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省博物馆新馆《山东历史文化展——宋元明清展厅》，陈列着１９５６年出土于山东省梁山县宋金故河道内的一艘明代大船。此船形体巨大，保存完好，实属国内外罕见，是了解和研究明代水上运输的重要资料；它的出土，同时也展示了丰富多样的山东运河文化。
１９５６年的梁山古船
１９５６年４月，“梁山县黑虎庙区馆里乡红光农业合作社第三生产队，在村西宋金河支流挖藕，离地面近一米处发现一块木板和一个铜锅，大家一致认为是船，并估计船内有贵重东西，于是动用２０多个社员用了２８天的时间将船挖出，在船底下又发现一个铜锅，将船折毁后，船木运到贾庄村存放，少部遗失”。
几天后，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接到省文化局通知，即派人前往调查，散落在民间的许多船板和零件得以收回。他们从县木工业工会找到有经验的工匠同往现场拼对。按着原船现存的钉眼及挖船人的口述，用木桩、绳把船板栓连起来，用了五天时间拼出船的大体形状。
这只船为木质，船身呈柳叶形，全长２１．８米，船身中部宽３．４４米，有舱１３间，铁锚上刻有铭文“洪武五年造……”船舱内遗留有各种兵器、马具、货币以及生活用具等等。
根据梁山古船船体结构特征及文献记载，这艘船是一艘运河里的漕船。从船上发现有兵器等项分析，该漕船具有护航功能。
漕运变迁史
课本上那惜墨如金的寥寥数语：由隋炀帝开凿，北到北京，南到杭州，长达两千多公里。对于历经２５００年、饱经风霜的大运河来说，这样的认识显然太过粗浅。事实上，大运河的历史就像一部跌宕起伏、典故繁多的故事片，一两句话何以能述其全貌？
明初为了供应辽东等地军饷，曾由太仓海运粮食至辽东、天津。永乐十三年１４１５ ，南方漕粮经由运河北上，但仍有部分漕粮经由天津海道运往蓟州等仓，隆庆、万历之间还短暂地实行过从淮安到天津的海运。永乐迁都北京后，京师百费仰赖南方漕粮供给，保证漕粮如额如期输达北京成为明朝至关重要的军国大事，为此明朝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漕运制度是明代最重要的财政制度之一。
舟船是漕运的基本条件之一。明代的漕船有海船和河船两种。洪永时期的海运船有一千料海船和四百料铅风海船两种料为船只载重单位、若干料船即为载重若干石 。除明初《诸司职掌》记载了修造这两种船所需物料外，其它史籍中对它缺少记载，大约不久就失传了。关于明初海船，另一可知的情况是永乐时工部尚书宋礼提到过一千料海船需用１００人驾驶。
明代漕运主要实行河运，用于河运的是一种四百料浅船。这种浅船船式主要为适应运河水浅的情况，“每船用军１０名”。《天工开物》卷九载：“后运军造者，私增身长二丈，首尾阔二尺余”。《漕船志》卷三指出：“近来各船身长阔，多添梁头，运军利于私载，运官敢于公占”，运军加大船式只是为了增加私货带运。明政府多次下令如式打造，但令行不止，反有愈演愈烈之势。
山东运河文化的传承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水运经济省力，一直备受古人的重视。可以说，古代运河是历代王朝兴衰的生命线。
“大运河真正对山东产生大的影响是从明朝永乐年间开始的。”山东省运河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李泉说，“从济宁到临清，再到德州，人工河道多，地势落差大，山东大运河是整个京杭大运河最关键的地方。”
明清时期，运河沿线是山东当之无愧的经济中心，济宁和南旺就是山东运河上两颗闪亮的明珠。济宁南通徐淮，北接临清，直通京畿，过往船只到济宁必须落帆停船等候提闸放水方能通过，每天最多时停留上千艘船只，也成了江北最大的码头和物资集散中心，每日里河道内帆樯如林，舟船如练，船工摇浆击水，拉纤号子响彻云霄，河两岸百物堆山，商贾云集，一片热闹繁荣景象。
在山东这个传统儒家文化腹地，大运河的出现，使商业文明更深入地扎下根来。济宁运河文化研究会会长张自义认为，运河文化的内核在于它的开放性、商业性和融汇性。
明清之际，一系列繁华都市的出现，被认为山东大运河鼎盛时期的标志：德州、临清、东昌府、李海务、七级、张秋、阿城、济宁、台儿庄……可是，“兴也运河，衰也运河”，随着大运河济宁以北段的全面断航，曾经极尽奢华的诸多城市瞬间萎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