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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 永
历代碑帖著录中常见“搨本”、“拓本”和“打本”字样。大概从宋代以后，有很多人以为这三者没有区别，常常混用。其实，仔细考查“搨”、“拓”和“打”这三个词的语源，以及它们在宋前典籍里的用例，“搨本”、“拓本”和“打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尤其“搨本”与“拓本”、“打本”之间，有显著的不同。但现在出版的一些经过今人整理的古籍，往往因为不知它们之间意义的差别，简单地以“拓本”替代“搨本”，以为二者之间仅仅是汉字繁简的不同，这就容易造成读者理解的歧误。今人因为不明“搨书”与“拓书”的区别，在阅读、援引古代典籍资料时，常常出现错误。比如钱存训教授的名著《书于竹帛》第四章讲到“拓印的起源和技术”时说：拓印石刻文字的技术在唐代更加发展。宫廷中至少有两处雇有专管拓印的“拓书手”。据《大唐六典》所载，崇文馆有拓书手3人。《旧唐书》和《新唐书》均载，公元718年，集贤殿书院有拓书手6人，以及掌管其他文书工作的书记、装潢匠、制笔匠等。 实则《唐书》本作“搨书手”，传世唐代诸种《兰亭序》摹本，即出此辈之手。而钱氏误将搨书与拓书混而为一，遂援此以证拓印石刻文字的技术在唐代的发展，实为失据。
我们先对“搨”、“拓”、“打”这三个字的意义略作考察，以明语源。《说文》：“拓，拾也，陈、宋语。从手，石声。”同部还有一个“摭”字，是“拓”字换声符的或体。《广韵》承袭了《说文》的解释，但另外还收了一个同形的“拓”字，云：“拓，手承物。又番复姓。”这个拓字是他各切，读音和意义都相当于今天的“托”字。唐代颜元孙《干禄字书》收了“拓”字，也是作为“摭”字的或体，两个字“并正”，而拓“亦开拓字”。以上“拓”字诸义，实与“拓本”的“拓”字语义无涉。可见“拓本”的“拓”字另有语源。
《说文》无“打”字，但木部有“木丁”字，段玉裁《注》以为即“打”之正字，而“打”则“木丁”之俗作，“木丁之字，俗作打，音德冷、都挺二切。近代读德下切，而无语不用此字矣。”又《广韵》卷三王念孙《疏证》：打者，《众经音义》卷二引《苍颉篇》云：“椎，打也。”王延寿《梦赋》云：“撞纵目，打三颅。”《后汉书·杜笃传》云：“椎鸣镝，钉鹿蠡。”钉与打通。《说文》：“木丁，撞也。”木丁与打亦声近义同。
据此推测，则以纸覆于石上椎拓文字所得之本，当作“打本”。后来民间造作俗字，从手从石会意，而有“拓”字。而字恰与摭拾之“拓”字同形偶合，遂混同为一字。那么，作为“拓本”的“拓”字出现的历史时代，当大致与发明椎拓工艺同期或略后。
《说文》无“搨”字。《大广益会玉篇》：“搨，他蜡切，拹搨也。又都盍切，手打也。”制作搨本一般是采用双钩填墨的方法，而《玉篇》里的解释，不能说明为什么这种方法制作出来的复制品叫作“搨本”，但却与以纸覆于石上椎拓文字的方法有接近的地方。我们推测，很可能在最初的时候，以纸覆于石上椎拓文字所得的复制品，就叫“搨本”。后来有了双钩填墨的复制工艺，而民间又造出“拓”字，有了“拓本”之称，则“搨本”便成为专名，专指双钩填墨之本了。
搨书的技术起源较早，至迟在南朝初期就有。刘宋虞龢《论书表》：“及泰始开运……繇是搨书，悉用薄纸，厚薄不均，辄好绉起。范晔装治，卷帖不胜，犹谓不精。”“泰始”是刘宋明帝年号。《法书要录》里保存的梁武帝与陶弘景的书信里，即有“摹搨”之说。“摹搨”又可简称为“摹”，宋代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上“论临摹二法”条谓：
世人多不晓临、摹之别。临谓以纸在古帖旁，观其形势而学之，若临渊之临，故谓之临。摹谓以薄纸覆古帖上，随其细大而搨之，若摹画之摹，故谓之摹。又有以厚纸覆帖上，就明牖景而摹之，又谓之响搨焉。临之与摹，二者迥殊，不可乱也。
这里提到的“响拓”，唐人一般用硬黄纸，即把黄蜡用热熨斗均匀地涂布在纸面上，使纸面光亮、透明，便于钩摹原迹。传世的赫赫名迹神龙本《兰亭序》、《万岁通天帖》等，都是以硬黄纸双钩填墨的“搨本”。
摹搨一般用双钩，而梁代亦有单钩之法。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陶隐居与梁武帝第三启”云：二卷中有杂迹，谨疏注如别，恐未允衷。并窃所摹者，亦以上呈。近十余日情虑悚悸，无宁涉事，遂至淹替，不宜复待。填毕，余条并非用摹搨，惟叔夜、威辇二篇是经生体式，追以单郭为恨。这里提及的“填毕”，当是陶隐居（即陶弘景）双钩廓填从梁武帝处所借观的前代法书。而文中“余条并非用摹搨，惟叔夜、威辇二篇是经生体式，追以单郭为恨”，大可寻思。“单郭”当即“单廓”，用单线条钩摹出笔划。与双钩填廓相比，这种方法制作的法书复制品质量要差得多。因此陶隐居“追以单郭为恨”。
按照前人的记载，“搨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简单双钩，一类是在双钩之后再填墨。填墨时，墨色的浓淡要与原作尽量逼近，所以是很麻烦的事。有些人为了省事，干脆就把填墨的工序省略了。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跋章草急就补亡后”条提到自己看到了一本有阙字的张伯英本《急就章》，就是“唐人摹而弗填者”，“陶隐居谓之填郭书，近世谓之双钩书。”
不但法书有“搨本”，名画亦有“搨本”，以摹搨之法复制。 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论画体工用搨写”条谓：
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自注：顾恺之有摹搨妙法）。古时好搨画，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笔踪。亦有御府搨本，谓之官搨。国朝内库、翰林、集贤、秘阁搨写不辍。承平之时，此道甚行。艰难之后，斯事渐废。故有非常好本搨得之者，所宜宝之。既可希其真踪，又得留为证验。
从这条资料来看，最迟至顾恺之生活的东晋时代，就有摹搨名画的工艺了。宋人尚知“搨本”与“拓本”的区别。如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上“记石经与今文不同”条，谈到石经因为年代久远，风雨剥摧，裂为小块，而黄伯思留意收藏，“予皆得其拓本”；同卷“周史伯硕父鼎说”条谈到青铜器铭文的拓本，都是用“拓本”而不用“搨本”。而同书卷上“论书六条”条第六，“世言其搨本与真迹同”，则用“搨本”而不用“拓本”。又有可附论者。拓石与印刷都是复制技术，或从碑石，或从雕版，都可以复制出许多份作品，两者在方法和原理上非常相似。因为椎拓技术的应用关系到印刷技术的发明，研究印刷技术史和书籍史的学者，常常要探讨“拓本”出现的时代问题。学者一般依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推测在梁代即有拓本，甚或上推至晋代即有拓本。按《隋书·经籍志》：后汉镌刻七经，著于石碑，皆蔡邕所书；魏正始中，又立三字石经；相承以为七经正字。后魏之末，齐神武执政，自洛阳徙于邺都，行至河阳，值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邺者，不盈太半。至隋开皇六年，又自邺京载入长安，置于秘书内省，议欲补缉，立于国学。寻属隋乱，事遂寝废，营造之司，因用为柱础。贞观初，秘书监臣魏征，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并秦帝刻石，附于此篇，以备小学。度其文意，并未明言梁代即有拓本，所谓“相承传拓之本”未必出于梁代。今据可靠文献查考，则梁代并无椎拓技术。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第四启》云：世论咸云，江东无复钟迹，常以叹息。比日伫望中原廓清，太丘之碑，可就摹采。《陈太丘碑》文出蔡邕，书丹者不传。而度陶弘景文意，则书出钟繇手笔，当是后来补树者。陶弘景所说的“太丘之碑，可就摹采”，无疑是指传真钟繇书迹而言。如果梁时有椎拓技术，则梁武帝、陶弘景自可遣使渡江椎拓。综合此条资料并俗体会意“拓”字出现的历史时代，椎拓技术的出现应该在梁后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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