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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庙从祀制度考论

 yiyidaodao 2013-05-11

文庙从祀制度考论

文庙,国人通常称为孔庙,被认为是古代社会官方意识形态的象征,其自身也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除主祭孔子外,文庙还会附祭历代官方认可的儒家圣贤,颜回曾参朱熹等均享受此殊荣这种以孔子弟子和历代大儒配享孔庙,从而彰显国家对孔子儒学尊崇的制度,就是文庙从祀制度

明代学者瞿九思曾言到:从祀大典,乃乾坤第一大事。”此语似乎已经能够透露出文庙从祀制度的重要意义,那么这一制度为何会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呢?这就需要我们从起源运作方式政治与文化内涵等角度全面详细地予以考察

从祀制度在文庙祭祀中具体表现为以孔子为主祭对象,孔门弟子及历代大儒作为配祭,并按照国家规定的等级接受祭拜这种有主有配的祭祀传统,在上古礼制中十分常见班固汉书·郊祀志记载:郊祀社稷,所从来尚矣。”颜师古谓:起于上古。”即无论郊祭还是社稷均源自上古时代古人祭天于郊,故称为郊祭。《礼记·祭义记载: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郊祭之典以日为主,以月相配之所以如此,孔颖达解释说:天无形体,县象著明,不过于日月,故以日为百神之主,配之以月,自日以下皆祭,特言月者,但月为重,以对日耳。”

祭社祭稷同样有主有配宋儒方悫说:有其祀,必有其配故主以日,而又配以月也犹之祭社,则配以句龙;祭稷,则配以周弃焉。”[2]这里的五土之神,稷则指五谷之神”。有祭祀,必定有配享,祭天要主日配月,祭社以句龙配,祭稷则以周弃配句龙周弃为何能配享五土之神五谷之神呢?后汉书·祭祀志记郑玄说:古者官有大功,则配食其神。”也就是说,历史人物可充任郊天配位的角色,通常这个人物是创业垂统的始祖句龙相传为共工之子,能平水土,晋书·天文志上记载:弧南六星为天社,昔共工氏之子句龙,能平水土,故祀以配社,其精为星。”周弃则是周部落的先祖,善于种植各种粮食作物,曾在尧舜时代当农官,教民耕种,有功于后世。通过上述史料可知,一方面陪祭配位实乃古代祭典之常事,另一方面不仅日、月等自然界的物体

可以用来陪祭,句龙、周弃等历史人物亦可行配位之实。

虽有上古礼制可以借鉴,但作为一种弟子从祀于先师之礼,文庙从祀制却又有它自身独特的发展脉络。这种制度的雏形可以上溯到东汉明帝时期。据《后汉书》记载,东汉永平十五年(72 年),明帝东巡过鲁,祀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这也成为孔门弟子从祀文庙的滥觞。三国曹魏正始年间,齐王曹芳通习儒家经典后派遣太常于辟雍祭祀孔子,同时以颜渊配享。晋宋时期,国学释奠基本沿用此形制,以颜渊配享孔子。孔庙从祀制度自东汉以来渐次形成,基本上形成了以颜回为代表的仲尼七十二弟子从祀体系,奠定了文庙从祀制度的初步基础。

唐代是文庙从祀制度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阶段整个制度日渐完备。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孔子的“先圣”地位最终确立。唐高祖武德七年(624 年),孔子一度沦为配享周公。虽然太宗贞观二年(628 年),停祭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享,但孔子先圣的地位并非就此稳固。高宗永徽年间,再次升周公为先圣,黜孔子为先师,颜回、左丘明皆降从祀。直到高宗显庆二年(657 年),在太尉长孙无忌、礼部尚书许敬宗的建议下,孔子先圣的地位才得以重新恢复。从此,孔子真正成为文庙从祀制度的核心。其二,从祀人物的选取标准也得到进一步完备。贞观二十一年(647 年),唐太宗李世民以左丘明、公羊高等二十二位先儒从祀孔庙,但孔门弟子除颜回、子夏外,全都不在从祀之列。这种局面在唐开元八年(720年)得到改善,玄宗李隆基命以“圣门四科”的颜回、子夏等十名弟子从祀孔庙,并图画孔门弟子及二十二贤于庙壁之上。这为今后的文庙从祀制度树立了典范,孔门弟子及儒家圣贤同时从祀文庙成为定制。

按照与孔子关系的远近和对儒学发展贡献的大小,文庙从祀可分为“配享”、“配祀”、“从祀”三个位阶。“配享”是祭孔时陪祭的第一等级,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四配”。“配祀”属于第二等级,共有十二人,通称“十二哲”。“从祀”属第三等级,包括先贤、先儒两类。

(一)四配

南宋咸淳三年春(1267 年),度宗诣太学,拜谒孔子,行舍菜之礼,同时以颜渊、曾参、子思、孟轲配享,“四配”人选从此确定。四配位于文庙大成殿内,颜回、子思在左,亦称为“东配”;曾参、孟轲在右,又称为“西配”。

四人配享文庙因缘不一,历史迥异。其中颜回配享最早,地位稳固。这与他在孔门弟子中的特殊地位是分不开的。颜回德行高超,位列“德行科”之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3],一心向学,是孔子最为得意的弟子。颜回终身不仕,追随孔子左右,如同父子。颜回配享孔子可以追溯到三国魏正始二年(241 年),齐王曹芳因初通儒家经典,派官到国学祭祀孔子,以颜回配。此后,国学祭祀孔子均以颜回配享。

曾参最初进入从祀之列是在唐总章元年(668 年),朝廷命以颜回、曾参一并配享孔庙。开元八年(720 年),又以曾参大孝,德冠同列,特为塑像,坐于十哲之次。曾参进入四配的行列,很大程度上缘于他所著的《孝经》一书。《孝经》被历代统治者所看重,甚至有些皇帝亲自注释,以广行天下。作为《孝经》的作者,曾参自然也会受到格外的尊敬。

孟子配享始于宋代。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 年),立孟轲、扬雄像于庙庭,并诏封孟轲为邹国公。元丰七年(1084年),以孟轲配食文宣王。相比于其他三位,孟子进入配享之位的道路显得异常坎坷。在其初入孔庙之时,就有议者以非“孔子同时之人”为由提出质疑。“挺孟派”与“倒孟派”一时争论激烈,最终宋神宗亲自下诏裁令才平息了这场争论。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孟子的配享地位再次受到冲击。洪武五年(1372 年),朱元璋以《孟子》一书“非臣之所宜言”而取消孟子的配享。虽然第二年就恢复了孟子的配享之位,但仍然命令翰林学士刘三吾对《孟子》进行删节,以此作为科举取士的范本。

在配享孔子的四人中,子思入祀孔庙最晚,直到宋大观二年(1108 年)才奉诏入祀,位列左丘明等二十四贤之间。但提升速度最快,1267 年时,子思就已经成为四配之一,且以后未再改变。这与儒家学术的转变有着直接关系,宋代以来,程朱理学渐成为儒学正统,《中庸》一书受到格外的重视,二程将其视为孔门传授心法之作,朱熹更是将其列入《四书》。有了这些力量的推动,作为《中庸》的撰述者,子思配享孔子自然会“一帆风顺”。

(二)十二哲

十二哲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其人选最初来源于所谓“圣门十哲”。孔子曾经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来评价他的学生:“德行:颜渊、阂子赛、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4]以颜渊为首的十位门生得到孔子的赞许,自然也成为他们身后入祀孔庙的依据。于是,开元八年(720 年),唐玄宗诏令以此十人从祀孔庙。十哲后来又发生多次变化,首先是在瑞平二年(1235 年),子思补颜渊之缺。后来咸淳三年(1267 年),子思升为配享后,以颛孙师补十哲之缺。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增补朱熹配祀孔子,形成十一哲。乾隆三年(1738 年),升有若位居朱熹之上,十二哲最终形成。

十二哲中唯朱熹非孔门弟子,但依然能够进入大成殿配祀孔子,足见其重要程度。朱熹被认为是理学集大成者,其所撰《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元、明、清三代科举考试的官定文本,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深远影响。朱熹最初从祀孔庙是在理宗淳祐元年(1241 年),崇祯十五年(1642 年)升为“先贤”,最终在清康熙年间晋升“十二哲”之列。

(三)先贤、先儒

先贤、先儒属于孔庙从祀的第三等级,与四配、十二哲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塑像,只有书写先贤某子、先儒某子的牌位摆放在东西两庑内。一般认为先贤的地位要略高于先儒。

先贤主要由孔门弟子组成。孔门弟子从祀孔庙始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唐开元二十七年(739 年),朝廷命令“十哲”之外的孔子弟子从祀孔庙。值得注意的是,先贤诸子之中还包括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邵雍五位宋代理学家,他们为何会名列先贤之位呢?这种情况的出现,无疑与理学地位的提高密切相关。周、张、二程于理宗淳祐元年(1241 年)荣登孔廷,而邵雍则在度宗咸淳三年(1267 年)从祀孔庙。最初,这五人只能以“先儒”称之。随着理学在明代达到全盛,这五人于崇祯十五年(1642 年)一同升为先贤,位七十子之下,汉唐诸儒之上。外,今日孔庙所见从祀诸先贤中还包括与孔子同时代的公孙侨、蘧瑗等人。

先儒主要包括在历史上对儒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学者。唐贞观二十一(647 年),太宗命以左丘明、公羊高、何休等二—__十二人从祀孔庙,从而奠定了先儒从祀的基础。由于历代不断增加、更替先儒人选,相对其他几个等级而言,先儒的变化比较大。王安石之子王雱是先儒中最先被罢祀的,淳熙四年(1197 年)被逐出孔庙。荀子作为先儒也曾短暂从祀孔庙,但嘉靖九年以“言性恶”而遭罢祀。

孔子有功于中国文化,文庙的设立,就是为了彰显国家对孔子之道的尊崇。然而,文庙中不仅祭祀孔子,还通过从祀制度把孔子弟子及后世儒家圣贤引入其中。对此,明儒王世贞有着非常精辟的论述:“太庙之有从祀者,谓能佐其主,衍斯世之治统也,以报功也。文庙之有从祀者,谓能佐其师,衍斯世之道统也。”[5]由此可见,文庙从祀制度实际上体现的是儒家道统的衍续。

不同的朝代有着不同的学术风气,因而儒家道统的衍续又呈现出时代的特色。唐贞观年间,颜回、子夏以外的众多孔门弟子被挡在文庙大门之外,而左丘明、公羊高、何休、马融等二十人却得以从祀文庙。细察其由,不难发现这些入祀者大都“偏善一经”,对儒家经典的保存与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如子夏就传《诗》有功。这些“传经之儒”享受到从祀孔子的荣耀,反映出时人对汉代经学的尊崇。元丰七年(1084年),孟子、荀况、扬雄、韩愈从祀文庙,出现了“传道之儒”。元丰从祀所反映的时代学风,我们可以在曾巩与友人的书信中找到答案,曾巩曰:“仲尼既没,析辨诡词,骊驾塞路,观圣人之道者,宜莫如于孟、荀、扬、韩四君子之书也。”[6]也就是说,孟、荀、扬、韩四人接续了儒家道统,有传道之功。此后,孟子和子思先后升为配享,四配最终形成,这无疑是理学占据主导地位的直接体现。清代从祀制度中还出现了一个崭新的范畴———“行道之儒”。清代已处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末期,各种矛盾交织,特别是清代下半叶,内忧外患,国势危急。人们越发看重儒者的治世之业,企望治世名臣来力挽狂澜。这一心态在孔庙从祀制度中得到表现,李纲、方孝孺、顾炎武等忠臣义士获登孔庭即是明证。总而言之,历代文庙从祀制是一部鲜活的官修儒学史,儒学本身学术和信仰的变化均可以在其中找到依据。

从传经之儒到明道之儒,再到行道之儒,反映了孔庙从祀的“与时俱进”,但他们的进退去取,均需受到官方的认可与节制,因而孔庙从祀制度也成为传统社会中政治与文化两股力量最耀眼的交点。历代统治者热心于文庙祭祀,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以此来取得政权的合法性。“孔庙从祀,非寻常事”,从祀诸儒的选择和晋升势必会受到君权的格外关注。能否从祀文庙,不是大臣们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其最终决定权还在皇帝手中。对此,干春松先生指:“历代的儒生从祀孔庙都经过一定的过程。虽然从理论上说选择杰出的儒生配祀儒宗是对于弘扬师说的儒生的肯定,但是由于孔庙祭祀属于少数国家祭典,因此谁应该进入孔庙享受至高的荣誉,并不是由儒生自己决定,而是需得到朝廷认可,因此朝廷可以借此来引导儒生的言论,间接地制约儒家思想的发展方向。”[7]这一论述一语中的,点透了文庙从祀与政治的关系。

皇权固然强大,文化本身是否甘做其附庸呢?事实上,一些学术流派经常能忍受皇权的打压,在夹缝中求得发展,最终成为正统,这样的事例在文庙从祀史上屡见不鲜。以伊洛之学为例,它最初受到官学的打压,被指控为伪学,而且其代表人物朱熹等还受到政治上的迫害。在沉寂了相当长的时间后终获朝廷认可,成为儒学正统思想。由此不难看出,学术的发展仍有其独立性,不能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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