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坐车经过坐落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国家大剧院时，每每都会投去赞叹的一瞥，它的存在太引人注目，因了那个别具一格、鹤立鸡群般的形象与造型。
在民间，人们用最为世俗的方式将其形象地称呼为“巨蛋”时，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此说的逼真感，它确实像极了一枚无声地趴伏在广场上的巨型恐龙蛋。此说亦间接地说明了国人的心态，人们必须对一个造型别致而又一时无法言说的存在借代一个符号，好予以言说。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大地上，还未曾出现过如此这般的奇形怪物，而且还是在带有“神圣”感的天安门广场上，于是人们找到了一种可以形象说明的比喻，以便将其纳入从未有过的民族记忆。
（图注：国家大剧院的落成，给天安门广场这个政治中心带来了文化。编辑配图，图片来自网络。）
国家大剧院坐落在首都的权力中心。而在它诞生之前，天安门是最具国家象征的符号性存在，一如白宫之于美国政府，埃菲尔铁塔之于巴黎。而天安门广场却具备了白宫、埃菲尔铁塔所不具备的双重特征（或曰符号）：它既象征了一个历史悠久、历经劫难的民族国家的形象，又意味着权力在这个国家的至高无上的存在位置。
虽然天安门城楼如今已成一个“空无”的符号（当清朝的末代皇帝从这里被放逐后，它一直是空的，以此象征着权力的移帜与改朝换代，它只供游人参观，而没有了“权力”的入驻），但即使如此，它好像从来没有与权力符码脱离干系，国家性的重大庆典及阅兵仪式在这里宣告与举行、周边围绕着人民大会堂、华表、中南海还有与天安门层楼遥相对应的马恩列斯、孙中山的塑像（好像还是近几年的事），乃至毛主席纪念堂。
在这里，还一度矗立起过一座高高的孔子雕像，后又被撤除了；或许，孔子作为国族最巨型的文化符码坐落在这个政治中心会显得滑稽和荒诞，毕竟孔子本人从未占有过权力，他只占有过一个民族的思想与文化，至于权力对他思想的僭越与窃取是由于历史自身的选择与逻辑。
我们已然习惯了这里的古老而带有民族特征的建筑形象如天安门城楼，熟悉了当年代表苏联老大哥的建筑形象人民大会堂，以及后来新建的依稀可辩的仿古典建筑的形象毛主席记念堂，这种视觉经验早已悄然地织入了我们的审美习惯中。对这些建筑，我们不再惊异，这里只有对权力的敬畏与仰视。
所以，当中国大剧院一旦落坐在了天安门广场的旁边，我们多少会有些诧异和意外，因了它的特别，以及它所必然指向的符号性的文化意涵：作为符号学上的能指，它是一座从未在这片土地上诞生过的极具现代感的建筑，以其庞大的巨蛋之形象堂而皇之的与古典的建筑模式遥相对应，它并不刻意地与其分庭抗礼，只在沉默中自信地显现自身———自身的特别与标新立异，对于路人来说，它具备的新鲜感与横空出世的造型模式让人流连忘返，过目难忘；而作为它的所指，国家大剧场又代表了一个新型的文化符码在广场的安营扎寨，它似乎与政治无涉，只是作为一个文化的象征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显得耐人寻味了。
曾几何时，在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拥有着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度，何时有过可以容纳一个庞大乐队的专业剧院？而其中，能够上演歌剧的专业歌剧院更是闻所未闻。我们有过小型的北京音乐厅、中山公园音乐堂，但我们没有足够专业的大剧院。
在我的印象中，过去接纳国外的大型演出，均被安排在了人民大会堂，而我们又知道，从视听效果上说，那里是非专业的，而且在那里上演大型的音乐与戏剧演出又与政治性符码相混淆，它的意指功能便显得不再纯粹了。故而，作为一种具有确定性文化指向的演出，便开始变得浑浊而又暧昧不明。
当我第一次置身于国家大剧院时，竟如孩子似地感到了一种天真般的快乐与惊奇，它的别具匠心的现代建筑设计的确别出心裁：巨蛋的造型仿若坐落在水中，从一片清水中默然升起；水池在灯影的映照下，泛出迷人的水晶般的粼粼波光，这个巨大的泛着清光的水池萦绕着大剧院，并与它和谐地融为一个令人赏心悦目的结构性整体，使得大剧院一下子有了一种柔媚与温润之态，亦让人在那一瞬间感到了与自然的亲近；而这种亲近，又是当代都市人近乎遗忘了的记忆。帝都向来少水，于是清澈的水池成了人们心中的稀罕之物，尤其像我这种自小在南方长大的人，更是对清水有着一种乡愁般的怀恋，我不能不由此而遥想起在南方司空见惯的、清冽冽的从陡峭的山涧流淌下来的发出叮咚之声的飞泉流水。
这个最先获取的心境是必要的，它意味着当你步入大剧院时，已然在潜意识中与自然获得一种默契般的共鸣，而音乐虽为人间之乐，但其属性的本然存在乃在于与对大自然的摄取、吸收与倾听。它从人创的语言束缚中挣扎地超离出来，从造化的自然音响中聆听到了它发出的神秘之声。于是捕捉自然之声，让其成为人类创造的另一种声音，以区别与背离于日常语言的强势规范。
这种表达，这种当你与自然在最初步入的那一瞬间所达成的默契，开始让你在静然地聆听乐队与歌者所发出的动人的旋律之声时，引发了蛰伏在你心灵深处的、在凡庸的世俗人生中被疏离、排斥甚至遮没了的声音。所以音乐从来没有一个确定的概念性指向（就如同我们使用的日常语言概念去指定某物或思想时那样），它从来是给人以一个心理氛围、情调或心情，一种莫衷一是的旋律，而让每一个聆听着的个体回返自己的内心，从而检视来自内心的回响与激荡。
因此，音乐的渗透与影响从来是潜移默化而润物细无声的，当你试图寻找一种从音乐中感悟的心得时，它已然不再是那个你聆听的音乐了（虽然感受的表达缘自于它，存在一种情感逻辑上的因果关系）。那个音符，那个旋律，那种在你的心灵空间中回荡着的声音，在那一时刻已然成为了属于你的音乐存在，因为音乐的本质性的存在形式是无法诉诸于语言来诠释的，一旦诉诸于日常语言，它必然被悄然肢解，或曰解构。就像我们面对一朵玫瑰花，作为一个能指符号，它仅是在静态中独立存在的一朵花，而当你试图去描述这朵鲜花，甚而去描述这朵鲜花带给你的感觉或感知时，它已然无形之中逃逸了鲜花之能指———鲜花不再是其本然存在的花朵了，已然进入了你的主观的情感世界，成了归属于你的那个内心世界的概念（感知性）的表达。
显然，音乐亦如是。
国家大剧院入驻天安门广场，为这个太具政治象征性的场域，带来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奇异景观，因为其本然地指代文化，与政治性无染。同时，国家剧院不仅意味着一个颇具规模的建筑，更代表着一个民族国家的文明发达程度，所以当大剧院在我们的首都中心昂然屹立时，我们不能小瞧了它入驻的巨大的象征意味———因其存在，而具备了无庸置疑的纯粹性的文明指向，它便使得这个众人瞩目的广场，这个一向代表权力与政治的广场，从此有了区别于它以往格局的文化意涵，由此，它可以从容地接纳来自世界各国的演出团体，让世界文明以音乐与戏剧的形式进入这个政治中心。倘若说它的存在，依然摆脱不了政治的符号性，那么，我以为此一政治性也是对政治这一国家符号的存在性消解。
（责任编辑：王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