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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大地震五周年祭——牢记灾难，把握幸福 【导读】 五年间，灾难的血色正在一点点褪去，曾经的大悲恸也被岁月层层包裹，人们都渴望走出黑色的地震记忆，进入相对更平淡、更平静的庸常生活。或者说，正是因为经历了灾难带来的剧烈，民众才如此珍惜眼下的正常生活。 ■ 社论 牢记灾难，是对民众健忘的提醒，更兼有人类对自身生命价值和生命经验的珍视。 今天，汶川大地震已过去整整五年。 五年间，灾难的血色正在一点点褪去，曾经的大悲恸也被岁月层层包裹，人们都渴望走出黑色的地震记忆，进入相对更平淡、更平静的庸常生活。或者说，正是因为经历了灾难带来的剧烈，民众才如此珍惜眼下的正常生活。 对于地方政府也是一样，在这个“五年祭”传统的时间节点，缅怀的同时也是展示成就的“窗口”。翻天覆地的城市建设，不断攀升的居民收入，乃至更为饱满的精神面貌，等等。这些美好的变化不仅仅是政府政绩的体现，更是社会上每一个善良的人为之欣慰的源泉。 不过，仅仅品咂现实的丰满、展望未来的美好，显然不是我们纪念汶川大地震的出发点和归宿。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中，一场一次死难69227人、17923人失踪、吞噬众多完整社区、湮灭无数民众鲜活记忆的大灾难，留给人们的还应该有更刻骨的痛楚、更持久的记忆。可以说，惟有牢记灾难，并通过吸取灾难带来的教训，才有可能把握现实与恒久的幸福。 死者因何而死，有没有可能多一些生存下来的机会，生者有没有真诚悼念死者，有没有从惨痛中汲取必要的经验教训……对于死者而言，这些问题关系到能不能慰藉亡灵、让死者瞑目；对于生者而言，则关涉死者的鲜血能不能真正成为后来者生命的保障，甚至关涉国家社会能不能因为灾难而有所长进。牢记灾难，是对民众健忘的提醒，更兼有人类对自身生命价值和生命经验的珍视。 牢记灾难不能只是停留在口号上，而要通过对灾难的总结，推动相关法律制度的进步。例如，更严苛的建筑质量标准，更有效的地震预警机制，更科技化的灾难救援力量，更规范的遇难者统一发布制度，更透明的捐款使用制度，更普及、有效的逃生技能教育，等等。我们欣慰地看到，汶川之后的重建，以及玉树、芦山等地震应对中，我们在一些方面取得了进步。但同时，我们也无法回避，在一些问题上，仍然存在不足。 在过往的历史上，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许多时候缺乏对灾难的认真审视，缺乏一种“植于内而形诸外”的灾难意识。要么视而不见，要么记忆短暂，要么刻意粉饰，这样的“乐观”、“达观”，某种意义上讲可能体现出人群与生俱来的承载力，却也在不间断的“遗忘”中，不断重复原本不必重复的不幸。 灾难意识首先是真实的、自省的。也即，灾难就是灾难，它是只能面对的客观存在；灾难的形成，即便是天灾，也往往有人为的痕迹；审视和剖析，是灾难意识中的重要一环，也是避免重蹈覆辙的必由之路。 当此汶川地震五周年之际，我们痛悼亡者，愿人们直面、牢记灾难。记住过去，不是要徘徊于过去，而是为了走向明天；牢记灾难，不是要沉湎于灾难，而是为了紧握幸福。灾难是我们民族最沉重，也是最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小心珍视。 【延伸阅读】 汶川地震5周年：以改变告慰逝者 以进步面对生者 今天是汶川大地震五周年祭日。五年前，一场巨灾让无数生命离我们而去。犹记得那些凝固的面孔，散落四方的呼唤；忘不了沉痛的笛鸣，徐徐下降的国旗。前不久，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正式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这个以“裂缝”为建筑主题的纪念馆，寓意“将灾难时刻闪电般定格在大地之间，留给后人永恒的记忆”。借着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重拾灾难中的苦痛记忆，既为悼念逝者，亦为安慰生者。 八万多同胞罹难，伤痛必然持久绵延。他们是你我的亲人和朋友，也是共和国普通的一员；他们曾是这个社会里鲜活的个体，也是你我命运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今天我们带着灾难的公共记忆感怀他们的遭遇，也要借此向逝者诉说我们的生活：五年时间匆匆，在灾难中失去一切的个体是否得到了应有的襄助，而我们从灾难中学到了什么，又改变了什么？ 是的，对死者的纪念不应局限于古老的仪式，所谓“生者坚强”，也绝不能停留在言语的激励。向死而生的勇气固然有赖于安定的生活环境，而政府和社会层面的作为显得尤为重要。从汶川到芦山地震，作为主体的政府救援力量快速响应。这种基于一个动员能力超强的政府，释放出强大的动员能力作为社会治理的特殊经验，在救灾过程中则体现为强大的执行力。执行力很重要，但并非灾害应对能力的全部。救灾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需要协调各种力量以提高效率。 自汶川大地震后，政府越来越重视协调自身的救灾资源，各部门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在救灾过程中的角色扮演亦初步得到了厘清。这种应急响应机制的完善在芦山地震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在应对之初就根据地震状况确定应急响应级别，此后的科学救灾与此关系重大。 重大自然灾害，政府救灾义不容辞，救灾之余也须看到，灾害甫一发生，就注定了它和其他公共事件一样，须及时透明地公开相关信息。汶川地震发生后，及时公布灾难信息曾作为灾害应对行动的一部分，通过电视直播以及公布遇难人数得到体现，这一度被视为救灾的亮点而被提及。这种逐渐开放的姿态可追溯至2003年的“非典”，当年疫情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正可谓带来了“治国理政理念的转变和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政策的调整”。从“非典”到汶川大地震，再到近来的诸多公共事件，政府部门对于信息公开的重要性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亦有了更为开明的作为。去年发生在北京的暴雨，官方公布77人死亡名单，既是政府信息公开进步的体现，无疑也彰显了对不幸者应有的尊重。 民间力量在汶川大地震救灾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此后亦被视为公民意识觉醒之标志。彼时，包括志愿者在内的各种民间救援力量涌入灾区，普通人的爱心举动，既因为同胞的血肉联系，亦是民间公益力量推动的结果。人们继而期待，社会的温情不仅出现在诸如大地震这样的场合，近年来频频发生的暴露道德缺失的事件，让社会更温暖这一诉求日趋强烈。这其中，公益事业的发展被寄予厚望，相关制度近年来出现可喜的松动，社会组织有望获得更好的生存环境，与此同时慈善事业也在舆论批评中步入转型。 这五年中，伴随着一个个公共事件，政府在悄然进行转型，而社会也在争取并孕育自身的活力。在5月12日这特殊的一天，我们呈现这些变化和难能可贵的进步，以此与逝者对话，也为生者注入生活的勇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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