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蛮族入侵前的西欧第一节 希腊的城邦世界城邦战争的实质希腊的地理环境究竟是怎样的，为什么先后在此生存的迈锡尼人和希腊人都无一例外地从游牧生活走向农业社会的商业贸易之路呢？《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作者写道： “希腊地区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找不到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广阔的平原，……在希腊和小亚细亚沿海地区，只有连绵不绝的山脉，这不仅限制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把陆地隔成小块。” “希腊土壤较适于经营橄榄园和葡萄园，而不适于作麦田。” “开始时，这些城邦主要靠自然农业、放牧和捕鱼为生。但是，到公元前8世纪初，这一自给自足的经济因人口密集而遭到破坏。渴望土地的农民不得不到海上去当强盗、商人或殖民者，或者如时常发生的那样，三者兼而事之。”“殖民地用船把以谷物为主的各种原材料运到人口过剩的希腊，作为回报，得到酒、橄榄油和诸如布、陶器等制成品。……由于多岩石的山坡能用来种植葡萄树和橄榄树，土地的开垦面积大大增加。因而，转向商业性农业，使能够养活的人口比从前经营自然农业时增长二至三倍；此外对制造业的促进也是很大的，这可以从不仅地中海周围，而且深入内陆，在俄国中部、德国西南部和法国东北部也发掘出大量希腊陶器这一点上看出来。”（第八章第202、203页） 希腊地理环境已经非常明白地告诉我们，仅靠希腊本土城邦的农业资源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对土地和粮食的需求，走出去寻找新的天地是自然形成的愿望。“从公元前8世纪中期到前6世纪晚期，他们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建立了400多处殖民地。”（《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第10章第255页）当然，只有其中的一小部分发展成规模较大的城邦。殖民地与希腊本岛的经济关系，就像后来的西欧与美洲殖民地初期的关系一样，殖民地为希腊半岛提供粮食和手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希腊半岛则为它们提供橄榄油和葡萄酒，更重要的是提供手工业品，因为这些才是殖民地所不能生产的。由此可见，希腊本岛尽管缺乏农业、矿业和手工业资源，但它是农产品的消费市场和手工业品的制造中心，当然更是文化中心。 因为所有殖民地都建在海岸边，所以历史学家称希腊文明是海岸线文明，这一点没错，但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有的历史学家指出，以爱奥尼亚闻名的“小亚细亚这些新建的希腊殖民地由于遭到为数众多的当代居民的抵抗，只能局限在沿海地区，从未能扩张到内陆”。（《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第六章“四、游牧民族对边缘文明区的入侵”第161页）这或许是一个原因，但绝不是根本的原因。所有的殖民地分布在沿海地区，只能说明它们都是以商品贸易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在当时，只有海运才能支撑这些大宗货物运输，而与海运相辅相成的人口密集地区也都在沿海地区。因此，所谓海岸线文明实际上就是一个以海运贸易为基础的商业农业社会。“到公元前6世纪，希腊殖民地遍布于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海岸，居住在这些殖民城市的希腊人超过了希腊半岛本身。”（《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第10章第255页）这样经过2个多世纪的殖民扩张，就差不多基本形成了希腊的城邦世界。 当能够拓展的地区都被占据之后，市场的高速增长停止之后，不同城邦间的商业竞争就开始了。在此期间，各城邦的政治体制也大都由贵族寡头政治转变为僭主政治。所谓僭主政治，其本质就是由原来的贵族阶层之间不同政治派别的斗争，演变成贵族家族之间的斗争，僭主借助平民的力量来削弱贵族的政治权力。比如雅典的伯里克利就是通过扩大500人会议的代表资格和赋予其最高权力，一方面削弱了贵族代表人数，另一方面使他能够凭借个人威望获得实际权力。许多历史学家都盛赞伯里克利的雅典达到了民主政治的顶峰，他们都没有或不愿意看到，在民主表面之下隐藏的却是个人实际政治权力的扩大和因此导致的对最高权力的争夺。总之，希腊各城邦内部通过政治体制的改变已经完成了政治权力的相对集中。 在城邦间的商业竞争演变成全面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之前，波斯人插了进来。实际上，在地中海西部地区，还有另一个政治势力，这就是腓尼基人建立的商业城邦，但此时，他们与希腊人之间还仅限于商业竞争。波斯人的势力扩展到小亚细亚后，首先与小亚细亚沿岸的希腊殖民地发生冲突。“公元前6世纪中期，波斯人征服了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波斯人暴虐地干涉这些城邦的内部事务，使它们于公元前499年发动了反对波斯人的起义。”（《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第八章“二、古典时代”第206页）希腊半岛向他们的同胞伸出了援手，派出海军予以协助，但是没有奏效，起义的城邦于公元前494年再次臣服。为什么这次希腊本岛对殖民地的要求给予了回应呢？原来形式已不同于公元前6世纪中期，波斯人的野心已暴露无遗，波斯人已经从北面的陆地威胁到了希腊半岛的安全。所以，希腊城邦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而不是同胞的手足之情，才出兵援助的。这或许就是希腊城邦世界政治独立的代价吧。 波斯人步步紧逼。公元前490年，波斯人从希腊半岛雅典西北的马拉松登陆。在保卫自己家园时，希腊人表现出了可敬的勇气，击退了波斯人的入侵。至此，希腊人也没有主动回击波斯人，毕竟希腊人习惯于沿海的生活，他们对不能进行商业贸易的小亚细亚的内陆地区也没有兴趣。十年后，公元前480年，波斯人再次集结更强大的军队——10万大军和1000艘战舰——向希腊人发起攻击。这回波斯人改变了策略，取道色雷斯和色萨利由陆路进攻，由海军进行牵制和补给。在温泉关全歼了前来阻挡的希腊城邦联军后，所向披靡，攻陷并洗劫了雅典城。但是希腊联合舰队在雅典人领导下，击溃了波斯海军。失去了海军的策应，波斯人不得不从希腊半岛撤退，结果在第二年，又让希腊海军赢得一次胜利，彻底结束了波斯人染指希腊半岛的梦想。 在公元前5世纪的头二十年的希波战争中，雅典人首当其冲，斯巴达人也倾力与其他城邦一起抗击波斯人。希腊人在外敌面前同仇敌忾，团结一致。由于海军在战争中的突出表现，更由于雅典海军的中坚作用，希腊城邦成立了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因同盟总部设立在提洛岛上，故此得名。“原则上各盟邦地位平等，召开全盟例会时，每一加盟城邦各只有一票表决权。但实际上，从一开始，便由雅典派出将军，掌握行政领导权；没有战舰或不愿意提供战舰的盟邦须向雅典交纳贡金。雅典还逐渐加紧对入盟各邦德控制；同盟金库从提洛移至雅典；雅典铸比成为共同的交换媒介物；入盟各邦不得退盟。因而，到公元前450年，同盟已变成了一个帝国”。（《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第八章“二、古典时代”第209页）这就是说，由波斯人引发了希腊城邦世界的军事联盟，正在逐渐转向政治联盟，雅典城邦正在图谋希腊城邦世界的政治首领地位。当雅典人把盟邦交纳的贡金由于雅典的城市建设时，引起了盟邦的不满。他们起来反抗雅典人，拒绝交纳贡金或要求退出同盟。雅典人当然不会同意，便会出兵镇压。有的历史学家认为，“煽动反叛的都是主张寡头政治的不同政见者，因为广大人民通常并不认为雅典的公民大会是压迫者，相反，把它看作是反对他们本国压迫者的保护人”。（《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第八章“二、古典时代”第209页）我认为，事实也并非完全如此。此时的希腊城邦都还非常珍惜自己的独立政治地位，如果不是雅典的殖民城邦，对雅典的干涉肯定会不满。只是限于外敌的隐忧才不得不忍气吞声。交纳入盟贡金，显然增加了盟邦的经济负担，有一些人对此颇有怨言。但不管怎么说，希腊的城邦世界，政治观念已经在发生变化了，势力强大的城邦已经表现出了对其他城邦的控制欲望，这显然是政治统一的先兆。如果不是马其顿人异军突起，谁又能说希腊的城邦世界不会在内部争斗中实现政治统一呢，这可不是猜想，马其顿人征服希腊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明。 当波斯人的危险渐渐成为记忆后，提洛同盟的内部也开始分化。斯巴达人没有加入提洛同盟，它也有自己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于是，希腊城邦世界的两个政治势力之间的直接对抗终于爆发了。公元前431年——也就是希波战争过去半个世纪——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雅典和斯巴达的直接对决，但绝不是民主政治和寡头政治的对决。希腊世界终于开始了政治统一的进程。起先，斯巴达军队连年进攻都始终无法突破雅典和大海之间的“长城”防线。雅典在公元前429年发生了一场大瘟疫，人口死了近一半，虽然削弱了雅典的军事力量，但战事还是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公元前415年，雅典人决定派海军远征西西里岛上的斯巴达殖民地，希望以此切断斯巴达的粮食供应。也许是上天的意思，曾经强大的雅典海军在西西里遭到惨败，雅典人的主动出击却成了授人以柄，雅典人损失了绝大部分生力军。这样斯巴达人终于得以突破雅典人的防线，在公元前404年打到雅典城下。经过围困之后，雅典人宣布投降了。斯巴达人拆掉了雅典的高大城墙，海军舰只也被全部略作。斯巴达人胜利了。 希腊城邦间的争斗一旦开启，在没有最终实现政治统一之前就绝不会停止，就像潘多拉的盒子。斯巴达的霸主地位也要接受挑战。此后的希腊世界，就一直上演着城邦争霸的大戏。“在雅典投降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希腊世界的霸权先后被斯巴达、底比斯、克林斯和其他城邦攫取。”（《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第10章第257页） 由此我们看到，希波战争成为希腊城邦世界内部争斗的引子，其后的雅典与斯巴达的争斗只是希腊城邦世界争霸的开始，希腊城邦世界内部争斗的实质是政治统一的过程。只是希腊城邦的政治独立传统太强大了，这个政治统一的进程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有可能实现。历史学家们只是哀叹希腊诸城邦间的争斗，却没有看到这些争斗正是朝着政治统一的方向发展。如果非要感慨地话，那就是人类的本性，即武力是人类不同政治集团间争端的最后解决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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