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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哈佛桑德尔教授公开课之四 做任何一件事，都有快乐与痛苦，俗话说：成功必然要付出代价，所谓苦中作乐，喜忧参半。当快乐大于痛苦时，多出来的那部分“效用”，被功利主义者看作是吸引人们做事的驱动力。功利主义学说告诉我们：做有“效用”的事，就是道德的，“效用”越大，道德越高尚，只要“效用”足够大，尽可以恣意妄为。这与人类追逐私利的自然本性相吻合，不仅解除了个人贪婪逐利的思想包袱，也为一个集体肆无忌惮地追逐最大利益，扫除了一切禁忌。 遗憾的是，当个人或集体为了自身的最大“效用”，为所欲为时，很快就会暴力频发、欺诈横行。用拳头与谎言获取利益，成本最低、收获最多，最接近“不劳而获”，“效用”自然最大。当个人或集体，陷入相互欺骗、相互掠夺的困境中，劳动与生产的成果得不到保障，成为最没有“效用”的行为方式，社会总财富必将逐渐萎缩。最终，每个人都是受害者，每个集体都逃脱不了衰败的命运，区别只是谁在先、谁在后。 即使在一个集体的内部，个人也会因为整个集体一心追逐最大的“效用”，而惶恐不安。四九年以来，我们喊着“集体利益”的口号，高举“集体效用”的大旗，开始了一场又一场运动。“反右”消灭了知识分子，“大跃进”饿死了部分农村人口，“文革”清除了精英阶层……，很快人们发现，每个人都可能是追逐“集体效用”的牺牲品，整个社会陷入了人人自危的窘境。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运动中，不仅看不到对个人利益的尊重，也无法对每一场运动的所有“成果”，统一衡量价值，计算出准确的“效用”。自话自说，最终，权力决定了一切，权位最高者的个人“效用”代替了“集体效用”。 追求一个集体的最大利益，与充分尊重每个人的权利，往往是很难一致的。假如在美国911恐怖袭击发生前的9月10日，逮捕了一名恐怖分子，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个嫌疑犯知道这起恐怖活动的重要信息，事关三千条无辜的生命，是用酷刑折磨嫌疑人获得情报，制止恐怖袭击，还是尊重疑犯个人的权利，任由三千个生命消逝？如果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了集体的最大“效用”，用酷刑就是理所当然，那美军为了获取恐怖活动的情报，在关塔那摩基地虐待囚犯，也是名正言顺。 对所有的东西进行统一的价值衡量，在现实中也绝非容易做到。英国牛津大学是一所具有九百多年历史的著名高等学府，设有男子与女子学院，安娜学院就是牛津大学的一所女子学院，成立之初，院方规定不准男生夜访。到了上世纪70年代，这个规定成为争论的话题，安娜学院的老教师比较保守，不想改变院规，又想不出合适的理由，就搬出了功利主义的“效用”理论，他们说：“如果允许男生在女生宿舍过夜，这些男生会消耗掉许多热水，还会更加频繁地更换床单，学院的支出将会增加” 。支持改革的人士回应说：“那就每周允许夜访三次，访客每次支付学院50便士的费用”。第二天，英国各大报纸头版头条写着：“安娜学院女生，五十便士一晚”。 维护传统的老教师提出的理由，言下之意是：学院如果改革这项规定，没有任何“效用”，得不偿失，不符合学院的利益。支持改革者针锋相对，提出了用收费增加学院的“效用”，堵反对者的嘴。然而，双方都知道，男女学生之所以愿意一起过夜，应该还有其它的快乐，只是无法将这些快乐，转化成可计量的价值额度，纳入“效用”。可见，这些快乐，只能意会不可言传，更不好标出价值几何。 这是功利主义哲学饱受非议的二大软肋，反对人士除了指责功利主义只看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没有尊重个人的权利，还质疑人类所有欲望和情感能否准确度量价值。如果按照功利主义的说法，只有“效用”才是人类行为的指南，那包括人类精神上种种感受在内的所有东西，都需要标出统一的价值尺度，才能比较“效用”的大与小、多与少。 面对边沁学说的缺陷，英国的近代功利主义者约翰·密尔进行了完善。约翰·密尔生于1806年的英国，父亲叫詹姆斯·密尔，是边沁的徒弟。约翰·密尔三岁会希腊语，八岁会拉丁文，十岁出版《罗马法史》，二十岁患精神抑郁，直到二十五岁遇到妻子泰勒，病情才痊愈。在妻子的影响下，他对功利主义哲学重新进行了思考，在临终前的1861年，写下了《功利主义》一书。 密尔首先强化了“效用”理论，他认为：人总是生活在自身的欲望中，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自身的欲望。一个行为，只要能够满足欲望，产生“效用”，就是道德的。因而，“效用”也是判断行为是否道德的唯一标准。同时，他补充道：人类虽然不能摆脱欲望而存在，但可以在不同的欲望中抉择，只有满足高级的欲望，才是最有道德的选择。判断一种欲望更高级、更有乐趣，或是低级、可耻、无意义，只要把二者都体验过，你更喜欢其中之一，更喜欢是因为从中得到的快乐更多些，换句话说是“效用”更多些，因而，相对更高级些。 然而在现实中，观看莎士比亚作品与迪斯尼动画电影时，会发现喜欢米老鼠的人更多；选择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还是去博物馆欣赏达·芬奇画作，会发现看电视的人更多。这是否表明观赏莎士比亚和达·芬奇得到的快乐不多、不高级呢？密尔告诉我们：不是！因为蕴藏在这些优秀艺术品中的许多快乐，我们没有体会到！欣赏这些大师的作品，或是获得更高级的快乐，需要更多的知识，需要运用人类更高级的能力。他强调说：只有通过学习，才能获得更高级的快乐。而且，一旦经过学习，不仅可以区分高级与低级的快乐，还会主动选择更高级的快乐。 由此，密尔告诫人们：宁可象人一样饥渴，也不要像猪一样饱足；宁可像苏格拉底一样饿着，也不要像傻瓜一样吃饱。他认为猪和傻瓜吃饱喝足的快乐，是低级的，因为他们只能看到自己眼前的，不会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欣赏眼光与水平，因此也没有能力体验到其它高级的快乐。古罗马把基督徒扔进斗兽场的狮群中，虽然很多罗马人从血醒中得到了快乐，获得了“效用”，但这种快乐是建立在与生俱来的本能上，无需通过学习，因而是庸俗和堕落的。 密尔巩固了边沁理论的核心--“效用”，区分了高级与低级的快乐，对个人权利也保留了一席之地。他把“效用”当作是最重要的、最神圣的、最具约束力的道德原则，并认为:从长远看，保障个人权力能增大集体的”效用”,因而需要优先考虑个人权利。 然而，他的回应并没有平息反对者的声音，难道个人的权益仅仅是作为追求集体“效用”的工具而存在吗？如果个人的权利不能为集体带来长远的利益，就可以随意践踏吗？在集体“效用”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是强制个人服从，还是尊重个人意愿，究竟该如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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