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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邂逅孟浩然
 王孟并称，自古而然。然若深究之，二人山水田园诗虽同属超逸渊泊一路，但存有差异：王维空灵澄静，孟浩然清远淡寂。 王孟二人生活于同一时期，有着同样严重的山水嗜好、同样乐山乐水的游历，最为相同的是他们的美学趣尚和艺术追求，也就是说，在“物使之然”的外在条件上二人基本一致。但毕竟他们的性格情怀和心灵历史的大部分不同，形成了其审美观照方式之差异，王维往往澄怀味象，孟浩然则多感发兴怨，由此而形成二者风格之差异。 “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文心雕龙》），中国古代文论在强调情性对于才气及风格形成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十分重视文化教养、生活道路和人文环境等对性情的影响。以王、孟观之，由于后天环境之差异，其先天禀赋之情性也自然存有不同。本文试图从二者生活经历、学术精神以及艺术素养等几方面进行比较，以揭示二者之异同。 王维（700？—761）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省祁县）人，有《王右丞集》传世。出身书香门第，因其父“终汾州司马”，寡母独立支撑，家境日衰。作为长子，弱冠之时便为家庭分忧，且恃其诗、乐天才而游两京。许多王侯亦与之交往密切，且“待之如师友”。此时，其诗中亦多少年游侠形象，写出了不少意气风发、充满豪情的诗篇。自《少年行》其一、其二中，可见一斑：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 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 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自其进士及第而“调太乐丞”始，步入仕途。但随之而“坐累为济州司仓参军”。 环境之变化，引起了其心理上的种种变化。其在济州任上四年多之间，多闲游于嵩山东溪之上，其早年诗中表现出来的建功疆场的风云之气，代之以悲悯愤懑之情氛，《济上四贤咏》最能表现其当时心境。且诗中饱含泪水： 送君南浦泪如丝，君向东州使我悲。 为报故人憔悴尽，如今不似洛阳时。 ——《送别》 境况上急骤变化形成了心理强烈落差，灰然黯淡取代了志满意得，诗人时多“故乡不可见，天水空如一”（《和使君五郎西楼望远思归》）的怨啸。 而自开元九年被挤出济州至开元十六年冬由淇上回长安、长时间远离政治中心的历程，基本上完成了诗人一心山水禅寂的人生态度和审美趣尚的转变，形成了心灵的自足性和精神的自足状，他在“吾丧我”中找到了自我，且其生性安于自然，即“吾固和天倪”（《座上走笔赠薛璩慕容损》）。济、淇期间，这种天性中的淡泊无为的成份得以极其充分培养和发育。其后长安长达二十年的京官生活间，虽一直近在帝座，却放性山水，过着亦官亦隐的优裕生活，“已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饭覆釜山僧》） 且因为家庭影响，王维从小便培养了对于禅学的浓厚兴趣，其于开元二十七年所作《大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师塔铭序》：“维十年座下，俯伏受教，欲以毫末，度量虚空，无有是处。”以此来看，他一心禅学不仅年久，而且心诚。佛禅哲学影响着王维的人生态度，他以潇洒林泉的方式来实践佛禅义理而作为其静修参悟的佛事功课，使其注重现世生活，主张“发心”的直觉思维，离形去智，直觉观照，自觉排解尘俗世嚣而专心全神地体验内在精神对于自然山水同构契应的生命律动。因此，王维只要一离官场，投入山林，便能很快地调整过来，物我两忘，极度的精神自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动息自遗身”。 自中国古代文人多把人生价值取向置于“遇”这一层面而言，王维是幸运的。而孟浩然却终身不遇，连一个小小的契机都没有碰上，布衣始终者，这在古代著名诗人中不能不说是个特例。 孟浩然（689—740），襄阳（今属湖北）人，主要活动于开元年间，著有《孟浩然集》。求仕长安前，诗云：“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困穷。”（《书怀贻京邑故人》）积极用世之豪情，溢于言表，然事与愿违，上天似乎给满怀出世豪情的孟浩然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眼看不惑之年即将到来 而依然寂寞困顿于山野，姜太公钓鱼式的自信终于沦落为“寂寂何可待”，故只得无可奈何地叹呼：“翻飞何日同”（同上），在四十岁那年终于等不及而自己走了出来，其心境自然不会太好。且来到长安的四处活动，换来的却是“朝朝空自归”的一无所获。
纵观孟浩然一路走来的人生历程，竟连一次小小开展的机遇都不曾有过，且又在不断碰壁的境况中进而走向了绝望，其心情不可能不为惘怨和孤愤所笼罩：“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岁暮归南山》）“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临洞庭湖赠张丞相》）。仕途上、精神上失败的沉重打击，使其走不出失败主义的阴影，王士源评价他“动则得真”、“期以放性”，必然不能忘情山水而专注于美，而总要千方百计地“感发”起来，借山水来表达些什么，使其山水诗成为其心气和其所要表现的名理的载体，至少不可能像王维那么的潜心和优游。 孟浩然留世的山水诗大多作于求“遇”不得后而不得不长期漫游，其诗风不可能有王维终南、辋川诗那样的洒脱和沉静。孟浩然“少年弄文墨，属意在章句”（《南阳北阻雪》），孔孟诗教是根深蒂固的，白居易在《游襄阳怀孟浩然》诗中说孟“秀气活成象”，师法自然，得江山之助。另一方面我们则可从中见出其诗的“特写”的特征，现量思维的方式，即兴行吟的感发。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以禅论诗的严沧浪在孟诗中看到了禅的影响，这影响主要在观照、思维方式上。孟浩然亦曾有句：“渐通玄妙理，深得坐忘心”（《晚春题远上人南亭》）。尽管其诗之韵味、意趣及风致，与禅机“幽深清远”之旨趣相合，然与王之异在于其不能于禅之悟“空”之道中获得艺术感觉，无所住心，不受人事及人心智活动之干扰，而浑然与万物同体，进而活泼其艺术创造力。 故尽管有诗云：“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且乐杯中酒，谁论世上名。”（《自洛之越》）乍看，似乎也有王维之彻悟而至一心山水之境界，然文字中折射的是种种叫人不忍卒读的伤感且夹杂着激愤的悲情痛绪。优游山水，为唐代京官乃至整个官僚阶层之时尚，更是如王维等人周旋于世俗之生存智慧。万般无奈间愤世而有“山水寻吴越”的行举的孟浩然，他当然不可能像王维那样淡泊清静而进入“山林吾丧我”的状态，故其诗多个人穷通得失考虑而深潜怼怨之气。 王维之艺术天份由新、旧唐书之记载可见一斑。非凡的艺术天才和不懈的艺术实践，养成了他超凡脱俗的气质和风度，而多方面的艺术修养的综合和陶铸，生成了他“形高于众”的艺术灵性和品位。王维沟通诗和画、乐，将画、乐艺术引入诗中，极大地提高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和审美魅力。关于这一点，古来论者皆众口一辞。而孟浩然，尽管他时常自夸“诗赋颇亦工”正如“子瞻谓：‘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清酒手，而无材料耳。’”（《后山诗话》）孟浩然不是一个才气横溢的诗人，美国唐诗研究名家斯蒂芬•欧文认为：“在盛唐重要诗人中，孟浩然是局限性最大的一位，在诗体、主题和风格上都是如此。……他极少创造性的采用其他诗体，题材或古代诗人的风格。”因此，这位外国学者的结论是：“孟浩然是一位会作诗的隐士，而不是诗歌艺术的天才；他并不是‘当代诗匠’。” 总之，孟浩然只是注重了养冶浩然之气而忽略了陶冶艺术灵性。明人锺惺《唐诗归》说：“王、孟并称，毕竟王妙于孟，王能兼孟，孟不能兼王也。” 第一、从观照方式看，均有尚静精神的王、孟的表现之风格的不同：王维自物观物，孟浩然以我观物。 先看王维。王维以物观物，在于其主体的抛含自我，即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所谓“无我之境”。从自然中体会到宇宙万物的禅意，体悟到深蕴其中的生命韵律，而又以禅意去体合山水物性，心物冥一，物我双泯。此即王维诗之静，乃静之极至。 王维既能从感性的自然山水里看到静谧的本质，又能超越山水景象而达到精神上的心无挂碍的境界，“人籁悉归天籁”（刘熙载语）。“和光鱼鸟际，淡尔蒹葭丛”（《送綦毋校书弃官还江东》），诗人自失于山水之中，物无不是物，我无不是物，为“物物而不物于物”之自觉无为。“此夜任孤棹，夷犹殊未还”（《泛前陂》）；“随山将万转，趣途无百里”（《清溪》）；“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送别》）。王维专注于山水，“但知旦暮，不辨何时”（司空图语），其诗静得连时间都丧失了，听不到丝毫心灵之震颤。物我双泯，诗人在与山水同静的交流中获得了身心的极大放松和自由，从感性时空里感受生命之永恒。参禅证悟，“天眼”开张，进入“目空一切”而“俯仰自得”的境界，得以从自由生命的全方位作深度观照。其《鸟鸣涧》则是诗人天眼观照而才能得之佳境：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花落无意，月出无心，鸟惊亦无为，万籁俱寂，一片化机，这是诗人超意识的灵觉与幽深清远的宇宙意志形成的契应，摇曳出一种无为无碍的生命情态。 他又往往以“默语无际，不言言也”的禅理十足的“参证”的表达方式，诠释着山水美的真谛，笔墨极其简淡，如烟如岚，自然灵气恍惚而来去，“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汉江泛眺》）；“白云回合望，青霭入看无”（《终南山》）；“逶迤南川水，明灭青林端”（《北垞》）等等，多空中见色，而又色中见空，非色非空，非有非无，这正是他所极擅表现的介乎“色空有无之际”的独特景象，其中幽静清远之美趣让人涵咏不尽。 同样尚静的孟浩然也很想使自己静下来，“书取幽栖事，将寻静者论”（《涧南即事贻皎上人》）；“予亦忘机者，田园在汉阴”（《都下送辛大之鄂》）。他企图消解不遇而激生的羞怒之心气，不给心以形役，借助隐居生活来摆脱名利之累，而最能说明其静息无为的诗恐怕要算《春晓》了。“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之多少。”花自开落，人但枕眠，不见人世烦扰，但有万相活泼，诗人于忘怀得失中获得了无所关心的满足。然而，孟诗中多任性使气的激烈，其诗往往是“期以放性”的产物，“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秋登万山寄张五》）。或许可以这样认为，政治上和精神上的悲哀，使孟浩然无论如何也静不下来，感发兴起而生悲慨凄怨之情。因此，虽然他久居田园山乡间，但对山水田园的热衷和冥化是远不及王维的，用他自己的表白：“士有不得志，栖栖吴楚间。”这是他《广陵别薛八》五律中的起句，刘辰翁评曰：“起得雄浑。”故其体悟不到山水静谧的本。也许正是因为不能从仕途失败的阴影里走出来，而且还始终沉湎于一朝得志的妄想之中，所以他绝不可能像王维以禅学慧目发现“静”的妙境，更不可能获得“澄怀观道”、“拈花微笑”的妙语。 第二、由情韵观，有华、癯之别。 《岘佣说诗》在论及王、孟之异同时说：“（王维）雅淡之中，别饶华气，故其人清贵，盖山泽间仪态，非山泽间情性也。若孟公则真山泽之癯矣。”诗歌中的仪态情韵，乃诗人性情之张致。而从情性上探讨和比较王孟诗风之差同，古诗论者看到了同为雅淡诗中的华、癯差别。 王维以眼前景所构成的静谧世界，充满了自由、和谐、友爱和潇闲，日照松间，泉流石上，于深层次上象征了没有纷争竞斗的社会理想，诗人把对生活和人世的爱意浓浓地瀑泼出来。而诗人的无我之心深契山水自然的意志，发掘出自然山水其本身所包含着的哲意禅理：静中蕴动，以动写静；空中有色，以色见空；瞬间永恒，以瞬间里感受永恒。这是只要对王维诗略略留心者都会发现王诗中的这些耐人寻味的“理趣”，这也是其诗厚重高华气象的奥妙之一。“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其充满了艺术的画意。王维天性擅画，精通画理，且移植画艺以丰富和提高诗歌的表现力。“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辋川别业》），“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中》），“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缓”（《辋川闲居赠裴迪》）等等，充满画意质感的诗句触目可见，而像《终南山》、《泛前陂》和《木兰柴》等诗，通篇巧妙敷色用光，取势构图，得“意余于象”的绘画之妙，更是风神摇曳，迥得天意。诗人凭借自然静美展现和追求形上超越的努力，使其得以最简约的形式而容纳最华丰的诗意内涵。 比较而言，孟浩然的诗歌偏于清峻，偏于冷涩，偏于枯淡。正像王维喜用“静”字，孟浩然太喜欢用“清”字了，其《孟浩然集》中有“清”字近五十例：“秋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宿业师上房期丁大不至》），“荷风送香气，竹满滴清响”（《夏日南亭怀辛大》），“坐听闲猿鸣，弥清尘外心”（《武陵泛舟》），“炎月北窗下，清风期再过”（《晚春题远上人南亭》）……这样高频率而大面积地使用“清”字，很能体现其风仪姿态、精神个性和诗歌风格意境。事实上古人在评孟时已注意到以“清”而传其神：李白有云：“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赠孟浩然》）；杜甫赞曰：“清诗句句尽堪传”（《解闷十二首》之二）；王士源则在《孟浩然集序》中评论说其诗之一出，“举座嗟其清绝”；白居易过襄阳孟之故里时叹咏：“清风无人继，日暮空襄阳”（《吊孟浩然诗》）等等。孟浩然对于“清”的情韵风度的追求，实乃其主体精神和清高性格的必然所致，也是其人生际遇的暗示。这种以“清”为其艺术人格的景语构图，由于失意的惆怅、哀怨和忿怼的情绪介入，使其诗显得格调下沉，风仪瘦峻，情韵寒淡。比如《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一片愁心由日暮唤起，而化入空寥寂阒的山水里，天高树低，云水茫茫，孑然一身而泊漂流之孤舟，景欲静而人愁多，情氛清幽，浑然疏澹。 至于诗情画意，清人贺贻孙在其《诗筏》里指出：“诗中有画，不独摩诘也。浩然情景悠然，尤能写生，其便娟之恣，逸宕之气，似欲超王而上，然终不能出王范围内者，王厚于孟故也。” 将王孟相比较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有所扬抑，而是为了探索和阐证二人在大自然面前同样卓越而又迥然有别的表现。窃以为，王孟二人给后人最大赋予的即是他们把大自然作为一种精妙语言而精妙运用，在体合宇宙万物而进行的有目的的实践中，展现直彻心源的生命情调，将中国古典诗歌中山水诗推上了峰巅，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诗歌美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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