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太平天国是个和文化、和书籍有仇的社会，自金田起兵，所过之处，烧了不少书，打了不少读书人的屁股，读书人视为圣殿的文庙固然没怎么烧，可也仅仅是没怎么烧而已，昔日的风光早已荡然无存。
读书人心目中最值钱的，莫过于四书五经，说“值钱”半点不假，因为只要读熟这几套古书，就有机会从最底层的童生，秀才而举人、举人而进士、进士而翰林，一步步升到“人上人”的地位。
可蹲在天京城中那个周长不过七华里，“外为太阳城，内曰金龙城”的“天朝宫殿”里的天王洪秀全，不知是否当年做童生时怎么也考不上秀才，因而恼羞成怒，居然把科举考试的内容从四书五经，改成了《遗诏书》（太平天国版圣经）和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等折腾出的那些东西，经史子集非但从此贬值而至于无用，甚至根据“天法”，私读、私藏都可能有罪、甚至有死罪，如此无用的东西自不可能再“敬惜字纸”，而只能“行过厕溷（厕所）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了。
如此折腾，以至于一名被困在天京城内一年多的底层读书人、安徽当涂人马寿龄提心吊胆之余，愤愤不平地躲在没人处写下“尔本不读书，书于尔何辜”的质问。
其实如今许多人早已知道，洪秀全是读书的，而且自认为读得挺不错，否则也不至于对总也中不上秀才如此耿耿于怀，以至于要起兵造反，甚至刚从金田走到永安州，就迫不及待组织了这个当时只有一县、一里、七十多村，纵横四百多华里“马背王国”的首次科举；他也不是真不“敬惜字纸”——他不敬惜的，是古人、别人的字纸，“天父天兄天王”的字纸盖着他神圣的“旨准”大印，那可是宝贝到可以“穿红挂黄”（用太平天国官员专用的红、黄两种颜色做封面），这些书统统都叫“诏书”，顾名思义，版权算洪秀全的，名义上的作者要么是洪秀全本人，要么是比洪秀全还神圣一点的天父、天兄，以及可以玩天父天兄下凡把戏的杨秀清和萧朝贵。
天父天兄是真实存在的高贵生命，还是一个灵，洪秀全跟基督徒们打了十几年口水官司，这且按下不表，这二位本身写不了什么书、尤其写不出新书是确凿无疑的。定都天京时，萧朝贵已死，杨秀清不识字，太平天国中绝无仅有、喜欢且有权出版“个人作品”的干王洪仁玕，此时还在香港给洋人们写吹捧洪大王父子的段子，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洪秀全这个曾经的读书人，是太平天国全国范围内唯一的“主编”。
作为这唯一的“主编”，“洪编”不仅要对太平天国每一部“诏书”的编纂、出版、发行殚精竭虑，而且要对每一本书的内容负责，几乎每一部“诏书”中，都能找到“洪编”辛勤工作过的痕迹。
《圣经》的后期版本《钦定旧遗诏圣书》和《钦定前遗诏圣书》不仅书名是“洪编”亲自改订，而且书眉上还密密麻麻写了总计79条“编者按”，其中最长的一条竟有四五百字之多，这且不去说，本身是《孙子》、《吴子》、《司马法》三部古代兵书合编的《武略》被他大动手脚，原著中的古代帝王将相几乎被删到人间蒸发，而《孙子》中的《九变》一章也变成了《八变》，原著中“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一变不知被“洪编”给变到何处去了；本是犹太教、基督教“摩西十诫”变种的《天条书》，也被他“动手动脚”，塞进了许多奇怪东西。
从最早（1851年）的“诏书”《天条书》、《幼学诗》、《太平军目》，到目前已知发行的最后一本“诏书”《太平天日》（1862年），几乎每一本“诏书”都有若干“编辑修订版”。如纪录太平天国军队编制的《太平军目》，已知的不同版本就多达5个。记录太平天国“为官称呼”的《太平礼制》，和记录太平天国土地制度的《天朝田亩制度》，除了各种“小修小补”，还分别有内容差异极大的早期版和后期版。
其中《太平礼制》的后期版，扉页上写明是戊午八年（1858年）的新版本，但书中却用很大篇幅介绍如何称呼干王洪仁玕、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等后期王爵，而此时洪仁玕还在江西、湖北等地清方控制区打转，甚至帮清方知县、“大同乡”覃瀚元侄儿治病（有趣的是，这位和“长毛贼首”差点做了朋友的清方小官，却是清方关于太平天国最翔实情报总汇《贼情汇纂》的编辑之一），陈玉成、李秀成等人也只是主将，并未封王，可见存世的“后期版”并非戊午八年版原貌，而已是“后期版的后期版”。
太平天国十多年间共发行“诏书”三十多套，其中有一些还套中分册，甚至有十多册之多，“洪编”不仅“操劳圣心”，逐一“审稿”，亲自动手修改、批注，甚至在每本出版后的“诏书”上，都加盖“旨准”的“金印”，说他是“古今中外第一勤奋总编”怕是半点不过分的。
“洪编”不仅管新书出版、发行，乃至采编、创作、修改，还管“古书”的审批删定。按照太平天国官方的正式说法，即便是“古书”也不是都要烧要扔的，而是要删除“其中一切鬼话、妖怪话、妖语邪语”，只留“真话、正话”，这个指示是杨秀清假借“天父”之口，在1854年初给“洪编”下达的“董事会意见”，“洪编”自不敢顶着不办。
按照“天父”指示、洪秀全自己留下的诏旨，以及后来洪仁玕提议、洪秀全批准的科举改革意见，《四书五经》也还是可以合法阅读、甚至可以列入科举考试科目的，前提是“真圣主御笔改正”——要“洪编”过一遍眼和手才行。
当然，任何一个媒体的主编，除了特别重要的文字、题目、题材，通常不必事事亲力亲为，绝大多数具体、琐碎的编辑工作和文字润色、修改，史实考据，数据核对等等杂务，会交给手下编辑、实习编辑和助理们去做。“洪编”这个主编自然也有自己的“编辑部”，比如删改四书五经的工作，就由专门成立的办事机构“删书衙”负责。许多多少认得些字、又因种种原因被闲置的高级官员，往往被扔来坐一坐删书衙这条冷板凳。洪秀全的亲舅哥、曾当过第一任西征统帅的赖汉英，就曾一度被弄去那里做了个“小编”。此外，给成千上万本出版发行的“诏书”逐一加盖“旨准”的活，也肯定不会让洪秀全亲自去做，而是由几十名、几百名甚至更多“无名氏”，拿着无数木头刻成的“旨准金印”逐一盖将下去。
事实上，“洪记编辑部”的效率并不太高。
就拿删书衙来说吧，杨秀清托天父下凡，让洪秀全改烧书为删书，是甲寅四年（1854年）正月廿七日的事，此后不久删书衙的名字就频繁出现在时人的各类公私记载上，而大体成书于1855年的《贼情汇纂》里，甚至还收录了洪秀全所颁发的一道诏旨，内容是让左史、右史遵照“洪编”本人亲笔修改的“诗韵”（其实就是《诗经》，洪秀全认为只有上帝教的经书才能叫“经”）重新整理抄录，然后再送呈洪秀全审批，然而直到辛酉十一年（1861年）洪仁玕等发布《钦定士阶条例》，所谓“真圣主御笔改正四书五经等项”还要等待“镌颁后再行诵读”，换言之即“仍在编辑，尚未定稿”。事实上，终太平天国一世，“洪编”亲自主抓的删书事务成果屈指可数，有确凿记载确实定稿发行的，就只有前面提到的《武略书》一部。
在“原创著作”方面也是半斤八两：《太平军目》是修订版本最多的“诏书”，太平天国初起的四年间每年都有一次大修改。可这部记载太平军每个军编制、人数、各级主官职务的“权威工具书”却始终没把最基本的一个数据——每个军有多少人给写对——最初的版本写作13270人，后来改作13125人，而正确的数字，其实应该是13156人。至于军队实际编制，各级主官名称，前后期几乎完全不同，但距首次出版后八年的更新版本，在这些方面的记载仍大体一样，很显然，照着这样的“太平军编制指南”去认识变化了的太平军编制，只能被“带进沟里”。
《太平礼制》里面很大篇幅，说的是各级官员相见时的礼节、称呼，写得繁琐苛刻，但据《贼情汇纂》介绍，实际上由于大伙不习惯，这套癸好三年（1853年）正式推出的“官员礼节大全”根本没认真执行，而是采用了简化后的变通版本，如《太平礼制》中规定，对各级官员及其子女有不同尊称，不同级别官员间相见，礼仪和称呼也有很多差异，但实际上下级对各级官员都称“大人”，对各级官员儿子都叫“公子”，早已约定俗成，可距首版发行5年的1858年版（从内容看其实应是1860年的再修改版）只是修改了各级官员的官衔、封号，而对那些和实际情况大相径庭的礼节记载毫无触及。
名头响亮的《天朝田亩制度》其实从未被推行过，但1860年再版，“洪编”只是修改了各级地方官、乡官的称号，对完全停留在纸面上的“田亩制度”本身一字不改。如此“主编”，倘是当代媒体，怕是要被董事会问责的。
是“洪编”能力太差或太懒惰么？当然不是，对于一个私塾先生出身、又足不出户的中年人而言，搞好这么点案头工作并不难，就算质量上做不好，至少不会连速度也上不去。
那些“原创著作”之所以有如此多“编辑灯下黑”的瑕疵，是因为尽管对于旁观者而言，记载军队编制、土地政策、制度礼节等重要资料的“工具书”，资料、数据本身应力求准确、翔实，修订更应在这些方面及时补充、完善、纠错，而对“洪编”来说则不然。
在他看来，这些“工具书”不过是从不同角度阐述其政治理念、证明太平天国是世界上唯一合法国家、他本人是古今中外尘世间唯一合法君主的某种载体。凡不利于这种阐述、证明的内容，就必须修改、订正，如1858年版《太平军目》不去修订太平军每个军的人数，不去按变化后的军队编制更改书中内容，却特意把翼王石达开旗帜上的头衔从原本的“太平左军主将翼王石”改为“太平开国军师左军翼王石”，其目的不是为了纠正旗帜书写的错误（事实上两种记载都和当时石达开的旗帜属衔不符），而是向太平天国官兵显示，自己有争取石达开回归的诚意（再版前一年石达开因被猜忌而出走远征）。至于《天朝田亩制度》和《太平礼制》对官爵修改不厌其烦，却对制度本身的变化视若无睹，是因为在“洪编”看来，官爵是其君王权威的体现，而那些制度不过是人定的，反正一直在改个不停，实在用不着那么较真。
删书方面就更是如此：“洪编”读“古书”很细心，“编辑技巧”也十分纯熟，但他更在意的，是怎样让不得不保留的一些“古书”，尽可能少一些古代帝王、英雄和“邪神”的痕迹，以免妨碍突出天父、天兄、天王和幼天王这父子公孙的“天一家子”，正因如此，“唐太宗”要改成“唐太侯”，“心领神会”要改成“心领灵会”，“诗经”要改成“诗韵”，孔子、孔圣要改成“孔丘”、“孔某”，以免这些人抢了他“洪编”的历史镜头，而“君命有所不受”这样的“混账话”自然更要立刻使之消失，否则他“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站哪儿？
至于“真圣主御笔改正四书五经等项”总也定不了稿，那说到底是他既不便说“天父”要删改后出版“古书”的“最高指示”是胡说八道，又不想真的让这些他最熟悉不过的书籍，唤醒臣民们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回忆，妨碍他们父子公孙自我神圣的大计，因此故意磨的洋工罢了。
（责任编辑：emilyj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