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十九日，一次影响了整个中国历史走向的长达整整两个月之久的集体决策在北京紫禁城里拉开了帷幕。
决策背景：18天前，正月初一，闯王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11天前，正月初八，李自成统大顺军主力由西安出发，开始了向北京的最后进军。而此时，北方的明军已经被李自成基本扫荡干净，最后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是吴三桂指挥的数万辽军，正在镇守山海关外仅剩的重镇宁远，抵御着明王朝另一个强大的敌人满清。
决策者：主要领导崇祯皇帝，参与者明朝群臣。
决策总议题：国破山河在，如今怎么办？
决策议题一：要不要调吴三桂部进关勤王？
这个问题其实答案是很清楚的。除了吴三桂部，明朝在北方根本无兵可用。如果连北京都失去了，王朝都灭亡了，对明朝而言，守着宁远又有什么意义？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但丢弃了这么多土地和人民，谁来负责呢？这才是这次集体决策的第一个焦点。
首先是领导发言。崇祯一开始试图在责任问题上彻底装糊涂，说只要调吴三桂和他最精锐的五千骑兵进关就可以了，关外“余兵尚多”，未尝不可以支撑局面，因此不存在什么失地弃民的问题。同时他又示意大臣们主动承担责任，说“此等重大军机应行与否，原应先生每（们）主持担任，未可推诿延缓误事。”
然而，大家谁也不傻。吴三桂部虽然名义上有数万之众，但其中真正的核心力量也就是那五千精兵。主帅走了，精锐走了，人心动摇了，剩下那些滥竽充数的杂兵哪里还能守得住城？别看皇上现在在这里打马虎眼，把问题说得轻描淡写，一旦出了事，这些“主持担任”的“先生每”可就难逃其咎了。
于是，首辅陈演当即冠冕堂皇地声称：“一寸山河一寸金，锦州告急，宁（远）兵万不可调。”在随后的回奏揭帖里，大臣们又说：“倘（吴三桂部）一旦调去，其余皆分守各城堡之兵，未必可用也……万一差错，臣等之肉其足食乎？此真安危大机，臣等促膝密商，意旨如此，实未敢轻议也……臣等迂愚无当，诚不敢以封疆尝试，伏乞圣裁！”一脚把球踢回给了崇祯。而最终把这层窗户纸揭穿的，是兵部尚书张缙彦，他说：“三桂之调不调，视宁远之弃不弃，两言而决耳。”
眼见马虎眼打不了了，崇祯只得硬着头皮做出了决策：“收守关之效，成荡寇之功，虽属下策，诚亦不得已之思。”这时已是正月下旬，李自成主力已经渡过黄河，深入山西境内。
可是，尽管领导有了倾向性意见，但集体决策的程序还没有完，责任仍没有完全撇清。首辅陈演为了把责任推个一干二净，再次召集更多的大臣廷议，意在分担责任。廷议通过后，他还不放心，要继续扩大集体决策的范围，要求“请行督、抚、镇再议宁远弃后关门作何守法？军民作何安顿？总欲完其不敢任之局也”，就差没搞个全民公决了！也许是这种推卸责任的想法也正中崇祯下怀，他竟然也同意了这个荒唐的意见，下旨“差官前去，及取回奏”。地方督抚分处各地，文书信件一走就是好几天，来来回回，决策程序是彻底没完没了了。
可是，李自成是不等人的。三月六日，大顺军主力已经连克宁武、大同，进抵河北宣化，奔居庸关而来。崇祯这才终于坐不住了，不再“集思广益”，下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并要求他放弃宁远入京勤王。然而，你们这些决策者的责任总算扯清楚了，人家执行者的责任可还没弄明白呢。你是让吴三桂放弃宁远，可没有让他把关外几十万老百姓都扔掉吧？若是吴三桂自己带精兵昼夜兼程入京，而导致老百姓或是后卫辎重被清兵追杀受损的话，谁知道北京城解围之后会不会有人跳出来告“平西伯”一状呢？于是，吴三桂慢慢悠悠地收拾行装，三月十日才带着几十万军民缓缓离开宁远，而且是亲率精兵殿后，保护百姓辎重万无一失，每天行路不过50里。等到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进入北京的时候，吴三桂才刚进山海关……
决策议题二：要不要把首都南迁？
当然，要说崇祯和明朝群臣只知束手待毙也是不客观的。就在为要不要吴三桂进关一事“广开言路”、“畅所欲言”之际，他们也在同时讨论另一个备用方案，即要不要把首都南迁。
应该说，与困守孤城相比，南迁对崇祯而言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出路。当然，南迁之后可能会出现南北朝的局面，但这总比亡国好吧？因此，这个问题其实也不难回答。可是，一旦要决策，涉及责任，问题就又来了。虽说当南宋比亡国强，但毕竟当南宋也很不光彩啊！谁来当宋高宗？谁来当秦桧呢？聪明的人们很自然会想，最好是别人来当，我不但不当，而且还要“义正辞严”地痛斥他们一顿，显示出我的“傲然风骨”，然后再万不得已地被他们“裹挟”而去……一个人这样想，可能确实是好主意，可是如果所有人都这样想呢？
第一个这样想的就是领导本人。其实早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他就动过这个念头。虽说早有此意，但皇上自己是万万不会做宋高宗的，他“恐遗恨于后世，将俟举朝固请而后许”，坐等有人出来当秦桧。
可是，在连放弃个小小宁远的责任都没有人愿意承担的朝廷上，又有谁愿意来当秦桧呢？面对南迁之议，大臣们一个个唯唯否否，就是没有人敢说放弃北京的话。应该说，在明哲保身方面，明朝的大臣们是强中更有强中手。终于，代帝亲征的大学士李建泰想出了一个高招皇上可以坚守北京，而自己“愿奉皇太子南去”。这一招着实把崇祯憋了个半死北京丢了，自己送死，儿子当皇帝。北京不丢，也是孤城一座，毫无实力，儿子分分钟可以效仿当年唐肃宗，自己在南京称帝。而不论哪一种情况，这帮大臣都一点事没有，不仅不担丢失北京的责任，而且还要成为拥立新皇帝、再造社稷的大功臣……这不是开玩笑吗！崇祯皇帝带着一肚子怨气，愤愤不平地说：“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哥儿们孩子家做得甚事？先生早讲战守之策，此外不必再言。”比李建泰更强悍的是给事中光时亨，他慷慨激昂地大骂“睿南迁为邪说”，坚决要求死守北京，俨然是当年李纲、于谦再世，要跟这些新时代秦桧誓不两立。
有这样的“忠贞之士”在朝，还有谁敢当宋高宗、秦桧？于是南迁之议与吴三桂进关一样，一而再、再而三的议而不决。直到二月底、三月初，大顺军南路刘芳亮部沿黄河北岸进军从南面包抄北京，切断了崇祯南逃之路，才帮助明朝终于完成了这次集体决策，崇祯在绝望中哀鸣道：“国君死社稷，古今之正。朕志已决，无复多言。”
一次精彩纷呈的集体决策就这样结束了。故事的结局是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晚，大顺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把自己挂在了皇宫后面煤山的一棵树上。貌似在这次集体决策中崇祯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但其实也不见得，他至少成功做到了一件事，就是把自己亡国的责任推了个干干净净“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而后世居然还有不少人真的相信了这一点。他之所以落到这样一个可悲的结局，只是因为他不巧自己是大老板，从而在没有责任的情况下还不得不委屈地承担全部后果而已。
这次集体决策对我们的借鉴意义是极为深刻的。决策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
明末腐败堕落的官场当然不能辞其咎。“明季士大夫”是著名的“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只知道八股教条和党同伐异。遇到利益就上，遇到责任就退，是他们的座右铭。在上述集体决策过程中，这些士大夫们的丑恶嘴脸已经暴露无遗，无需再赘述了。
然而，要与大臣们负同等责任，甚至更大责任的，是崇祯皇帝本人。尽管官场黑暗，但明朝原本也不是没有敢担责任的人，只不过这些人承担责任的勇气都让崇祯给打压下去了。俗话说“上行下效”，崇祯作为最高领导，带头推卸责任，不敢决策，拉着一帮大臣来集体决策，替他背黑锅。他又怎么能怪手下那些大臣一个个向他看齐，也来推责任，拉更多的人来一块集体决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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