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礼记?礼运》篇中记有著名的孔子关于“大同”与“小康”社会的论述，引如下：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妻，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三、要实现全社会的和谐，一定要上者处下，大者唯小，强者守弱。反过来说，“处上而民不重”，“是以天下皆乐推而不厌”；“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这含有两层意思。一是领导者决不能利用手中权利来满足膨胀的私欲。“法物（君主所用之物）滋彰，盗贼多有”，而君主若能“有什伯之器（日常餐饮时的奢华排场）而不用”，“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则能“使民重死而不远徙”，“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这就是“不言之教”。领导者的非法敛财，不但是加大物质分配不公平的主要原因，而且会败坏社会风气，使物欲横流，唯利是图。
　　二是领导者不要好大喜功（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不要自以为高明（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不要突出表现自己（炊者不立，自视者不章，自见者不明，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不要越俎代庖（夫代司杀者杀，是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则希不伤手矣），要起潜在的帮助、推动、引导作用（有德司介。道沖而用之，有弗盈也）。领导者意志太强，哪怕绝顶聪明，万无一失，也容易造成对民众意志的压抑。所以，理想的政治，是“成功遂事，而百姓皆谓我自然”。
　　《老子》告诉我们，和谐社会不是乌托邦，有历史经验可供借鉴，有普世法则（道）为其哲学基础。但《老子》这样卓越的政治哲学，在两千多年的宗法制封建与集权社会中，无法付诸实行，反被蒙上了诸如“消极隐世”、“开历史倒车”、“愚民政策”、“阴谋权术”、“活命哲学”等厚厚的尘埃。虽说乌云毕竟遮不住太阳的光辉，但长久的阴天，也可能使人产生天空还是外国的蓝的错觉。今天，应该到了利用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服务、改善当前中国社会的时候了。大家来听听《老子》原来是怎么说的吧。
　　 第二，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持续、改变和发展的过程。对个人来说，是个人获得政治知识，形成政治信仰、观念、态度和行为模式的学习过程。对于政治系统来说，则是通过有意识的政治教育和训练，以培养政治人的过程。在中国传统社会，君主专制政治系统的社会化功能极为发达，在王权主义的统摄之下，传统政治文化的社会化过程具有如下特征： 
　　 其一，“教化”作为君主政治的基本职能之一，成为最主要的政治社会化途径。所谓“教化”，即以王权为中心的政治系统，通过宣讲、表彰、学校教育以及各种祭祀仪式等方式，将王权主义的价值体系灌入人们的意识之中，培养出符合君主政治需要的忠臣和顺民。辟庸（雍）庠序是古代的教育系统。《白虎通》说；“天子立辟庸者何？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辟庸是贵族子弟学校，亦是“行礼乐，宣德化”的教化机构。“上自黄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谨庠序，崇仁义，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盐铁论?遵道》）传统社会又极重祭祀，即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不仅仅是神祖崇拜仪式，而且是一种仪式化的政治学习和文化传播适应过程。通过祭祀祖先，使父家长的权威一再得到确认，并将“父家长崇拜”的观念输入人们的心理——意识之中。同样，君主通过祭祀天地，使君主的统治权威得到确认，并将君主权威的合法性观念注入人们心中。“教化”是政治社会化的基本手段，也是君主的要务。 
　　 其二，政治社会化与政治录用密切结合。政治录用是政治系统的重要功能之一，指通过一定的方式，依照一定的政治标准选用人员，并在政治结构中担当各种角色。政治录用与政治社会化相互作用。政治录用不仅能调整、引导和确定人们的政治选择倾向，而且其本身直接作用于社会化过程，表现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例如，汉代的政治录用方式为“察举征辟”和通习经术入仕。“举辟”和通经术本身就具有极明显的价值输出功能。人们为进入政治系统，直接参与政治资源分配，就会自觉地接受“孝廉忠义“等儒家政治准则和观念。明代八股取士，以程朱之学为考核标准，人们便一心研习程朱理学，接受程朱之学内涵的政治价值准则。显而易见，传统中国的政治录用实际具有政治社会化功能，所以唐太宗会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 
　　 其三，家庭、学校具有直接的社会化效应。西方政治学研究一般将家庭、学校视为间接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和学校则具有直接性质。传统政治文化认为家庭与学校都是政治系统的有机构成，国家（王朝）是家庭（族）的扩大，君主是“天下之父母也”（《盐铁论?备胡》）。君主具有最高统治者和最大父家长双重身份。因此，人们在家庭范围内接受教育，正是通过亲子之情培训儿童的政治情感和选择倾向。“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论语?子罕》），家庭教育为人们日后步入社会，作忠臣顺民奠定了心理和情感基础，“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学经?广扬名》）。学校则以儒家的忠孝仁义为教，注重政治思想培养，使学生逐渐建构起王权主义认知体系。传统中国的家庭及学校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具有直接性。 
　　 其四，“内圣外王”是个人政治社会化的最高和成熟阶段。个人政治社会化通常指个人政治人格和政治角色形成过程。西方政治学研究大多将这一过程分为儿童期和成人期两个阶段，认为基本文化因素（价值、角色、行为模式）的内化和传递主要在儿童期完成，成人期则是调整、维持、补充和发展阶段。就中国传统社会来看，个人政治社会化可分为先天和后天两个阶段。古人认为文化因素可以遗传，夫妻之道是伦常纲纪的基本体现之一，胎教是道德培养的第一步。据《韩诗外传》载，孟子之母曾说：“吾怀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卷九?一章》）载道的夫妻生活和妊娠期的胎教构成个人政治社会化的先天阶段。从婴儿期开始的人生旅程，是个人政治社会化的后天阶段。这一阶段又可分为小成、大成、完成三个时期。小成期以“敬事”教育为主，大成期以“明理”教育为主，完成期则通过道德修养和社会政治实践，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达到个人政治社会化的最高阶段：“内圣外王”。这一境界标志着政治人格的最终形成。 
　　 第三，研究中国传统的政治一体化问题。所谓“政治一体化”，简言之，主要指人们（政治系统中一般成员）对国家的认同问题。人们通过对国家的认同，意识到各自的同一性，从而获得某种属于特定政治系统的归属感，并为其所属的政治权力或统治权威提供合法性基础。从民族心态来看，人们对国家的认同意识是构成民族精神或国民性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政治一体化主要包括以下三层次： 
　　 其一，血缘认同。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文”，二是“种”。这后一点就体现了“血缘认同”。古人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历史上的“华夷之辨”以血缘认同为基点，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同化力，“炎黄子孙”通过“用夏变夷”，聚合了众多民族，形成了世界第一大族：中华民族。这不仅表现为文化同化过程，同时也是血缘认同的结果。在传统中国，血缘认同具有特殊重要的政治一体化功能。“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传统观念，体现了以血缘认同为基础的伦理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专制主义精神相结合，构成中国特有的政治伦理大一统。血缘认同为王权主义和君主政治的一统天下提供了相应的政治心理条件，从另一个方面增强了君主统治权威性。 
　　 血缘认同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构成，融合在人们的政治观念和意识之中，诸如君父、臣子、子民、父母官等即明显含有血缘认同成份。血缘认同将血缘关系和政治关系融合为一体，传统政治价值的核心“三纲”，即把夫妇和父子的血缘关系视为君臣政治关系的根基。《易传》认为：先有天地，后有万物和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序卦》），把君臣政治关系看作夫妻、父子血缘关系在社会政治发展过程中的自然延伸。在君父与臣子的政治角色中，也依然保留了父与子的行为模式。血缘认同为国家权威的合法性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使个人与国家在心理和意识上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体。 
　　 其二，文化认同。中华民族之形成的另一重要条件是“文”，即“文化认同”。中华民族历来以“礼义之邦”自诩，具有鲜明的文化认同倾向。《礼记》曰：“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冠义》）只要皈依礼义，即使异族亦可入主中原，纳入中华民族之列；反之，假如缺少这种文化认同，即使“华夏”也会堕为“夷狄”，难免与禽兽为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将人分为小人、君子、贤人、圣人，这种区分无疑是以对文化的认同程度为标准的。其中小人和圣人分处于人之两极。小人是与禽兽相差无几的人欲之身，圣人则是集礼义之大成的天理化身。从人自身的发展来看，文化认同的最高境界是圣人。圣人在人格心理上，是泯灭了自我和本我的纯超我象征；在观念形态上，是淡化了主体性的必然性之化身；在政治行为上，是载道和传道的工具。圣人的本质是王权主义的国家权威的人格化，因此，对圣人的认同，既是个人自立和自我完成的修身过程，同时又是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实践过程，亦即所谓“内圣外王”的过程。对圣人的普遍认同，赋予中国人以统一的国家人格和政治理想。 
　　 其三，权威认同。国家权力集中表现为权威，血缘认同和文化认同最终要归结为权威认同。人们在血缘认同过程中对父家长权威的绝对崇拜，促成了根深蒂固的权威认同心理因素。成人对待国家权威的态度和方法，可以追溯到儿童对待父母权威的态度和方法，二者具有深刻的同一性。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血缘认同的普遍化，又导致了政治心理中的成人儿童化现象，在君主面前，人们不是“臣子”，就是“子民”，都是“君父”的晚辈。文化认同则缔造了权威类型中的最高角色——圣人。秦汉以后，君主与圣人在主流上是统一的。由于血缘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政治作用，使得人们对君主权威的认同极具普遍性和广泛性，成为传统民族精神结构中的主体。人们对君主权威的认同，主要体现在对君主人格魅力的崇拜和对传统权威合法性的认可上。具体言之，君主的人格魅力表现在其能够“参天地，化万物，立人极”。君主的人格反映着必然性，因此，不仅能决定政治盛衰，国家兴亡，所谓“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而且是道的主宰和决断是非的总裁：“圣人也者，道之管也”（《荀子?儒效》），“正嫌疑者视圣人”（《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君主权威的传统合法性则表现为一种无需证明的“历来如此”，如“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天子无妻（齐），告人无匹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亲无将，将而诛焉”等等，就反映了“历来如此”的权威性。不过，一般说来，人们对君主权威的认同并非对现实中具体君主的一概认同，而是对体现着理想原则的君主的认同。人们希冀理想君主和厌恶昏君，为“有道伐无道”的传统“革命”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因而，农民起义和易姓“革命”不过是以特殊方式对君主权威的认同。正是这种“反皇帝不反皇权”的改朝换代，不断地强化着人们对于君主权威的认同感。对明君的崇拜和对昏君的厌恶，使很多中国人在显意识中表现为对君主的顶礼膜拜，而在潜意识中又怀有“彼可取而代之”伪皇帝梦，从而形成畸形的兼具奴性与“革命”性的独特国民性。 
　　 政治一体化除了国家认同问题，还包括政治过程中各结构之间的关系，政治转换中不同利益的综合，以及各种团体或亚文化间的联系方式等问题。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内容极其丰富，远非上述三个方面的描述所能涵盖，我们的论述只不过“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但就大体而言，我们自信还是把握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些基本问题。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要采用多学科综合性方法，涉及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这是就其方法而言。本文所要讨论的是选用何种视角。采用何种方式来把握研究对象。这里谈以下五个方面： 
　　 1．整体研究。首先，要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视作一个有限的系统，研究其内在结构的同一性，以及具有同一性的观念、意识和心理。例如清官意识、圣人崇拜、臣民心理等，就是超阶层和利益集团的系统化意识。其次，将这个有限的系统放在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研究其特性。例如，天朝上国的政治心态，闭关锁国心理等。总之，整体研究就是要把握传统政治文化的总体特征及其本质精神，诸如社会组织方面的王权主义，宗法意识，等级观念，平均主义；国家权威方面的大一统观念，正统主义和三教合一的意识形态；民族关系方面的华夏中心意识，文化同化主义；社会政治生活方面的忠君爱国，重义轻利，慎独和出世观念；政治思维方式方面的天人合一，中庸之道，历史循环等等。整体研究有助于我们从宏观上把握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性和发展大势。 
　　 2．分层研究。在传统中国，各个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均有不同的利益要求和政治期盼，表现为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因而需要进行分层研究。例如，就政治参与来看，一般民众基本持非参与态度。但他们的政治情感、利益要求和期盼，往往会通过戏曲、曲艺、小说、话本中的忠奸褒贬或因果报应表达出来，经过某种输入环节进入转换过程，从而对政治运行产生影响。士人阶层通常持有积极参与态度。他们大多通过察举、科举、入幕为僚或盟党结社、操纵舆论等方式参与政治生活。可是另一方面，士人们往往又具有“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价值观念。仕和隐构成士人政治意识的两极。因此，在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心态中，往往又潜藏着某种非主体性危机。此外，每一个阶层之中，又可以进一步作分层考察。譬如，一般民众之中，农民阶层的利益要求和政治期盼，城市小工商业者的政治心态；士人阶层中，步入仕途的当权集团的政治观念和行为准则与在野集团的政治期盼等等。至于其他阶层，如商人、宗教团体等等，更是属于分层研究的范围。分层研究有助于我们从不同视角，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多维透视，以便准确把握其实质，弄清其本来面目。 
　　 3．个案研究。一般说来，文化发展往往会集中体现在某个精英人物或优秀分子身上，于是个人成为政治文化的缩影和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焦点。精英人物的个性不仅对一定政治文化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会在文化的轨迹上留下不可磨灭的足印。在中国古代，孔子就是这样的人物。孔子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堪称独步。他生前是学者，死后被尊为圣人，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领袖。孔子的独特个性使其在行为上不象老子那么“清静无为”，也不象墨子那样具有“赴火蹈刀，死不旋踵”的气概，而是表现为一种平易近人的中庸精神。虽然缺乏超越性，却更具广泛性，容易为民众认同。于是，孔子成了圣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也表现出以中庸为神圣的特性。又如汉高祖刘邦，从一个溺儒冠的草莽英雄转变为中国历史第一个祭孔的皇帝，这种价值观念的变更和心态转换也颇耐人寻味。再如五代时的冯道，历四朝，事五姓，在改朝换代的利益冲突中左右逢源，自号“长乐老”，实为政治舞台上的“不倒翁”。对这样的人物进行个性分析，无疑有助于深入揭示封建官僚的政治心态特性。个案研究通过微观分析，以把握传统政治文化的细部结构及其发展过滚中的精微环节，有利于把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推向深入。 
　　 4．过程研究。所谓过程研究就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作历史的考察，亦即对政治文化本身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考察。通过这一研究，我们将把握传统政治文化演进的来龙去脉，找出发展的规律性。过程研究大致有两种方法。一是还原法，即从现实出发，寻找社会政治现象背后的文化——心理原型。例如，”革命”问题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运用还原法进行研究，我们就必须回答诸如人们关于“革命”的文化——心理原型是什么，传统革命观与现代革命观有何差异等问题。二是推进法，即从传统出发，考察政治文化发展变化的时代轨迹。例如王权主义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问题，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特征表现，秦专任法术，汉王霸并用，唐三教并行，宋以后则以理学为正统。对这一过程进行实证性的描述，阐明其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而逐步由传统逼近现实。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肇始于三代，定型于春秋战国，先秦诸子建立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模式。一般说来，过程研究必须有一个坚实的基点，它既是还原的终点，又是推进的起点。先秦诸子的政治文化模式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基点，就象演绎的内容隐含在逻辑的前提中一样，秦汉以后政治文化的发展主体上不过是先秦模式的展开或萎缩。 
　　 5．比较研究。这是一种跨时空研究，这种研究并不只意味着超出本民族的社会历史局限，将文化放在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中进行比较；更主要的是，它必须提供一种文化类型，这种文化类型综合了具有恒久性和普遍性的文化因素，比较研究主要是文化类型的比较。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主体上是一种臣民型政治文化，与西方的公民型政治文化大相径庭。这种臣民型政治文化是由一系列具有某种恒久性的臣民文化因素综合而成的，这些文化因素固然因时代不同而有相应的表现形式，但其精神实质却有一贯性。例如，从“马上得天下”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从“存天理，灭人欲”到“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从“用夏变夷”到“中体西用”；‘从“重农抑商”到“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它们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文化联系和一致性。因此，文化类型能跨越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政治条件，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存在。文化类型并非永远“恒久”不变，文化的转型与社会发展并不一定是同步的，既可能超前，也可能落后。就趋势言，以臣民型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必然要向着现代的公民型政治文化转化，比较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促进文化转型，并为现实的”文化选择提供适宜的参照系。。 
　　 四 
　　 中国传统社会是君主专制主义的一统天下。在君主政治数千年相对稳定的发展过程中，与之相应，传统政治文化也逐渐凝聚成一种稳定的价值体系，并且弥散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固着于人们的观念、意识和心理之中，凭藉着各种文化形式和社会化渠道，连绵不息地一代代传延下来。随着历史的演进，19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及其统治形式发生了几次重大变革，每一次变革都意味着一种新型政治价值系统的建立；与此同时，政治文化的价值构成也随之发生变化。在实际历史过程中，新型政治价值系统的社会化过程不能不受到稳定的传统政治文化体系的顽强抵制，因之，政治文化价值系统的转型需要长期的，甚或是数百年的社会化过程。我们看到，迄今为止，实际发生的政治文化转型主要局限于政治文化的表层结构，而传统政治文化价值系统的主体作为深层文化因素依然延续下来。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回顾一下“文革”的“忠字化”运动便可知晓。 
　　 总之，传统政治文化的价值主体仍然遗留在我们的民族意识和大众心理之中，仍然左右着人们的基本的价值取向和政治选择。这就是为什么帝制政治形式早已被历史抛弃，而专制主义的种种政治弊端，诸如个人专权，个人崇拜，言论和思想专制，官僚主义及与之俱来的贪污腐败等等始终阴魂不散的重要原因。从政治文化看，至今我们还没有完全走出中世纪。 
　　 民主政治不是空中楼阁，实现政治民主的基本前提之一是建立与之相宜的政治文化环境。否则必如沙上筑堡，难免造成政治要求与实践效果的相背现象，使民主形同虚设。开展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入研究和清理是促进政治民主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不可缺少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