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代的苏州，既经济富庶又风光旖旎。在当时的小说中有大量的体现，最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开篇第一回就写到了苏州，其文曰：“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1](P3)与之相参照的是明人莫照《苏州赋》中的描绘：“苏州拱京师以直隶，据江浙之上游，擅田土之膏腴，饶户口之富稠；文物萃东南之佳丽，诗书衍邹鲁之源流，实东南之大郡。……”(《同治苏州府志》卷二)“富贵风流”这正是对当时苏州的恰切评价。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风光景致两者同样卓绝天下，而就富庶程度，明清时的苏州是杭州无法比拟的。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二曾对两者作一比较：“苏自春秋以来显于吴越，杭惟入宋以后繁华最盛，则苏又不可及也，观苏杭旧闻旧事可知矣。若以钱粮论之，则苏十倍于杭，此又当知。”[2](P230)明清小说中对其城市情景的营造，乃是以城市的水乡胜景为中心，以富贵和风流为其表现的两大特色，其鱼业蚕桑的繁富和得天独厚的水上交通，衍生了商业文化的繁荣，而水乡的绮丽风光和悠久人文传统，使得小说中充满了才子风流、底蕴深沉的真实抒写。
一、 虎丘风情：苏州的山水背景与城市个性
明清时苏州的一个显著特色是：水上交通便利，贸易繁荣。此外，苏州的山水名胜，更是天下闻名，在明清小说中有许多叙述和描写，而最有名当是有关虎丘的记载。
《女开科传》第一回：
却说这苏州，古名阳羡。东际大海，西控震泽，山川沃衍，江南之都会也。佳胜第一是虎丘山，在府城西北，一名海涌峰，上有剑池、千人石、生公说法台、吴王阖闾墓。为何唤作虎丘?世传冢内金银之气化作白虎，踞其上，因以为名。至迤逦而南，西施洞、馆娃宫、浣花池、采香径及琴台诸胜，无不了然在目。而下瞰太湖，洞庭两山滴翠浮烟，何异那白银铺世界，景致奇绝。每逢月上风来，游人箫管，和歌石上，各奏所长，虽万籁无声之后犹有清音缭绕，尤非他处名胜可以仿佛一二。[3](P1-2)
虎丘乃苏州第一名胜。关于虎丘之名的来历，《越绝书》曰：“吴王阖闾葬山下，经三日，白虎蹲踞其上，故名虎丘。唐避讳，改名武丘。”顾禄的《桐桥倚棹录》开篇有褚逢椿写的序言，他十分自豪地说：“山林而在尘市，非有穹谷高岩、深林幽涧而名遍寰区者，吾郡虎丘而已。”[4](P1)非常简明地指出了虎丘之所以闻名天下的理由。这与王僧虔在《吴地记》中“虎丘山绝岩耸壑，茂林深篁，为江左之表”的说法是一致的。
在虎丘看月和赏花是苏州人的两大人生乐事。清雍乾时期署为烟霞散人编的才子佳人小说《凤凰池》，第四回写苏州人八月虎丘赏月，“看看八月一到，那姑苏人，常到中秋节日，都到虎丘山上看月。富贵的备了佳肴美酒，挟妓遨游，弹丝品竹，直要闹到月落西山，方才人影散乱；就是贫贱的，也少不得一壶一，猜枚掷色，欢呼快饮。定以为常。”[5](P351)于虎丘过中秋夜，正是苏州人一大乐事，《吴郡岁华纪丽》卷八有一则《千人石听歌》：“中秋之夕，共游虎丘，千人石听歌，樽垒云集，士女杂遝。郡志称虎阜笙歌彻夜，作胜会。各据胜地，延名优清客，打十番争胜负。十二三日始，十五日止。邵长蘅《冶游诗》有：‘中秋千人石，听歌细如发’之句，盖其俗由来久矣”。[6](P173)张岱《陶庵梦忆·虎丘中秋夜》曰：“虎丘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傒僮、走空之间，无不鳞集。自生公台、千人石、鹤涧、剑池、申文定祠下至试剑石、一二山门，皆铺毯席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喧闹直至三鼓，已是“月孤气肃”，仍有人放歌，为同好者品赏不已。[7](P42)袁中郎的《虎丘记》对虎丘赏月也有极为相似的记载，甚至亦用了“雁落平沙，霞铺江上”一词，可知性灵文人心性本相通。
虎丘花事亦令苏州人心醉。清代顾禄《清嘉录》卷首有何桂馨的题辞：“吴趋自古说清嘉，土物真堪纪岁花。一种生涯天下绝，虎丘不断四时花。”[8](P1)“不断四时花”正是虎丘的一种风貌。在清人所刊话本集《人中画》(题风月主人书)卷一所写才子佳人故事中，主人公乃苏州府长汀县秀才唐季龙，故事就是从一次虎丘赏花的野游开始，“一日，闻得虎丘菊花盛开，约了一个相知朋友，叫做王鹤，字野云，同往虎丘去看。二人因天气晴明，遂不雇船，便缓步而行。将到半塘，只见一带疏竹高梧，围绕着一个院子，院子内分花间柳，隐隐的透出一座高楼，楼中一个老妇人同着一个少年女子伏着阁窗，低头向下，不知看些甚么”，“不觉步到虎丘，果然菊开大盛，二人玩赏多时，遂相携上楼沽饮。”[5](P1-2)在这里赏花和遇艳似乎同步，所谓诗酒风流是也。其实虎丘之花卉一直非常有名，而且是当地最大的花卉市场。《清嘉录》卷九《菊花山》条：“畦菊乍放，虎丘花农已千盎百盂担入城市。”[8](P144，161)李渔的小说《十二楼·萃雅楼》写作者曾逛虎丘花市，“因到虎丘山下卖花市中，看见五采陆离，众香芬馥，低回留之不能去。”[9](P116-117)虎丘的另一处佳景点是贞娘墓，这在一些充满了才子趣味的小说里多有描绘，如《青楼梦》中多次写才子金挹香去虎丘，“便上山往真娘墓上凭吊良久”。贞娘亦名真娘，乃是隋唐时的一位苏州名妓，其人不幸落入青楼，长于歌舞诗画，却因为幼有婚约，守身如玉，有一王姓男子，欲与欢好，屡被拒绝，遂以巨资买通鸨母，贞娘为其所迫，自经而死，王某痛悔，修花冢以葬之，是为贞娘墓。唐代诗人李绅在《贞娘墓诗并序》中写道：“吴之妓人歌舞有名者，死葬于吴武丘寺前，吴中少年从其志也。墓多花草，以满其上。”[10]《吴地记》则曰：“(虎丘)寺侧有贞娘墓。吴国之佳丽也。行客才子多题诗墓上。”[11](P8)清代小说《海上繁华梦》后集第八回写谢幼安等一群文人到虎丘游玩，折到贞娘墓前，“戟三见后人立着块‘古真娘墓’的四字墓碑，甚易辨识，说：‘古来名妓甚多，却除西泠苏小，虎阜真娘，芳冢一抔，艳名千古，此外尚有何人?’”此正契合了苏州文人风流自赏的心理，故成为苏州士人喜往游瞻之地。它作为虎丘的一个有机部分，共同构成了虎丘的文化印象。
人们到虎丘，很多是走水路。通到虎丘的水路有一条七里的山塘河，起自阊门，直抵虎丘，为唐刺史白居易主持开凿。《孽海花》第七回：“这日正是清明佳节，日丽风和，姑苏城外，年年例有三节胜会，倾城士女如痴如狂，一条七里山塘，停满了画船歌舫，真个靓妆藻野，炫服缛川，好不热闹。”[12](P40)《清嘉录》卷八引蔡云《吴歌》写中秋夜之山塘：“七里山塘七里船，船船笙笛夜喧天。十千那彀一船费，月未上弦直到圆。”《五石脂》云：“山塘盛时，每年必数集，每集必灯舫如云。大要元夕谓之灯节，市廛悬灯最盛。其次则清明节，游人亦众。又次为端午节，南北濠一带，则龙舟竞渡之中心点也。又次为六月廿四日，号荷花生日。则游船群集于葑门外之黄天荡，俗以其花盛，今通称荷花荡矣。当斯之际，画船家家自丁中修竣，油漆一新。加以彩绸扎成栏，尤觉炫耀生光。”[13](P338)七里山塘的繁华和浪漫最真实地体现了苏州的水乡文化特色。
正因为水乡交通的便利带动了苏州城区内的商业繁盛，苏州的山水景致有时也体现出其世俗、功利的一面，成为商业景观的一部分。《负曝闲谈》第三回：“且说苏州有一座大酒馆，开在阊门城外，名叫近水楼。打开了窗户，就是山塘河。这山塘河里全是灯船，到晚上点了灯，明晃晃的，在河里一来一往，甚是好看。”[14](P17)如《石点头》第十则：“阊门外，山塘桥到虎丘，止得七里。除了一半大小生意人家，过了半塘桥，那一带沿河临水住的，俱是靠着虎丘山上，养活不知多多少少扯空砑光的人。即使开着几扇板门，卖些杂货，或是吃食，远远望去，挨次铺排，倒也热闹齐整。”[15](P285)《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写王玉辉出了茶馆后，“一直往虎丘那条路上去。只见一路卖的腐乳、席子、耍货，还有那四时的花卉，极其热闹；也有卖酒饭的，也有卖点心的。”[16](P285)苏州通过旅游带动了商业的发展，而商业的繁华又使自然山水也沾染了世俗的色彩。
苏州的名胜除了自然的，也有市井中的。水上交通将大量的商人和商品引入到城区里，玄妙观乃是苏州一城之中心，又名元妙观或圆妙观，其观前街是城中最有代表性的商业区，充分展示着苏州的繁荣。《孽海花》小说开篇有一群苏州乡绅纵论天下风云，所选择的地点就是玄妙观前的雅聚园茶坊，以此就大致可见出此地的人气旺盛。《绘芳录》第七回写小说人物慧珠等人在苏州游玩，“足足游了大半日，又要到元妙观去。轿子直抬到观门口下轿，……走入观门，见两边买卖铺面十分整齐，往来游人滔滔不断。此时将交冬令，各省的人都到苏州来贩卖画片。这元妙观两廊下壁间地上，铺设得花红柳绿，热闹非常。”[17](P65)《青楼梦》第九回：“……四人信步而行，早到了玄妙观前，见各家店铺俱悬异样名灯，别具精致，能教龙马生辉，亦使群芳生色。又见流星花爆，不绝街前。”[18](P41)《清嘉录》卷一《正月》条与以上记载可相印证。这里可以说是苏州展示民俗文化的中心，也是苏州城整个商业风貌的缩影。
二、 吴中风流：苏州文化的积淀和流布
在明清小说中，苏州的山水凭其充盈的文化内涵而没有被彻底的商业化和世俗化，我们看到小说中许多关于山水景致的描绘总是和才子佳人的遭遇纠结在一起，我们不妨借此探究一部分才子佳人小说的文化成因。
在明清小说里，苏州乃是久被盛誉的人文之薮、才子之乡。在明清小说中苏州籍贯文人几成为才子的代名词，小说中才子就多为苏州人，《醒世恒言》卷七：“却说苏州府吴江县平望地方，有一秀士，姓钱名青，字万选。此人饱读诗书，广知今古，更兼一表人才。”[19](P131)此处的描写颇有代表性，写苏州才子大凡如此。《人中画》卷一：“话说苏州府长汀县，有一少年才子，姓唐名辰，字季龙。他生得双眉耸秀，两眼如星，又兼才高学富，凡做文章，定有惊人之语”；清初话本小说集《照世杯》第一回：“话说苏州一个秀士，姓阮讳莅，号江兰，年方弱冠，生得潇洒俊逸，诗词歌赋，举笔惊人。只是性情高傲，避俗如仇”[5](P1，198)；凡此种种，苏州才子之特征不外乎四字：才貌双全。
苏州文人借小说以展才华，苏州才子也因小说而名满天下。观之明清小说，其作者亦多是苏州人，如《三言》之编辑者冯梦龙，《青楼梦》作者俞达等均为苏州府之长洲人；明代袁于令、晚清包天笑等都是苏州府之吴县人；《女才子传》作者自谓“生于吴，长于吴，足迹不越于吴”，《闹花丛》之作者署“姑苏痴情士”；此外署名中作“古吴”、“吴中”等的更是很多，由此可知吴地小说之风颇盛。
苏州向以人文自负，时风所及，闺阁女子亦受熏染，如《青楼梦》中的三十六美人俱是出口成章、倚马可待的捷才。正因为有这样的文化作为背景，有关女子开科考试的奇想才会产生出来，明末清初小说《女开科传》讲述的就是苏州秀才余梦白与友人梁远思等冶游，结识了倚妆、文娟等一班极有文才的青楼女子，于是决定在苏州城内模拟科举，开设女科的故事。文曰：“以阴人为主试，必然公道；以雌儿为士子，必有文才。向有女开科，已用女子提场，今做女文章，即将女子应试，总是嫦娥亲自主裁，不用朱衣暗点。嗟嗟!士不丈夫，人皆巾帼，翻成花案，事岂无因。”[20](P24)这种翻案小说，也只会出现在举业氛围较浓的苏州。明末清初的小说集《女才子传》也写了多位苏州的女才子，都是色艺双绝的才女。小说中的描写当然有夸大的成分，当时苏州及其附近地区女子的文化程度相对他地要高得多，确是个事实。例如明清时的苏州涌现了不少有才华的女作者，如明代吴江才女沈宜修及其三个女儿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苏州女词人徐灿，清代苏州女诗人金纤纤等。而民间不见知闻的更多，如明代苏州才子文徵明的姑母“少受学家庭，通《孝经》、《语》、《孟》及小学诸书，皆能成诵”[21]；再如明代昆山顾茂俭之妹“甚有才情。尝赋春日诗，何元朗曰：‘可置《玉台新咏》中。’”[22](P744)
在小说中有才子之称者，必须是诗赋之才和举业之才并重的，例如在《玉娇梨》中苏友白是有名才子，吴翰林见其一表人才，意欲招他为婿，但又犹豫想道：“人物固好，诗才固美，但不知举业如何。”在封建时代，举业比诗歌文赋更为广大士人所重视，一直被视为进身之阶。而苏州恰又是“状元之乡”，其科举之盛，天下知名，说起吴学，源远流长，清乾隆年间的拟话本集《娱目醒心编》卷三第二回有一段对苏州风水的议论，颇有意思。小说人物蔡节庵道：
吾闻苏州府学是宋时范文正公旧宅，堪舆家说：“此地风水极佳，建宅于此者，要出一斗芝麻数目的科第。”文正道：“吾德薄不足当此，请建为府学，使苏州一府，科第不绝。”[23](P37)
苏州中科第者之多，向为世人瞩目，此当是后人附会的一种传说，既可想见苏州科第高中者不绝之胜景，又可缅怀苏州名人范仲淹的高风亮节。可以说范仲淹创立了苏州重学之文化根底，苏州府学在范氏创立之后，“其后为守者继成其事，富郎中(严)又建六经阁，自安定先生翼之首居于此。而博洽有道之士，如王会之(逢)、张圣民(刍)、张公达(伯玉)之俦，继处其任，学者甚众，登科者不绝。”[24](P7)明人的《寓圃杂记》在谈及苏学之盛时也说：“吾苏学宫，制度宏壮，为天下第一，人材辈出，岁夺魁首。近来尤尚古文，非他郡可及。自范文正公建学将五百年，其气愈盛。岂文正相地之术得其妙与!”[25](P42)
小说《孽海花》开篇即纵论苏州科举之盛。
潘胜芝开口道：“我们苏州人，真正难得!本朝开科以来，总共九十七个状元，江苏倒是五十五个。那五十五个里头，我苏州城内就占了去十五个。如今那圆峤巷的金雯青也中了状无，好不显焕!”钱唐卿接口道：“老伯说的东吴文学之邦，状元自然是苏州出产……”。[26](P4)
苏州是个文人高士辈出的地方，《醒世恒言》卷七写吴江多有人文景观，小说中的陈先生想要问难钱青，“便道：‘吴江是人才之地，见高识广，定然不同。请问贵邑有三高祠，还是那三个?’钱青答言；‘范蠡、张翰、陆龟蒙。’”这还是管窥一斑而已。《负曝闲谈》第一回云：“却说苏州城外，有一所地方，叫作直，古时候叫作甫里。……这直姓陆的人居其大半，据他们自己说，一个个俱是陆龟蒙先生的后裔。明哲之后，代有达人，也有两个发过榜、做过官的，也有两个中过举、进过学的。列公不信，只要到三高祠门口，看那报条贴得密密层层，有两张新鲜的，有两张被风吹雨打得旧的，都写着贵祠裔孙某某大人、某某老爷、某某相公，攀了指头也算不了。”[14](P1)
苏州府的登科之盛，在明清时代确实是冠绝天下，清代曾任江苏巡抚的陈夔龙就盛赞苏州的状元人数，曾说：“苏浙文风相将，衡以浙江一省所得之数，尚不及苏州一府。其他各省，或不及十人，或五六人，或一二人。”(《梦蕉亭杂记》卷二)据研究者统计，有明一代，共89科会试，苏州被取为进士者有1075人，占进士总数24866人的4.32%。清代自顺治三年(1646)开科至光绪三十年(1904)废止，正、恩会试114个状元，苏州一府就占去26个。此外，苏州府还考取了13个会元，6个榜眼，12个探花，658个进士，为全国之冠。难怪当时人将状元作为苏州的“土特产”向人夸耀。[27]
除了诗赋和举业外，更能显示苏州文化形象的应该是它的书画成就，“吴门画派”在明《警世通言》卷二十六《唐解元一笑姻缘》：“却说苏州六门：葑、盘、胥、阊、娄、齐。那六门中只有阊门最盛，乃舟车辐辏之所。真个是：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东西，五更市贩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齐。唐解元一日坐在阊门游船之上，就有许多斯文中人，慕名来拜，出扇求其字画。”小说称唐伯虎之卖身为奴，以近秋香之举为“名士风流”，所谓“至今吴中把此事传作风流话柄”。[28](P401，408)这是有关苏州书画家的经典故事。苏州文人与书画有着不解之缘，再如《鼓掌绝尘》雪集讲的是苏州才子与临安贵族小姐的爱情故事，其故事的线索乃是一幅美人图，所画的是李刺史的六院歌姬，绘画者是姑苏名画师高屿。小说第二十二回写道：“说这高屿画师，原是姑苏人氏，一生唯以丹青自贵，也算得是姑苏城中第一个名人。聘请的俱贵戚豪门，交往的尽乡绅仕宦。”[29](P254)从中多少可以透露出吴门画派的一些信息。
苏州人的丝竹之才和曲艺修养也闻名于天下，由于有着评弹等曲艺的悠久传统，许多苏州人自幼学习，成人后或为宦家清客，或作曲艺教习，在当地形成了人人习曲的浓厚风气。如《型世言》第十一回：“女名芳卿，年可十八岁，生得脸如月满，目若星辉……他父亲是个老白想起家，吹箫鼓琴，弹棋做歪诗，也都会得，常把这些教他，故此这女子无件不通。”[30](P98)这里说的“老白想”也即清客，是苏州的一大特色。由于苏州的曲艺文化积淀极厚，因而苏州人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水准。张岱《陶庵梦忆·虎丘中秋夜》写虎丘赏月，写得极有层次：月上之时，大吹大擂，丝管喧哗；更定，“丝竹肉声，不辨把煞”；更深， “席席征歌，人人献技”；二鼓，“洞箫一缕，哀涩清绵，与肉相引，尚存三四”；三鼓，“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此时雁比而坐者，犹存百十人焉”，此时作者慨然而叹：“使非苏州，焉讨识者!”[31](P42)作者的推崇是不言自明的，在江南的诸多城市中，以根基，以悟性，也许只有苏州子弟方能对此胜景，为此胜事。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州文化积淀深厚，流风所及，即使世俗之中，也都显示出迥异别地的文化趣味，形成文化民俗。如顾禄《清嘉录》卷六记载，吴中民间将农历六月六日定为“晒书”之日，文曰：“六日，故事：人家曝书籍图书于庭，云蠹鱼不生。”又引钱思元《吴门补乘》云：“六月六日曝书画”[8](P102)，显然这是吴中与众不同的风俗。在苏州，连市井平民也表现出较高的文化趣味。《警世通言》卷二十二《宋小官团圆破毡笠》：“原来苏州风俗，不论大家小家，都有外号，彼此相称。”这里的外号有尊敬之意，例如文中的宋敦，人称其“玉峰”，颇为雅致。再如《醒世恒言》卷十八也写到苏州的这一风俗习惯：“(施复)因有这些顺溜，几年间，就增上三四织机，家中颇饶裕。里中遂庆个号儿叫做施润泽。”这“润泽”也是个雅号。《醒世恒言》卷二十：“张权浑家商议，离了故土，搬至苏州阊门外皇华亭侧边开了个店儿。自起了个别号，去那白粉墙上写两行大字，道：‘江西张仰亭精造坚固小木家火，不误主顾。’”仰亭也是雅号，[19](P399，407)从此处可见出苏州文化气息之浓厚，无论士人，平民皆有别号。与之可参对的是另一则记载，据龚炜《巢林笔谈》卷五云：“传闻吴县有农妇，素不识字，见蛛网飞花，忽得句云：‘蜘蛛也惜春归去，网着残红不放飞。’不知信否?姑志之。”[32](P124)虽说是传闻，但置于苏州也未尝不是佳话。
结语
明清时代的苏州是一个商业之都，也是个文化之都，商业之盛源于水，文化之盛汇成于水。它以水乡的柔媚和媚好的吴音塑造着雅致的城市情境。明清小说即充分展示出当时的社会风貌，形象描绘细腻地展示了苏州的城市风格，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生动的记载。风韵流传，经久不息，以至于在当代苏州小说如陆文夫的诸多小说中，还能感受到浓郁的文化气息，还能依稀听见明清以来不绝如缕的遗响。
（本文讨论的苏州乃是苏州府，它以苏州城为中心，也包括其所辖的吴县、长洲、昆山、常熟、太仓等附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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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葛永海(1975-)，男，浙江嵊州人，文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