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云南侨乡文化成因、特征及建设

浅析云南侨乡文化成因、特征及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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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云南侨乡文化研讨会文集
日期：2006年01月10日             发言人：高泽涛　

摘  要：云南侨乡文化是历史上形成的云南地域文化中的独特现象，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观念层面由表及里对其解读，其根本特征是中华传统文化、边地少数民族文化、西方文化的融合，体现包容和开放的品质。在改革开放的当今时代，在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建立新型外交、经贸关系的背景下及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成果喜人的形势下，关注云南侨乡文化对于充分认识云南侨乡省地位，发挥独特区位优势，充分利用和保护侨力资源，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主题词：云南侨乡文化  成因  特征  建设

云南因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民族风情而拥有绚丽的民族文化，作为全国第五大侨乡省，侨乡文化独具特色。据统计，云南藉华侨华人共有208万，分布在世界上6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缅甸、泰国、越南、老挝集中了200万(1)。历史上形成的保山腾冲、龙陵，大理鹤庆、宾川、巍山，德宏盈江、红河州红河县、河口等侨乡，侨乡文化独放异彩。

一、云南侨乡文化成因

云南侨乡文化的形成可追溯到历史上侨乡的形成。

首先，云南侨乡大多沿历史上的交通要道分布，交通便利为侨乡人“走出去”创造了客观可能条件。2000多年前蜀滇先民开拓的“蜀身毒道”(即学术界所誉称的“西南陆上丝绸之路”)，由四川经昆明、大理(叶榆)、腾冲(腾越)至缅甸(骠国)、印度(身毒)并再经阿富汗(大夏)延伸到地中海，这条古道是早于西北丝绸之路的重要涉外商道，此道的开辟，沟通了我国与印、缅等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腾冲和顺、大理鹤庆、喜州等侨乡就分布在这条古道上。除了“蜀身毒道”，绵延于横断山脉的“盐茶马古道”也是一条对云南侨乡形成有重要意义的国际商道。“盐茶马古道”连接滇、川、藏，千年来，马帮将云南思茅、普洱一带的茶叶运经大理、丽江，再运至西藏拉萨、印度乃至欧亚。红河迤萨、龙陵象达、大理喜洲、鹤庆就分布于这条古道上。

侨乡起初作为古道上的驿站，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一直不断。至19世纪末欧洲资本主义繁荣，英法等国商人纷纷来到东南亚、南亚，与云南商人开展贸易，这些驿站成了大西南陆路通商口岸，加速了侨乡的形成。

其次，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打造了侨乡文化。文化交汇在观念层面为侨乡人民“走出去”提供了主观动因，又为侨民“走回来”反哺家乡提供了精神理念。几大侨乡在历史上有外来文化的大规模移植。据记载，元代忽必烈西征、明朝南征平定云南，都先后在滇西实行大规模的军屯、民屯，客观上带来了中原传统儒家文化的强势植入。“洪武开滇”30万大军实行军屯：沐英镇守云南时，“携江南二百五十余万人民入滇”实行“民屯”，龙陵、象达、和顺就是当年的民屯之地。

总之，千年来，通往东南亚、南亚的西南古道为云南边地民族指引了一条通向广阔世界的致富之路。“山间铃响马帮来”，穿梭在古道上的马对、商帮驮来了侨乡；碰撞整合后的开放型文化，以最富创造性的生产力形式促进了我国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也成就众多侨乡。

二、云南侨乡文化特征分析

较东南沿海侨情，云南侨情独特之处在于：第一，华侨华人大量聚居在与云南陆地相连的越、缅、泰等东南亚国家，尤其集中在与云南接壤的北部地区；第二，这些华侨华人是从陆路边境迁徙而去，不受漂洋过海交通条件的限制，因此，云南侨情早于东部沿海侨情的形成；第三，陆路交通的便利，使经常性的“走出去、走回来”成为可能，文化交流与融和的动态性强，侨乡文化与云南民族文化交相辉映。其特征有：

第一，从文化的物质层面一一建筑文化，解读云南侨乡文化的兼容并包特征。喜洲白族侨乡的最亮点是白族民居建筑。喜洲白族民居百年历史以上的有150余座民居青瓦白墙，‘‘三坊…照壁”、“四合五天井”是显著特征，其南北纵轴线对称的布局、“一进两院”、“一进四院”的院落、注重门楼的飞檐翘角、雕梁画栋都彰显着儒家文化的深层浸润。“走马转角楼”的设计是白族民居风格与中原民居风格的完美结合。在董家院落中，一幢别墅中西合璧：法国式结构和装修又揉进白族“走马转角楼设计，表现出对西方文化的吸纳。

和顺民居也保留着中西合壁的痕迹。如墙基高筑，红砖碧瓦，装饰典雅。弯子楼是传统的三坊一照壁庭院，但居室两边是西式晒台，英国进口的钢窗和中原传统木门相得益彰，屋内用具器皿或乡间土屋，或泊来洋货，有美国的面包炉、德国的洗衣盆，房内又高悬着“见义勇为”等匾额，体现的是中原儒家文化、云南边地文化、西方文化的兼容并包。

红河迤萨有明清民居20余幢，中西合璧民居23幢，还有红河哈尼族传统民居土掌房，充分体现了汉儒文化与边疆土司文化、外来异域文化的交汇。

第二，从文化的制度层面一一行为习俗，解读云南侨乡文化的传承与包容特征。

“穷走夷方富赶马”

文化的碰撞塑造了侨乡的包容品格和开放意识，由此产生生存突围和自我超越，于是有了侨乡的“穷走夷方富赶马”生产生活方式。象达人多地少，资源匮乏，就以精湛技艺闯天下；红河迤萨耕地稀少，家家都以“走夷方”为兴家之道；鹤庆的金属工匠背起工具跨越国界，“鹤川匠人”声名远扬。“走夷方”的人，带着改变命运的梦想，最初只为谋一生计、养家活口，后来则为了光宗耀祖。在国外致富后回到家乡起房建屋，修祠堂庙宇，发展文化教育及慈善公益事业，这是对儒家传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传承。

手工艺

象达曾是傣、傈僳等少数民族杂居地，中原各地汉族迁入后，带来了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流传至今的舞狮、花灯演出等民间传统是典型的中原汉文化习俗；有口皆碑的纸竹伞制作、土布纺织印染原是中原民间传统工艺。生产方式的改变，少数民族的木叉茅草房逐渐转变成木架房，出现在大户人家房屋门窗上的福寿、蝙蝠、梅花鹿等木雕图案，和中原晋商、徽商遗流下来的民居建筑如出一辙。喜洲周城的扎染声名远扬，“扎染”上的图案不仅折射着白族文化及白族人民的审美情趣，也透射出儒家文化的审美心理。

鹤庆的金属制作手工艺至今闻名遐尔，文化积淀是手工业品的灵魂。工业品上的民间传说、服饰文化等既体现了白族审美倾向，又生动活泼地再现和传承着中原汉文化。

民间习俗

在全省分布的13个华侨农林场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集中安置归侨形成的新侨乡，如宾川就有三个华侨农林场，在这些新侨乡中，不仅语言多样，至今保留着浓郁的异国风俗，每到传统节庆，异国情调的民间歌舞表演、习俗让这些新侨乡洋溢着独特的文化氛围。

喜洲民居的照壁上都要题字绘画，题字和房主的姓氏有关，如杨姓题以“清白传家”、张姓题“百忍家声”、王姓题“三槐及第”、李姓题“青莲遗风”、杜姓题以“工部家声”等等。这些题字传承了传统文化典故。如杨姓“清白传家”取自东汉杨震身居高位而清白一生的故事；“青莲遗风”启迪李姓后人学习李白为人为诗风格；“工部家声”是杜姓铭记杜甫。

“绕三灵”是喜洲最有代表性的民俗，被誉为白族的“狂欢节”，通宵达旦的歌舞狂欢祈求风调雨顺、人寿年丰是对中原农耕文明的继承；“蝴蝶会”是白族青年独特的婚恋习俗，以蝴蝶象征爱情与中原汉文化一脉相承。甚至有观点认为，从“绕三灵”到“蝴蝶泉二女化蝶”再到“蝴蝶会”的民俗演变，实质就是中国社会家庭结构从群婚到农耕封建社会一夫多妻制、现代社会自由恋爱演进的活化石。

口传文化

赶马调是马帮文化的一个表现形式。马帮几千年来在“蜀身毒道”，“茶马古道”上奔走，是西南各省与东南亚、印度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使者。赶马调是赶马人创作、流传下来的民间小调，其形式或长或短不拘一格，曲调如泣如俗优美动听，歌词生动感人，内容以叙事写实为主。

第三，从文化的观念层面一一尊重传统、崇商重教，解读侨乡文化的开放性特征和现代意识。

崇商及儒商品格

农耕文明、重农抑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出发点和归宿，偏居西南的云南是典型的山地农耕文明。然而，几大侨乡无一例外地有着辉煌的商业传统。喜洲从南诏时期就是商贾云集之地，清末民族工商业兴起，到民国时期，已形成了以“四大家”、“八中家”、“十二小家”等巨商为首的商业名镇，在民间流传着“喜洲无农”的说法。至清末民初，腾冲、鹤庆、喜洲、三大商帮每帮都有三、四十家大商号，商号经营范围遍及长江以南诸省及东南亚、印度各大商埠。侨乡商帮又迥异与西方商人，他们注重商德信誉，重视货品质量及品牌。从发迹史看，他们很少有强取豪夺不择手段而暴发的，几乎全是勤劳致富，从小本经营做起，以精明和勤俭发家。商业发迹后，也不是一味置田购地，而是乐善好施、扶贫济困、兴办教育、热心慈善公益事业。如今，在各侨乡随处可见的侨资学校、医院、图书馆、碑刻等成了侨乡儒商文化的见证。

重视文教

侨资创办的和顺益群中学、喜洲五台中学名传四方。益群中学设立了教育奖励基金，五台中学推行“对待学生一视同仁”、德智体全面培养的新式办学方针，推动了现代教育的发展。侨资兴办的图书馆、医院等随处可见。和顺图书馆是重教观念的卓越体现。图书馆于1924年由旅缅侨胞创办，之后历经抗战、文革等社会动荡战乱，和顺人却将其完整保存下来，体现了和顺侨乡爱国主义精神和对文化精神家园的守护。

海外游子把对儿女、子孙后代的爱都寄托在教育上。侨乡人好学上进。在清代以前，秀才、进士等文人倍出；到近代及民国期间“西学东渐”后，侨乡人又纷纷走出国门留洋海外。喜洲在明清时期就有“二甲进士八十个、举人进士数不清”的美誉；鹤庆在民国时期有留美博士2人，黄埔军校毕业生360多人，将官27人，成为远近闻名的文化之乡。近代的大规模留洋增强了侨乡“侨”的成分，并进一步积淀了侨乡深厚的文化底蕴。

信仰自由

宗教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喜洲白族信仰“本主”，反映的是家人对远行经商或侨居异地的亲人的良好祝愿。喜洲儒、释、道三教杂糅出现，白、回、汉世代和睦相处。回族保持着伊斯兰信仰和生活习惯，却又说着流利的白族话、着白族服饰。

遵从伦理道德

崇尚礼仪。和顺每一条巷道中的“灯芯石”，是专为老人、妇女、孩子行走而修的。无论富贵贫贱，只要遇到老人、妇孺、都得让出“灯芯石”。洗衣亭的修建是为守护家园的女人洗衣遮风挡雨。这些观念折射出侨乡人  “仁、义、理、智、信”  的儒家文化心理构架。

建盖祠堂传承宗谱是儒家文化以家族、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结构的缩影。和顺八大姓宗祠，从选址、祠内设计、雕砌考究，到楹联字画题写都浸润着深厚的儒家文化。祠堂除了用于追根祭祖、传扬家训家风外，还开办学堂或设书塾教化育人、传播传统文明，体现了侨商在“走出去、带进来”的人生经历中，对传统伦理道德、诗书礼教的既尊崇又突破，既传承又突破陈规的开放意识。

综上所述，云南侨乡文化的根本特征是在发扬传承中原文化为主流文化的基础上：融会本地少数民族文化，兼收并蓄境外异域文化的开放型文化。云南侨乡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多元性的实例例证。无论是物态的民居建筑，还是生活方式、民俗民风，抑或观念上的崇商重教，都是刻录和外化侨乡文化的不同载体，它们是侨乡社会、侨乡人民人生历程的空间时间定格，既记载历史的更迭，又解读文化的演化，是侨乡文化的土木式、习俗式、观念意识表达。

三、云南侨乡文化建设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在当今时代，文化被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文化正成为一种最富创造性的生产力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谐的助推器。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中，突出强调了文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我省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的目标就是要把文化产业培育成全省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支柱产业，而侨乡文化建设是文化大省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侨乡文化在云南民族文化中一支独秀。云南千年侨乡发展史是不断追求文明进步、不断超越自我和现实的历史，由此产生的侨乡文化是在开放、交流中产生的文化，是中国西南各族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实证。历史证明，云南不仅不封闭，而且一直努力寻求着开放和突围。这种从生存突围、生命突围到集体突围走出去就是侨乡文化建设中贯穿始终的精髓。

云南侨乡文化建设，归根结底是对文化的保护和对精髓的开发。侨乡文化的多元文化共生形态以及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具特色的建筑、风俗、工艺品、宗教、礼仪、节祭等，为云南文化事业的繁荣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片肥沃的土壤，也添加了云南打造文化大省新形象的新元素。保护的意义在于见证侨乡历史，开发的意义则在于以文化精髓昭示现实，也就是说，侨乡文化体现出来的兼收并蓄精神、包容品格、开放意识，对于置身改革开放大潮并处于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建立新型外交、经贸关系中桥头堡地位的侨乡云南，是鞭策、借鉴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