山东境内的一个县的县令。不过，新的混乱很快到来了，关西军阀董卓控制了荀彧朝中大权，诛戮士人，废立皇帝。他的叔叔荀爽走了—条曲线救国的道路，而荀彧眼见朝政混乱，拒绝合作，弃官返乡。荀彧并不是一个消极遁世的隐士，他有着一颗拥刘扶汉、济困救民的雄心。问题的关键是，在军阀混战，群雄割据的动荡岁月里，到哪里去寻找一个能够实现自己理想的明主呢？
一、曹操与袁绍个人能力的对比
荀彧一度与袁绍近在咫尺。荀彧北上途中，冀州形势发生了变化，袁绍夺取了韩馥的州牧之职。荀彧到达冀州后，袁绍待以上宾之礼；但是，荀彧很快离开了袁绍，转投驻东郡（治所在今山东家具西南）的曹操，而与他一起到达冀州的颍川同乡全部担任了袁绍的官职。从各方面条件分析，似乎荀彧没有任何理由弃袁从曹。从名声看，哀绍家族四世三公，门第显赫；而曹操的父亲则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子，属于名士抨击的“阉宦余孽”这一点使曹操一直受到一些人的诟病。从地位看，袁绍时任车骑将军，曹操则只是一个奋武将军，两者相差两级。从实力看，袁绍当时占据了今山东、河北、山西的大片地区，可谓兵强马壮；但曹操则只占据了以东郡为中心的一片不大的区域，兵力薄弱。从荀彧与二人的渊源看，他和袁绍的家乡毗邻，就大地域概念而言，二人属豫州同乡，而且袁绍的父亲袁逢曾聘任荀彧的叔父荀爽担任官职，这应该是相当重要的社会关系；曹操是徐州人，与荀彧家族没有任何渊源，相反，可能还存在某些过节，因为荀氏家族是当时的大名士，以反宦官著称；而曹操的祖父曹腾是宦官队伍中很重要的一员；甚至就相貌比较曹操也颇不如袁绍，袁绍仪表堂堂，相貌威严；而曹操则身材矮小，轻挑随便。
经过以上：比较，即使智力稍有残缺的人，也可以看出两人的高下优劣
了。荀彧以头脑冷静、洞察世事著称，何至于馈昏糊涂到优劣不分的地步呢？实际上，荀彧超常的判断能力以及拥刘扶汉的远大抱负正是在弃袁从曹上体现出来的。对荀彧而言，拥刘扶汉的第一步就是荡除遍布各地的分裂割据势力：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当前的实力固然重要，但发展前景更为关键。尤其是领导人的能力，根据荀彧的判断，曹操远胜于袁绍，这在他以后分析曹，袁的优劣就可以看得出来。
二、曹操于袁绍对待汉庭的态度
荀彧弃袁从曹，与袁、曹对汉室的不同态度有关。荡平分裂割据势力只是手段，并不是目的。荀彧毕生有着一个最高的理想和追求：那就是恢复刘姓皇帝的权威，维持汉室的统治，这可能是受到了祖父和伯叔的影响。如果所托之人有篡逆之心，自己的理想就将成为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即使荡平群雄，又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对汉廷的态度，是荀彧选择明主的第二个标准。在这方面，袁绍显然不能令荀彧满意：公正地说，不能说在荀彧到达冀州之前，袁绍就有了取刘氏而代之的不臣之心，下这样的断语，袁绍在九泉之下大概也会喊冤叫屈。但是，说他缺少对汉室起码的尊重和忠诚，即使起他于地下，他大概也会无言以对的。袁绍对汉室的不忠，首先表现在公元190年关东诸侯讨伐董卓一事上。当时董卓在洛阳挟持了汉献帝，袁 绍沾了祖先的余荫，被关东诸侯推为讨伐董卓的盟主。按说他身为盟主，对拯救蒙难的汉献帝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其表现实在不能令人满意。内于畏惧董卓兵强，他逡巡不进，致使汉献帝最终被董卓挟持到长安。更令人失望的是，盟主之职成为他谋取私利的工具。他不但置汉献帝于不顾，而且利用自己的名声和威望，带头与关东诸将商议拥个新君，以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只是由于曹操等人的反对，以及被拥立者坚决拒绝，这一计谋才没有得逞。可见，汉献帝的安危，帝闻的命运，袁绍根本就没有当回事。以后，袁绍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他在没有汉献帝授权的情况下，相继兼并了名义上还尊奉汉廷的韩馥和公孙瓒，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展至河北、辽宁、内蒙一带的广阔区域。
曹操在对表绍等人密谋拥立新帝取代汉献帝时，其态度就十分明朗了；他对袁绍等人严辞谴责，认为关东诸侯起兵的昌首要目的是解救身处危难的汉献帝，现在汉献帝只是受制于董卓，并没有亡国的迹象。一旦废旧立新，将失去人心，导致天下动荡不安。正常情况下，维护汉献帝的地位，就是对汉室的忠诫。曹操的表白，元疑与荀彧的终生追求不谋而合，从而赢得了荀彧的好感。虽然此时荀彧还没有投奔曹操，但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坚定了荀彧弃袁从曹的决心。曹操更为感人的行为。发生在关东诸侯时伐董卓的行动时：参加这次行动的，都是据有实权的地方军政长官，他们的级别分别相当于现今的省长、市长。只有曹操是个例外，他的奋武将军是一个级别不高的虚衔，他的军队则是以散尽家命财产为代价招募而来的。以这样的身份，只要听从盟主或其他谙候的命令就是了，无论出现什么样的问题，责任都不会找到他的头上。可是，曹操偏偏犯了傻气：关东各路诸侯又相观望，畏惧不前时，曹操对他们痛加指斥，独自一人率兵西进：以曹操一支偏军抵抗骁勇善战的关西军、结果可想而知。若不是他的堂弟曹洪舍死相救，曹操也回不来了。
辅助曹操三大绝世之功
一、智守甄城
曹操于公元194年四月再次东征徐州。他的根据地 兖州突然出现危急情况时。留守的荀彧果断出手，保证了 兖州的安全，他的才华、果敢与魄力也在这次突然来临的政变中得到充分的展现。
张邈、曹操、袁绍三人年少时均以侠义告称，性情相得，相交接欢：袁绍当上盟主后，骄气日盛，出于朋友之情，张邈加以谴责。这惹恼了肚量并不宽宏的袁绍，命令曹操杀掉张邈。曹操极力相救。张邈才幸免一死；张邈对曹操的感激之情可以想见，而曹操也将前者视为最知己的朋友。第一次东征陶谦，曹操志在必死，临行前将家人托付给张邈。东征返回后，曹、张相对而泣，这一幕相当感人。不过，牢不可破的友情与宝贵的生命比较起来，常常显得弱木禁风。吕布背弃袁绍。途经陈留，张邈与他把手共誓。这令袁绍十分愤恨。张翅揣揣不安，他但心此时名义上仍附于袁绍的曹操可能承受不住袁绍的压力，最终将自己杀害。加之以曹操部将陈官的鼓动，张邈发动了政变，与陈宫东迎吕布，推举他为 兖州牧。
政变发生时。荀彧留守甄城（今山东郸城县北），这是曹操的军事基地。张邈与只行兵临城下，谎称吕布帮助曹操攻订陶谦，率兵边经此地，急需军粮。他们运气不好，碰到了极富谋略书慧的荀彧、在众人犹疑不定之际，荀彧看出了破绽。但是，曹军主力已经东征，单靠甄城现有兵力难以抵抗；更为糟糕的是，城中许多重要官员、将领都私下于张邈、陈宫通谋。可以说形势危险之至。荀彧派兵严守的同时，急忙征调驻守濮阳的曹操亲信复侯惇：夏侯惇夜中赶来，杀掉了几十个通谋的高级官员与将领，甄城形势暂时稳定下来。
荀彧经过对局势的分析，马上抓住了解决问题的要害。 兖州郡县响应的吕布，是因为陈、张二人的煽动，自己也未尝不可以使用同样的方法保住东阿与范县。寻找能够完成这—任务的合适人选并不困难，这个人就是曹操手下另—个著名的谋士——程昱。程昱最符合条件的地方是因为他本人就出自东阿，是当地十分有影响的人物，十午前，就是他率领当地百姓。保住东阿城。同时，范县与东阿毗邻，他也可以利用自己的身份对那里产生影响。程昱没有辜负荀彧的期望，他在前住东阿途中，说服了范县县令，将日布派往范县的将领袭杀。然后派兵在东阿附近的黄河沿岸驻守，阻塞陈官渡河的通道，东阿也得以保全。
二、官渡之战的总导演
1、定曹操信心
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二十里）之战是曹操统一北方的关键性战役，《子国演义》的精彩描述，几乎使每—个有文化、没文化的中国人牢牢记住了曹操、袁绍等初构如生的人物，甚至那些在战役中其实并不真正重要的小角色如关羽、许悠、颜良、文丑等。也被人们广为传诵，并将他们和这场战役的胜负牢牢地联系在一起。而对这场战役的胜负真正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人物——荀彧，反倒被人遗忘了。其实，这场战役从大幕初启到大幕落下，荀彧始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是他不是登台表演的演员，而是隐藏幕后的导演。这场战役发生之前，就已经打上了荀彧的烙印、他首先坚定了曹操抗袁的信心。
曹操本来想和袁绍结盟。但在公允196年曹操将汉献帝接到许昌后，两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汉献帝下诏谴责袁绍不敬、不忠，这有可能是他的本意，也有可能是曹操想借机破坏袁绍的形象，总之，这道诏书使两人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袁绍实力强大，不甘心接受被曹操操纵的汉献帝的旨令，他给曹操的书信也越来越骄纵傲慢。
曹操意识到。双方兵戎相见的日子B益临近了，但自己的实力远不如对方，到时有多少胜算，那是一个未知数。曹操将白己的担忧告诉了荀彧。荀彧从宏观角度分析了曹操战胜袁绍的必然性，认为实力的强弱以人的才能为转移。有才虽弱必强；无才，虽强必弱。具体说来，曹操有四个方面胜过轰绍：袁绍外宽内忌，任人有疑；曹操明达事理，唯才是用，这是度胜。定绍遇事犹疑，易失战机；曹操果决善断，机变百出，这是谋胜。袁绍御众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多，难有大用；曹操法令严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少，人争致死，这是武胜。袁绍凭借世资，矫揉造作，虚邀名誉，归附者多是名不副实的士人；曹操待人至诚，不求虚名，忠正而有远见的士人乐为其用，这是德胜。
“四胜”是苟荀彧对曹操个人才能、德行的旨定，荀彧此前弃袁从曹，也
正是从这个角度考虑，除此而外，荀彧认为曹操还有一个最大的政治优势——由汉献帝发号施令，名正言顺，天下响应，这才J是决定强弱的根本因素。结论显而易见，“四胜”与天子结合在一起，袁绍实力再强，也不会有所作为。
2、出奇计稳“四方”
与袁绍的战事一旦发生，盘据徐州的吕布可能与袁绍结盟，那时曹操将处于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荀彧认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解决吕布，否则无法与河北的袁绍抗衡。但是，曹操又提出了另一个值得担心的问题：袁绍又可能与关中割据势力联合，同时引诱内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进行骚扰，那就意味着。自己是拿交、豫两州州与天下六分之五的区域抗衡，强弱显然过于悬殊。
荀彧对解决这个问题早已成竹在胸：他的观点是，关中割据势力多达十余支，互不统属，其中只有韩遂、马腾实力稍强。一旦关东发生战事，他们必然拥众自保。为保万无一失，可以派遣钟繇前往安抚，与他们联合。他们也许不会长久与曹操联合，但在袁、曹决战结束前，应该不会有任何不利于曹操的行动。荀彧献策一方面令曹操不太自信的信心有了巨大的转变，另一方面，也为以后的决战进行了铺垫，那就是先扫清外围，再行决战。这年是公元197午，距离官渡之战发生还有两年多的时间。以后，事态按着荀彧的分析一步步发展下去。曹操派钟繇很快安抚了关中的割据势力，韩遂、马腾分别将儿子派到许昌当人质，以示服从；公元198年九月，曹操消灭吕布；公元200年正月，曹操击溃与袁绍结盟、盘据在下邱（今江苏瞧宁县西）北）的刘备，这时距离大战发生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3、定曹操决心
“贵在坚持”是人人都懂的道理，但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这不但取决于你的意志力和忍耐力，也取决于你对形势的判断，因为任何人都不会坚持看起来几乎没有希望或意义的事情。如果还有巨大的压力摆在面前，放弃几乎是任何人都会做出的选择。以至伟大的人物也不能例外。
在宫渡之战最紧要的关头，曹操就险些选择了放弃，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对形势的判断，当然，还有沉重的压力。
从公元200年二月到九月，袁、曹在官渡对峙已经长达半年有余，形势对曹操十分不利；而且人数处于劣势，更为严重的是，曹操军粮将尽，士兵疲惫不堪，几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地方的粮食也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许多郡县的百姓因为无法承受沉重的军粮负担，纷纷投奔袁绍。面对如此险恶的形势。荀彧在战前给曹操建立起来的信心也不那么灵验了，曹操决定退兵返回首都许吕。
但是，曹操毕竟不同于常人，他的伟大之处在于总是能够集思广益。决定退兵之际，他想起了留守许昌的荀彧，他知道荀彧肯定对时局有不同于别人的见解，而这种见解可能将自己从危难中解救出来、以往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果然，荀彧的回信最终让曹操选样了坚持。荀彧在信中说：袁绍全部兵力集结在官渡，想与您一决雌雄。您以弱势抵抗强势，如果不能将其制伏。袁绍必将有可乘之机，这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决不能退缩：袁绍不过是个一般的英雄，可以招聚人才，但不能真正发挥他们的才干。您英武神明，而且辅佐天子，以顺讨逆，无往而不利。现在粮食虽然缺乏，但还没有严重到楚汉相争在荣阳、成皋时的地步。当时刘邦、项羽谁都不肯先退，因为他们知道。谁先撤退。就将在气势上大打折扣。您以天下十分之一的力量紧紧扼住袁绍前进的咽喉，衰绍无法向前推进达半之久，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只要坚持下去，袁绍营垒内部必将发生变故：现在是最为关键的时刻，不能按常情采取行动，一定要用奇谋，千万不要失去这次机会。
曹操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经过荀彧的提醒，他明白了过分夸大丁己方的困难，而对哀绍的缺陷视而不见，于是他继续坚持与袁绍在官渡对峙。艰难地支撑了一个月，果然不出荀彧所料，袁绍内部发生了变故。一位谋士恼恨自已的计谋不为袁绍所用，叛归曹操。曹操采纳了这位谋士的建议，派兵烧毁了袁绍的辎重和粮草。不用说，这仿谋士就是人们所熟知的许悠。曹操由此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于中，最终取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袁绍损失惨重，狼狈逃回冀州。
三、尊奉汉献帝
东汉末年群雄割据的竞争，除了军事、经济实力的比拼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也许是最为关键的因素——政治资源，决定着他们的成败。
公元196年七月，汉献帝经过千难万险，辗转流移，终于从长安逃回了帝国首都洛阳。曹操在许昌听到这一消息后，决定西迎大驾。但是，文臣武将并不认为这一招有多高明，他们的理由是，现在关东尚未平定，形势不明，如果西迎大驾。皇帝身边的军阀都是飞扬跋扈之人。现在又有护驾之功，将更加难制，徒增混乱。
众人的反对，英明的曹操也犹疑不决。关键时刻，荀彧显现出了对形势高人—筹的判断能力及富有远见的战略眼光。从现实分析，董卓挟持天子后，是曹操率先举起勤王大旗，只是由于关东群雄自相扰乱，致使他无力接驾。现在，忠臣、百姓仍心怀汉室，如果此时接驾，无疑会大顺人心，英杰才俊之士将会纷纷前来投奔，有了这些做基础。平定天下也就顺理成章了。即使四方群雄怀有不臣之心，也难有作为。至于护驾的几个小军阎，更不足虑了。而且历史上也有成功的先例：晋文公因迎接落难的周襄王，最终雄据诸侯；刘邦为被项羽杀掉的义帝发丧，天下归心。所以，无论从哪方面分析，都有迎驾的必要。他最后指出：如果不立下决心，西迎天子，一旦被别人占了先机，以后即使有千方百计，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事实上，荀彧最后的担心并不是多此—举，因为曹操并不是挖掘出这个巨大政治资源的第一人，很早以前，袁绍的谋上沮授就已经意识到了汉献帝潜在的政治价值。沮授实在是当时最有远见的政治家之一，早在袁绍夺取冀州之时，他便为其提供了一份长远发展规划，和诸葛亮的《隆中对》一样，这份规划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只是由于所托非人。才在历史上涅没无闻。规划中提到的一个重要方案就是，“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干洛邑”。这一年是公元191年，早于苟或的建议五年。
公元195年十二月，汉献帝自长安逃到大阳，距离袁绍的控制区并州只有咫尺之遥。沮授意识到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再次向袁绍进言，将落难的汉献帝接到冀州治所邺城。牢牢控制在手中，“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廷”，这样，袁绍将所向披靡，大业可成。
袁绍手下谋士如云，但真正能洞察时局的，只有沮授一人，其建议只能是曲高和寡。其他谋士如郭图、淳于琼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汉室衰落，已非一日，想重新振兴，困难之极。现在是群雄逐鹿的时候，先得者为王；将天子迎到身边，动不动就得向他奏闻。服从他，权力受到影响；违背他，则有抗命的罪名。显然，迎接天子有弊无利。众人的意见说穿了就是，天子到来后，袁绍将不能为所欲为，成为他最终称帝的绊脚石。
沮授不想这样的机会在身边悄悄溜走，他据理力争：迎接天子，在道义上有所得，在时机上恰到好处，如果不早下决定，必定有捷足先登之人，那时后悔就迟了。
曹操是一个果敢坚决的人物，采纳荀彧的建议后，马上派亲信曹洪西迎少年天子。曹洪受阻后，曹操又亲自出马到洛阳。以帝都残破，粮食短缺为由，将天子接到许吕。天子的到来。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曹操的官衔来了个三级跳，由级别不太高的奋武将军蹿升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将军。当然，曹操也不会忘记报答首建此议的有功之人，他以天子的名义任命荀彧为待中（相当于天子的秘书长）、守尚书令（相当于代总理）。同时，他马上以诏书的名义给政敌袁绍来了一个下马威，说他擅权树党，不恤王事。袁绍无可奈何，只能气愤地说：“今乃挟天子以令我乎”
结尾：随着曹操北方的统一与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加之刘汉气数的不断殆尽，曹孟德的不臣之心日益显露出来。而此时的荀彧只有泪流满面，曾经的理想就在自己的手中葬送了，于是饮药而亡。也许自杀身亡的瞬间，荀彧有着怎样的一种心情，史书无载，也许更多的是坦然。五十知天命的何况是这样—位阅历丰富、判断力敏锐又十分容智睿智的老人，汉亡魏兴应该早在他的预料之中。自打进入仕途之日起，复兴汉室便成为荀彧孜孜以求的目标。现在，曹操羽翼已丰，曹魏代汉只是迟早的事，这个结果不但自己无法阻挡，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对荀彧而言，与汉室共存亡可能是他早就立下的信念。既然一生的努力付诸东流，理想和追求也已经完全破灭，人世间还有什么值得留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