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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园林历史与历史园林
[主讲] 郭明友
[时间] 2013年01月12日
第一章 明代苏州园林研究的几个相关问题
第一节 古国史话——苏州行政地位的沉浮及行政区域的变迁
在中国历史名城中，苏州古城属于最古老的那一种，不仅城址和规划选定得早、变化小，而且，至今古城内外许多里、巷、河、渠、坊、路的名称，依然延续了阖闾筑城之初的音义。然而，在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勾吴”、“吴州”、“吴郡”、“苏州”等词，却在时间、空间、政治、文化上，都经历了不断地演进和变化。
1.1.1.行政地位的沉浮
宋濂说：“吴在周末为江南小国，秦属会稽郡，及汉中世，人物财赋为东南最盛，历唐越宋，以至于今，遂称天下大郡。” 从古勾吴国，到明代苏州府，城市地方行政机构的地位与性质，不断在州（府）、郡（县）等二、三级之间变换，行政辖区在范围不断缩小，连城市名字也相继变更了十多次。
泰伯奔吴后，断发文身，率民建邦，此时吴地是一个南蛮小国。武王伐纣后，泰伯第五世孙周章受封，建都勾吴，吴地正式成为诸侯国。春秋时，吴王阖闾、夫差先后征讨楚越，入主中原，一时成为诸侯盟主。随着越灭吴，楚并越，勾吴成为楚国大夫春申君黄歇的封邑。
秦并六国后设立郡县，吴地归入会稽郡，苏州为郡治所在。西汉初年，刘邦废楚王韩信，分淮东楚地五十三城为荆国，封侄儿刘贾为王，建都吴中。七国之乱后，吴地随会稽郡划入扬州。东汉永建四年（129），会、吴分治。会稽郡治迁至山阴（绍兴）。吴郡以苏州为郡治，统领十三县。此后直到隋初的四百多年里，吴郡大多时间里隶属于扬州或南徐州，为三级地方机构治所。隋开皇九年（589），取姑苏山名，改吴州为苏州， 苏州自此得名。开皇十年（590），州治迁移至石湖横山脚下，建新城，唐代初年又迁回旧城，设苏州都督。中唐以前，苏州先后受润州、江南道、扬州节制。大历十三年（778），设处置观察使治苏州，苏州升雄州列，再次回到二级地方政权机构行列。
光化元年（898），钱镠据苏州，九年后接受后梁敕封，为吴越王。苏州属吴越国，为中吴府。这期间，苏州为介于州郡与王国之间的半自治状态。北宋开宝八年（975），改中吴军为平江军，孙承佑为节度使，苏州属江南道。三年后，吴越纳土归宋，苏州隶属于两浙路。北宋政和三年（1113），升苏州为平江府（苏州称平江始于此）。元代改平江府为平江路，属江淮行省（省治在扬州）。至正十六年（1356），张士诚占据苏州，改平江路为隆平府。张士诚一面假意降元受封太尉，一面拥兵割据，称王封吏，苏州再度回到半自治的状态。
明初，改平江路为苏州府，隶属江南行中书省。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后，苏州府直隶于南京六部。
1.1.2.行政区域的变迁
依据现有的文献资料推断，自泰伯建邦，到诸樊南徙，这二十余世里，作为荆蛮小国，古勾吴国势力所及，大致在长江以南、嘉兴以北、常州以东、沿海以西的这块土地上，基本上等于今天的“苏南”。 吴王诸樊、阖闾父子筑苏州城以后，吴地两千多年的行政中心一直在苏州，而统辖的属地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吴王夫差曾南伐瓯越，西践荆楚，争霸齐晋，逐鹿中原，虽如昙花一现，却是吴国历史上辉煌极盛时代。在属地范围的演变上，从古“吴国”，到“会稽郡”、“吴郡”，再到“苏州”，以苏州为治所的地方政权统辖范围，呈逐渐缩小的变化趋势。
秦代推行郡县制，会稽郡总领东南26县。汉初荆国（吴国）有53城，实际范围为24县。 东汉初吴郡、会稽郡分治，浙江中南部版图从吴地分出，吴郡统领13县。 西晋太康二年（281），毘陵郡自吴郡分出，吴郡统领11县， 太湖西北土地自吴地分出。南朝陈祯明二年（588），分吴郡设海宁郡、吴州郡，浙东土地自吴郡分出。隋初设苏州时，苏州仅统领吴（含昆山）、乌程、常熟3县。 唐大历十三年（778），苏州升列雄时，也仅仅统领吴县、长洲、嘉兴、海盐、常熟、昆山、华亭7个县。宋政和三年（1113），苏州升为平江府，领县为吴县、长洲、昆山、常熟、吴江5个县。元代改平江府为平江路，领吴、长洲、昆山、常熟、吴江、嘉定6县。明初，改平江路为苏州府，属地因仍元代旧制，后扬州府崇明县改隶苏州府，则增为领7县。明弘治年间置太仓州，隶属于苏州府。因此，明代中期以后，苏州府属地为1州7县。
与此同时，吴县作为拱卫郡治的核心县邑，属地也在不断地被拆析、被缩小。西晋太康四年（283），分吴县东北虞乡土地置海虞县。唐万岁通天元年（696），分吴县东部土地置长洲县。钱镠割据期间，分吴县南部板块置吴江县。
与行政地位与城市名称变化相比，州府下辖属地范围的变化，可谓桑田沧海，然而，后人也不难看出，以苏州城为中心的古吴国核心圈，却几乎没有太大变化。而且，隋唐以下，这一范围基本上得到中央皇权和地方官员的一致认可，所以，这一相对稳定的状态一直延续到明清。因此，“明代苏州”是一个地理范围比较清晰、风土人情相对一致的人文地理概念。
第二节 吴韵流风——苏州民俗、士风及文化思想特色的形成与演变
在中国古代文化大系中，吴地是一个区域特色鲜明的文化圈，是中华文明体系内一个圆融而自足的子系统。《苏州人物小记》说：“今苏之为郡，长江北枕，洪海东抱，西有石城虎阜之蟠郁，南有笠泽金鼎之汹涌，以至具区夫椒，朝云暮涛吞吐万状，诚英灵之气薮也。非有豪杰之士产于其间，其何以当如是之发露哉？……吾知今山川之秀，益以钟天地之气，益以聚而人材之盛，又不止乎是者。苍姬之所荒服，当不为万世文华之灵域哉。” 作为吴地一种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文化艺术形式，园林艺术的发展与区域的经济生产、主流哲学思想、艺术审美观念，以及融合诸因素而显现出来的民俗、士风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记录吴地风土人情、民风士风的历史文献有许多，影响较大者，较早的有司马迁的《史记》、赵晔的《吴越春秋》、陆广微的《吴地记》等，稍晚些有范成大的《吴郡志》、王鏊的《姑苏志》、杨循吉的《吴邑志》、《长洲县志》，以及清代历次修订的府志等等。与大而全的著作相比较，一些地方小志、散记，往往简括概要，博约中允，明代黄省曾的《吴风录》，堪作其中翘楚。陈其弟点校的《吴中小志丛刊》，王稼句编纂、点校的《苏州文献丛钞初编》，是此类小志与散记的汇编，在地方文化历史考述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1.2.1.东南小国，离儒尚道
姬周文明发祥于渭水，在传统的儒家历史学视野中，姬周代表了当时中华大地上最先进的农耕文明。武王伐纣后，姬周对形成于中原农耕文明土壤上的文化观念进行了制度化、系统化，这就是历史上的“周公制礼”。通过借助王权，周天子把这套礼制向周边各诸侯、各部族进行渗透和推行，这就是“化夷”与“变夏”。后世儒家就是沿着这一农耕政治文化的思维模式，来构建其哲学体系的。然而，这一切，从一开始到宋元，在约两千年漫长历史时期里，对于远离中原的吴郡来说，似乎都是遥远而无关乎己的事情。
各地的早期文明、文化，都直接来自于先民的生产与生活。尽管良渚文化有中国最早的水稻种植文明，但是，吴地生产方式与中原农耕之间的差别是长期持续存在的。“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 “其土污潴，其俗轻浮，地无柔桑，野无宿麦，饪鱼饭稻，衣葛服卉”。 可见，吴地文化从产生之初，就走在了与渭水流域的周原农耕类型文明不同的道路上。也许正因为此，泰伯作为古公亶父的长子，尽管很伟大，奔吴后却没有用周原农耕文化来着力移风易俗，而是自觉地断发文身、从俗如流。直到春秋后期，尽管出现了吴公子季札、南方夫子言偃，儒家哲学也没有在吴地形成气候。所以，在东南勾吴水乡，儒家思想早期没有生根的土壤，后来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推行。后世牧民官吏为此感慨道：“学校之风久废，诗书之教未行……盖隔中夏之政，浸小国之风。” 也就不足为奇了。
与此相反，道家思想却早早在这个偏远南国生根开花，生机勃勃。相对于儒家礼制文化思想的稳定、保守、务实、和顺等特性，道家哲学显得充满灵动、积极求变、排斥礼教和张扬自我。或得益于灵山秀水，或得益于国小地偏，或得益于渔猎水耨，总之，标举着小国寡民，充满浪漫幻想的早期道家哲人，绝大多数都生活在吴楚泽国。而且，尽管经历了秦汉一统、独尊儒术，吴地文化哲学大势也没有弃道从儒，而是沿着地方传统文化思想的既定方向，走上了尊道崇佛的非主流之路。所以，范成大说：“其俗信鬼神、好淫祀”，“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 直到明代中叶，吴人依然“好谈神仙之术”，“善著书，然喜裒集文章杂事，无明莹笃实而通经者。”
从中国古典园林艺术视角来看，道家哲学塑造了吴地风俗与文化的基本品格，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前提。这一前提不仅为后世苏州不断大量地营造寺观园林提供了最直接的思想动力，为苏州历次园林艺术兴盛提供了哲学根基，打造了支撑造园艺术经久不衰的文化环境，而且，渗透到园林艺术兴造的过程，成为塑造苏州乃至江南园林艺术风格最主要的审美哲学。
1.2.2.民风淳朴自然，士气任性率真
作为朴素的自然辨证哲学，道家思想倡导自然而然的人生状态，宣扬率真任性的生活方式，这对吴地长期保持自然淳朴民风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陶澍抚吴时，在沧浪亭建五百名贤祠，雕历代与吴地相关的名贤之像，以供世人缅怀、瞻仰。对于苏州来说，这不是首创；对于吴地来说，这也非孤例。《吴郡志》说：“旧通衢皆立表揭，为坊名，凡士大夫名德在人者，所居往往以名坊曲。” 为贤德人士立坊以旌表，在吴地具有广泛的普遍性，与苏州五百名贤祠相比，无锡惠山历代名贤祠堂群，要壮观、庄重的多。尊美德、重廉洁、崇正义、尚公平，这些坊曲之名和祠堂使吴民自然淳朴的风尚成为一种鲜明的具象。有意思的是，吴地这一风尚所嘉许的先贤，并不以放弃个性、循规蹈矩著称——即便是沧浪亭五百名贤祠选供的儒臣，也不仅仅是因为奉儒守官、忠君履职而被敬仰，立坊建祠更多还是基于对人类最朴实道德准则的认可，对独立、自尊、率真、洒脱的人格的尊重。所以，黄省曾说：“自甪里、披裘公、季札、范蠡辈前后洁身，历世不绝，时时有高隐者。” 张瀚为“鲈鱼莼菜”之思而逃仕，苏舜钦巾幅小舟情寄沧浪，更是长期成为吴地士风所向的标杆。
吴地民风士气的自然、率真，也表现在淳厚而博大的包容性上。《吴风录》说：“梁鸿由扶风，东方朔由厌次，梅福由寿春，戴逵由剡适吴，国人主之，爱礼包容，至今四方之人，多流寓于此，虽编籍为诸生，亦无攻发之者。亦多亡命逃法之奸，托之医、卜、群术以求容焉。” 沧浪亭五百名贤祠所供奉的贤君子中，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来自于吴邑之外。泰伯奔吴能够以流亡公子率民建帮，也是这种文化风气的生动诠释。
“吴俗好用剑轻死，六朝时多斗将战士”。率性而为、意气用事的风尚，使吴人在历史上一段时间里，以勇武好斗出名。“其人并习战，号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 尽管六朝以后，吴地民风士气逐渐转向外柔内刚，但是，在元明间文人逃避张士诚、朱元璋、朱棣等帝王的差遣中，以及历次与税监、阉竖的斗争中，这一刚性气息还是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1.2.3. 造物风尚务求精巧、富有情趣
以儒家哲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有鲜明的重道轻器特征，造物审美追求“制器尚象”、“文质彬彬”。吴民造物则更多地表现为务求精巧、富有情趣。《吴风录》说：“自吴民刘永晖氏精造文具，自此吴人争奇斗巧以治文具。” 造物尚巧的案例，贯穿了整个吴地工艺美术史。
在建筑方面，早期有苏州古城、姑苏台，后期有园林、楼观、石桥、砖塔等等，无不凝聚了吴民造物的大巧与睿智。据说夫差在姑苏台曾为西施营造响屧廊，在馆娃宫造玩月池，这应该是较早利用回声共鸣与光线反射原理造境的成功案例。在经济生产与工艺美术方面，早期有吴剑、吴钩闻名天下。到了明代以后，苏州香山帮更是几乎成为能工巧匠和中国建筑最高水平的代名词。在生产什物、生活日杂及雅玩清供方面，“苏式”不仅意味着一流的品质，代表了“明式”，而且成为引领时尚的指针。晚明吴地文人张瀚说：“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浙、直次之，闽粤又次之。” 又说：“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而之俭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吴地不仅造物机巧精致、工艺卓越，对劳作活动的重视，对能工良匠的尊重，也是其他各地所不能比拟的。在儒家思想中，士、农、工、商品阶清晰，君子“劳心”，耕织、渔猎、园圃、手艺等，都是“劳力者”的事情。然而，在吴文化传统中，士固然可敬，农、工、商却也不可鄙，其间的界限也不分明，而且，许多士对于耕、渔、园、圃等小道、小器技术，也倾注了大量的热情和才情。范蠡助越灭吴，算是吴人大敌，但是他泛舟货殖的后半生，主要活动范围在吴地，据说第一部《鱼经》就出自他手。陆龟蒙自号江湖散人，一生情寄山水、心远庙堂，是洒脱的高士。然而，他不仅长期亲自参与农事，而且撰写《耒耜经》，详细记录了“农之言”和“民之习”，以及诸多生产器具，颇有农夫和匠人味道。比如，仅解释“犁”，就对犁镜、犁壁、犁底、犁箭、犁辕、犁梢、犁评、犁建、犁盘等“木与金凡十有一事”逐一描述，对部件名称、制作材料、制作过程、结构搭配、应用范围、使用方法、产地与优劣等，都进行了详细说明，这也是中国农业史上关于曲辕犁最早、最详细的记录。不仅仅如此，陆龟蒙还写过《祝牛宫（牛栏）词》，他和皮日休都写过《鱼具诗》，来对这些小器进行倾情祝颂。
明代中叶的吴人黄省曾，一方面师从王守仁、湛若水钻研阳明理学，另一方面又著有《蚕经》、《芋经》、《鱼经》、《兽经》等生产造物著作，对蚕桑之事的艺桑、宫宇、器具、种连、育饲、登簇、择茧、缲拍、戒宜，对种芋头的释名、食忌、艺法，对淡水和海水中的各种水产的种类、习性、饲养方法等等，都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总结归纳。明末才子张岱，甚至把良匠治器这一传统鄙事，上升到“近乎道”的高度：“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镶，赵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银，马勋、荷叶李之治扇，张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但其良工苦心，亦技艺之能事。至其厚薄深浅，浓淡疏密，适与后世赏鉴家之心力、目力针芥相投，是岂工匠之所能办乎？盖技也，而进乎道矣。”
1.2.4.竞豪奢、好冶游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吴地竞豪奢、好冶游的风尚，至少在春秋后期就非常突出了。《吴越春秋》记载，“阖闾之霸时”曾“自治宫室”：“立射台于安里，华池在平昌，南城宫在长乐。阖闾出入游卧，秋冬治于城中，春夏治于城外，治姑苏之台。旦食鱼且山，昼游苏台，射于鸥陂，驰于游台，兴乐石城，走犬长洲，” 为了游姑苏台，阖闾还造了九曲路。《吴郡志》又说：“吴王夫差筑姑苏之台，三年乃成。周旋诘屈，横亘五里，崇饰土木，殚耗人力。宫妓千人，台上别立春宵宫，为长夜之饮，造千石酒钟。又作天池，池中造青龙舟，舟中盛致妓乐，日与西施为嬉。又于宫中作海灵馆、馆娃阁、铜沟、玉槛，宫之楹榱皆珠玉饰之。” 据说夫差为了取悦美人，还造了玩月池、响屧廊。
这里有一点很值得玩味：吴地国小地偏，阖闾、夫差所营造离宫别苑的规模，却比同期中原诸国都要宏伟、华丽，而且，“自治宫室”的目的也很清晰，就是为了自娱自乐——在中国建筑史上，春秋时期筑高台、造宫殿的主流审美观念，还在神王与人王共娱的“象天法地”阶段呢！从某种意义上看，吴民春游石湖、西山，夏游葑门荷宕，秋月夜游虎丘，以及造物追求精工典丽、怡情自乐，这种“竞豪奢、好冶游”的享受人生的风尚，背后深藏着的是对人生价值与快乐独到的思考和感悟。
1.2.5.重商兴商
王鏊说：“今观之吴下，号为繁盛，四郊无旷土。其俗多奢少俭，有海陆之饶，商贾并凑。精饮馔，鲜衣服，丽栋宇。婚丧嫁娶，下至燕集，务以华缛相高。女工织作，雕镂涂漆，必殚精巧。信鬼神，好淫祀，此其所谓轻心者乎。” 吴地重商兴商也可以被看作是造物尚巧、重视手工业风气的延伸。从经济地理学和历史文化学上，还可以为吴地兴商找出许多原因，其中，土地狭小、赋税沉重而必须辅以工商，地处长江口与太湖之间便于转运，应该是两个最重要的原因。从南宋时就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但是，在历代“东南财赋，西北甲兵”的赋税政策下，农业给吴民所带来的更多是沉重田赋，并没有为地方财富积累创造多少实在的好处。东南一带的商业活动，早期有范蠡转货物、通有无以逐利，宋元时期海洋贸易兴盛，明代中期吴地手工业者以技艺闯荡大江南北，明清时期贾而好儒的徽商云集于此。明代中期以后，苏州文化艺术产业能够空前兴盛，最终成为“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究其原委，工商业发达是其中的最根本原因。因此，明人程本立在《具区林屋图记》中说：“民性亦轻扬焉，然舟车则无不通也，故行者说出于其涂，食货则无不资也，故居者乐生于其土。”
明代中后期，苏州以园林甲天下，但是，朱明王朝的许多政策原本都是不利于苏州园林再度兴盛的——开国皇帝出身贫寒，有仇富心态，对吴地士民还有报复性惩罚心态；以农耕思想与政策经国，又对苏州长期课以重赋；国家通过立法，在制度上明确禁止营造华丽的宅第园池等等。然而，吴地在经济生产、文化哲学、士风民俗等方面的一系列区域性特色，使明代苏州园林不仅再度兴盛并走向成熟，而且，艺术水平远远超越前朝以及国内其它各地。
第三节 “明代苏州”及“古典园林”
“明代苏州”及“古典园林”，是本研究选题的核心词汇。在深入研究之前，对这两个概念加以明确界定，是完全必要的。
1.3.1.中国园林艺术研究视阈里的“明代苏州”
在历史地理学上，“明代苏州”有两个层次：一是围绕郡治所在的古城内外的城厢区域，是狭义上的苏州，大约等于今天的古城及周边诸区，即明代的吴、长洲二县，这也是“苏州”概念最基本的核心层；二是明清以来行政区划层面上的苏州，包括周边的常熟、昆山、吴江、太仓等属县，是广义上的“苏州”概念。
在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研究视阈里，“明代苏州”不仅是一个历史和地理概念，还代表了在艺术审美上具有高度一致性的一种风格类型，是广义“苏州”概念在外延上的继续扩大，可以延伸到无锡、湖州、嘉兴、松江（上海）的某些地方。因为，明代苏州，尤其是明代中后期的苏州，已经成为国内仅次于北京的一流城市，在文化艺术领域的许多方面，苏州甚至已经超越了北京，成为中国之首席，所以，作为东南雄州，明代苏州文化艺术审美观念的影响力和辐射范围，要远比今天大得多。晚明文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 嘉靖以降，松江、嘉兴、湖州、常州、无锡等周边地区文化艺术审美趣味变化，与苏州之间如影随形，松江（上海）就曾引“小苏州”的称号而为荣耀。就明代园林艺术而言，在这个外延扩大后的“苏州”区域里，几乎是同一艺术家群体，以同样的审美理论，用同样艺术素材，在创造风格一致的园林艺术作品。
1.3.2.明代苏州园林的几个艺术发展阶段
在历史学上，“明代”概念的内涵很清楚，从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应天府称朕，到崇祯十七年（1644）朱由检万岁山殉国，历时276年。后人通常把这两百多年历史划分为初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然而，具体到以哪一年、哪一件大事、哪一个帝王为划时代的标点，长期以来并没有形成统一标准，不同学科之间也不可能有一致的标准。中国古典园林是一种实体艺术，兴造和存在都具有持续性，名园兴造往往需要数年，甚至是十多年，如果不是遇到火灾、兵祸等非正常的破坏，既成园林的延续性也不会由于主人的存亡或朝代改易而终止。因此，园林艺术视阈里的“明代苏州”，需要尊重艺术风格发展史的实际变化，对历史学上的明代分别向前和向后延伸。元末到明初的大约30年，与明代苏州园林276年艺术风格史之间关系紧密，本课题把这一时段也纳入了研究视野。课题研究坚持以明代苏州园林艺术审美风格的变迁为核心观察点，结合苏州城市经济、文化与社会风气的发展变化，兼顾历史学上的明代历史划分阶段，把苏州园林艺术发展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沉积期，约70年。时间跨度大约起于元末农民战争爆发（1325），至洪武一朝结束（1398）。此间，苏州园林经历了从元末异常繁荣到洪武年间迅速沉寂这一过程。
二是复兴期，约90年。时间跨度大约起于建文元年（1399），止于成化末年（1487）。此间明代历史经历了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七宗八朝，苏州园林则完成了从洪武年间的沉寂到再度复兴的漫长历程。这一时期园林艺术审美趣味最为高尚，艺术风格最为健康、纯粹，是明代苏州园林发展的黄金时期。
三是繁荣期，约80年。时间跨度大约从弘治元年（1488）起，到嘉靖末年（1566）止。其间经历弘治、正德、嘉靖三朝，苏州园林兴造进入了全面繁荣的局面，古城满城皆园林的局面基本形成。同时，苏州园林艺术审美趣味的差异性和世俗化已初现端倪。
四是鼎盛与裂变时期，约80年。时间大约从隆庆元年（1567）起，至明末清初为止。其间，苏州园林兴造达到了鼎盛局面，园林艺术的末世乱象也日渐突出。同时，艺术审美趣味的差异与分裂也已充分暴露，以至于苏州园林与江南其它地方园林之间，苏州不同类型的园林主人之间，园林艺术理论家之间，都在审美取向上产生了争论。此间，明代苏州园林艺术也进入了理论总结时期。
需要说明的是，园林是一种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实体艺术，这种艺术时代的划分，只能是为方便研究而作出的相对断代，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客观性。
1.3.3.“中国古典园林”概念的界定
随着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思，对于人与自然这组天人关系，今人再次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这是时下国内外环境艺术学、园林艺术学快速发展的大背景。然而，在这一片繁荣表象的后面，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学研究却面临一系列的尴尬和困惑：对于中国古典园林的艺术本体特性，学术界长期认识模糊；对古典园林艺术价值的揭示，更多集中在景观欣赏这一浅表层次；对于代表了最高艺术水平的苏州文人园林，学术界也争议不断、杂音不断。一些年轻的环境艺术学专家习惯于以现代西方景观学的理论，来裁量中国古典园林。国内一些相关的传统文化艺术研究，又常常把古典园林等同于“古建”研究，或是“园艺学”。争议可以存在，以“景观学”、“古建”、“园艺”等视角来研究中国古典园林亦可，但是，中国古典园林、苏州园林，在客观上是一门综合文化艺术样式，在对艺术本体全面认识和清晰界定之前，仅仅基于在某一局部视角下去研究或批判，是难以避免做出以偏概全的草率论断的。因此，在进行深入研究之前，对于“中国古典园林”进行概念分析和界定，也是完全必要的。
造园是人类最古老的生活艺术行为之一，古今中外为“园林”造词颇多。在拉丁语系（包括日耳曼语系）中有，法语的“jardin d<|>hiver”，意大利语的“giardino”，英语的“garden”、“landscape”、“park”，德语的“garten”等等。这些词汇或指公园、花园，或指风景园，都是与汉语“园林”常见的对译词汇。在古代汉语中，“园”、“圃”、“苑”、“囿”、“园圃”、“苑囿”、“园池”、“园亭”、“草堂”、“山庄”、“水居”、“渔隐”、“小筑”、“隐庐”等等，也都曾被用来指代园林。名称的变化，既显示出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的变迁历程，也记录了中华民族对园林艺术本体认知的渐次进步。
当代关于“中国古典园林”概念有这样几种诠释。章采烈教授认为：“园林，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或利用并改造天然地貌，或人工叠山理水，结合观赏花木的栽植，观赏动物的豢养，以及建筑的配置，从而构成一个供人们游赏、休憩和居住的环境。……通俗地讲，园林乃是造在人间凡尘的一种天堂，集中体现了人们追求最高理想生活方式的一种愿望。” 与章先生这一阐述相比较，周维权先生和曹林娣教授的解释，更注重对园林概念精神层面内涵的揭示。周先生认为，中国古典园林有四个特质：“一、本于自然、高于自然；二、建筑美与艺术美的融糅；三、诗画的情趣；四、意境的涵蕴。” 曹教授则认为：“园林从本质上说是体现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一种人格追求，是古代文人完善人格精神的场所。”
综上，本论题研究对“中国古典园林”概念作这样的界定——在一定的空间内，渗透着主人审美理想与人格追求的、人化自然的环境艺术。 定义具体包括两个层面的构成要素：一是园林造境的山水、植物、建筑等物质要素，二是主导物质要素组合关系、组合效果的内在审美精神和主人人格追求。这样定义也许不算完美，但是，至少可以厘清下面两组最常见的混淆关系。
一是把“中国古典园林”与“现代景观艺术”（landscape）、“地景艺术”（Land art）之间区别开来。景观艺术、地景艺术是在欧洲古典风景园林艺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造景艺术，其造景遵循人们视觉审美的基本规律，是在视觉审美规律指导下，对地形、水体、道路、桥梁、建筑、花木等，进行艺术设计和创造，其设计和改造强调对称、均衡、比例、视角、画面、线条、色彩等方面的精确性、规律性，是现代环境科学、建筑科学与和设计学之间的技术与艺术的融合，具有鲜明的视觉化、表象化特征。艺术审美的一致性、共同性更强，强调人对自然的改造，因此更适合营造主题公园、城市景观等。
中国古典园林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最大的综合载体，因此，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特性。一是重视自然。园林造景强调因地制宜、顺应自然，淡化人工痕迹。因此，即便是需要施加人工改造，中国古典园林也不受线条、色彩等设计学规律的硬性约束，不主张为了视觉效果而对造园元素进行违背自然特性的改造，比如，绝不修剪花木，也不磨切石头等。二是重视情感、精神与园景的融合。中国古典园林是主人情感和人格的载体，尤其是文人私家园林，更加注重造园主人的精神感受和人格追求，审美趣味和造园主题个性鲜明，文化意蕴丰富。因此，写意是中国古典园林的最重要的艺术手法。三是审美评价注重感觉。在艺术欣赏和接受方面，中国古典园林不适用现代景观设计学那些规律和标准，而是更加强调园林艺术总体的感觉，强调造园诸元素组合在一起所形成的整体叙事效果、象征意蕴，强调园景与情感之间融合而成的意境。
鉴于此，本课题研究坚持使用“景境”一词，来描述苏州古典园林的造景效果——所谓景境，是指中国古典园林中蕴含了特定的文化含义与精神追求的艺术审美情境。从中国古典园林的这些人文特性和艺术审美特性上，也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其与花园（garden）、植物园（botanical garden）、园艺（gardening）、公园（park）等概念之间的差异。
二是基本上厘清了“古典园林”与“古建”之间的关系。在发掘和研究古建遗存的时候，中国古典园林无疑是其中最集中、最经典的载体之一。因此，二者之间关系比较复杂，在特定的语境里可以相互替代，也时常被替代使用，或者用“园林古建”来笼而统之，一些高校在专业设置、课程开发的时候，就使用了这个名词。其实二者之间的差异还是比较大、且需要厘清的。
“古建”是一个大概念，“古典园林”只是其中的一种样式。古建中还有大量的作品，不属于园林建筑，甚至即便是一些营造在园林里的古建筑，也未必与园林艺术的景境营造有直接、密切的关系，仅仅就是古建筑而已。具体来说，古建中的许多宫殿、广厦、庙宇、城池、防御工事、民居、石窟等等，如果没有被造园者借景入园，则与古典园林艺术关系比较疏远。另外，即便是许多建筑就是建造在园林中，如皇家园林行政区域以及私家园林住宅区域的礼式建筑群，其建筑功能明确，营造规格有定制，这些建筑在园林景境设计中大小多少，与园林艺术审美情境的营造也没有很密切的直接关系。换言之，即便是没有后花园、园林区域，这些古建筑群体的功能完整性，也不会受到影响。
反之，在中国古典园林造境艺术要素中，植物配置、楹联匾额、书画诗琴、诗咏文序，以及主导着这些物质要素、文化要素选配与组合关系的设计思想，或者说主人的人格品质及其造园的审美追求等等，都不属于古建的元素，而这恰恰又是园林艺术的核心元素。朱启钤先生在《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中说：“凡信仰、传说、仪文、乐歌，一切无形之思想背景，属于民俗学家之事，亦皆本社所应旁搜绍远者。” 若断章取义，朱先生在这里似乎意在说明，营造学社的古建研究，对古建物质实体背后的哲学、文化思想要等同对待。联系上下文却不难看出，朱先生强调的是要对于附着在古建实体上的“凡属实质之艺术”，如“彩绘、雕塑、染织、髹漆、铸冶、抟埴”等技术、技法，以及相关的风俗文化“无不包括”，搜集整理的目的是“旁搜绍远”以与民俗学互证。可见，这里的“无形之思想”，与主导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情境营造的主人审美理想与人格追求之间，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其实，如果一定要说哪些古建是园林建筑，或者与古典园林艺术之间具有天然的密切联系，大概只有假山、奇石、园池、亭子、水榭、别馆、曲桥、游廊、花窗、石舫等。这些建筑可以使人和自然紧密融合，不受礼仪制度约束，形制又可以因应顺变、自由发挥，因此其建筑设计的自然情趣更浓，在园林造境设计时，很容易与其它自然元素无缝对接，构成完整的艺术景境。
第二章 从热闹走向寂静——元末明初的苏州园林
这里所说的元末明初，具体包括了元末和明初两个时段，大致起于元泰定皇帝二年（1325），止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时间跨度约为七十余年。1325年，元末农民起义爆发，揭开了元明易代的序幕，蒙古贵族开始渐渐失去了对江南的实际控制。1398年朱元璋驾崩，宣告明初严酷政治告一段落，王朝政治气候与文化艺术风气开始转变，明初禁止造园的《营缮令》也开始松弛。截取这一时段作为研究明代苏州园林艺术发展史的起点，既坚持了以苏州园林艺术发展变迁为核心观察点这一原则，又兼顾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内在顺序，与学术界常用的断代界定也比较一致。本章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简要梳理明前苏州园林艺术史，整理和考述明初三十余年苏州园林艺术发展的实际状况，透视和归纳元末明初苏州园林艺术发展轨迹与审美风格的变迁。
第一节 明前苏州园林艺术概论之一：春秋至南宋
山水、植物、建筑，被人们认为是造园的三大物质要素，依此来看，在苏州营造园林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吴中诸山，奇丽瑰绝，实钟东南之秀，” 城外湖山盛产湖石、黄石等优质造园石材。“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后，古城周围百余条河道网状交叉，不仅确保了造园水源丰富，秀丽的水景也给这里“枕河人家”的人文环境平添了许多灵气，为吴地文化注入了灵动与清雅的因子。在充沛雨水、温暖气候的滋养下，这里不仅植物种类丰富，而且适合培育新的植物品种。由于“文献之不足”，现在可以看到的吴地最早造园活动，都是关于阖闾、夫差的一些零星记录。因此，后世叙述苏州造园历史，每每以春秋为伊始。
2.1.1.春秋战国
关于苏州春秋时期园林的记录，《左传》、《国语》、《吴越春秋》和《越绝书》为现存较早的文字史料，后世《述异记》、《吴地记》、《吴郡图经续记》、《吴郡志》，虽屡屡有记，却多为陈陈相因。《吴越春秋》记载，自从“阖闾之霸”时，“自治宫室”，大兴土木，苏州这一时期的园林，绝大多数与阖闾、夫差父子有直接关系。从这些史料记载来看，春秋时期不仅是苏州园林营造的起点，也是一个成就巨大的时代——造园理念较其它地方先进，园林总量多而集中，园林活动持续不断。这些园林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吴王宫苑。有吴王宫的前后园、梧桐园（后园与梧桐园可能实为同一个园），也有离宫别苑，如南城宫、馆娃宫、姑苏台等，尤以姑苏台为最。据说吴王夫差依山“作姑苏之台，三年乃成”。此台高三百丈，周围五里，可以远眺三百里，“周旋诘屈，横亘五里，崇饰土木，弹耗人力。宫妓数千人，上别立春宵馆，为长夜之饮，造千石酒钟。夫差作天池，池中作青龙舟，舟中盛陈妓乐，日与西施为水嬉。”
第二类是供吴王临时驻跸或休闲的娱乐区。《吴越春秋》中说阖闾曾立“射台”、有“华池”、“南城宫”，“秋冬治于城中，春夏治于城外”，朝食于“鱼且山”，昼游于“苏台”，到“鸥陂”射雁，在“游台”驰马，在“石城”取乐，到“长洲”围猎。 《左传》鲁哀公元年（公元前479），吴楚对垒，楚大夫子西说：“今闻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嫱嫔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观乐是务。” 两代吴王的这些娱乐园区，是专为观景、游猎、休闲等“出入游卧”而围造的，通常空间范围巨大，建筑布局松散，多依托自然山水、城池。例如，散布在长洲苑、夏驾湖、消夏湾等地的华林园、流杯亭、华池、百花洲等，以及依托子城城壕的锦帆泾，依托郊外山水形胜营造的采莲泾、采香泾、石城、练渎、射台等，其中尤以长洲苑最为著名。
第三类是养殖生产园与逐猎之围场。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说：“鸡陂墟者，畜鸡之所。豨巷者，畜彘之处。走狗塘者，田猎之地也。皆吴王旧迹，并在郡界。又有五茸，茸各有名，乃吴王猎所。” 另外，阖闾、夫差父子还有养鱼的鱼城，豢养麋鹿的麋湖城和鹿城，饲马的马城，种豆的豆园，专供酿造的酒醋城，接待来使的巫欐城，放置船只的欐西城等等。这些所谓城，其实就是王室的生产园，而吴王耽于游乐，并不专注于生产，这些园子的实际作用也还是娱乐。
第四类是王孙、权臣与名士宅第园。《吴门表隐》说，在钮家巷有吴太伯十六世孙武真的宅第“凤池”，在胥门旁有伍子胥宅，在常熟县西北有言偃宅，战国楚相春申君治吴时建桃夏宫，在吴县东北二里处的长铗巷（弹铗巷）有冯谖宅等等。这些宅第是否有园，史料中没有多少记录，然而，春秋战国的苏州，正值造园风气浓烈的时期，对当时这些王孙、权臣和名士宅第，还是可以做有园推测的。
丁应执在硕士论文《苏州城市演变研究》中说：“据光绪《苏州府志》粗略统计，苏州在周代有园林6处，汉代4处，南北朝14处，唐代7处，宋代118处，元代48处，明代271处，清代139处。”这一组粗略的统计数据基本显示了苏州造园历史盛衰的起伏轨迹，但是，对于苏州各个历史时期实际营造的园林作品来说，这又是一组不足为训的数据。所谓“周代有园林6处”，其实就是指春秋后期到战国末年这一段时间，因为历史久远且文献不足，很难考实此间苏州园林到底有几处。同时，园林实体的时代迁延特性，也给数量统计造成了困难。
从现有这些零散的文献中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苏州造园的某些特征，对后世苏州园林艺术的发展，是有着深刻影响的。
第一，春秋时期，虽然吴国位列诸侯，却是苏州皇家园林发展的巅峰时代。《周礼》对诸侯国都城、大夫采邑的营造，有明确的制度，但是对于造园却规章不明。春秋以降，王权式微，礼崩乐坏，周王室几乎没有多少能力对诸侯加以实质性的节制，以至于诸侯国君游猎苑囿及园池楼台的规模，皆可与后世皇家园林相比肩，而阖闾、夫差的造园，更是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因此，春秋时期苏州园林，具有明显的好大喜功、扩张无度的早期皇家园林特质。投射在园林实体上，就如长洲苑，苑囿空间范围巨大而难以界定，苑内的园池、亭台营造随意，数量众多，布局零散，缺少整体规划。“吴王初鼎时，羽猎骋雄才。辇道阊门出，军容茂苑来”， 很难说长洲苑就是一个园林，或者其中到底包含了几个园林。
第二，造园目的在于愉悦人王的盘游之乐。春秋时期苏州园林的这一这审美特征是非常了不起的，它标志着苏州古典园林已经跨越了兴造高台广池以娱神求仙的神本时代，走在了春秋时代神本哲学向人本哲学转变的文化思想史前沿，吴地的造园理念明显先进于其它各地。而且，园林以逐乐为宗旨的精神追求特征也已经被确立。可见，苏州园林艺术从发端时刻起，即显示出与其它建筑在功能与旨趣上的明显差异。
第三，从现有的文字资料来看，春秋时期，苏州在造园技术和技巧上，已经非常发达。传说姑苏台高三百尺，这显然有些夸张，也可能是依托了山势，当然古今量尺制度也不同。但是，姑苏台是那个时代高耸危绝、出类拔萃的庞大土木建筑群，应该是没有多少疑问的，因此，也可以被看作吴地营造技术的代表。姑苏台可能是夫差对付越国水军的前哨，后来勾践伐吴首先把它烧掉，抑或出于此因。响屧廊、琴台、玩月池等建筑，或利用声学传播原理，或借助光学的影像规律，来实现逐乐的造景目的，也显示出吴民造物设计充满奇思妙想的特征。
当然，春秋时期“吴国园囿是苏州园林的起步期，也是苏州园林的第一个高潮期”， 中国古典园林早期粗朴、简要的痕迹，在这一时期的苏州园林艺术上，也留下了清晰的时代烙印。如：园林与古建之间区别还不清晰，造园以建筑为主，园林中的山水、植物造景等还很少；园林之乐还仅停留在浅层次的感官追求；造园选址有明显的率意和随机性；造园主题意识寡淡，所以或以地名、建筑名，或以功能、物产，来给园林定名称；建筑与山水等园林景境构成要素之间，看不出多少呼应与熔融，多是机械的相加。尽管如此，春秋时期，苏州园林一经创始，便有了惊世的不俗开局。
2.1.2.秦汉
在现有的史料中，几乎找不到关于秦代苏州园林的文字，一是由于秦代（前221―前209）国祚只有短短十五年，而造园艺术本是长期持续的工程，二是因为秦始皇奉行奖励耕战和迁天下豪强聚居于咸阳的国策，使吴地难以再有可以大规模兴造园林的人物。当然，这不是说秦代苏州园林处于绝迹状态。首先，春秋、战国时期的吴国园林尚有遗存。其次，秦代会稽郡治在苏州，治所因仍了春申君父子的桃夏宫和假君宫，这也成了后世汉代郡守治吴的居所，即太守舍园。据说西汉朱买臣治会稽时，曾在太守舍园里安置其前妻，后来王莽天凤六年（19），府中还被开凿了很宽阔的水池。
两汉（前206―220）的四百四十余年，吴地降格为大一统王朝里的一个州郡，且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央皇权对吴地郡国的有效控制也大大加强了。加之刘汉长期奉行重农抑商的农耕国策，苏州园林艺术发展经历了一个持续的低谷时期。
史料中常见的汉代苏州园林文字，大多为春秋时期园林遗构的延续，除上面提到的“太守舍园”之外，名气较大的要算长洲苑了。枚乘曾上书吴王刘濞说：“夫吴有诸侯之位，而实富于天子；有隐匿之名，而居过于中国。夫汉并二十四郡，十七诸侯，方输错出，运行数千里不绝于道，其珍怪不如东山之府；转粟西乡，陆行不绝，水行满河，不如海陵之仓；修治上林，杂以离宫，积聚玩好，圈守禽兽，不如长洲之苑；游曲台，临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垒，副以关城，不如江淮之险。此臣之所为大王乐也。”
汉大赋铺张扬厉、劝百讽一。枚乘是大赋高手，其间夸张自不待言，然而，西汉吴地之富饶也可见一斑，而且，由此也可以看出，长洲苑此时依然是巨大的综合乐园。当然，西汉吴王的长洲苑不可能真的比汉武帝上林苑规模大。《越绝书》说：“桑里东，今舍西者，故吴所畜牛、羊、豕、鸡也，名为牛宫。今以为园。” 由此可知，阖闾、夫差位于长洲苑、夏驾湖一带那些界限不甚清晰的园囿，汉时已经逐步被缩小、被界定——吴地皇家园林，已经到了“夕阳无限好”的最后时期。
另外，虎丘山“早从春秋时起即已成吴中胜地”， 其地处阊门之外，古城西北，环境优美，出城西游的水路通道绕山丘而过，这里素有“吴中第一名胜”的美誉。阖庐埋冢后，这里更有了“重岩标虎踞”的气势。顾湄的《虎丘山志》说：“自吴国以来，山在平田中，游者率由阡陌以登。”或为守墓，或为隐处，秦汉时此地不应是寂寞的荒山。因此，对于汉代虎丘，也可以作有园推定。汉代以后的虎丘，园林活动就再也没有断绝过。
其实，汉代苏州园林史上的最大事件，并不是长洲苑的缩小、太守舍园的古树新春，或是虎丘那里有没有园林，而是出现了笮家园、五亩园和陆绩宅院等新的园林品类。张衡在《归田赋》中想象着园田生活：“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仓庚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 当时苏州这几处私园把张衡的想象完成了物化。笮融是汉献帝时的大夫，“笮家园”在“保吉利桥南，古名笮里，吴大夫笮融所居”。 五亩园“在苏州城西北隅，介阊、齐之中，汉时为张长史植桑地。宋熙宁间，梅宣义碑志云：‘汉长史治桑于此园，以是名’。” 笮家园是一处宅园，五亩园是一所生产园，史料中也没有多少园景描述，也不会十分雅致，宋人梅宣义修志时，连五亩园主人张长史是张肱、张霸、张业、张宏、张嘉，已经说不清了。但是，这几处园林出现本身就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上的大事情——文人私家园林在苏州出现了。陆绩宅以郁林石（廉石)为世人所称赏，则已有开启后人园林品石先河的意味。
2.1.3.六朝
魏晋南北朝（220―581）长期充满动荡与离乱，却是中国思想史上艺术理论思辨与体系构建的自觉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国家不幸诗家幸”是一个经常存在、重现的怪逻辑——每每中央政权衰微、国家危难的时期，恰是哲学思想和文化艺术自由发展的繁荣时期，“百家争鸣”如此，“魏晋风度”亦如此。就中国造园史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热闹的时期。从地域上看，从北到南，平成（即云中，今山西大同）、长安、邺城（今河北临漳县）、洛阳、建康、扬州、苏州、杭州、温州等等，都有造园活动。从人群上看，帝王、将相、公卿、大夫、僧侣、文人、高士等，有多种人群参与了造园。从艺术鉴赏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对园林艺术审美趣味驳杂、审美理论与规范正在建设的时代。此间大量的造园活动旨在追求浅层的感官快乐，围绕造园乱象频频，尤其在皇家园林和寺庙园林的营造上，荒淫、迷信、偏执、放荡、豪奢等，都是常有的事情，就算是文人造园，也不乏挥金如土、斗富争豪之类的粗俗现象。同时，这也是自然简朴、淡泊率真的自然山水园大兴的时代。简文帝司马昱说：“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左思说：“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 都是对此间自然山水园审美思想的简要概括。尽管噪音很大，清雅高格的自然山水园，依然是那个时代园林艺术最高水平的代表，也最具有持久的艺术生命力。
在六朝的361年里，两种园林、一个现象，是吴地造园史上值得关注的事情。即：文人私家园林、寺庙园林，以及转变文人宅园为寺园的现象。
吴地文人私家园林发端于西汉，走在了全国的前列，魏晋南北朝期间，文人私家园林已经成为苏州园林的头牌。以廉石（郁林石）闻名天下的陆氏宅园，持续存在并广为人们所敬仰。“辟疆东晋日，竹树有名园”，顾辟疆的“吴中第一名园”以茂林修竹扬名天下，似乎已经有了主题园林意识。吴民为谯郡（安徽宿州）孝子、桐庐高士戴颙“共为筑室”，实在是苏州文化艺术史上的美谈，而造园“聚石引水，植林开涧，少时繁密，有若自然”， 更是关于在苏州古城内营造城市山林的最早、最清晰的文字记录。
六朝期间，随着佛教南传，道教兴起，江南进入了大规模修建寺庙的历史时期。吴地士民本来就有浓郁的奉佛崇道风尚，“南朝四百八十寺”有许多就在苏州古城内外。这些寺庙大多有园，因此，苏州园林艺术发展进入了寺庙园林兴盛的时期。
伴随着大规模兴造寺观，变文人宅园为寺园成为一个很突出的现象。王珣、王珉兄弟系王导之孙，王右军之侄，在城外虎丘和城内白华里都有宅园，后皆舍与释僧为寺，即虎丘东寺、西寺及今天的景德寺。戴颙宅园后来也被舍作乾元寺。梁武帝驸马孙玚与妙严公主在闾邱坊巷的宅园，“家庭穿筑，极林泉之致”， 后舍为禅兴寺。东晋司空陆玩宅后来成为灵岩山寺。南朝梁人张融、陆慧晓、陆僧瓒的住宅，后来成为承天寺。
与邺城、洛阳、建康相比，这一时期吴地造园活动既不算领先，也不很热闹，甚至要相对安静一些。具体来说，吴中文人私园，无论是竹树丰茂的顾辟疆园，还是“有若自然”的戴颙宅园，在规模和富丽的程度上，都无法和当时的“仙都苑”、“华林园”、“建康宫”、“台城”、“芳林园”等皇亲贵戚园林相提并论。比起洛阳郊外潘岳闲居的山水庄园，石崇“肥遁”的河阳别业（金谷园），以及永嘉太守谢灵运的山庄别墅，苏州园林也要单薄清寒得多。但是，苏州文人园的审美理念却更清晰、更先进，已渐有主题意识，精神追求层次更深，艺术境界也显得更高超。余开亮博士说，六朝园林呈现出“由园囿或庄园向园林、由城市到山林、由富贵向写意、由宏大向小巧”的审美转向过程。 以此来看，苏州园林的艺术审美品格，在六朝间依然稳居时代的前沿。
2.1.4.隋、唐、五代
隋代（581―618）历史37年，时间很短，其间也没有为园林兴造颁布过专门政策，因此，对于营造周期较长、实体延续较久的园林艺术来说，隋代如秦，也没有多少特别的色彩。
在中国历史上，大唐（618―907）既不同于此前的汉晋，也有别于其后的宋明，是少有的大开大合、兼容并包、自由奔放的开放型时代，而且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上，都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对于既耗时且费财的造园艺术来说，这无疑是个绝好发展时期，所以李唐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成就巨大的时代。然而，唐王朝延续了历史上的政治、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也在两都，因此，在很长时间里，苏州园林都依然遵循六朝的既有节奏，安静地、持续地发展。
唐代园林艺术中心，在长安和洛阳。北宋张舜民的《画墁录》说：“唐京省入伏假，三日一开印，公卿近郭皆有园池。以至樊、杜数十里间，泉石占胜，布满川陆，至今基地尚在。省寺皆有山池，曲江各置船舫，以拟岁时游赏。诸司唯司农寺山池为最，船惟户部为最，所以文字鄙却舟御户部船也。” 北宋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说：“洛阳园池，多因隋唐之旧”，所记十九个名园中，仅“独富郑公园最为近辟”。与两都相比，唐代苏州园林的差距是多方面的：在园林总量上要少得多；在体量上皆逊于蓝田、辋川等文人别业；在玉石雅玩的收藏上，无园可与牛僧孺归仁里匹敌；在花木园艺上也皆不能和李德裕的平泉庄争衡。然而，唐代又是苏州和苏州园林实现巨大跨越的时代。
以“安史之乱”为节点，唐代苏州实现了从自我欣赏到备受全国注目的跨越。“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苏州是这次文人南奔的主要目的地之一。顾况说：“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奔吴为人海。” 逃难奔吴的士人多如海潮！梁肃说：“自京口南被于浙河，望县十数，而吴为大。国家当上元之际，中夏多难，衣冠南避，寓于兹土，三编户之一。” 北地南移而来的居民总数，竟占后来吴地编户居民的三分之一。如果说泰伯奔吴是随机的，无目的性，永嘉南渡是被动而仓皇的，那么，天宝末年许多士人嗟叹“蜀道之难”，不随天子去蜀而奔吴，就有明显的选择性了。被选择就是一种被发现、被认同和被欣赏，苏州从此成为中国文人的想往之乡。“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 从白居易、韦庄等人吟咏诗歌中，可以清晰看到中唐以后文人对江南流连缱绻的情怀和心迹。到了宋代，就有人直言“他年我若功成后，乞取南园作醉乡”了。
对于苏州园林而言，小巧、清雅、写意，本是苏州园林地方化的个性特征，在唐代渐渐成了文人园林艺术审美的公推准则。白居易回忆自己前半生的造园：“凡所止虽一日二日，辄覆篑土为台，聚拳石为山，环斗水为池。” 韦夏卿说：“谢公东山亦非名岳，苟林峦兴远，丘壑意深，则一拳之多，数仞为广矣。” 这些言论与苏州自六朝以来的造园实践互为表里，也是对苏州文人造园审美观念的认同与概括，为后世文人造园打下了理论基础。另外，唐代苏州在园林城市的建设道路上，也取得了巨大进步——“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 苏州城在唐代已经像个大花园了。
从文献中看，唐代苏州有二十余园，其中有些颇具名气，相关文献记录也比较丰富。在潘儒巷有任晦宅园，园内“有深林曲沼，危亭幽物”。 陆龟蒙曾以为，这就是东晋的顾辟疆园，与皮日休多有流连酬唱之作。在临顿路有花桥水阁，白居易歌之：“扬州驿里梦苏州，梦到花桥水阁头。” 其境之美可以想象。在桃花坞西侧有孙园，元稹在诗歌中把它和虎丘相提并论。 在大井巷有富人宅园，园内“植花浚池，建水槛、风亭”。 最受后人关注的还是陆龟蒙在林顿里的宅园。一来陆龟蒙乃郁林太守陆绩的后裔，出身名门世家，却甘做“江湖散人”，是晚唐闻名当世的高士。二来这个“不出郛郭，旷若郊墅”的田园，与汉代陆绩宅和后世拙政园、归园田居，很可能就在相同地界。三是从皮日休的十首五言诗咏来看，这个宅园乃“一方萧洒地”，园内不仅有生产田园，更有绕屋绿竹、蕉窗淅沥、月上石台、鹤鸣鹭影的美景。皮陆二人在这里垂钓、品茗、饮酒、释易、说玄、歌诗、论画，所谓“梦魂无俗事”者也，此情此境成为后世中国文人山水画卷和私家园林中最典范的园居场景。
在中国历史上，五代（907―960）历时53年，然而，从钱镠受命为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到其孙吴越王钱俶纳土，钱氏三代实际控制吴越约八十年。 这八十年里，中原经历了五代更替、战乱不宁，而东南吴越小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却持续稳定，加上钱氏三代郡王及其亲贵皆“好治林圃”，这不足一百年的时间，成为苏州园林艺术史上的一段黄金时期。
吴越国都在杭州，代理督抚苏州的主要是钱元璙和钱文奉，父子治理苏州约六十年。归有光《沧浪亭记》说：“钱镠因乱攘窃，保有吴越，国富兵强，垂及四世，诸子姻戚乘时奢僭，宫馆苑囿，极一时之盛。” 钱元璙在城内有南园、东圃，在城外还有一些“别第”。在南园内，“酾流以为沼，积土以为山，岛屿峰峦，出于巧思，求致异木，名品甚多，比及积岁，皆为合抱。亭宇台榭，值景而造，所谓三阁、八亭、二台、龟首、旋螺之类。” 钱元璙之子钱文恽在雍熙寺西治有金谷园，园内“高岗清池，乔松寿桧”， 这就是宋代朱氏“乐圃”的前身。在古城东葑门内，有钱元璙之子钱文奉的“东庄”，《九国志》称之为“东墅”：“营之三十年，间极园池之赏。奇卉异木及其身见皆成合抱，又累土为山，亦成岩谷。晚年经度不已，每燕集其间。” 钱氏外戚孙承佑在文庙东南依水建有“池馆”，“傍有小山，高下曲折，与水相萦回”， 此即为后世沧浪亭之始。
此外，钱氏治吴期间，兴建寺观的热情堪称空前绝后。《吴郡图经续记》说：“崇享尤至，修旧图新，百堵皆作，竭其力以趋之，唯恐不及。郡之内外，胜刹相望，故其流风余俗，久而不衰……寺院凡百三十九。” 苏州寺观园林盛极一时。
五代时苏州这些园林对后世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部分园林遗迹尚在，金谷园投射在今环秀山庄一带的影子依稀难辨，而沧浪亭的整体局势就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另外，钱氏祖孙虽先后受封为郡王，实则割据一方的小皇帝，加之越人造园本与吴民审美存在些许差异，钱王家族的这些园林，在规模和气势上，对苏州文人造园风格的改造还是颇有开拓和创新意义的。在横向上比较，此间中原连年战乱，入主汴京的王朝更迭如走马灯，因此，五代时苏州园林不仅得以沿着晚唐时的轨迹持续进步，而且已经从安静变得热闹，渐渐从与中原齐驱，转而跃居全国领先了。
2.1.5.两宋
两宋（960―1279）历时319年，国祚较长，其间以1127年“靖康之耻”为界分为北宋与南宋两个时期。“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和“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 可能就起源于宋代，这说明宋时苏州的全国经济中心地位已经被天下人所认知了。从表面上看，赵氏南渡后长期偏安江南，是这一中心发生转变的直接原因，其实，早在唐代以前，东南财赋就已成为全国最主要经济之源了。“宋都开封，仰东南财富，而吴中又为东南之根底也”。 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苏州升为直辖的帝节镇，也是这个原因。《吴郡图经续记》说：“钱氏有吴越，稍免干戈之难。自乾宁至于太平兴国三年（978）钱俶纳土，凡七十八年。自钱俶纳土至于今元丰七年，百有七年矣。当此百年之间，井邑之富，过于唐世，郛郭填溢，楼阁相望，飞杠如虹，栉比棋布，近郊隘巷，悉甃以甓。冠盖之多，人物之盛，为东南冠，实太平盛事也。” 可见，自中唐、五代以来，北地中原持续战乱，东南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才是全国经济、文化中心转移江南的根本原因。
就苏州园林艺术史而言，尽管同为赵氏一家，两宋其实并不适合被当作一个阶段来处理，原因有三。
第一，钱氏纳土是一场和平演变，对于苏州园林发展影响较小，北宋苏州园林实际上与五代一脉相承，期间没有明显界限。然而，经历了“建炎兵祸”，苏州郡民“扫荡流离，城中几于十室九空”， 前朝流传下来的园林几乎被消灭殆尽——魏嘉瓒先生推断，曾经碧波连天、碧荷无限的夏驾湖遗迹，也在兵祸中被埋没了。 因此，南宋苏州园林兴造基本上是重敲锣鼓新开张。
第二，北宋时期，南有苏杭，北有汴洛，中国园林延续了此前数代的南北并峙格局。南宋赵氏偏安一隅，北方汴州、洛阳长期成为沦陷区，经济与文化中心都完成了南移，苏州园林与吴兴（湖州）、杭州三足鼎力，私家园林营造南北并峙的格局彻底终结，中国园林艺术史进入了江南独秀的新时代。后世长江以北，虽然有北京城内外的皇家、官员造园时废时兴，实际上主要还是从江南来获取造园的物质材料和艺术原型。
第三，以北宋末年为界，苏州园林艺术发展历史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北宋以前，苏州园林的发展虽然是持续的，但繁荣却是间歇性的，繁荣期一般都在中原王权失控、时局纷争不断的时段，如春秋、六朝、中唐、五代。南宋以后，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完成南移，苏州园林的发展繁荣进入了持续不断的阶段。
经济与文化中心的南移成就了江南造园盛事，光绪《苏州府志》说宋代苏州园林共计118所，还有人统计两宋苏州仅私家园林就有50余处， 居当时的杭州、湖州鼎立三足之首。其实，这个数字既存在遗漏，也可能被重复统计，是难以精确的。例如，府学东南孙承佑的园子，在苏舜钦时叫沧浪亭，在章惇手中为章园，为韩世忠协夺后即为韩园，统计起来就难以处理。但是，南宋时苏州园林兴盛已居全国之首席，是没有多少疑问的。从现有的历史文献上看，宋代苏州百余所园林，具有这样一些特征。
第一，私家园林已经完全成为主流。宋代苏州的私家园林，不仅在总量上远远超过历代总和，也超过同时期的寺庙园林和官署园林，而且私家园林的艺术审美水平为同代之最。这是因为，宋代苏州私家园林主人多是当世著名文人，范仲淹、苏舜钦、梅尧臣、朱长文、叶梦得、范成大、李弥大等，更是当时文坛名宿。园林主人丰富的人生阅历、高尚的人格品质、深厚的文化素养，大大提升了私家园林艺术的审美境界。
第二，园林兴造主题明确，造境色调更加简淡，写意成为造园的主要手法。两宋苏州文人造园强调怡情养性、涵养品格、超俗自适，精神追求的层次大大加深。因此，许多高水平的园林兴造，皆有鲜明而深刻的主题——从园林名称上看，有“乐圃”、“隐圃”、“沧浪亭”、“桃花坞”、“招隐堂”、“小隐堂”、“秀野堂”、“窝庐”、“藏春园”、“五柳堂”、“网师园”、“如村”、“道隐园”等等；从园林中局部景境的营构来看，如范仲淹义庄的“岁寒堂”、“君子树”（松）、“松风阁”，梅宣义五亩园的“寄茅庐”、“书带草庐”，章楶桃花坞别墅的“旷观台”、“小蠡湖”（池）、“让鱼池”，范成大石湖别墅的“盟鸥亭”、“梦鱼轩”、“玉雪坡”、“天镜阁”等等，园名与景境名称莫不如此。写意手法早在吴民为戴颙造园时就已经出现，经过六朝、隋唐，渐渐被文人广泛运用于私家园林的营造。然而，五代时钱氏治吴，苏州名为藩镇，实为割据东南的国中国，钱氏及其勋戚的造园活动使苏州园林再次染上王侯气息。因此，宋代苏州文人造园再度全面回归写意，既是对五代造园好奇尚奢风气的涤荡，也标志私家园林“卷石”、“勺水”写意手法日渐成熟和系统，而具体的园林艺术色调和风致也因此更加细腻、朴素、淡雅。所有这一切，为明代苏州园林走向全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园林城市发展步伐加快。两宋是中国封建城市经济发展的繁荣时代，随着城市经济快速发展，苏州城市的园林化发展也进入了快车道。宋代苏州不仅私家园林数量剧增，官署园林总量也超过历代总和，如府学、长洲县署、吴县署、平江府署、节度使治所、茶盐司、提刑司、府判厅等皆有附属园圃台池。其中，经汉历唐，子城内的郡治附属园林规模逐渐扩大，至北宋时已经达到城园合一的极盛状态。同时，密集分布在古城内外的佛寺和道观也多有园池，加上文人、富户以及一般人家也会在后院略施园林化的点缀，苏州园林城市面貌已初步形成。同时，范成大的石湖别墅、李弥大的西山道隐园等，则代表了私家园林逐渐向城外发展的新动向。
四、园林的生产功能明显增强。经济生产原本是中国古典园林的基本功能之一，经历两汉和六朝，古典园林逐渐成为皇亲国戚、文人大夫精神享受的奢侈品，生产功能逐渐减弱。比如中唐牛僧孺的归仁里园和李德裕的平泉庄，虽然主人长期持续辛苦经营，实际毕生也没能有几次涉园成趣，更不必说实际生产了。五代钱氏王孙在苏州所治园林，生产功能更加寡淡。两宋苏州园林主人大多已经致仕退养，或因仕途失意而决计辞宦，他们对园林经济生产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实际的依赖，因此也多能绍述陆龟蒙在宅园里的雅兴与田事。如朱长文的乐圃，不仅寄托了他的“乐天知命故不忧”，而且中有粮仓“米廪”，其它农产也非常丰富——“药录所收，雅记所名，得之不为不多。桑柘可蚕，麻纻可缉，时果分蹊，嘉蔬满畦，摽梅沈李，剥瓜断壶，以娱宾友，以酌亲属，此其所有也。”乐圃先生既乐于其中“曳杖逍遥，陟高临深”，也乐于“种木灌园，寒暑耕耘”。 总之，园居雅事与田园农事都是其万钟不易的乐事。其它如梅宣义的五亩园、章楶的桃花坞别墅、范成大的石湖别墅等等，也都具有很强的园田生产功能。这一特征对明代苏州早期的园林复兴，具有直接而重要的影响。
魏嘉瓒先生在《苏州园林史》中，辟出专门一节来评断朱勔父子的功过是非，认为其人于苏州园林大有贡献，其后裔于园林叠石和盆景艺术方面技艺卓绝，结论是“朱勔其人遗臭万年，而朱勔之石，则流芳百世！” 其实，对于宋代三百多年历史而言，朱勔仅仅是一时得势的跳梁小丑而已。其人所造的“同乐园”和“玉兰山房”，与两宋苏州文人园林总体风貌不属同类，也不代表最高水平，至于那些奇石，皆产、采于湖山，也无所谓“朱勔之石”。反之，作为北宋六贼之一，他不但利用帝王的昏庸和偏执来蝇营狗苟、残害百姓，而且，违背自然时令和园林审美，对苏州既有园林和造园材料大肆破坏，干尽了拆园、毁桥、炸山、移树等坏事情，甚至连郡圃的“白公桧”都给挖去了，可谓罪莫大焉。至于其后世子孙在造园技艺方面的贡献，与朱勔本人也没有多少必然的关系——朱勔更多是对赵佶造园的偏执爱好善于逢迎、忙于输供材料而已，史料并没有说其本人有高超的造园技艺。实际上，其子孙躲到虎丘一带，连真实谱牒、姓名都不敢向外人说起，更多是遭受了他的遗祸。因此，专辟章节以绍述其功业似乎本无必要，而嘉许太过就有点欠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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