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买加华人

       第一批华人于1854年登上牙买加岛。在19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大约有200名华人来到牙买加，这些华人主要是来自其他殖民地的再移民。只有第三批直接来自中国。从抵达牙买加的第一天到1962年牙买加独立，华人在这一小岛上的历史曲折艰难。首先是求生存，然后是求发展。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华人在牙买加的社会和经济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50年后的今天,这些契约华工。他们和中国移民的子孙后代遍及全岛,从事着各行各业的工作。 牙买加人口82万,华人占了一万。牙买加的华人尽量保持着中华民族文化的悠久传统。那些在牙买加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华人已经不会讲华语了,但～踏进他们的家里,就会立刻感到那是中国人的家。牙买加的华人大多是广东客家人,会烧许多广东风味的家常菜,只不过吃的时候用的不是筷子,而是叉子。 1999年牙买加华侨有数百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牙买加华人华侨在广东的亲属或同乡移居牙买加者），华人约2.5万人左右。他们祖籍多为广东东莞、惠阳、宝安3县，几乎全为客家人。有近万人聚居首都金斯顿，另有1万人居住在安东尼奥港，余则散居各地。

       英国档案却表明：第一批牙买加的华人直接来自中国。他们与一位圭亚那的英国移民代理商詹姆斯·怀特签订合同，乘坐的是埃普索姆号轮船（Epsom）。这艘船在1854年4月满载着310名乘客从香港驶往牙买加，有267人最终到达了目的地。这次航行被认为是“英国鼓励直接而自愿的雇佣合同移民的第一次尝试。”这些移民成为牙买加的第一批华人定居者。他们来到牙买加之后被安置在克拉伦登（Clarendon）和金斯敦附近的卡曼纳斯（Caymanas）庄园，并很快与来自巴拿马的“吸血鬼”(Vampire)和“特雷莎·简”（Theresa Jane）两艘轮船上的205名华工会合。在这472名到达牙买加的人当中，267人是来自香港的合同工，而其余则是来自于巴拿马的契约华工。在第一批到达者中，只有很少人活了下来，比如陈八公（英文名Robert Jackson）、张胜伯、何寿、凌三等。他们都在零售业开创了自己的生意，并成为华人社区的基础。例如，当黄昌(WongSam)刚从英属圭亚那抵达牙买加时，陈八公雇佣他作为店里的助手。

     从1864年到1870年，大约又有200名中国契约劳工从其他加勒比岛屿来到牙买加，其中多为特里尼达和英属圭亚那种植园的契约华工。当种植园因自然灾害破产后，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三年合同期。与此同时，美国的农业公司正开始在牙买加投资。华工当时已经具有聪明、勤奋、坚韧和可靠的口碑。在当地劳工缺乏的情况下，美国公司曾专门到特里尼达和英属圭亚那招募契约华工。有些华人应募加入了农业工人的队伍，另外一些人则自愿从特里尼达、英属圭亚那、巴拿马或夏威夷来到牙买加。这些人共有200人左右[15]。在合同期结束后，有些人继续为大公司工作，而另外一些人则开始从事零售业。

    在19世纪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大的中国移民潮发生在1884年，他们是直接来自于中国的契约工人。这批契约华工于1884年5月6日离开香港，在澳门登上“钻石号”，“最后一艘从中国驶往英属西印度的装载契约劳工的轮船”两个月后到达金斯敦。所有的成年人都是由香港代理商雇佣的合同工。这艘船共搭载了501名男性、105名女性、54个男孩、17个女孩，还有3个婴儿，总共680人。这次航程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只有一人死亡，另有三个孩子在船上出生。除了大约有20人来自广东四邑（台山、新会、开平、恩平）外，其余均为来自东莞、惠阳和宝安等县的客家人。船上的翻译名叫陈亚维，医生为陈平彰。正是这群人构成了牙买加早期中国移民的核心。后来的移民大都为这些客家人的宗亲，并且都是在他们的帮助下移民到牙买加的。
   华人绝大部分的商业活动都集中在零售业。几乎所有研究牙买加华人的学者都注意到华人控制了牙买加零售部门的命脉[58]。1954年，在1250家华人经营的商行中，有1021家是零售店[59]。然而，华人的商业技巧并不仅仅局限在零售业，在批发业上也是如此。在1946年牙买加的14个主要的批发商中，有10个是华人。在1954年，岛上的46家批发商店中有38家是由华人经营。大的批发商店向农村的零售商店和小的批发商店提供商品，而后者则向遍及全部农村教区的更小的零售商店提供商品[60]。这一网络既与资金有关，又与人员有关，从而为牙买加华人发展商业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既然华人在牙买加的零售业和批发业中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华人的扩展反过来也就带来了华人零售商店的扩展。这种向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小规模扩展本身即孕育着社会融合进程。
    除从事商业和制造业外，华人还积极参与其他社会活动。宗教活动是他们融入主流社会的另一条途径。绝大多数华人精英或皈依罗马天主教，或皈依基督教圣公会。两位著名的华人教士是段卓贤和段方济（英文名Rev. Father Francis和Rev. Father Vincent），即弗朗西斯神父和文森特神父。两位神父均来自中国的河南省，以前在台湾和东南亚地区传教。他们于1957年来到牙买加，成为华人天主教社区的领袖。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人皈依基督教，华侨公立学校的前校长何儒俊于1954年在牙买加发动了一场运动，以增加华人基督教徒的数量。这一运动吸引了很多华人参加。20世纪50年代华人大量皈依基督教表明牙买加华人正在逐步融入当地社会。
    老一辈华侨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创立了家业，他们理所当然地主宰着一切。这种情况到1940年代开始出现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华人逐渐适应了牙买加社会。身为华裔的年轻一代开始视自己为牙买加人，而不是中国人。曾经在华人社区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中华会馆也逐步退化为老一代之间相互交往或了解遥远故乡最新消息的地方。可以理解，人们参加中华会馆活动的积极性正在逐步减弱。截止到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华会馆的年度选举大会和普通会员大会由于缺乏法定人数，经常被取消，或者被推迟。

  当牙买加于1962年获得独立的时候，陈英豪成为新国会的议员。在他的事业生涯中，陈英豪对华人社区和牙买加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如前所述，他与妻子胡竞先女士建立了嘉立铁器工厂并改变了小城法尔茅斯的面貌。工厂建立4年之后，从只有6台机器和6个工人发展到1960年的25台机器和30个工人。“古老的港口城市由于陈这位未被埋没的天才而变得更加美好。”[94]陈英豪出生于牙买加，他从斯坦福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为华人社区服务多年，并在他聪明的妻子胡竞先女士的帮助下成为了一位工业家。

    “来自多元，一个民族”（Out of Many,One People）成为牙买加独立后的座右铭。独立以后，在总理的推荐下，郑丁发被总督任命为海关的代理检察员。《焦点》（Spotlight）就此事发表评论：“虽然这一职位只是代理性的，然而它却再次表明了政府和牙买加对牙买加华人社区的尊重。”这对于牙买加的华人或华裔牙买加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消息，这对于一个生活在曾经是“异国他乡”的社区来说，是其发展的顶点。从契约劳工到胆小的零售商人，从外来者到国家公民，从华人到牙买加人，这是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