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关《红楼梦》真正作者归属谁的疑问，不断见诸笔端）
写下《“雪芹故居”今何在》的大题目，我就想着要立即向大家道歉。因为，这只是一个吸引读者眼球的“噱头”，借众所周知的“曹雪芹”之名寻访《红楼梦》真正作者曹頫的故居。
在腾讯《大家》专栏上连着写了几篇有关论证曹頫是现存120回小说《红楼梦》真正作者的小文，早有敏锐的读者忿忿不平地留言评论：曹雪芹怎么不是作者了？曹雪芹怎么不存在，竟然只是小说人物了？
其实我很希望广大读者能够更敏锐一些，不但能提出质疑，还能“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地去解决疑问。如此一来，作为专栏作者的鄙人，可以跟作为读者的大家形成更为良性的互动。“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岂不是共同进步，皆大欢喜？
在现阶段，我并不想对“曹雪芹”的问题进行全面的清理，但是敏锐的读者一定能够认识到，“曹頫是作者”和“曹雪芹是作者”这两个命题根本不能兼容。
事实上，“曹頫是作者”这个命题跟其他任何作者论都不能兼容。企图坚持“曹雪芹是作者”或其他任何作者论的大师、专家、红楼发烧友乃至普通读者，都需要首先推翻我所提出的“曹頫是作者”的论据，才可以“心安理得，名正言顺”。然而这些年来，认真尝试过的“反对派”早已心知肚明，推翻“曹頫是作者”的论证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如前所论，小说《红楼梦》隐藏并暗示了贾宝玉出生的真实年份1706年（丙戌年），同时又曲折地指示了甄宝玉出生于“丙戌年”；对比史料，两个宝玉的出生年份跟曹頫的出生年份完全相符，曹頫是两个宝玉的原型人物及小说《红楼梦》的真正作者一说，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既然曹頫是作者，“曹雪芹”怎么可能也是作者呢？无论从小说文本，还是从有关“曹雪芹”的所谓“史料”来看，“曹雪芹”都不是作者，最多只是一位“高级编辑”和“传书人”。
敏锐的读者又指出，“曹雪芹”可能是曹頫的化名。这个想法在我看来颇有道理，但我最终还是要坚决否决。因为从有关“曹雪芹”的所谓“史料”来看，“曹雪芹”跟曹頫根本不是一个人，“红学界”推测“曹雪芹”是曹頫的儿子或侄子。有鉴于此，我当然坚持必须将曹頫和“曹雪芹”相剥离。
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既然曹頫是作者，小说开篇又明言“将真事隐去”，为什么“曹雪芹”竟然会是史料记载的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呢？
由这个疑问追查下去，当然会导致对有关“曹雪芹”的所谓“史料”的全盘质疑乃至否定。这个问题，我现在并不打算展开论述，有心的读者不妨自行先做探究。无论如何，在现阶段指称“曹雪芹”只是一位小说人物，跟甄士隐、空空道人、贾雨村并无区别，是符合小说文本实际的。
以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和所谓“民间组织”中国红楼梦学会为代表的“红学界”，早些年曾闹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寻找“曹雪芹京城故居”的公案，而“曹雪芹京城故居”的根由其实是《红楼梦》真正作者曹頫在京城的故居“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而引发大讨论的导火索，则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张书才的“重大发现”。
张书才在《曹雪芹蒜市口故居初探》（载《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二辑）一文中论证，“曹雪芹”的故居“崇文门外蒜市口十七间半”就在蒜市口16号大院内。（笔者按，后改为广渠门内大街207号，现已完全拆除）。
（图中标黄院落即为张书才论证的“崇文门外蒜市口十七间半”）
事实上，张书才的关键论据主要源于两条：一是清内务府致刑部咨文，二是《乾隆京城全图》。
张研究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内务府档案中发现一件《刑部移会》，具文时间是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这件原始档案载明：
今于雍正七年五月初七日，准总管内务府咨称：原任江宁织造·员外郎曹頫，系包衣佐领下人，准正白旗满洲都统咨查到府。查曹頫因骚扰驿站获罪，现今枷号。曹頫之京城家产人口及江省家产人口，俱奉旨赏给隋赫德。后因隋赫德见曹寅之妻孀妇无力，不能度日，将赏伊之家产人口内，于京城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家仆三对，给与曹寅之妻孀妇度命。
该档案确切的证明，曹頫被抄家后，其在江宁织造府的剩余人口举家北迁，就住在京城崇文门外蒜市口。
然而，这个“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又在哪里呢？张书才研究员就拿《乾隆京城全图》来“按图索骥”，又经实地勘测，指认蒜市口16号大院为旧址所在。
张研究员在《曹雪芹蒜市口故居初探》一文中对《乾隆京城全图》的性质交代得不够清楚，笔者特引杨乃济《〈乾隆京城全图〉考略》一文（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3期）略做补充说明。
《乾隆京城全图》是于乾隆朝1750年绘制完成的北京城区地图，这是一部按照1：650比例尺绘制的相当精准的巨幅实测图，举凡宫殿苑囿、王府寺庙和街衢民宅，都是依照实在的建筑状况据实测绘而成。它所反映的北京城面貌，其时间上限不早于乾隆十年，下限则不迟于乾隆十五年。
正因为如此，张研究员才能够指认《乾隆京城全图》上崇文门外蒜市口街路北一个十八间房的院落，也就是内务府致刑部咨文所称的“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
若不对照图文做仔细研究，张书才的论断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张书才在文中却不敢完全肯定自己的判断，只是说“现在的蒜市口16号院，应该就是曹雪芹故居，或者说至少要比其他几个院落具有更大的可能性”。
署名“红建设”的作者（笔者按，疑为著名“红学家”胡文彬）在《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三辑发表《蒜市口16号院房屋基础发掘纪实》一文，文末称“红学界”对于“蒜市口16号院就是曹雪芹故居”的判断“认识并不完全统一”，“可见此题还有必要论证”。可是，现如今媒体报道“曹雪芹故居”，几乎都将张书才尚且悬疑的判断坐实当真了，这可叫人情何以堪。
对张书才研究结论提出不同意见的，主要是已故“红学泰斗”周汝昌和“新索隐派大师”霍国玲等人。霍国玲等人对张书才结论的否定，首先在于紧追“蒜市口地方”的大小。
张书才将“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限定在“蒜市口街”，那么“蒜市口街”有多长呢？
张书才写到，蒜市口街“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小街道，路北西起崇文门外大街南端东侧，东至抽分厂南口，路南西起磁器口北口，东至石板胡同北口，长约二百米”。
凭什么说“蒜市口街”只有这么一点儿长呢？张书才并没有交待清楚，《乾隆京城全图》也没有确切说明，“红建设”所撰《蒜市口16号院房屋基础发掘纪实》一文倒是给出了线索：
蒜市口街很短，东起石板胡同西至崇文门外大街，可参见1949年版《最新北平大地图》，1999年武汉测绘大学出版社影印版。
我暂时没有找到1949年版《最新北平大地图》及其影印版，但是天缘凑巧，我从网上找到了一幅《最新北平全市详图》。这是北平西单牌楼“迤南建设图书馆”于民国二十三年印制发行的大地图，原藏于“国立中央图书馆”。
在这幅地图上，没有标明“蒜市口街”，但标记了“蒜市口”地名，这个地名恰好标记在张书才所说的蒜市口街路北的院落上。难怪张书才和“红建设”会把“蒜市口街”限定在很短的一段街区内。
（左下黄色标记字体为《最新北平全市详图》标记的蒜市口）
在这里我们需要搞清楚几点，第一，清内务府致刑部咨文是说曹寅遗孀住在“蒜市口地方”，而不是说住在“蒜市口街”；第二，即使曹寅遗孀住在“蒜市口街”，雍正乾隆年间的这处住所未必就在民国地图标识的蒜市口。很显然，《乾隆京城全图》上的“蒜市口街”并没有给出如此之短的地段限制。
雍正乾隆年间的“蒜市口街”到底有多长？“蒜市口地方”究竟有多大？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仔细查了一查资料，雍正乾隆年间的“蒜市口地方”肯定比民国时期大很多，蒜市口街百分之百比民国时期长很多。
检索电子版文渊阁《四库全书》，在《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四十九找到了与“蒜市口地方”有关的官方文件资料，这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指示如何在京城设置粜米官房，其中指出：
南城粜米官房二所，一设崇文门外蒜市口香串胡同内指挥管理；一设广渠门内栏杆市街副指挥管理。
查《乾隆京城全图》，蒜市口街路北、崇文门外大街西侧（也在白衣庵、关帝庙和泰山行宫之西），正好有一条南北走向的狭长胡同名“香串儿胡同”；这条胡同在《最新北平全市详图》上名“香串胡同”，西邻高家营北巷、高家营、高家营南巷和东营。
（《乾隆京城全图》之蒜市口）
请大家看清楚——上述史料表明：《乾隆京城全图》上的蒜市口街至少还包括了向西延伸至香串胡同南端的街道，“蒜市口地方”至少还包括了香串胡同南端东西两侧的一大片地方。民国时期的“蒜市口”，已经大大地缩小了。
我又从网上找到了一张《京城内外首善全图》，原图是清末刻印本，谈梅庆绘，大小为62×53厘米，北京档案馆有收藏。此图对京城十三座城门之内的城区地名标示极为详尽，时间跨度不早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不晚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我找到的这张地图是电子版，不够大，但恰好能看大致看清楚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的标示。
先请大家看全图：
再请大家看全图中放大的蒜市口地方的概况图：
我们看到，地图上的“蒜市”地名标示在“南五老胡同”的南端，在“香串胡同”南口的西边。由此可见，清代的“蒜市口地方”的确比民国时期大很多。
张书才研究员用缩小了范围的蒜市口来检索“曹雪芹故居”，自然锁定在蒜市口街路北的“东三院”；他在计算《乾隆京城全图》上这个东三院的房屋间数时，又犯了更严重的错误，竟然把别院的房屋也计算了进来。
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的两位专家邓奕和毛其智联合撰写了《从〈乾隆京城全图〉看北京城街区构成与尺度分析》一文（载《城市规划》2003年第10期），其中简要介绍了《乾隆京城全图》的绘制方法，称“院子的大门入口的画法有别于内部建筑立面，故可一目了然，易于识别。又有运用双重线勾勒的墙壁的界限”。对照《乾隆京城全图》，两位专家的概述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张书才这样计算“东三院”（即蒜市口16号院）的房屋数：
依照乾隆《京城全图》所绘，这个院落临街房共是六间（包括大门），前院西半南房三间，中院北屋正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后院空旷（院内有井，或是个小花园），全院总计房屋十八间。除这个院落外，蒜市口街路北和路南的其他院落，再没有十七八间房屋者。即是说，在乾隆十年前后，蒜市口街唯有这个院的房屋间数，与曹家所居十七间半房相近，而如果这十八间房屋中有一间实为半间者，则恰与曹家回京后所居者相同。
若不仔细做图文对比，我几乎要相信张研究员的研究了。可是，请大家看仔细了，“依照乾隆《京城全图》所绘”，张书才所论述的这个院落，前院西半六间房偏偏属于另一个院落——如果这不是一个独立的六房院落，则这个小院落就是东二大院的东南角！
为什么？因为这个小院落的北面和东面是双重线勾勒的院墙界限！张书才把这个有院墙隔离的小院落归入到东三院里去，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蒜市口16号院（广渠门内大街207号）绝不是“曹雪芹故居”（曹頫故居）至为显然！
（张书才论证的“曹雪芹故居”的放大图）
霍国玲等人对张书才结论的否定，可取之处在于紧追“蒜市口地方”的大小。这是非常关键、非常基础的问题。张书才把“蒜市口”限定在民国地图标注的一小块地方，显然是不靠谱的。可是霍国玲等人在扩大范围和计算房屋数时也很不靠谱，她竟然把“十七间半”放到蒜市口往东500米的大石桥去了！不但如此，霍国玲在计算房屋数时简直是一通乱点，也不管那些被计数的房间到底是不是在一个院子里。
“红学泰斗”周汝昌生前对“曹雪芹故居”的论证也相当神奇。他老人家在《乾隆京城全图》上靠近蒜市口的地方截了一块图，十七间房，清清楚楚，可是这十七间房原属于一个大院，还有十几间房周泰斗怎么就干脆都不算了呢。周老夫子生前常自称眼睛不好使，看不见，可他还能在那么密密麻麻的京城全图上选定十七间房，实在是令人惊叹泰斗神奇的目力。
好吧，“曹雪芹故居”（曹頫故居）究竟在京城何处？“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不在崇文门外大街东侧，会在崇文门外大街西侧吗？会在香串儿胡同东西两侧的居民区里吗？
“依照乾隆《京城全图》所绘”，我在蒜市口街路北、崇文门外大街西侧、香串儿胡同两边找了很久，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就在蒜市口街西街路北、香串儿胡同西侧、大慈庵东侧紧邻，恰好有一处房屋数共计十八间的三进院落！
（标黄院落为“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
南临蒜市口街西街是五间房（包括大门，大门开在最东头的房间），前院北屋是五间房，中院北屋也是五间房，屋后院子空阔，有水井（在《京城全图》上是一个小黑点），后院北屋是三间房。整个院落东西北三面有大院墙（图上双重线勾勒）与邻院相隔。
如果把有大门的临街东屋算做半间，这个院子就是“蒜市口地方”唯一的“十七间半”。也就是现存120回小说《红楼梦》真正作者曹頫的京城故居。
（文中史料图片均系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