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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从行为上观察，现代中国人的生育伦理并非毫无变化。其一，生育与“孝”的伦理联系不再牢不可破，小家庭单位是如今社会的基本模式，无后为大的孝道受到计划生育的阻滞，上辈父母膝下承欢的晚景，已经变得没有多大指望，甚至“常回家看看”都成了一种奢望。其二，中国人口众多加剧了生存竞争，养育子女的边际成本日益升高，为人父母者发觉，不仅必须依靠自己的能力与社会保障，做好老有所养的准备，而且还必须经受住儿女将来可能“啃老”的回馈。所以，“养儿防老”、“多子多福”越来越像是口舌之欢，而不再具有任何实际的功效。  传统生育伦理在现实生活的剥离下，日渐裸露出它在伦理理念上的内核。尽管现代中国人对上孝道式微，对下越俎代庖，但传宗接代的生育观念仍然是顽固不化的。如同久困笼中的鸟儿，既丧失飞翔的能力，也失去了展翅的渴望。几千年专制社会与奴役的生活，早已经使中国人丧失了自我生命的认知能力。在生育的牢笼中，只有必须克尽的“义务”，必须履行的“责任”，却没有绽放自我生命的“自由”；在这个制造生命却又束缚生命的生育轮回中，不仅制造生命的人把自己当成了传宗接代的机器，而且新的生命也只是为将来的传宗接代准备工具而已。正如鲁迅所说，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见《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毋庸置疑，生育造就了人类的繁衍。然而，生育的道德哲学，既不是建立在传宗接代的动机之上，也不是圆满于种族繁衍的结果之中。生育本是生命个体自由伸展的一部分。如果说，生儿育女乃天性使然，但这“天性”便不包含任何世俗的考量。它增添了天伦之乐，却不是取悦长辈的孝顺之道；它充实了生育者的人生，却不是为着解除经济上的后顾之忧；它延续了我们的生命，因为爱的缘故，却不是因为流淌的血脉和相同的姓氏。 事实上，我们也能从现实的生活中分辨出，那些追求实现自我、具有独立生命意识的人，他们的生育或领养行为，摆脱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出自干净的动机，享受纯然的快乐，克尽抚育的职责。而那些只知道传宗接代的人，往往生而不养、养而不教、教而无方，不仅自己活得毫无尊严，还滥用生殖，糟蹋新的生命！  中国人最害怕断子绝孙，对无根的生活充满恐惧，却意识不到，自我认知与自我生命的价值才是人生的根本。中国人缺乏自信人生的力量，却盲目追求无垠的生命，拒绝有限生命历程的理性，像历代帝王渴求长生不老一样，只不过把生儿育女当成了无限生命的仙丹。恐惧无根的生活与追求无垠的生命，反映了中国人的“存在性焦虑”，就是说，中国人在他的人生中，始终找不到“自我”的存在，这使得中国人只有在不停的生育中，才能舒缓他那无意识的“存在性焦虑”。  我曾经对我们中国人如此强烈的生育渴望百思不解。在生育的牢笼中，我终于看见，那个丧失了自我生命的中国人，那个折断了自由翅膀的中国人。可是，“懂得有时才是最深的无奈，因为懂得才会明白，她是不可分，不可解，不可改的。”（柏邦妮《不远离，不原谅，不遗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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