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论爱国之道德摘自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之“论天性要求我们去善待的那些社会团体的先后顺序”
用以指导我们去关心和关注那些个人先后顺序的原则，同样也指导我们去善待那些社会团体的先后顺序。首先，它指导我们去善待的是那些最重要的或者可能是最重要的社会团体。 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其中生长、在其中接受教育，并且仍在其保护下继续生活的政府或国家，是我们的好坏行为能对幸福或不幸有很大影响的最重要的社会团体。因此，它是天性及其强烈要求我们去关照的社会团体。在这个社会团体里，不仅有我们自己，而且还有我们最仁慈的感情的所有对象：我们的孩子、父母、亲戚、朋友、恩人，以及所有那些我们自然最为热爱和最为尊敬的人；而他们的幸福和安全在一定程度上都依赖于这个社会团体的繁荣昌盛和安全。所以，天性不仅通过我们所有的自私感情，而且通过我们所有的仁慈感情，使我们热爱这个社会团体。正是因为我们自己同这个社会团体有联系，所以它的繁荣和荣耀似乎也给我们自己带来一种荣誉。当我们把它和其他同类社会团体进行比较时，我们为它的优越感到自豪；如果它在某个方面显得不如其他同类社会团体看，那我们就会感到几分屈辱。这个社会团体以前产生出的所有杰出人物（妒忌有时会使我们对自己时代的杰出人物带有偏见），比如勇士、政治家、诗人、哲学家以及各式各样的的文人，我们往往都带着极为偏爱的钦佩之情去看待他们，并且（有时极不公正地）把他们置于所有其他国家杰出人物之上。为了这个社会团体的安全，甚至为了它的虚荣而献出自己生命的爱国者，他的行为似乎是最适宜的。他似乎用公正的旁观者自然而然地看待它的那种眼光来看待自己，在这个公平的裁判者看来，虽然他认为自己是这个团体中的普通一员，但是在任何时候都有责任为了大多数人的安全、利益甚至荣誉牺牲和贡献自己的生命。虽然这种牺牲看起来非常的政党和贴切的，但是我们知道，要作出这种牺牲是多么困难，而能够这样做的人又是那么少。因此，他的行为不仅完全赢得了我们的赞同，而且还令我们感到十分惊叹和非常佩服，并且这种行为似乎应该得到给予英勇的美德的所有赞扬；相反，卖国贼显然是所有恶棍中最可恨的人，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他幻想能够通过把祖国的利益出卖给公敌来谋求自己的一点私利看，他完全无视内心里那个公正的人的审判，厚颜无耻地只想着自己而不顾所有那些痛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 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常常使我们怀着极其恶毒的猜忌心去看待任何一个邻国的繁荣强大。由于没有一个共同的权威来裁决它们之间的争端，因而独立而又相互接壤的国家彼此之间都生活在对邻国的持续不断的恐惧和猜忌之中。因为几乎不能期望从邻国那里得到多少正义，因而每一个君主为往往都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国家法的尊重，常常只不过是装腔作势的表白而已。从蝇头小利到鸡毛蒜皮的小事，我们看到那些规定每天都被规避或者直接遭到无知之徒的无情践踏。每个国家都预见到或设想它自己预见到，自己被任何一个邻国的不断增长的实力和扩张所征服；而国家偏见的恶劣天性常常建立在热爱自己祖国的某种崇高的本性之上。据说，老加图每次在元老院讲话时，不管演讲的主题是什么，最后的结束语总是：“我的主张依然是应当消灭迦太基！”这句话是一个强壮而又粗鲁的心灵的原始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自然表达，这个人对给自己的国家带来那么多苦难的外邦异族愤怒到了几乎发狂的地步。据说，西皮奥·纳西卡在他的所有演说结束时所说的一句更富有人性的话是：“我的主张依然是不应当消灭迦太基！”这句话是一个胸襟更为开阔、思想更为开明的心灵的自由表达。这个人在一个宿敌已经衰落到了对罗马不再构成威胁的地步时，他对这个宿敌的短暂繁荣已不会再感到愤恨。法国和英国可能都有一些害怕对方的海军和陆军实力增强。但是，如果两国妒忌对方国内繁荣昌盛、土地的精耕细作、制造业的发达、商业的兴旺、港口和海湾的完全以及为数众多的所有文科和自然科学的进步，无疑有损于这两个伟大国家的尊严。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真正的进步。人类因这些进步而得益，人性因这些进步而变得高贵。在这样的进步中，每个国家不仅应当尽力超过邻国，而且还应当出于对人类的爱，去促进而不是阻碍邻国的进步。这些进步都是国与国之间竞争的适宜对象，而不是偏见和妒忌的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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