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舊事(六)【圖文】

2013-05-31  還舊樓主.
 
    四十一、四行仓库保卫战 
 
    位于苏州河北,光复路21号的一座六层楼钢筋水泥建筑,原为金城、大陸、盐业、中南四家银行的仓库;所以称为四行仓库。

    1937
77日,日本帝国主义策划“芦沟桥”事变后,在813日对上海发动侵略战争。中国军队奋起抵抗,终因敌强我弱大场失宁,闸北、江湾守军奉命撤退。 守军第八十四师五二四团奉命掩护主力转移,谢晋元团附(后升任团长)率部于1026日进驻四行仓库,雄踞仓库大楼,构筑防御工事,誓死固守。为激励士气,晋元团附满怀爱国激情赋诗一首: 勇敢杀敌八百兵,抗敌豪情以诗鸣, 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倭奴气不平。
 
    1027日~30日,孤军作战四昼夜,打退日军10多次疯狂进攻,谢团长亲自用步枪击毙两个鬼子兵,极大的鼓舞士气。战士们奋勇杀敌,打得敌人血肉横飞,丢盔弃甲,仓皇逃窜,共毙敌200余人,伤敌无数,使敌人不敢冒进,只得采取层层包围,伺机进攻,但均遭挫败。 八百壮士担任掩护大军退却,死守四行仓库四日四夜,1031日该部奉令撤出战斗。 全国人民对这一震惊中外的抗战英雄事迹和爱国壮举,无不崇佩感泣,称誉他们为八百壮士”,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十月二十六日夜晚,第八十八师师长孫元良下令该师五二四团团附谢晋元中校固守四行仓库,吸引住日军,迟緩他們的进攻速度,掩护闸北地区友军撤退。

    1、二十七日午前二時,谢晋元率領該团第一营(营长杨锐符)八百官兵悄悄地集合在四行仓库內,作了強固的卫部署。

 从這一天的清晨开始,日军循苏州河边对沿途房屋纵火,搜索前进。下午二時,日军大部
队接近四行仓库,还不知道內有伏兵。謝晉元等到日軍的距离充分拉近之后,一声令下,众枪齐发,日军陷入大混乱,遗下了八十多具尸体退去。

 自此发端,一连展开了四昼夜的生死搏斗。日军出动大炮、战车,无分昼夜地进行波浪
式的攻击。

 厚实的钢筋水泥墙壁,到处被炮弹轰开了洞眼,但守军士兵们则以存放在仓库中的成袋黃
豆和面粉等堆积起來加以堵塞。並自屋上投下手榴弹甚至迫击炮弹反击日军,使仓库四周的
日军尸体堆积如山,连其战车也被烧毀三辆,傾覆四辆。
    2、撤退
 
    至三十日,英国方面唯恐战火波及租界而出面調停,提议谢晋元部队撤進公共租界。中
国方面接受了調停,乃於三十一日清晨放弃四行仓库,渡过苏州河,进入公共租界。

 经過四天的战斗,中国方面所受的損害,仅只有死者三十七人。

 本來,租界当局承诺谢晋元的部隊,撤经租界之後,仍然回到中国軍的战线上去;但因受日軍压迫不履行約定,将谢晋元等八百人扣留在租界上。

 後來,谢晋元於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四日被受日軍收买的叛徒所刺死。

 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發,日軍占領上海租界,谢部官兵乃成為日軍俘虜,被带往各地充苦工:及至战争結束之后,平安返回上海者不过一百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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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93日,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将这座四行仓库定为八百壮士抗日纪念地。
 
 
    四十二、《中国民族工商业者与海外关系》  

在旧中国,附庸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买办资本,为中国民族资本的来源之一。民族工商业生产及经营管理的初步欧、美、日本化,肇始于清末“洋务运动”。许多大中型民族工商业的创业人,如范旭东、李烛尘、卢作孚、刘鴻生、吴蕴初、周作民、郭顺等,他们都曾是“洋学堂”学生,或者曾去欧、美、日本留学、考察过,或者自己就是华侨。他们有较好的经济条件,可聘用曾去外国留学的得力助手,或者能送下一代或高级职员去外国求学深造,代代相传,有些回国接班,有些留在海外。加上他们在国外有为数很多的同学亲友,使他们的社会关系具有广泛性和国际性。  

在民建、工商联、及工商界同志由于有广泛的社会联系而曾去欧、美、日本等国及港澳地区考察、访问、探亲或者长期工作的,就有胡子昂、荣毅仁、刘靖基、王光英、张敬礼、孙晓春、胡子婴、刘念智、古耕虞、浦洁修、姜培禄、汤元炳、郭棣活、粱尚立、陈祖沛、吴志超、华煜卿、童少生、孙孚凌、吴羹梅、经叔平、唐君远、陈邃衡、严庆祥、徐国懋、吴中一、荣鸿仁、荣漱仁、杨通谊、郭秀珍、王兼士、周宝芬、徐昭隆、吴光汉、陈元钦、董春舫、倪家玺、刘汉良、杨受百、万国权、邵越千、张春申、朱博泉等。不少人还接待第二代、第三代人从海外回来探亲讲学,联系业务,搞合资、合作经营,为四化服务。再有些人,由于在海外有直系亲属或其他关系,为自己的子孙申请去外国及港澳地区探亲、求学、就业乃至定居的络绎不绝。所有这些,可从侧面说明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的海外关系的深度和广度。可以说“海内(外)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了。  

《上海解放前后民族工商业者动态一斑》  

19307月起,我在上海从事会计师、律师事务二十三年。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和正信会计师律师事务所,有105个行业的工商、金融企业和工商业者个人2004户,直接委托我办案2675件。不少委托人,于抗日战争时期、抗战胜利后及大陆解放前后,离开上海,前往大后方、台湾、香港、美国等地经营工商业、定居或者入籍,也有重返大陆的。  

仅就上海解放前后这段时期,曾就委托人中试作统计,有企业101家,其中棉、毛、丝纺织印染业34家,银行、保险、地产业24家,机器、造船、钢铁厂、化工原料厂各7家,药厂、药房5家,航运、盐业各3家,其他18家,去外国及台湾、香港的112人。101家中,有21家的股票在抗战胜利后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如属于“四大”“四小”热门股的永安纱厂、美亚绸厂、信谊药厂、新新公司、中西药房、新光内衣织造厂等。112人中,不少人已经去世。中国民族工商业者与海外关系可见其一斑。  

1)属于“北四行”系统的金城银行和中南银行及其有关人士投资经营的企业,委托我办理会计、法律、文书案件的最多。  

其中纱厂有天津北洋、济南仁丰、上海新豫、德丰;其它企业有诚孚信托公司(两行合营)、黄聚德堂股份有限公司(中南银行十分之九股东,印尼华侨黄氏家属投资公司组织)、中国航运公司(代表人董浩云,在香港、台湾、英国、美国等地组织集团经营航运、造船、保险、银行、地产业务)、中黎机器公司(与比商合营)、中华造船厂(与民生实业公司合营)、通成公司、振农公司、大德橡胶厂、杭州福华丝业公司等31个单位。其代表人如黄浴沂(中南董事长)、王孟钟、吴蕴斋、胡恵春(胡笔江子)、裴延九、董浩云、陈伯流、姚庆三、许宝骅、郑鸿彦等去了香港、美国、印尼,而周作民(金城董事长)、黄钦书(解放后中南董事长)解放后由海外归来,与徐国懋、殷纪常、袁佐良、张重威、沈长明、童润夫、杨俊生等,留在上海迎接有关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2)我曾任太平保险公司协理,熟识保险界人士,保险公司委托我办理登记、查帐、担任常年法律顾问的有55家。除中国银行办的中国保险公司、浙江兴业银行与美商合营的泰山保险公司外,其中13家是金城、中南、太平全部或者部分投资经营及参加太平分保集团的,如中国天一保险公司、丰盛保险公司、宝隆保险公司、中国航运保险公司、泰安保险公司等。它们的代表人宋汉章、丁雪农、曹伯中、汤秀峰、谢知方、董汉槎、乐嘉祥、任硕宝等去香港、美国、台湾。  

吴震修、金瑞麒(任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总经理)、屠伯钧、陶听轩、陈伯沅等留在上海、北京。  

3)银行、钱庄、信托公司、保险公司、房地产公司、企业公司、投资公司等八个行业256户委托我办案421件,除前述金城、中南银行及保险公司外,委托人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徐谢康去香港、美国,资耀华、伍克家、赵汉生留在北京、天津、上海;联合银行吴鼎昌、钱新之(国民党官僚、财阀)去香港、台湾,周德孙、戴笠庵留在上海;国华银行饶韬叔、瞿季刚、沈叔玉去香港,邓文钊、唐寿民、刘渐陆留在广州、上海;恒利银行王竹屏、乐嘉祥去美国、香港;谦泰银行潘炳臣、铁业银行陈贵生去香港。  

房地产公中,永业地产公司徐士浩(刘公诚岳父)去美国、香港,代理人周仲洁(解放前,曾参加徐永祚、王志莘、李文杰等组织的民建外围聚餐会)留在上海;恒兴地产公司王一吾、谢牖前去美国、香港,薛树荣留在上海;成吉地产公司王家桐去香港,其弟王家荪留在上海。  

4)泰利、大隆、苏纶系统各厂,系严裕棠家属投资经营的。我与严家有三代交谊,严家所办的上海大隆、泰利机器厂、仁德纱厂、华丰铁厂、一大铁厂、苏州苏纶纱厂、裕苏实业银行、昆山振苏砖瓦窑业有限公司等都委托我办理案件。解放前,严裕棠去巴西、台湾,其子孙严庆龄去台湾、庆瑞去巴西、庆祺去香港,潮泰、云泰去美国,庆祥、庆禧、庆禄、肇泰(达)、国泰留在上海、苏州,庆祥、肇泰现在香港。刘靖基系庆龄连襟,大合营前任大隆、泰利董事长。  

5)申新、福新纺织、面粉厂系统的无锡、上海、武汉、宝鸡等地各厂,很少委托自由职业者承办案件。我只在上海解放前承办大安企业公司受盘荣氏鸿丰纺织厂案与该集团略有关系。  

荣氏门婿杨通谊所办企业,我是受委托人。这个系统的荣尔仁、鸿仁、鸿三、吴昆生、中一父子、王禹卿、荣鸿仁解放前后去香港、巴西、澳大利亚等地,留在大陆接受企业改造的有荣毅仁、李国伟、华煜卿、厉无咎、范谷泉等。  

6)常州大成纱厂、上海安达纱厂、中华棉业公司系统,查济民、刘丕基、刘汉堃、汉良在香港、巴西、尼日利亚投资许多企业。

刘国钧、刘靖基解放后即从香港回来,接受企业改造,并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中起带头作用。  

7)丽新纺织系统的丽新纺织印染公司、协新毛纺织染公司、昌新纺织印染公司、丽新机器织染公司唐翔千现在香港办厂,担任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唐君远、程敬堂留在上海。  

8)常州民丰纱厂、戚墅堰通成纱厂、上海大同纱厂李耀章、李震之(严庆祥内弟)、杨子游在香港,并在尼日利亚投资设纱厂。江上达在香港经营上海纱厂失败,由黄炎培报告周总理召其回北京常住,其侄江子砺,代理人谢钟豪在常州。  

9)其他棉、毛、丝纺织印染厂15家。南通大生一三厂官股董事长洪兰友去台湾,张敬礼、张文潜在上海、南通;永安纱厂郭顺去澳大利亚,郭棣活、朱博泉在上海;汉口第一纱厂李薦廷(国民党立法委员)去台湾;庆丰纱厂唐星海、统益纱厂吴瑞元、崇信纱厂边继卿、荣丰纱厂徐采丞去香港;杭州第一纱厂张文魁去巴西;王子建、董春舫、章荣初、韩志明、许冠群留在上海,董春舫现在美国。  

达丰印染厂王启宇、新华毛纺织厂程年彭、华尔康、大统染织厂朱敏堂、丽明染织厂马少荃、启明染织厂诸文绮去香港,王芹生、朱旭昌(朱敏堂之父,经营福昌钱庄)、诸尚一等在上海;王芹生现在香港。  

美亚织绸厂蔡声白去香港,蔡昕涛、童莘伯、莫如德(解放后自美回国,运动中死亡)在上海。新光内衣制造厂傅良骏解放后去香港,代理人周庚在上海,曾参加民主革命运动。  

10)刘鸿生系统的大中华火柴公司、上海水泥公司、章华毛纺厂、华东煤矿公司的刘念仁、刘念礼、程彭年等去香港、台湾,刘鸿生、刘念义、刘念智及华东另一大股东严惠宇留在上海。  

11)林熙生系统的大陆盐业公司、大陆实业公司、大陆轮船公司、大华新地产公司的林熙生、石祥和翁婿现在香港,曾任交通银行要职的陆德中留在上海。  

12)嘉兴民丰、杭州华丰造纸厂董事长杜月笙、经理王先青(杜月笙徒弟,国民党骨干分子)去香港,劳敬修、魏伯桢(盛丕华连襟)、金润庠、竺培农(大股东竺梅先子)、金志朗(金润庠子)、詹少文(代理人)留在杭州、上海。  

13)中西大药房、民谊药厂周邦俊、周文璣父女,新星化学制药厂、标准味粉厂姚俊之去台湾,周邦俊生死不明,周文璣、姚俊之参加同业公会活动。他们的代理人夏习时、郑昌明留在上海,郑参加上海长宁区工商联活动。  

14)其他工商企业23家。天厨味精厂香港分厂本由吴蕴初夫人吴戴仪经营,吴蕴初、吴志超留在上海迎接企业改造,吴志超在香港任合营后的天厨港厂董事长。信谊药厂鲍国昌、康元印铁制罐厂项康元,抗战胜利后即去香港。中国钟厂王宽诚长期在香港经营工商业,解放后,由他们的代理人陈铭珊、李康年留在上海接受企业改造。  

解放前夕去台湾的还有裕华盐业公司周旭初,宏大第一橡胶厂任志道(李宝森留上海);去香港的还有华美大药房徐翔孙(女儿徐济华是医生)、姜沅泰皮毛公司姜钟麟、鑑臣香精厂、新一化工厂林康侯、李润田(代理人刘履吉)、胡忠彪(代理人卞伯屏),新新公司、新新实业公司、金门大酒店金宗城、李泽、高唐,沅和糖行、振东轮船公司黄振东(由其妻及寡嫂为代理人),大业盐业公司(上海银行附属事业)李桐材,联合颜料厂叶春华、益丰搪瓷厂董叔英的及其父兄、鹤鸣鞋帽商店杨抚生,公和来颜料行吴性栽等。  

大明火柴公司邵修善一家,解放前去美定居,因车祸去世。泰昌木器公司乐嘉祥亦去美国,全行业公私合营后,泰昌迁兰州,由其内弟李名山(美国法学博士,曾为国民党法院推事)为代理人,接受企业改造,李为兰州市工商联、侨联负责人。新闻报馆大股东汪伯奇、仲韦兄弟去香港、美国,一度为代理人的吴蕴斋、郑鴻彦早去香港。  

上述金融企业界各系统在国内外的人士中,不少人已先后去世。
 
摘自《上海工商经济史料》

 
    四十二、沈尹默和《新青年》沈尹默(1883—1971)

原名君默,浙江吴兴人。名书法家、诗人。早年留学日本。1914年任北大预科教授,后改任文科教授。

《新青年》编者之一,新文学运动中致力于新诗的创作。曾任北平大学校长等职。解放后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著有《二王书法管窥》等。

关于《新青年》

19159月,陈独秀独自创办了《青年》杂志。第二期起改名《新青年》,由群益书局承印;陈独秀是为了维护真共和,揭露假共和,提高国民“宝爱共和”的觉悟而创办此杂志的。

《新青年》是以改造青年思想、辅导青年“修身治国之道”为职志的。创刊号上的《敬告青年》,就是纲领性的动员令。号召青年务必提高六个方面的觉悟:“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步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最后说:“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和人权并重。”揭橥“科学” 、“民主”两面大旗。

《新青年》第一卷多学术理论,辅导青年以必修的基础课入手。1916年后,内政外交更形恶化,则从第二卷起,兼重时事,“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不忍默不一言了。

1918年初,《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六人轮流编辑。

他们以《新青年》为阵地,以北京大学为大本营,展开了积极的富有创造性的活动。《新青年》所开启的革新思潮,这时已成为包括文学、思想、道德、政治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十分丰富而又有相当深度的、赢得全国进步青年和知识界热烈响应的,震动全国的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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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路上的沈尹默故居
  
四十三、中国化学工业社简史(以下简称中化)
     看大标题大家可能不熟悉,但说起三星蚊香,三星牙膏大家就知道了。这些产品就是中化的。
     中化是我国民营日用化学工业企业中,创办较早,产品较多的一家。创办人方液仙。
方液仙名傅沆,1893年生于上海,1940年在上海被日伪绑架遇害。他的原籍是浙江镇海县桕墅,祖先为当地大族。
     清末,方液仙的祖辈,在上海、宁波开设钱庄共达二十五家之多,族人在沪、杭、甬等地经营工商业者也不少。辛亥革命前,许多工商企业受橡皮股票风潮影响,纷纷倒闭歇业,方家的钱庄只剩下了几家。
    方液仙看到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外敌欺凌,工业落后,民生凋蔽,同时感到祖辈经营的钱业,风险很大,随时有破产的危险,因此立志兴办工业。
    他对化学知识极感兴趣,为了学习化学,曾向上海江南制造局技师窦柏烈学习,同学中还有吴蕴初和李润田。方液仙并于住处设立化学实验室,进行化学试验,努力钻研,颇有心得,创制了不少日用化学工业产品,中化就是他毕生最主要、最成功的事业。此外,他与亲友合办的企业还有:鼎丰搪瓷厂、龙华制革厂、永盛薄荷厂。一·二八淞沪战役后,创设中国国货公司于上海南京路,自任董事长。
    1912年二十岁的方液仙,鉴于化妆品市场上外货充斥,利权外溢,毅然筹创中国化学工业社,准备试制牙粉、雪花膏、花露水等化妆品,曾遭到父亲反对,但他毫不气馁,终于得到母亲支持,将其私蓄一万元给他作资本,于是就在圆明园路安仁里住处办起厂来。
方液仙亲自带领了几个工人和学徒,制造三星牌牙粉、雪花膏、生发油、花露水、香粉等化妆品。当时国产化妆品因外货泛滥,销路极少,中化年年亏损。亲友们都劝他停止经营,可是方液仙十分自信。在一万元资金全部亏蚀之后,1915年又设法集资五万元(自已出资七成,其舅父李云书投资三成),租赁重庆路田丰记营造厂的三间厂房作为工场,请姚聿津任厂长,除继续生产化妆品外,增产三星牌蚊香、皮鞋油和果子露等,并设发行所于广东路68号,请胡士浩任经理,杨梦松负责推销,还有推销员、营业员、管理员等数人。这时虽初具规模,但还是年年亏损。
当时中化的产品质量,力图与日本的金刚牌牙粉、野猪牌蚊香,欧美的旁氏白玉霜、夏士莲雪花膏、林文烟花露水等抗衡,但由于清政府对外开门揖盗,对内横征暴敛,市场上洋货倾销,国货无立足之地。
所以同业中有人说:“我们的东西是香的(化妆品),生意却是臭的(没销路)。”
到1919年春,中化的资金几乎又亏损殆尽,面临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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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给我国的民族工商业带来了生机。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浪潮席卷全国,各中小城市向上海国货厂商订购商品者,纷至沓来,民族工业开始振兴起来。
    中化也绝处逢生,决计增资改组,创制新产品。经过两年的努力,不仅将历年亏损全部赚回,而且还有盈余。
    1、增资改组。1920年,方液仙向其四叔上海钱业界的巨子方季扬提出投资要求,方季扬看到民族工业发展的时机到来,同意向中化投资,但提出一个条件,必须要李云书退股,理由是李云书在各处的合伙企业很多,怕被牵累。方液仙即说服李云书退股,重行集资五万元,方季扬认股三成,方液仙自认七成,并改组为无限公司,由方季扬任董事长,方液仙任总经理。方季扬入股后中化有了金融界的支持,在资金调度和业务发展上获得了很多便利。
    当时中化总公司设在河南南路444号(后为257号),改进了企业管理制度,三星蚊香的销路不断的扩大,利润大增,不到两年就反亏为盈,增加了资金积累,拨款在安远路购基地、造厂房、添设备,建设了制造厂,后来称为总厂,又称第一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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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化早期的产品种类很多,除各类化妆品外,三星蚊香为其重要产品之一。早在1915年前,方液仙见日货野猪牌和猴牌蚊香充斥市场,为了挽回利权,推销国货,已着手准备制造蚊香。当时仅知蚊香以除虫菊为原料,但对制作方法却少知识。为了试制,曾向日本购买少许除虫菊,请香烛店的制香师傅试制,但用手工压成盘型,总是容易断裂,未能成功。后来派李耀斌去日本,通过中化驻日本专员郭永康介绍,进野猪牌蚊香厂当工人,学到了用机器制造盘型蚊香的技术和其他一些操作方法,回国后改用机制,方告成功。
三星牌蚊香通过当时法大马路(现金陵东路)的华洋杂货批发商,开始进入市场。
为了与日货竞争,采取了优待批发商的办法,于每年五月向批发商发货,到中秋节后才结账收取货款。如此二,三年后在爱用国货的浪潮下,三星蚊香得以畅销。批发商号为了表示提倡国货,都在店门口挂起三星蚊香的大旗,引起了许多烟纸店的注意,纷纷向中化订立蚊香购销合同,因而销售网点遍及全市,从此市场上三星蚊香基本上代替了日本野猪牌蚊香,及至五卅运动发生,上海市场上的日货蚊香几乎绝迹。中化为了扩大三星蚊香的生产,于1928年建立了第三工场,专门生产蚊香,在币值稳定时利润可达百分之五十五,为以后中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3、三星牙膏的问世:
    中化早在1912年就生产三星牌牙粉。1941年家庭工业社生产无敌牌牙粉,1917年,永和实业公司的嫦娥牌牙粉,相继产销。无敌牌牙粉的香味很受人欢迎,嫦娥牌牙粉的包装十分喜人,以致三星牙粉的销路受到影响。当时方液仙看到国际市场上,牙膏正在代替牙粉,今后我国市场上产销牙膏是必然趋势。于是他放弃了牙粉竞争,转而致力于牙膏试制。
    他选美国的丝带牌(Colgates)牙膏为对象,仿效它的配方和包装。当时制造牙膏,软管是关键问题,国内无人会做。中化向喜路登洋行进口软管,虽然成本较高,,但三星牙膏终于在1923年问世,这是我国最早的自产牙膏。
    由于三星牙膏的质量和香味都胜过牙粉,而售价仅为每支二角,比七角一支的美货丝带牌牙膏便宜得多,所以一上市场就很快行销,五卅运动以后,更是供不应求。
    牙膏的利润低于蚊香,但由于产量高,周转快,又无季节性限制,因而资金积累较快。一时同业中继而生产牙膏的如雨后春笋,黑人、留兰香等牙膏也很著名,但三星牙膏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解放后,各种牙膏集中到中化生产,后改名为上海牙膏厂,专门生产牙膏。
4、箭刀牌肥皂:
    牙膏的主要生产原料是甘油和皂粉,甘油是洗衣皂的副产品。过去中化用的甘油是向英商卜内门洋行购买的,为了能做到甘油自给,决定生产洗衣皂。于是向德国进口全套精炼甘油的设备,建立了第四工场和成品仓库,并决定以“剪刀”作为洗衣皂的商标。
    1938年春季,“剪刀”皂投产,由于脂肪酸含量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质量远比英商“祥茂肥皂”为好,颇受消费者欢迎。
    上市不久,却发生了意外波折,当中化向商标局登记“剪刀”商标时,发现英商中国肥皂公司已用这个商标注册。但中化的广告已经登出,肥皂已经生产,改换商标有困难,不得已与该公司董事长商量,,请其转让“剪刀”商标,这位董事长乘机提出,要中化放弃肥皂生产,不同意转让商标,于是从1939年起,被迫改为“箭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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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产调味粉
    1923年,中化除生产日用化学品外,还兼生产调味粉,就是现在通称的味精。因为方液仙和吴蕴初是同学,吴蕴初从武汉回沪后,就着手研究调味粉,不久试制成功,并以张崇新酱园老板为出资人。方液仙本想参与,由于张崇新坚持独资,以致未能插手。因此方液仙决定中化自已生产,责成王修荫试制。起先按日本的公开配方试制,结果过程长,环节多,从原料到成品要两个月,且质量不稳定。方和王偕去日本,参观了日本的味之素厂,取了一些半成品回来,加以分析研究,经过试验解决了生产上的技术问题。
    中化正牌调味粉的商标为“观音粉”,质量不如天厨厂的“味精”,售价比“味精”低百分之五,销路不好,副牌“味生”售价比比“味精”低百分之三十,颇受消费者欢迎。方液仙为了和天厨竞争,乃于天一味精厂召盘时,以五万元高价盘进,扩大生产,中化还年产酱油精酱色两个副产品,销路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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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三星牙膏的广告:
[一等赠品独得新建住宅一所]
    中化规定每月在营业额中提千分之三作为广告费,并设有广告科专司其事。上海沦陷后遭敌伪暗杀的《大美晚报》编辑人员朱淞庐,任中化广告科长时,为三星牙膏设计了“玻璃管里的秘密”。这是一种奖券广告,在牙膏内置小玻璃管,管内有彩券,分一元、五元、十元三种。另有“福、禄、寿”三星奖福、禄、寿三字凑齐者可得头奖住房一所,以此吸引消费者长期使用三星牙膏。
    中化还在沪杭,沪宁铁路沿线设立路牌广告,后来以国货广告旅行团名义,由上海经西安、入四川、至云南,经年累月在外地为中化树立路牌广告。其它广告如报刊、墙栏、幻灯、广播、霓红灯等,经常不断。中化职工内部发购货优待折,照价打七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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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方液仙被绑架遇害
1939年,南京汪伪政府成立时,汉奸傅筱庵利用乡谊关系,向方液仙游说,希望方与伪政府合作。方当即拒绝,表示自已只会经商,不懂政治。傅闻言后既打又拉地说:“日本人知道你很关心政治。记得你在战争中,还办过两次伤兵医院,因此很器重你。”并以实业部长相许。方液仙反劝傅要自重晚节。日伪见引诱不成,进而施加威胁,于是恫吓信,警告信不断飞来,形势至为险恶,方深居简出,未予理睬。
1940年7月25日上午,方甫出家门,突遭预伏的匪徒拦车绑架。方雇有保镖,并有自卫****,匪徒疑放要开枪抵抗,便先开一枪,方中弹后,匪徒即强挟方进入预先停在路侧的汽车内,向越界筑路方向驶去。后来该帮匪徒因犯他案,被捕房破获,在法院审讯时,中化襄理李名正代表方液仙家属出庭旁听,始知匪首是76号汪伪特务机关大队长王中,手下11名匪徒,是方宅附近美国兵营内的勤杂人员。
据供称:当时绑架方液仙的汽车抵达匪窟时,方己身死,但对外佯称健在,曾向方家属勒索巨款未遂。
方之被绑,全系敌伪所为,但在当时也无法可想,不得已乃请傅筱庵向南京汪伪政府设法营救,结果回答是“查无此事”。
方液仙被绑身亡后,中化仍按例支薪分红,一切对外往来,仍用方液仙的名义,在生产和业务上实际由方的表弟李祖范负责了。
 
四十四、江南造船厂和上海兵工厂
    老弄讲到这个厂,我也跟一点吧。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曾国藩和李鸿章等,勾结外国侵略者,得到洋兵洋械的援助,击败了反对清朝的太平军。他们认识到洋船洋炮的作用,就在太平天国失败的第二年,即同治四年(1866年)在上海创建江南制造局。
     约在光绪三十一年,将造船和造兵两部分分开,分别由海军和陆军管辖。海军所辖即江南造船厂,陆军所辖即后来所称的上海兵工厂。
    曾,李创立江南制造局的动机,虽然在于镇压国内人民革命;但就当时封建皇朝的形势而言,也包含有抵抗殖民主义侵略的意义。
上海兵工厂的设备,在十九世纪后期,被公认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它最重要的部分是炮厂和炼钢厂。炮厂建于1869年,以制造海军炮和要塞炮为主,有各种大型机械,厂房内设有20吨的桥式起重机。炼钢厂建于1890年,设有15吨马丁炼钢炉一座,3000吨水压机一台,轧钢和镀镍设备等。这两厂配合,从制炼炮身到完成一座巨型要塞炮,无需外求。它的大型机械和特种设备,是解放前全中国公私工厂里仅有的一套。上海兵工厂最早购置的专门机器都是英国货,工程技术人员也是英国人。后来添购了一部分德国机器,又聘过德国工程师。
炮厂于光绪四年(1878年)造成口径4.7英寸、弹重40磅的阿姆斯脱朗式(Armstrong)前装钢炮,是为中国制造钢炮之嚆矢。光绪十三年(1887年)造成阿式口径8英寸、弹重180磅的后装线膛炮。此后前装炮停止制造,专造后装线膛炮。
上海兵工厂炮厂历年造后装线膛炮种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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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炮厂的产品,主要是要塞炮和海军用的快炮,而陆军用的山野炮则是在1905年以后才开始制造的。
抗日战争以前,在沿海的黄浦,吴淞等要塞上都是江南制造局所造的要塞炮,在中法,中日战争中,究竟起到了甚么作用,这是使用人的问题,而不是武器本身的问题。
 
四十五、大北水线公司
我们小的时候,在外滩的浦江二岸,可以看到很大的二块牌子,竖写水线二个大字。
电报传入中国,为时较晚。当欧美各国是已线路密布全境,电报被广泛应用,中国还是靠驿站,民信维持古老的通信方法。
光绪帝国主义用鸦片战争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朝的统治者惟我独尊,鄙视夷人的心理,一变而为惧外,媚外的心理。
面对西方的物质力量,再也不能继续坚持抗拒不理的态度,由此引起一阵所谓维新运动的高潮。在这样的环境下,电报通讯开始传入中国。1874年(同治13年),船政大臣沈葆桢首次奏请设立电报局,详述电报对于通信的便利,可是,虽经批准,迟未实现。迄至1879年(光绪5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便利传递军情起见,才在大沽口北塘海口炮台与天津间架设电线,试办电报。这是中国第一条电报线路,但距莫尔斯发明电报(1837年)已隔了整整42年。
令人吃惊与气愤的是:在这9年之前即1870年,丹麦的大北水线公司早已由俄国的海参威敷设了一条海底电线到日本长崎,再由长崎伸延到我国的吴淞。该公司未得我中国政府同意,竟擅自将水线接到吴淞口外的大戢山岛并由该岛引向大陆,在吴淞引线上岸,在中国的领土上,公然建立陆线一条通到上海租界,设局营业。
继大北公司后,又有英商大东水线公司和美商太平洋水线公司纷纷敷设水线到中国来,引线上陆,通报营业,组成了一个水线网,将中国沿海密密地包围起来,垄断了整个中国的对外电信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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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六、吴淞铁路
 
    中国之有铁路,开始于1876年的吴淞铁路,这条铁路是以怡和洋行为首的外商集团搞起来的。在强筑吴淞铁路以前,怡和洋行已在积极进行掠夺中国铁路权的活动。
 
    远在1836年,怡和洋行便在上海纠集了二十七家外国商人,联名向江苏巡撫李鸿章提出由上海到苏州修筑铁路的计划,遭到拒绝。
 
    1846年,怡和洋行从印度聘请英籍工程师麦克唐纳·史蒂文生(MacDonald Stephenson)来华,又向清地方政府一个更大的修筑铁路方案,建议修筑由汉口到上海,由上海到北京,由汉口到广州和由汉口经四川,云南通印度的四大干线;另外修筑由上海到宁波,由苏州到福州的两条辅助支线。这个方案当然也没有得到实现。
 
    但是“铁头老鼠”的后裔是不甘心于失败的,怡和洋行终于在上海搞了一出强筑吴淞铁路的鬼把戏。
 
    吴淞铁路的全长只有十五公里,路线很短,但这是外国侵略者对中国铁路权利的第一次掠夺。正如美帝国主义分子肯德(P.H.B Kent)在其所书的《中国铁路发展史》中招认:“这是为了对中国人提供一种示范,使他们在心理上习惯于这种新的观念,为将来的发展铺平道路”。
 
    1865年,怡和洋行组织了一批在上海的外商,其中有美商旗昌洋行(大鸦片贩子)在内,成立了一个铁路公司,企图修筑由上海到吴淞的铁路。1866年3月间,由英国公使阿里国向北京总理衙门提出了请求,遭到了拒绝。
 
    怡和洋行看到明干不成,又想出一条暗渡陈仓的诡计。它用便利各国在上海侵略军队军事运输的名义,在上海领事团的同意下,“效劳修筑”由上海到吴淞的马路。1873年租购了必要的土地,在上面铺筑路基,事实上在做安装铁轨的准备。接着它又取得驻京英国公使的同意,准许它在马路上架设“行车轨道”。什么是“行车轨道”呢?我们知道,当时的上海,既无发电厂,当然没有电灯或电车。
 
    铁路的请求业已遭到拒绝,这种“行车轨道”只能是马拉车的行驶轨道。有轨的马拉车辆,本是英文Tram一辞的原义,在国外若干城市开驶电车以前,曾经相当普遍存在过。
 
    1875年底,“行车轨道”运到上海,开箱一看,原来就是铁路轨道,并且还运来了火车头。
    上海人民对于怡和洋行的这种狡猾无赖的行为,异常气愤,不许它进行敷设。清政府也不得不手忙脚乱地向英国驻京公使和驻沪领事交涉阻止。怡和洋行却依然蛮横无理地进行抢修,1876年春天,终于被它强筑成了五哩,由市区直达江湾。
 
    英国驻沪领事本来答应暂时不在路上行驶火车,但是怡和洋行仍然每天将火车开行6次。清政府一再交涉制止无效,而上海人民却坚持斗争。1876年8月3日,一位想要阻止火车通行的同胞,在铁轨上被侵略者的火车当场轧死,掀起了人民群众反对吴淞铁路的高潮。英国公使威妥玛不得不指示怡和洋行暂时停驶,此后该路再也没有作为英商所有的铁路重行开放。
  
    上海人民的坚决行动,使封建王朝办理外交有所凭借。清政府将此案特别交给“深通洋务”的李鸿章去办理,李又委托洋务官僚盛宣怀去代他奔走。在交涉过程中,英国侵略者先是想利诱封建官僚与怡和洋行合伙经营,后来又想在名义上由清政府出价收回而实际委托怡和洋行代为经营,最后才不得不向清政府勒索高价,同意“买断”。
  
    谈判结果,由清政府用现银二十八万五千两从怡和洋行手中买回。
  
    吴淞铁路火车停驶后,愤怒的群众曾将火车头打烂,将拆散的零件投入黄浦江中。清政府收买铁路之后,将轨道拆除,后来运往台湾。
 
    上海站(北站)是1905年修建沪宁铁路时建造的,名上海北站,1909年沪杭甬线上海到杭州的铁路通车,在南车站路附近建上海南火车站。1916年上海南火车站经新龙华车站与上海北站的铁路接通,将沪杭线与沪宁线联结起来;1898年再建的淞沪线也并入沪宁铁路,上海北站就成为沪宁,沪杭,淞沪三线的会合点。
   
     抗日战争国时期,上海南站拆除,旅客运输由北站承担。
   
    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和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两次遭日本侵略战争的破坏,原来的建筑成残壁断垣,后来几经修建,已非原来面目。
 
 
    四十七、也说闸北
 
    16日,书展抱书而归,未改剧吼吼的恶习,先通读一遍前世今生;今天也来凑凑闹猛,81页说恒丰路,实际上闸北的许多路名跟沈联芳这个人有关。

    1911年,闸北自治公所成立,钱贵三、沈联芳均任总董。1912年,按省市乡自治制,呈准沪军都督陈其美,由闸北民政总局和闸北自治公所合并,成立闸北市政厅,沈联芳被推举为副厅长。
闸北称市,以吴淞江为界,浜南归上海县,浜北归闸北市。钱贵三当选市长,沈联芳当选副市长。
闸北是个移民地区,各地劳动人民逃荒避难,来此搭棚居住,出卖劳力,生活艰难。沈联芳和王彬彦等人在南星路创办闸北慈善团,被推举为总董。办理施粥给米,施诊给药。设育婴堂、惠儿院、妇女寄养所。收养弃婴、孤儿、落难妇女。兼办施粥、义葬等慈善事业。
 
    闸北素以棚户称著,防火成为市民安居大事,市政伊始,筹设3个救火会,沈联芳被推为救火联合会会长。又在会文路建湖州会馆,被推会董。(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指挥部曾设于此,现为革命纪念地。)
 
    是年,沈联芳在现止园路处建私人花园住宅,称“止园”,又称“沈家花园”(现上海中医院址)。面积1.46公顷,园内有住宅、亭台、回廊、池塘、栽种四季花木,颇具豪门气派。与此同时,联合地方商绅,发起民间集资,修筑新大桥(今恒丰路桥)和新大桥路(今恒丰路),贯通南北交通,繁荣华界商埠,亦抵制租界扩张。
 
    1914年,钱贵三、沈联芳呈北洋政府外交部,反对租界工部局在闸北扩大租界。这一年,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开衅,国际航运中阻,丝价大贱,出口锐减,恒丰丝厂出租,转向房地产经营。相继建造恒丰里、恒通里、恒祥里、恒康里、恒乐里等里弄住房和恒丰大楼出租,局部改善了闸北居住环境。

    附:
 
    沈联芳(1870—1947)名镛,字联芳,浙江吴兴(今湖州)人,民初商界巨子,幼年就读私塾,16岁为湖州城内恒有典当铺学徒。1893年赴上海法租界德商瑞纶丝厂当职员,继升高级职员。不久担任美商华兴洋行买办。1900年与友人在北河南路(现河南北路)创办振纶洽记丝厂,任经理。后在南星路集益里开设恒丰丝号,经营丝茧买卖。1908年,在光复路独资办恒丰丝厂,自任经理。置缫丝机320部,年出口厂丝480担。所产飞虎、玫瑰商标丝品,远销欧美各国。1910年,闸北商团成立,被推举为会长。同年,在苏州吴门桥、觅渡桥创办两家苏经丝厂,置缫丝机536部,出口产品光细而洁,被外商推为“沪苏第一”。后因成本高昂,亏蚀停办。1915年,沈联芳被公举为苏浙皖丝茧公所(山西北路430号)总理。其间创业兼有上海总商会副会长、上海丰业保险公司董事长、中国丝业银行董事长、苏州太和面粉厂董事长、江阴利用纺织公司董事长以及闸北水电公司、吴兴电器公司、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董事等职。1926年改任苏浙皖丝茧公所总董,时年57岁,率家从沈家花园住宅迁居租界。1932年“一?二八”事变,沈在闸北的房产、企业以及所主持的团体设施,大部分为日军炸毁。抗战期间,沈氏不愿事敌,避居英侨哈同花园别墅内,拒绝出任日伪上海特别市副市长,为国人称道。1947年病逝于上海。
 
    虬江路   
 
    在电影记录片中经常可以看到虬江路的路牌,因为这里发生过激烈的战斗,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上海总工会是诞生在这条虬江路上的。(1925年5月31日,虬江路46号)
      
    市北中学
 
    市北中学是闸北区享有盛名的一所市重点中学。它的前身是市北公学,至今已有93年的历史了,市北中学的创办人是唐乃康先生。
 
    唐乃康(1888—1949)字伯耆,浙江吴兴(今湖州)人。其父是吴兴的一个丝绸商。唐毕业于复旦公学及浙江高等学堂。1912年隋陈英士到上海,任沪军都督府秘书,1913年参加二年革命,任沪军讨袁总司令部秘书兼军需科长。
 
    唐青年时代即胸怀反帝爱国和教育救国的抱负,千方百计为筹款募捐创办学校而东奔西走。他认为“教育关系国家之命脉。今日之中国,欲求国势强盛,事业发展,尤非提倡教育不为功。”他多次撰文阐述他的办学目标:“即收回租界上之教育权是也。盖欲抵御外人之文化侵略,正与抵御其经济侵略相似。……苟多一国人自设之学校,即可减少外人文化侵略之若干力量。换言之,苛多培植一具有国性之人民,即可减少一崇拜帝国主义之走狗。”
 
    1915年8月唐在界路(现天目东路)庆长里租赁了两间房屋创办闸北地区国人自办的一所小学——上海市北公学(小学部),唐自任校长,时年仅27岁。
 
    学校初办时,只有学生三、四十人,教员五、六人;第二年唐邀请社会名流李登辉、王一亭、钱新之等组织校董会;1917年又租借一块空地,开辟操场。初创的数年间,校务皆由唐一手操办,就连办学章程、函稿图表、会议记录、募捐启事、收支帐册等,均是他一人手笔。至1921年,学生已增加到500余人,唐向校董会提议,筹募捐款自建校舍,获得通过。校董简照南、王一亭、钱新之、吴蕴斋等各认巨资;唐亦不辞辛劳,四方募集。
 
    当时唐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广告科兼职,由于他出色的宣传工作,得到总经理简照南的赏识,许给奖金2万元,唐不受,简问他“你不要奖金,要什么?”唐说:“我想办中学。”于是简就将2万元拨给唐作为办学资金,还另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股金1000股作为基本金。当年唐在永兴路购得土地5亩8分建设新校舍,于次年建成,添设市北公学初中部,两年后又增设高中部,小学部分为男女两部,仍在界路庆长里。由于办学有方,校誉日隆,学生增到千余人,教职员有40余人。1929年唐将校名改为上海市北中学暨附属小学。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进犯闸北地区,狂轰滥炸,市北中学校舍化为灰烬,校产损失20万银元之巨。唐悲痛欲绝,但并未气馁,再募捐款,重建校舍,复兴学业。他在《本校复兴计划》中写道:“乃康受此挫败,精神上刺激太深,自维能力薄弱,诚信未孚,言及复兴,不禁气馁。然复兴虽无资财,停办则又不忍,目睹千数百之青年学子行将失学,自觉于义务上责任上均有继续努力之必要。”于是他又四处奔走,各亲友借债8000元,在麦根路租屋两间,作为中学部临时校舍,于4月8日开学,陆续回校的学生达700余人。由于校舍狭窄,无法容纳如许未归之学生,唐又举债3万元在新闸路辛家花园对面1905号租赁校舍和校外宿舍,10月10日迁入上课。
   
    为了复兴市北中学,唐乃康雄心勃勃,发起成立市北中学“复兴设计委员会”,延聘社会各界名流参加。唐制订了一个五年计划,准备募集30万元恢复学校旧观。在筹备会上他慷慨陈词:“际此金融凋蔽,商业不振之时,筹此巨款,实为万难,。但一息存,此志不懈,成败利钝,在所不计……尚冀热心教育诸君子,共发宏愿,协助厥我,异日倘能如愿以偿,使巍巍之校舍,仍得矗立于永兴路中,为地方教育留一复兴之纪念,则乃康将馨香祝祷以求之矣!……况国难临头,教育为救国大计,乃康誓以热血赤诚,任为前躯,赴汤蹈火,所不敢辞,知我罪我,非所计焉。”唐四处募款,还发行“兴学债券”,然募得之数与建校所需相差甚远。他去找挚友原交通银行行长钱新之,钱为其赤诚感动,乃出面邀集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家银行行长商量,由“四行储蓄会”贷给一笔巨款,遂得在永兴路重建新校舍。1933年新校舍落成,计用款7万余元。
 
    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学校负债甚多,经费短缺,无以为继。唐于1937年将全部校产交给上海市教育局,学校由私立改为公办,市北中学成为闸北第一所,也是当时唯一的一所市立完全中学。
   市北中学因“学风纯正,科学切实”,“教授认真,训管严密”而为社会所推许,并得到学生和家长的信赖。唐乃康与当时创办潮州旅沪公学和南洋女子师范学校的凌铭之齐名,当时有“路南凌铭之,路北唐伯耆”之誉。
 
    孙中山曾于1920年为市北中学题辞“作育人才”,蔡元培曾为该校题辞“诲人不倦”。

    北伐战争后,唐乃康在国民党中历任要职,曾担任过浙江省德清县县长、浙江省烟酒税局局长、南京市财政局局长、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内政部总务司司长、审计部第三厅厅长等职。但仍长期兼任市北中学校长,经常到校,过问校务,关心学校发展。1937年市北中学改公立后,唐卸下校长职务,转入商界。开办振业商业银行,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49年冬唐在上海病逝,终年6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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虬江路宝山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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虬江路保留的一点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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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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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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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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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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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爱路
 
虹口区甜爱路的栓马桩DSC00447.jpg
甜爱路上不甜爱,日本鬼子留下来的栓马桩是历史的见证
 
    甜爱路南起四川北路,北至甜爱路315弄。长531米,宽13.0米,车行道宽7.0米。原系靶场内小路。民国9年(1920年)筑,名公园靶子场路。又因与千爱里(暂且按下不表,待得以后访了山阴路再说)相通,又称千爱里(路)。抗战胜利后(民国34年后),起谐音改称“甜爱路”。沿路为住宅。

    千爱里,这是在甜爱路和山阴路之间的小弄堂。如果光靠自己能找到千爱里,要找到这有着甜蜜名字的地方恐怕颇费周折。卖个关子,要是找不到千爱里,就去找山阴路2弄,也许那里就有你要找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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