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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五帝本纪》载：“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前面“古涿鹿之考与黄帝都邑之变迁”一文中已证实古涿鹿在徐水北边附近的今涿州市，所以说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战事是在今涿州南、徐水釜山东边、太行山前广阔的大平原上进行的。蚩尤部落原来生存在黄河中下游一带的河南地面上，先以武力攻占了山东东夷族少昊的地盘曲阜，以能征善战逐渐强大起来，后来又攻占黄帝辖地，遂发生了涿鹿之战。 蚩尤北侵是有备而来，号称战神的蚩尤凶猛异常，战事开始极其残酷。正如《鸀冠子?世兵》中云：“黄帝百战，蚩尤七十二胜。”又据《黄帝元女战法》中说：“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杜佑著《通典?东典》中曰：“黄帝与蚩尤三年九战而城不下。”从史料分析，交战初期，黄帝在军事上是处于劣势。随着战争的发展，黄帝用谋“乃征师诸侯”集结了大于蚩尤部落作战兵团力量打败了蚩尤。交战初期在涿鹿之野，黄帝用谋逼使蚩尤节节败退，战争随之南移，最后在河北省中南部中冀（今冀州）擒住了蚩尤，黄帝乘胜追击直至山东曲阜捣毁蚩尤老巢。此次黄帝大战蚩尤，三年内经过100多场战事角逐，黄帝大获全胜。关于战争的全部描述可谓连篇累牍，压缩一下着重描述方相宜。既然《史记》中说：“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那就以“涿鹿之战——黄帝大战蚩尤”为题综述此次战况吧！ 在5000—6000年的上古时期，华夏民族已进入氏族社会，各个部落的形成，把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带分割成由部落统辖的大小天地，其中以黄帝为酋长的姬姓族，炎帝为首领的姜姓族和蚩尤为头领的九黎族为最强大的三大部落。处在原始社会的人们，也开始探索农桑之艺，但仍以狩猎为主，部落间为争夺狩猎地盘，也常常发生厮杀。居住在北方的黄帝族和炎帝族在阪泉三战言和而结盟，咸尊黄帝为天子，北方的各个部落绝大部分都服从于黄帝麾下。正在黄帝以培植桑园、兴五谷、建屋舍、造舟车，全面兴业，开始定居生活之时，南方的九黎族头领蚩尤率领他的81个兄弟（实为他统辖的81个部落）和数万族民向黄帝盘居的北方攻来，大战又开始了。 黄帝把大本营设在山清水秀的釜山上，迎接了这次殊死的争杀。大敌当前，黄帝召集了各个部落的头领，在釜山半山腰巨石大平台上议事，宣布了与蚩尤决战的命令。成年男人，选修棍棒，磨造石斧石标，备足了精良武器，女人们在后方狩猎，寻觅采摘野粟山果，准备充足的粮秣保证前方将士的供给食用。各个头领分执黄帝颁发的柬符（实为划在树皮上的作战命令），作八路布阵向蚩尤进犯来军扑去，在距釜山东20里的平原阔地，两军相遇。春风携寒，杀声震地，黄土飞扬，遮天盖日，石斧和棍棒的撞击声，伴随着人们的嘶喊与伤者的呻吟和求救的呼唤，奏出了不寒而栗的哀歌。双方的斗士死伤惨重，横尸遍野，血流成河。两军混战，胜负难定，此时蚩尤作法，狂风大作，昏天黑日，使黄帝大军迷失方向，蚩尤趁机将黄帝士卒包围，黄帝各个部族早有准备，黄帝的指南车派上了用场，虽大雾迷漫，天昏地暗，然黄帝的各个部族作战兵团仍能辨出方向，又冲出重围，反过来又将蚩尤军队团团围住。两军混战，持续了七天七夜。号称战神的蚩尤虽凶猛异常，然黄帝是以逸待劳，又是“征师诸侯”倾巢出动，人多势众，把蚩尤兵将团团围住，九黎族士兵一批批倒下，横尸遍野，血染黄尘，死伤惨重，战斗力锐减，最后只剩下蚩尤和左右卫队数百名人员，被黄帝的长子玄嚣所率部族包围得水泄不通，蚩尤在圈内东挡西杀，因七昼夜连战，食物又供应不上，蚩尤和兵将体力渐渐不支，终被玄嚣的长矛刺中蚩尤的左肩，生生被擒。蚩尤大败，一场大战结束了。 玄嚣命部下绑缚蚩尤向釜山凯旋而归，各路战将也打扫战场押送俘虏纷纷回营交符。蚩尤大败不服，激怒黄帝各路部将而被诛。涿鹿之战，黄帝大获全胜，釜山周围人山人海，兵将们手举长矛石斧振臂高呼：“黄帝常胜！黄帝常胜！”各路诸侯随即交令合符。黄帝站在釜山巨石平台上高宣：“除妖斩孽，天下大统！”为庆祝大战告捷，黄帝设宴款待诸侯。女人们送上烘烤的兽肉和煮熟的谷粟等食物，再加上凤鸟在山洞酿造的美酒，更增加了宴会的气氛，人们从日中一直吃喝到夕阳西下，各诸侯方率部回营。此战之后，华夏民族的大统一形成。 黄帝统一华夏后，正如《史记》所载：“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华夏文明从徐水釜山走来。 【摘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be80870100i1a3.html《涿鹿之战——黄帝大战蚩尤》徐水釜山文化研究会理事、研究员
涿鹿之战是蚩尤被打败、轩辕氏称黄帝的重大事件，也是夏以前唯一被记载的通过战争实现改朝换代的古史传说。如果这一事件是真实的，理当反映在考古资料中也就是在考古学上会表现出是有一种考古学文化或类型的开始或终结。由于蚩尤是战败或遭受重创因此上述的某一个考古学文化或类型的终结时间，是推断括在涿鹿之战时间的重要依据。而在推断蚩尤地望的同时，确定与蚩尤同时期的黄帝、炎帝的地望同样是关键的。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来探讨： 一、涿鹿之地探讨 二、蚩尤地望探讨 三、涿鹿之战的史实与真相
关于中华民族起源、中华文明如何发展演化的问题，一直夹杂在历史和考古的双重辨证发展中。历史的论证不同于考古发现。考古是科学，讲究的是实证。因而在考古中，黄帝、炎帝、帝尧这些传说人物究竟是否存在，它们是否具有不同文明体系，这些问题都是被忽略的。考古是拿具体的发掘实物——比如说石器物、骨器来说话。
由于缺乏文字的记载，对于黄帝、炎帝、帝尧是否有其人，是否同为一人，都无法得到确切的结论。因而，在考古学上只是承认有黄帝、炎帝、帝尧时代的存在，但具体的历史细节却无法得知。相关遗址的发掘情况表明了当时的一些基本情况，比如说房屋建筑、新的发明，这些都是实在的，考古研究人员所做的恰恰只是这些，却不能将其发现成果与神话传说一一划上等号。
对于中华民族的起源，考古学上已可以追溯到一二百万年之前，那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但黄帝、炎帝、帝尧的传说却不能作为考古推论的依据。尽管上世纪90年代便提出了牛河梁“女神庙”是否为炎帝族文化，但那一推论学界没有得到共识。考古界一般将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问题划归到仰韶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等概念范畴内。
逐鹿之战的考古学探讨
一、涿鹿之地探讨
《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全国只有一个涿鹿县，位于上谷郡内。上谷郡，就是今天河北省宣化县，宣化县距离涿鹿县仅有40 公里。当时上谷郡的管辖范围，相当于今天的张家口市。上谷郡由来已久，战国时属于燕国的管辖地，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仍然设上谷郡。到了汉代，同样沿袭了秦的旧制。那么作为汉代朝廷史官的司马迁“北过涿鹿”考察的就应是位于上谷郡桑干河流域的涿鹿县。
也有一些学者，依据《太平寰宇记》卷四十六的“蚩尤城在(安邑)县南十八里，其城今推毁”、《续夷坚志》卷四的“华州界有蚩尤城，古老言蚩尤阚姓，故又谓之量尤城。城旁阚氏尚多”和《梦溪笔谈·卷三》的“解州盐浑，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泪。滷色正赤，在阪泉之下。但俗谓之蚩尤血”等记载推测认为，山西运城县解镇古称解梁，也曾经称作涿鹿，所以涿鹿之战可能在山西解镇一带，而不大可能在河北涿鹿 。
《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昂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昂于殷。汉之伐楚，昂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巿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川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迁生龙门。”
这段自序表明了，司马迁的祖先早先在周世袭为史官；大约在惠襄之间(约公元前七世纪)迁徙至晋，即今山西中南部；随后分散在赵和秦，赵在今山西南部至河北南部一带，秦在陕西南部的关中。按《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语气，分散在赵和秦的两家司马氏，是保持着密切联系的。而司马迁生在龙门，即今山西韩城附近。
依据太史公自序可知，自西周至汉的约一千年间，司马氏家族一直生活在今河南中西部、山西中南部和陕西南部等地而山西运城恰在这三地的交界之处。而有关涿鹿之战，在《山海经》》《春秋左传》中都有提到，表明这是一个在司马迁之前已经流传了好久的传说。如果涿鹿是在山西运城的话，身为史官的司马氏家族是决不可能对近在身旁的重要信息毫不知晓的。
《尚书》、《山海经》及先秦诸子里的“蚩尤” 《尚书·周书·吕刑》：“蚩尤惟始作乱，延及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
如果仔细考察有关"涿鹿在山西运城说"的来源，可以发现其所依据的古籍文献，几乎都是汉朝以后的作品。这一现象表明，在汉朝以前，古人所说的涿鹿就是指今河北涿鹿；而汉朝以后，开始出现“涿鹿在山西运城”的说法。
二、蚩尤地望探讨
后李文化(自公元前6500年至公元前5500年) 裴李岗一磁山文化(自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 北辛文化(自公元前5400年至公元前4400年) (北辛文化，终结时间约公元前4400年；后李文化和裴李岗-磁山文化，终结时间更早，距古史传说时代的炎黄年代都太遥远，。）
后冈一期文化(自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4000 年) 大汶口文化(自公元前4300年至公元前2500年) 仰韶文化大司空村类型(自公元前3500 年至公元前3000年) （重点探讨这三个与传说时代炎黄年代相近的文化属性。）
后冈二期文化(自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2000年) 山东龙山文化(自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 （后冈二期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终结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这比禹即位的时间都晚。）
这些古文化遗存，是确定蚩尤遗迹的重要实证。
在上述的古文化遗存中，由于后冈二期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终结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这比禹即位的时间都晚，所以不大可能是量尤的遗迹，故不予探讨。北辛文化，终结时间约公元前4400年；后李文化和裴李岗-磁山文化，终结时间更早，都太遥远，故亦不予探讨。
至于认为像涿鹿之战这样改朝换代的大事件，不一定会反映在考古资料中，或者不一定表现出是某一个考古学文化或类型的开始或终结，则也不在此予以探讨。
因此，主要针对后冈一期文化、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大司空村类型等古文化遗存，来分析和探讨蚩尤的可能遗迹。
首先探讨后冈一期文化
后冈一期文化，又称仰韶文化后冈类型，主要分布在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年代大约自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4000年。
有不少学者认为后冈一期文化是蚩尤的遗迹。譬如，韩建业认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所代表的是炎帝族系，后冈类型所代表的是蚩尤族系，庙底沟类型所代表的是黄帝族系。黄怀信认为，由王湾三期(龙山文化)上溯至王湾一期以及庙底沟类型而推定后者为黄帝文化。
但是，这样就自然而然地遭遇到了一个难题:黄河边上的这两个氏族为何把战场设在了远离黄河的河北部鹿呢?
有的学者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就提出了涿鹿是在山西南部的假设。但是，不能因为难以解释黄帝与蚩尤为何把战场设在远离黄河的北方，就把涿鹿之地移至山西。如前所述，涿鹿在河北应当是确信无疑的。
此外，如果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是炎帝遗迹，后冈类型是蚩尤遗迹，庙底沟类型是黄帝遗迹。那么，黄帝的位置是处在蚩尤和炎帝的中间，恰好把两者分隔在东西两边。这样蚩尤与炎帝之间可能存在的任何关系，必须首先要通过黄帝的地盘，这就与许多史料和传说相差太大。所以，仰韶文化后冈类型或后冈一期文化，不大可能是蚩尤的遗迹。
再探讨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省泰山周围地区。年代约始自公元前4300年，到公元前2500年前后发展为山东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分为3个发展阶段：
早期:公元前4300年-公元前3500年；
如果大汶口文化或其中的部分阶段是蚩尤的遗迹，那么涿鹿之战时间上的选项也就可能有三个，即: 公元前2500 年、
如果是公元前2500年，这时在其西北方有后冈二期文化(后冈二期主要分布在豫北和冀南一带）。由于后冈二期文化区域是在大汶口文化区域河北涿鹿之间，因此蚩尤要与黄帝在河北涿鹿决战，就必然先要经过后冈二期文化区域。
那么后冈二期文化的居民，他们是助蚩尤，是助黄帝，还是保持中立？如果后冈二期的居民是助蚩尤的，或者就是蚩尤部属，则后冈二期必然会随蚩尤的战败而与大汶口文化一起终结，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如果后冈二期的居民是助黄帝的，或者就是黄帝部属，那么虽尤在前往琢鹿进行决战之前，后冈二期文化区域必遭大灾，但考古资料并没有证据表明后冈二期遗址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曾发生过灭顶之灾。除非后冈二期的居民保持中立，但这更难以解释。因此，大汶口文化晚期是蚩尤的遗迹，可能性不大。
如果是公元前2800年，那么蚩尤的对手黄帝在哪里呢？也许只能是同时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了。同样的难题又来了：黄河边上的这两个氏族，为何把战场设在了远离黄河的河北涿鹿呢？此外，炎帝又在哪里呢？显然，这些都是难以处理的困惑。而且，公元前2800年之后，大汶口文化进入晚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期，这与蚩尤战败者的结局相去甚远。
如果是公元前3500年，那么蚩尤的对手黄帝就只能是当时最强盛的仰韶文化或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还是同样的难题:黄河边上的这两个民族，为何把战场设在了远离黄河的河北涿鹿呢？此外，炎帝又在哪里呢？
总而言之，大汶口文化也不大可能是蚩尤的遗迹。
最后探讨仰韶文化大司空村类型
仰韶文化大司空村类型，是否可能是蚩尤的遗迹呢？
仰韶文化大司空村类型，分布范围集中在豫北沮河沿岸和冀南漳河流域，年代大约自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000年。
关于仰韶文化大司空村类型，张忠培认为其来源是庙底沟类型，经过钓鱼台类型而发展成大司空村类型。这一观点已基本为学术界所认同。
如果创造大司空村类型的居民是从庙底沟类型地区迁移来的，那么大司空村类型的居民和庙底沟类型的居民应当具有密切关系或者是有亲缘关系，甚至是同族。
如果大司空村类型是量尤的遗迹，那么庙底沟类型就不可能是黄帝的遗迹了，因为没有任何古史传说提到过蚩尤是出自于黄帝的。然而，却有丰富的古史传说和古籍文献，提到了蚩尤与炎帝有着密切关系。《路史·蚩尤传》记载：“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明确地表明了蚩尤的族系，是属于炎帝的一个分支。
如果蚩尤是炎帝之裔，又大司空村类型来源于庙底沟类型，那么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应当是炎帝的遗迹才是。
由于学术界普遍认为炎帝的故地是在渭河流域一带，故有很多学者就把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对应为炎帝的遗迹。
如果大司空村类型是蚩尤的遗迹，那么庙底沟类型就应当是炎帝的遗迹。如果半坡类型是炎帝的遗迹，而庙底沟类型也是炎帝的遗迹的话，那么就会有三种可能性:
考古资料表明，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和大司空村类型，由于它们的文化面貌相似，所以被归于同一种文化，即仰韶文化。同一种考古学文化的不同类型，可能是由不同氏族创造的，但也可能是由同一氏族内的不同支派创造的。如果大司空村类型是蚩尤的遗迹，而庙底沟类型是炎帝的遗迹，又半坡类型也是炎帝的遗迹，则可推断：包括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和大司空村类型在内的仰韶文化它们可能都是同一个氏族一一炎帝的遗迹。而仰韶文化的各个不同类型，则可能是由炎帝或其不同支派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创造和留下的遗迹。
如果仰韶文化是由同一个氏族创造的，则仰韶文化就可以都是炎帝的遗迹。由于仰韶文化历时约两千年，也就是说炎帝时代长达约两千年。
关于炎帝与黄帝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者，……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按《史记》记载，除了提到黄帝分别与炎帝和蚩尤打仗之外，还提到了轩辕氏黄帝是取代神农氏而为天子的。这就是说，轩辕氏黄帝为天子之前，是神农氏为天子。
《帝王世纪》记载：“神农氏，姜姓也。…以火德王，故号炎帝。”这就是几千年来，炎帝与神农氏合而为一的提法，即称之为炎帝神农氏。但近代以来，不断有学者对于炎帝神农氏的并称提出不同观点。徐旭生认为，炎帝是炎帝、神农是神农，因为古籍所载的炎帝和神农的一些言行显然难以归于一人之所为。刘俊男认为，“炎帝与神农实为两人，炎帝排在神农与黄帝之间。”周及徐认为，“'炎帝神农说'流行二千年，然司马迁《史记》无此说，且查检先秦汉初的二十多部文献，言神农或炎帝50多处，神农与炎帝皆不相混，二者的时代特征、重大的行为和事件皆判然有别，是神农与炎帝为先后不同时代之人” 。还有很多学者也提出过类似观点，不再一一列举。总而言之，这一观点在当代的影响已非常大。
有关炎帝神农说
关于炎帝神农说，有两个方面的观念值得探讨：
《周易·系辞》记载：“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轩辕……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周易·系辞》和《史记》，应当是先秦汉初最为重要的两部古史文献，而且都一致地表述神农氏之后是黄帝。这些记载可以这样理解即黄帝、炎帝与神农氏曾经同时过。
目前，无论是把哪个古文化遗存看作是炎帝的遗迹，学者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观念：就是把炎帝看作是指一个氏族，或是一个民族的首领，或称之为炎帝族。同样，神农氏也是指一个氏族的名称。这与把炎帝和神农看作是个人，甚至是某一个人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如果炎帝和神农氏代表的是某个氏族，并且这个民族延续了几百年几千年，那么这期间就会有许多个自称和被称是炎帝和神农的人。也许正因为如此，把不同时期的诸多炎帝、神农的言行记录并流传下来，显然难以归于一人之所为。因此，如果炎帝、神农之名，被当作是民族名称的话，那就不能依据古籍文献中有关炎帝与神农的言行不一致，来断定炎帝与神农之间是否毫无关系。
从《周易·系辞》和《史记》中可以看出，炎帝和神农氏，一个是被黄帝打败的，一个是被黄帝取代的。所以，炎帝和神农氏，都是轩辕氏称黄帝之前的氏族，而且还应当同时代过。如果仰韶文化是炎帝的遗迹，那么与炎帝或炎帝晚期几乎是同时代的神农氏，其可对应的古文化遗存会是哪个呢？而且，黄帝是取代神农氏的，则神农氏的遗迹应当是一个很强大的古文化遗存。
《吕氏春秋·慎势》记载：“神农十七世有天下。”而《尸子》记载：“神农七十世有天下。”南宋的罗泌在其所著《路史》中引《吕氏春秋》也是神农七十世，而不是十七世。由此可知，《吕氏春秋》中的“神农十七世”之词，应当是在南宋之后才被更改的。至少在南宋以前，《尸子》和《吕氏春秋》都是“神农七十世有天下”。也就是说，自古至宋，古史传说中的神农氏，都是历时有七十世。
按《说文解字》所释：“三十年为一世”。如果神农真有七十世，那历时需要两千一百年左右，也就是说神农氏有天下大约长达两千年。
神农七十世，相当于两千年，这是古人所无法理解的一件事，因为夏商周三代加起来也只不过两千年。所以汉朝以后几乎是无人提及此事，宋朝以后更是把“神农七十世”改成了“神农十七世”，再后来以至于今，人们几乎已经认为神农仅仅是一个人了。
如果神农氏有天下约两千年，而与神农氏同时代的炎帝，其遗迹为仰韶文化，历时也是约两千年。这一巧合意味着什么？这可以表明，仰韶文化不仅是炎帝的遗迹，也应当就是神农氏的遗迹。除了仰韶文化之外，还有哪个更强大的古文化遗存可作为神农氏的遗迹呢！因而，炎帝实际上就是神农氏。更准确地说，炎帝出自于神农氏，或是神农氏的氏族首领。如此而言古人称炎帝神农氏，不但正确而且就是史实。
因此，整个仰韶文化正是炎帝神农氏的遗迹，年代自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历时大约两千年。
苏秉琦认为：“宝鸡到陕县是仰韶文化的中心地区”。而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也正是这一地区中最为繁盛的两个古文化遗存。这片以华山为中心的区域，很可能就是炎帝的中心地区或都城所在。
而蚩尤是炎帝之裔，居住在今山东、河北、河南三省交界处一带。而源出于庙底沟类型的大司空村类型，可以认为正是蚩尤的遗迹。
三、琢鹿之战的史实与真相
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在神农氏末期，轩辕氏与炎帝发生了阪泉之战，然后轩辕氏又与蚩尤发生了涿鹿之战，最后轩辕氏取代神农氏为天子，称为黄帝，由此而导致了改朝换代。
但这一记载流传到近代，出现了诸多置疑：阪泉之战与涿鹿之战发生在何时？与炎帝和蚩尤打仗的轩辕氏又在何处？战场为何竟在北方?
公元前3000 年前后，一条重要的时间分界线。
据《史记》记载，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是炎帝和蚩尤被打败，并最终导致轩辕氏取代神农氏的一个重大事件。如果仰韶文化是炎帝神农氏(包括蚩尤)的遗迹，那么仰韶文化的终结时间，所对应的应当就是阪泉之战与涿鹿之战的时间，也就是公元前3 000 年前后。
据《史记》记载，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后，轩辕称天子，黄帝时代开始。《竹书纪年》记载：“黄帝至禹，为三十世。”三十世相当于九百年。据“夏商周断代工程”2000年最新研究结果，推断禹即位之年为公元前2070年。若加上九百年，则黄帝即位之时大约可向前推至公元前3000年了。
考古资料显示，公元前3000年是龙山文化取代仰韶文化的分期界线。龙山文化取代仰韶文化，所表现出的文化突变，比任何同一地域上的古文化遗存之间的变化都要大。由仰韶文化向前一直追溯至大地湾文化(或老官台文化) ，而由龙山文化向后一直延伸至二里头文化，这两大系列内的各个古文化遗存之间，都没有发生过像龙山文化取代仰韶文化时那样的巨大变化。而这一巨大变化或文化突变现象用改朝换代来解释应当是最妥切的。
因此，把阪泉之战与涿鹿之战的时间定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是最恰当的，既符合《竹书纪年》的记载，也可与考古资料相对应。
在公元前3000年之际，即炎帝神农氏末期，整条黄河自西向东分布着各个古文化遗存，西端的黄河上游是马家窑文化，广阔的中部流域是实力最强的仰韶文化一一属于炎帝神农氏，其中包括大司空村类型一一属于蚩尤，东端的黄河下游是大汶口文化。
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少皥之墟在鲁”。又有传说少皥建都在穷桑，或叫空桑。而这些地理都在今山东曲阜之北。而曲阜之北、泰山之南，正是大汶口文化的中心地带。因而，很多学者都认为，大汶口文化是属于少皥氏的。
轩辕氏又在何处呢?
根据《史记》作者司马迁的亲历和表述，可知阪泉和涿鹿这两个地方，汉时都在上谷郡，也就是现在的河北宣化一带。既然战场是在北方，那么马家窑文化就不可能是轩辕氏的故地。同样，轩辕氏的故地也不可能是在黄河以南地区。因此，轩辕氏的故地只能从北方地区的古文化遗存中识别。
苏秉琦认为：“考古发现正日渐清晰地揭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五帝时代以五千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阶段，以黄帝为代表的前半段主要活动中心在燕山南北，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对应。”苏秉琦是最先提出红山文化有可能是黄帝轩辕氏遗迹的。
红山文化女神像
红山文化女神像复原图（典型的“华北脸")
《太平御览》卷三三九引《兵书》：“黄帝之时，以玉为兵。”《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史记·封禅书》记载：“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南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馀人，龙乃上去。”
传说中的黄帝有尚玉、尚云、尚龙等风俗，这与红山文化出土的勾云形玉佩、碧玉C 型龙等玉器，以及所表现出的玉文化，非常对应。
如果红山文化是轩辕氏的遗迹，那么轩辕氏与炎帝、轩辕氏与蚩尤的战场为何远离黄河而在北方的这一千古之迷，也就很容易明白了。
如此，涿鹿之战前夕的形势大致是这样的：
大汶口文化区域居住的是少皥氏，仰韶文化区域居住的是炎帝神农氏，其中大司空村类型区域居住的是蚩尤氏。考古资料显示，大司空村类型的分布区北达冀西北桑干河、大洋河流域。也就是说，公元前3000年之前，炎帝神农氏或蚩尤的族人最先抵达和占据包括阪泉、冻鹿在内的河北桑干河、大洋河流域。
红山文化区域居住的是轩辕氏，涿鹿之战之前轩辕尚未称黄帝。大约于公元前3000年开始，由于科尔沁沙地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沙漠化逆转，对红山文化所在区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这场大规模的气候变化导致居住在红山文化区域的轩辕氏开始分批离开故土南下，这样就到达甚至闯入炎帝神农氏族人居住的大洋河、桑干河流域，南北两大氏族在桑干河流域相撞就这样成为了历史。
考古资料显示，桑干河流域的若干古文化遗址，存在有红山文化层叠压在仰韶文化层之上的现象。这表明了在桑干河流域一带，出现过红山文化取代仰韶文化的事实。
而这个事实所表现出的史实与真相是，当红山文化的居民因气候变化等原因南下桑干河流域，而闯入炎帝神农氏的领土，并企图长期占据时，炎帝率领族人来到桑干河流域进行驱逐，这就是《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载的“炎帝欲侵陵诸侯”之情形。随后，红山文化的轩辕赶来救援，“诸侯咸归轩辕”。就这样，在轩辕的统领下，在桑干河流域的阪泉之野与炎帝发生了大战，并打败了炎帝。但是，轩辕并没有杀死炎帝。据《逸周书·尝麦篇》记载：“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司口口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这里的“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是指阪泉之战后，轩辕氏与炎帝达成了妥协，从而诞生了轩辕和炎帝二后(古时称天子为后) ，故谓“诞作二后”。“ 命蚩尤宇于少昊”即命令蚩尤的地盘仅限于靠近少皥的地方(大司空村类型的核心区域在豫北冀南，紧邻大汶口文化区域) ，此命令的要点在于蚩尤的地盘不得远至桑干河流域。而“司口口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深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是说当此事传到蚩尤，显然是不成的，蚩尤亲自来到桑干河流域，逼迫炎帝(赤帝)废除协议甚至亲自实行驱逐。鉴于与轩辕氏之间的妥协，炎帝非常惊恐地把此事通报给了轩辕。这样，轩辕就以“蚩尤作乱，不用帝命”(见《史记·五帝本纪》)为由，又与蚩尤发生了大战，这就是后人所谓的涿鹿之战。
传说涿鹿之战极其艰难，蚩尤勇猛善战，“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屡处下风。后来黄帝之所以战胜蚩尤，是因为得到了玄女等多路神人的帮助等等。
《太平御览》卷十五引《黄帝玄女战法》：“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黄帝归于太山，三日三夜雾冥。有一妇人，人首乌形，黄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妇人曰:'吾玄女也子欲何问? '黄帝曰:'小子欲万战万胜遂得战法焉。”
这个故事虽然有些晦涩，却是一段有关涿鹿之战的真实记叙。
首先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发生在太山。太山即泰山，正是大汶口文化的中心地区。而泰山南麓、曲阜之北，也就是《左传·昭公十七年》中所说的"少皥之墟"的地方。因此，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发生在少皥的统治中心一一泰山地区。
其次，所谓“人首鸟形”应当是以鸟为纪或身着鸟形服饰的少皥的族人。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少皥氏鸟名官，…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即少睡氏以鸟为纪。
再次，自称“吾玄女”者，应当是少皥玄鸟氏的一位女性族人或首领。这个故事表述了，当黄帝与蚩尤屡战屡不胜时，黄帝自己或派遣部下来泰山地区与少皥联络，寻求联盟，共商战法，最终联手击败蚩尤。
考古资料表明，仰韶文化之后是龙山文化，而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异，但与大汶口文化之间却有着很多的相似性。譬如庙底沟二期文化与大汶口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大汶口文化又是山东龙山文化(又称之为典型龙山文化)的来源;而河南龙山文化又受山东龙山文化影响。这也表明了，公元前3000年之后大汶口文化的少皥势力开始向炎帝神农氏的仰韶文化故地扩张，这是少皥参与涿鹿之战并作为战胜者的最好实证。
涿鹿之战之后，桑干河流域为轩辕氏所占据，这一地区的仰韶文化被红山文化取代是最好的实证；而少皥也开始了向炎帝神农氏故地进行扩张，深受大汶口文化影响的龙山文化的兴起是最好的实证。轩辕氏(龙)与少皥氏(凤鸟)之间的联盟，开创了一个龙凤呈祥的新时代。
涿鹿之战之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时疆域：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如果黄帝时代始于公元前3000年，根据考古资料，这一疆域不仅正好包括了原仰韶文化区域，也正好包括了同时期的大汶口文化区域和长江流域各古文化区域，包括深受龙山文化影响的良诸文化(旧称杭州湾龙山文化)、屈家岭文化晚期或青龙泉三期文化(湖北龙山文化)伽峭。如果再加上红山文化区域的话，那么《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的黄帝疆域，恰好把公元前3000 年前后中国境内最发达的古文化遗存都包括在内了，这一疆域远远超出了炎帝神农氏的统治区域(即仰韶文化区域)。这充分表明了，黄帝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摘自：http://www./blog/19540 博雅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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