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伟林:希望理想主义精神薪火相传

2013-05-23  真积力久

孙伟林:希望理想主义精神薪火相传

    上世纪90年代后,我们的经济建设迅速发展,但我们没有将民族的精神价值进行深入的梳理,对近现代历史特别是“文革” 的教训未进行深入反思,法制建设和普及也未就绪,人们在价值观和精神寄托上没有很好的准备,十几亿人匆忙地进入一个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轨道。我们的经济应该说发展得很快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业绩,文化建设的硬件设施也是今非昔比,但是我们的精神价值体系在一个时期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是明显滞后了。社会生活中很多人从“文革”时代的政治狂热和领袖的个人崇拜,迅速转化为对金钱至上,对财富、权力的迷恋和崇拜。现在精神价值缺失,我觉得不只是年轻人的事情,而是一种社会中的众多人们普遍地找不着北的状态,包括很多干部在内。改革的推进已进入深水区,如果说当年我们要解决的是观念问题,现在就不仅仅是观念问题了,而是利益问题。有位学人讲过,你看我们以前的很多干部,虽然水平有限,也犯了很多错误,但你看他们的眼睛,他们大多数是真信。而现在我们的很多干部做官样文章,说官话,你看他们的眼睛,自己也不信,心里是另一套生存、谋官之术。现在不少人是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心里都有自己的算盘。这种社会文化现象是很危险的事情。如果人们按照双重标准生活,将功利主义奉为“社会硬道理”,社会所赖以进步的那些核心价值就会被虚无化,重建价值的努力会非常艰难。虽然自“五四”以来科学和民主是我们民族志士仁人大力追求的目标,但这种追求的道路异常慢长曲折,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始终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不论是在先驱们将“科学、民主”的号角吹响的昨天,还是在已把“科教兴国”作为国策的今天。

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如何追求真理?竺可桢谈科学精神时曾精辟地概括为:“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不计利害”包含着独立思考、怀疑批判的精神,包含着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试问今天就是科学界、教育界又有几人能把“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真正作为工作生活的准则?为什么要弘扬科学精神?“不计利害、但求是非”的精神已处在遗忘的边缘,“算计利害”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了当今社会生活的特征,这正是我们社会缺乏科学精神的深层原因。老百姓在社会生活中“算计利害”是必要的,高尚文化需要培育引导,需要制度和物质的保障,但我们的各级政府及文化、教育部门在算计什么利害,是自己的,还是国家民族的,是短期的,还是长远的,就是问题的关键。中国的社会土壤有精华养分也有糟粕,王蒙先生说,中国文化有独特的连续性、抗逆能力、自省能力与应变能力。但从另一角度也可以说,中国文化中也有实用化、功利化、平庸化的深层卧底,每当气候适宜,低俗文化甚至恶俗陋习也会滋生蔓延。对此,我们必须警钟长鸣。要不断增强民族文化的抗逆能力、自省能力,增强具有方向感和自觉性的应变能力。

科学精神是科学的根本和灵魂,也是一种精神品质,科学精神应成为现代人所应具有的基本素质的一部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人类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最为宝贵的两种精神,人的情感世界自有独特性和复杂性需要人文精神,而科学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性认识,可以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正是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共生互补中,人类社会才一步一步走向进展的良胜循环。
     目前的意识形态领域空前复杂化,这是我们以前没有遇到过的局面,错综复杂。我们的民族面临着在社会转型时期价值重建的历史性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有一批人坚守基本价值和我们的文化真脉,不以物移,不为己虑,坚持在社会实践中真诚探索,身体力行,坚持做科学与文化相结合的传播、普及工作。

  培育适应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社会文化土壤,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我们要关注的社会文化,是那些渗透在千百万国民心中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文化。转化为生活方式的文化,是一种能够推动或阻碍民族进步的现实文化。对此,需要足够的估计、足够的耐心、足够的坚韧。
一位教育家说过:“我们留什么样的世界给后代,关键取决于我们留什么样的后代给世界。”我们要多吸引一些年轻人,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我们的社会文化土壤中扎根,让理想主义精神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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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为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民主与科学杂志社主编)
原载《民主与科学》杂志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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