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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蕴含丰富的政治智慧，对了解中国历史与现状、完善中国现实治理，颇具借鉴意义。只是由于年代的久远、文字的生僻以及古代官制的复杂、琐碎等原因，非历史专业出身的人学习起来常感困难重重，索然无味。如何克服学习困难，增强学习兴趣，不妨从如下视角入手。
第一，“结合事件学制度”。制度在规范社会秩序的同时，也确立并维护了利益分配关系。在稳定的制度下，即使利益分配不合理甚至很不合理，通常也是被社会大众认可或默许的。改变制度意味着改变利益分配关系，改变重大制度意味着改变重大利益分配关系，势必会遭到既得利益者（通常也是掌权者）的强烈反对与阻挠。因此，制度确立后多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历史惯性（或者说是“路径依赖”）。改变制度须待历史契机，须有足够的动力。重大事件的出现常会改变原有社会秩序和利益关系，为制度变迁提供历史契机和足够动力。
中国历史上，众多重大政治制度的出现都有较深刻的历史背景，与重要事件的推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中朝官”的出现与汉武帝攻打匈奴、中书省的出现与曹操“挟天子以令天下诸侯”、门下省的兴起与“三马食槽（曹）”（司马懿父子篡夺曹魏江山社稷）、北门学士的出现与武则天当家、官职差遣的流行与唐朝中后期藩镇割据乱局、军机处的设立与雍正皇帝对西北用兵之间均有较密切的关联。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诸多例子中，门下省的兴起与“三马食槽”事件之间的关联尤显典型。曹魏时期，中书省（府）的权力日渐显赫，成为关键的决策部门，其长官中书监、令是参与决策的关键岗位。魏明帝病重时，其子曹芳年仅 7岁，“深以后事为念”。正是由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入卧内”，“执帝手而书之”，司马懿才得以与曹爽共同辅政，这是司马懿父子得以篡夺曹魏政权的关键一步，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是关键步骤中的关键人物。精明的司马懿父子深知自己之所以得以掌权，正是中书刘孙二人参与决策、鼎力相助的结果。因此，取得政权后，他们一方面对孙刘二人心存感激，另一方面对中书的权重也放心不下。于是，便将宫中原有的侍中、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侍郎等闲职集中起来，组建门下省，担当“喉舌之任”，“封驳诏命”，规定凡中书草拟的诏命必须经过侍中们审查合格后方可，否则须驳还重拟或修改。由此逐步形成了“中书取旨，门下封驳，尚书奉而行之”的规整有序的三省制格局。
制度是枯燥的，事件是生动的。“结合事件学制度”，不仅有利于加深对制度的理解，而且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增强学习兴趣。
第二，“结合现实学制度”。泰戈尔说：“黄昏时节的树影拖得再长再长，也离不开树根。”当代中国政治离不开两个传统，一个是计划经济时代传统，另一个是封建时代传统。当代中国政治中有很多封建传统的影子，学习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时把历史与现实贯穿起来，既有利于把握历史脉络，洞察现实问题，也可点石成金，让历史走进现实，激发学习兴趣。
例如，学习元代行政区划时就可将它与今日行政区划联系起来。宋代以前，我国行政区划与自然经济区域基本一致。从元代起，该情况发生了较大改变。元朝统治者鉴于五代以来地方势力凭借天险对抗朝廷的教训，改“山川形变”为“犬牙相入”，使省级政区“北向洞开”，以免地方上出现“形胜之区，四塞之国”，从而达到军事上“以北制南”的目的。正如魏源在《圣武记》所言：元代省域“合河南河北为一，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长江之险失；合湖南湖北为一，洞庭之险失；合浙东浙西为一，钱塘之险失”。“犬牙相入”的划分方法破坏了中国行政区划的合理划分。比如，“秦岭——淮河”一线是我国气候的重要分界线，该线南北的人文、自然地理条件等差异很大。宋代以前，秦岭、淮河南北地区一般不被划入同一政区。但是，元朝统治者不尊重该自然分界线，把秦岭以南的汉中盆地强行划入陕西行省，尽管汉中历来是通往巴蜀的咽喉，历史上与关中只有栈道相连，在人文景观和风俗习惯诸方面皆与四川和湖北较近。该划分一直因循到了今天。再如，汉唐行政区划“两级制”与今日行政区划“四实（中央、省级、县级、乡级）三虚（地区行政公署、街道办事处、区公所）”相比，要简洁得多。交通落后、管理能力有限的汉唐政权尚能如此，可知今日我国行政层级未被精简，乃“不为也，非不能也”。又如，汉唐都曾在两级地方政权之上另建大的监察区——州或道，既与被监督对象——地方政权相对独立，又能实行居高临下的监督。该制度设计符合权力监督的逻辑，值得今人学习借鉴。复如，宋科举制中“糊名、誊录”、“锁院”、“牒试”、“别头试”等科举程式对于改进今日公务员考试程序，防止舞弊、不公，亦具启发性。
政治一半是科学，一半靠经验。这经验需要从历史中总结而来，是所谓“鉴古知今”。“结合现实学制度”，有助于丰富专业修养，有利于提升政治洞察力。
第三，“结合文化学制度”。政治文化是外在政治现象在人们心中的心理积淀及其反映，不同的心理积淀会导致不同的行为定势，制度本质上是行为的规范化，二者之间有相通承袭之处。
与“山中贼”相对应的是“心中贼”，制度的背后常有深厚的文化根源，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也不例外。例如，南朝中后期有一种流行的政治做法是“望白署空”。所谓“望白署空”，指的是士族出身的中书、尚书、门下三省长官在其位而不愿亲理日常事务，举凡下属请示，时常连公文内容都不看一眼，就在空白处签上自己的名字。这样，庶族出身的中书通事舍人等便赢得了掌握实权的机会，出现了所谓“寒门掌机要”现象。那么士族出身的高官们为什么要“望白署空”呢？底层的文化根源是，当时江左地区玄学及希冀隐逸之风强劲，士族们纷纷宅心玄远，当官亲细务者不仅得不到赞许，反而会被社会名流所鄙视；“望白署空”者（实为玩忽职守者）反而被时论尊为“亮节高风”。既如此，当然免不了“寒门掌机要”的出现。可见，“结合文化学制度”，不仅有利于加深对制度的理解，而且有助于丰富文化知识，增加人文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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