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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我国民族关系的特点和发展趋向

 指间飞歌 2013-05-29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我国民族关系的特点和发展趋向[ 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 发布日期:2013-05-29 | 浏览( 75)人次 | 投稿 | 收藏 ]
马维良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向更深层次的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它不仅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而且必然触及到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各方面,包括人们的思想意识、风俗习惯,心里素质等方面的变革。因此,在各民族地区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中,必然会涉及到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出现新的民族关系和新的民族问题,这值得我们研究探讨。

  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在50~60年代各民族地区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后建立的。正如邓小平同志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一文中所论述的,他说:“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关系。各民族的不同宗教的爱国人士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团结将更加巩固。”邓小平同志的论述,不仅讲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新特征,而且提出了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民族关系发展的趋向。事实上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更大发展,各民族之间更加密切的交往,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是确立了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后,使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获得了更稳固的基础和更密切的、谁也离不开谁的亲密关系。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提供了新的动力和稳固的基础

  大量的事实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华各民族发展繁荣的必经途径。在全国上下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大发展时,会使各民族间的交往更为密切,使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建立在新的更稳固的经济基础上,获得了新的动力。为什么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是具有等价交换、利润价值、竞争的原则,但它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以追逐最大利润为目的,受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统治,它是从属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以满足社会和全体成员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受到国家宏观经济的控制和调节。因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发展,避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通病,获得了更广阔的发展前途。全国农村中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涌现出来的乡镇企业蓬勃发展,这些个体和联办的专业户是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科学技术的追求者,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骨干力量,现在农业和第二、第三产业正向集约型、农工商一体化方向发展,他们正在促进农村由传统的自给自足经济向较大规模的商品市场经济转化,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我省边境、山区解放前一些原始残余浓厚、农业和手工业还没有分家或不发达的民族中,发展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对促进民族内部分工的发展,扶持出现的专业户、经商人、农村集市贸易,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商品生产必然打破长期封闭的自给自足经济,甚至血缘、家族关系,带来新的生产力,它不仅促进了民族内部分工,增强了民族内部经济活力,打破了各民族保守、狭窄的眼光,而且为各民族之间在新的生产力基础上,在更大范围内更加自觉地进行经济、文化的交往奠定了新的经济基础。从而使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获得了新的动力,向各民族共同繁荣方向发展,开阔了广阔的前景。

  民族地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能够进一步培育民族平等思想,对克服两种民族主义思想极为有利。正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自由产生的现实基础。”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劳动者是商品生产的主体,在发展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中,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必然反映在人与人之间、不同民族成员之间,要求尊重劳动的权益和劳动创造的成果,要求商品交换中商品生产者在经营权利上的平等地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所以商品市场经济发展越充分,各民族劳动者的平等思想和权益也就越明显。特别是在后进民族地区对破除原始平均主义,促进民族平等思想的发展,也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它能进一步促进各民族劳动者民主思想、主人翁的意识和责任感的加强,民族平等是社会主义民主在民族关系上的进一步发展,各民族民主思想的增强,就能进一步促进民族平等思想的发展。商品市场经济越发展,民族平等、民主思想越增强,对破除大民族主义和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思想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封建社会特别长,解放前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所以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中的封建特权、狭隘性尤为突出。两种民族主义有其深刻的经济原因,正如列宁说的:“一个国家愈是落后,这个国家的小农业生产、宗法制度和闭塞性就更厉害。而且这种情况必然使最深刻的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如民族利已主义和民族狭隘性的偏见特别厉害和顽固。”要破除大民族主义中的特权思想、民族利已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狭隘性,除了政治上宣传马列主义民族观外,最根本的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新的科学技术、生产力改变落后的经济基础。商品经济等价交换、竞争的原则,要求各民族成员在商品交换中的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任何大民族主义中的特权思想、优越感等等思想和行为,在商品交换中是行不通的,必然遭到反对。商品市场经济愈发展,也就愈突破地理的、民族之间的狭隘界限,有利于地方民族主义思想的克服。
  

  二、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从政治领域更多地转入经济领域,从封闭型转入开放型。

  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国内国际的交往,使各民族打开眼界、借鉴吸收、促进更大范围内相互间更密切的交往和发展,这种发展是在国家宏观经济控制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有公平、平等竞争又有互助来实现的。我国从八十年代开始,全国上下各地区进入了大改革、大开放、大发展、大交流的时代,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往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在过去计划经济下,贯彻“以粮为纲”“以牧为主”,各族农牧民固定在土地、草原上,交往极为有限。从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允许和鼓励各民族之间在资源、产品、商品、技术、人员之间的大交流,出现了双向大流动、大交流的可喜局面。少数民族走出边寨、山区到内陆东南沿海发达地区打工、商贸,仅贵州毕节地区就有13万各民族打工仔、打工妹在广东惠安、深圳、东莞、珠海等地临时落户,每年汇回工资达2.3亿元。 一些闯入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不仅赚回了钱,改善了个人家庭生活,更学到了改革开放意识,学会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能力,许多人回到家乡后开店办厂,成了新一代少数民族能人和企业家。如维吾尔族农村妇女热地娅·卡德尔,她冲破传统观念,到内陆发展地区经商,由于她善于经营,现在已发展到拥有几千万元的资金,成为新疆著名的企业家。在我省市场经济大潮下,一些边远地区民族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少数民族能人、企业家,如全国三八红旗手西双版纳州景洪市的傣族农村妇女玉叫,为适应旅游业发展,办起了独具风味的傣味餐厅,带动和帮助了曼景兰村群众办成了驰名的“傣味一条街”和乡镇企业,使全村成为全州最富村寨之一。处于怒江匹河大峡谷的省政协委员怒族农村妇女杨英玲,在改革开放大潮的启迪下,于1984年到昆明学习糕点技术,回怒江后白手起家借款三千元,办起了州府六库第一家私营糕点厂,现在已拥有15万元固定资产,年创税金5万元,是三家企业的女强人。少数民族进入城市后形成新的居民点,如新疆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人口大量进入北京从事商贸、饮食业,在甘家口的沙沟形成“新疆村”,在中央民族大学旁边的魏公村有维吾尔、回、傣、朝鲜、汉等民族,开设具有各民族风味的餐馆三十多家,形成“民族食品一条街”,活跃了城市经济生活。而内陆人口密集的汉族地区的个体工商户,有各种技能的木、铁、泥瓦工、鞋匠、缝纫、修理工到少数民族边远地区从事经商、办企业、搞建筑、承包工程、开办饭店、旅馆,有的到拉萨、新疆阿克苏、西双版纳景洪等地安家落户种植蔬菜,向当地少数民族传授种菜技术、经验,形成了汉族村。在北京和东南沿海城市人口大流动,北京每日流动人口达300多万, 少数民族常住人口达41.38万人,在上海95年每日流动人口达350万,其中少数民族占10%;连边远的昆明市每日流动人口也达40万,而少数民族占三分之一。四川南充地区提出了劳务输出主攻大西南、大西北,从 1983年的4万, 上升到84年的14万,1987年增长为87万。 这种双向交流必然打破历史,自然形成的内向型、封闭型的民族关系和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向外向型、开放型的民族关系和商品市场经济转变,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大发展。

  我国有长达二万多公里的陆地边防线,改革开放促进了边贸大发展,近十多年来国家开放了数百个国家级、省级、州县级边贸口岸,充分利用邻国市场开展与周边国家的国际贸易,促进了跨境民族人口大流动、大交流,在新疆边境口岸俄罗斯、中亚、巴基斯坦人进入商贸,有的设店常住,在云南省瑞丽市边贸口岸有巴基斯坦、印度、缅甸人进入商贸,使边贸呈现一派蓬勃发展。西双版纳州利用了与缅、老挝接壤、邻近泰国的优势,实施了“大边贸,促大发展”的战略,仅94年全州边贸总额达5.63亿元,较1993年增长了98.9%。

  在物质和精神文化的交流上更是空前发展,各少数民族独具风味的餐饮文化,吸引五州四海宾客,丰富了城市各族人民生活;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各地区各民族充分发挥民族节日、民族艺术、民族体育、杂技的优势,开办各种活动,吸引海内外投资者前来合作办厂,开发民族地区各种资源,促进了经济发展。多姿多彩的民族服饰、蜡染、刺绣、挑花、绘画、剪纸、银饰、雕刻、竹藤编织,通过旅游业进入市场;少数民族民族地区许多独特的人文地理、神奇的民族风情,促进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大发展。北京的“中华民族园”、深圳的“绵绣中华”、昆明的“民族村”等民族村、园在全国各地的兴建,使56个民族大交流,形成中华民族整体多元文化的格局,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使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增强了民族自强开拓精神,同时相互帮助共同前进

  随着改革开放,全国经济飞速发展,使国家实力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越来越大,加上爱国主义教育的深入,作为中国人,中华民族一员的自强、自立、自尊、自信的荣誉感不断增强。同样地由于各民族在改革开放中,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落后面貌的迅速改变,民族意识也不断增强,如在政治上的民族自主意识增强,在商品市场大潮中,竞争观念、开拓精神的树立,打破了封闭、保守、因循守旧观念和民族自卑感。这种民族意识的增强是一个民族进步发展的标志,有了这种精神这个民族才能自立、自强,在友好竞争中不断开拓前进,立于先进民族之林,由于民族意识的增强,进一步促进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发展。我国民族意识增强,一方面是由于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落后面貌改变,而必然出现的民族自强开拓精神,另一方面是由于在党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培育下,这不仅要求树立民族自强开拓精神,而且是要相互帮助,共同进步繁荣。按照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要求是:先进民族和地区,有责任帮助发展慢的民族和地区迅速发展,这是先进民族和地区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在改革开放中各民族在发展市场经济竞争中,既有效益、利润、平等竞争,又有团结相互帮助,出现了先富帮后富,经济教育上的手拉手献爱心活动。如深圳发达地区主动帮助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经济文化上的“心连心、手拉手”活动,深圳市主动拿出合作基金以无息贷款帮助阿坝建立经济发展项目,并无偿为阿坝州培训100名经济管理干部,拿出200万元捐献阿坝州师范学校教育发展基金。北京市与内蒙自治区相互帮助,93年起北京拿出14亿元投资内蒙发电设备和技术,增加输电量。1995年内蒙向北京输电150万千瓦, 弥补了北京电力不足,从此北京不在对居民拉闸限电,促进了相互发展。上海市近些年为对口支援的民族地区投资达5亿多元, 对口支援发展的工交农项目达二千多个。全国发达省区、云南省发达的昆明等地市为发展慢的边远少数民族地、州、县,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经济文化上的对口支援,智力支边活动,在对口支援中既有互惠、互利,又有互助,生动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相互帮助,共同发展繁荣。
  

  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市场经济下,民族间的共同性、一致性,正逐步加强

  在前面引用邓小平同志论述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中,他说:“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更加发展。”这是指出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发展的趋向。当然在各民族现代化发展繁荣中,民族特点和统一性都在发展中增长,但由于经济的现代化和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和交融,统一性共同性将增长更快。我国各民族的统一性和共同性,除政治上的社会主义制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等方面外,将随着改革开放、国家四个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在各民族地区的建立,中国要走向世界,世界要走进中国,必然要求在现代工业、交通、电讯、商品规格等方面的统一性,这不仅国内市场需要,而且国际市场也需要,必然打破各民族闭关自守、民族壁垒,为国内国际市场统一性所逐步代替。正如马克思恩格斯一百多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预见的那样:“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如此。”他还说:“随着自由贸易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了。”各民族地区要发展就越要对内对外全方位开放,吸引国内外现代工农业资金、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等。随着市场经济建立,产品销往内陆、国外,在经济上必然与内陆和国际市场连为一体,统一性越增强,经济上的互补性,使相互间越更不可分离。随着市场交往的日益扩大,文化教育为经济基础服务,所以现代教育要求: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使民族教育日益现代化。现代科学技术必然要打破民族性,增加统一性。现代电讯、信息网、高速公路、航空,缩短各民族各地区间的距离,打破了关山阻隔。因此,能否充分利用现代交通、电讯、信息,已成为发达民族的标志。

  在文化上,民族地区随着开放、市场经济活跃,民族风情旅游业的发展,各民族充分利用民族文化为市场为经济服务,提供了国内外各民族间优秀文化的大学习、大交流、相互交融的机会,特别是通过电讯、电视传播,能更快更有效地为各民族、各国所了解,民族文艺歌舞的许多优秀节目日益成为中华民族所共有。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随着现代化经济进入我国,如西服、牛仔服、种种欧美新款式、艺术上的卡拉OK、迪斯科、华尔兹舞、各种通俗民歌等等,成为我国各民族所喜爱、吸收,深入穷乡僻壤,成为时髦和现代化的标志。

  由于开放和市场经济促进人口大交流和迁徙,在交往中促进不同民族成员间的相互了解,从而出现族际婚日益增多,特别是在各族青年中既有汉族与少数民族,也有少数民族之间,这在全国和我省大中城市、民族杂散居地区较多,不少家庭有好几个民族成份,群众把这种家庭形象地称为“团结族”家庭;一些人口少的少数民族由于改革开放,族际婚比例较大,如东北鄂温克族与汉族通婚占52.18%, 内蒙古和黑龙江的鄂伦春族异族通婚达48.5%,黑龙江赫哲族通婚高达70.4%。八十年代以来西南地区成千上万的少数民族妇女通过与汉族联婚,迁移到东南沿海安家落户,这反映了民族关系的新迹象。据北京中国社科院民研所在北京对27个不同民族成份进行问卷调查,在200多份问卷统计85. 4%的人认为族际婚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民族进步的标志,因为在族际婚家庭中不同民族间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交融最快。因此,族际婚的增多是我国民族关系的新趋向,它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新特点,深刻说明今后民族关系的新趋向是:各民族在改革开放、经济文化发展中更加进步繁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各民族的交往更加密切不可分离,各民族更亲密团结,谁也离不开谁,各族人民人心思定,迈向共同繁荣,这是任何力量也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上述主要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我国民族关系的积极作用。而另一方面,商品市场交换是按价值规律和竞争原则进行,往往是优者胜,劣者淘汰,它不会因为你民族落后而客气,要取胜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和牺牲。有的人为追逐利润,不顾商业道德,甚至搞假、哄骗等,用各种卑劣手段坑害对方,激起矛盾,破坏民族团结;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各种经济权益、民族文化、宗教价值观、语言、民族习俗不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撞击,引起民族间的矛盾,局部地区、个别民族间会产生一些民族、宗教问题,少数情况下如麻痹失控或处理不当,甚至会激化矛盾为对抗性冲突,这仅是民族关系上的支流,除个别敌对问题外,大多是人民内部前进发展中的矛盾。在对外开放中资本主义腐朽思想黄色文化会侵入,毒害各族人民,破坏社会主义事业。党中央和各省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市场经济中的消极因素和民族宗教问题,各地区各民族的领导干部都会从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大局着眼,即时解决。在改革开放物质文明建设中,同时抓精神文明建设,持久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教育,使各族人民牢固地树立民族平等团结,社会稳定高于一切的观念,正确对待和处理民族间发生的问题。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加强了市场经济法和民族法制建设,逐步完善,并经常开展扫黄、打假活动。许多城市针对情况制定民族工作法规和管理条例,如北京、上海等城市制定了“关于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内陆城市和边境城市互结友好城市,加强民族工作,使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使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向更亲密、更稳定的方向发展。

来源:民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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