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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虚无的外部防线：形同虚设的报告与处理制度“八案”典型举例：持续多年、侵犯多人、反复多次，却没早被曝光、处理潜山县某小学校长杨某，在12年里先后性侵9名女童；雷州某小学校长郑某于今年5月以来将该校六年级两名女生多次诱骗至学校宿舍强奸；南阳市桐柏县黄岗镇斗称沟村小学56岁的教师杨四富，多年来多次性侵女生…… 在媒体关于这八起性侵案的报道中，常常有“多年、多人、多次”这样的字眼。而在虐童案件中，也存在着“三多”现象。如果说，只做过一两次的施害人逃脱是侥幸，可在“三多”面前就不一定是了。也是因为成为“漏网之鱼”的几率大，施害人的胆子才越来越肥。 问题就是，确实很少有人举报，或者举报无门。…[详细]  缺少强制性约束措施的结果往往是纵容了恶行倘若对侵害儿童事件有强制性报告制度——专题《虐童两年，女教师怎被无罪释放》中曾经讲过一个台湾的例子。台中市一位谢姓小学男教师利用课外辅导、午休、体育课等机会陆续对班上四名男学童亲吻、抚摸，乃至非常严重的性侵。案发后，这名男教师被判处十九年零六个月的有期徒刑。但是家长和社会依然非常不满，因为学校没有尽责。在家长向学校检举之后，校方含糊其辞。这个事件促进了台湾“性别平等教育法”的修订：“学校校长、教师、职员或工友”，只要知悉服务学校发生“疑似”校园性侵害或性骚扰事件，应向学校及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通报，最迟不能晚于24小时。如果他们没尽到在24小时内通报责任，或伪造、变造、湮灭或隐匿他人所犯校园性骚扰、性霸凌事件证据，按照修法增订的罚则，会被处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同时，如果事件再发生，他们就会被依法辞退。 针对包括虐待、性侵害等在内的侵害儿童行为，其实在不少的国家和地区都有强制报告机制。也就是说，举报并不是你可做可不做的事情，而是必须忠实履行的义务。如果不做，就会得到惩罚。这样的举报义务一般都是针对医疗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社区工作人员等等容易发现儿童被侵害的人。 而目前的问题是，在中国大陆地区，这样的报告体系基本上连个雏形都还没有。有法律规定吗？答案是有，但连聊胜于无都谈不上。《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条是这么说的，“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予以劝阻、制止或者向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或者控告。” 然而，“任何组织和个人”这样的概念笼统地苍白无力，具体向谁举报、走什么程序更是语焉不详，最要命的是“有权”一说，也就是，我给你这样的权力去做，而不是你有这样的义务去做。 有报告就得有相应的处理机制，很多时候，一些比较轻微的行为可能还不足以让司法机关介入，教育系统内部的自查可能就“护短”。但是，在台湾，根据“法律”，教育机构要成立专门的“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来处理这些事件，而这个委员会不光有教育工作者，还必须有很大比例的学生家长在内的校外人士。如果这样还产生包庇的话，家长们还可以通过社会团体、“立委”、媒体等多渠道救济。 再到虐童事件。以去年最为轰动的温州女幼师虐童事件为例，当时，她还要求另一名女教师拍照，如果有强制报告制度，这名女教师很可能作出的举动就是举报。 倘若有了强制性的报告制度，很多儿童侵害案不会持续那么久，危害那么多人，而那些“色狼”在行动之前也会因为震慑而三思。…[详细] 在此之后，如果能够给全社会灌输报告意识，并且提供如110热线这么方便的救济渠道——平时工作中与儿童亲密接触的职业群体有职责去报告，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呢？自然有报告意识是最好的，这样才能撒下一张保护儿童的社会联防报告网。遗憾的是，有人无意识，有人无渠道。实际上，儿童被侵害有时候不是那么难以发现，比如被虐待或者忽视的孩子一般在外貌体征上有明显之处，像是冬天还穿特别单薄的衣服，有明显的消瘦和外伤等等。而对于儿童保护，我们实在应该更新下观念，千万别抱着莫管人家家务事的心态。在我国台湾地区，有专门的妇幼保护专线，遇到这些问题，只要打“113”举报就行，好记又实用。而这个热线的接线员都是受过专门的训练，有一整套处理相关事件的标准化流程。 如果把报告意识灌输给每个公民，并创造便捷的报告方式，自然，大部分侵害儿童的行径不会等到“三多”很厉害了才被发现。…[详细] 02
虚无的内部防线：流动社会中，父母对子女的看顾更缺失“八案”典型举例：流动群体、留守群体等弱势群体面临着更严重的侵害局面万宁一案中，许多受害者的家庭其实是外来移民，亲子关系失调；其余的七起案件中有5起发生在乡镇乃至村里的学校。而在这八起案件中，有的是女儿向父母报告了问题，父母却不相信或者忽视了，结果导致侵害持续了非长久。有的则是，父母观察到子女不对劲，经过反复做工作才获取事实真相。可见家庭这道防线有多重要。往往，由于资源匮乏、监管疏远等原因，在乡村和城乡结合部更容易发生问题。 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留守儿童。他们往往因为缺乏父母家人的照料而成为加害人眼里的“肥肉”。这个数量非常庞大。5月初，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发布《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全国的留守儿童和跟随父母进城的“打工子弟”加起来快一亿。 对于虐童而言，贫穷、家庭失和等因素也往往让这些家庭成为虐童事件高危区。事实上，多数虐童事件的加害人都是家庭内部成员。 尽管侵害儿童的事件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和家庭，然而确实有“高危群体”的存在，“不幸”降临在“高危群体”中的可能性更大。这就需要干预，而在其它国家和地区，政府干预一般是为这些“高危群体”提供亲职教育帮助为主。…[详细] 倘若明白做称职的父母也是需要学习的，尤其是弱势群体更需要这方面帮助——2010年的今日话题儿童节专题《保护儿童 先戳破父母谎言》非常透彻地分析了为什么父母在保护儿童方面并不可靠，还往往在不恰当地伤害孩子。其实，父母并不是天生就懂得如何教导孩子。比如如何给孩子恰当地性教育，让孩子有自我防范意识，这些并不是做了父母就会具备的。有些父母往往不知道如何开口，有些则完全没有开口意识。在万宁案中，父母的疏忽大意就显而易见。 而家长学习成为父母的能力，就叫作“亲职教育”，亲是双亲，职则是职责。也就是说，该如何担负父母的职责的教育。我国台湾地区的权威统计是，包括性侵犯在内的所有儿童少年保护案件中，有77%的施害者都是父母或者养父母，而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因就是亲职教育的缺失。所以在很多的案件中，法官还会判决父母接受强制性的亲职教育。 在社会转型期，向父母，尤其是社会底层的父母提供亲职教育尤其重要。这是因为，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商业社会的过程中，年轻人纷纷转往都市发展，传统大家庭逐渐式微，小家庭数目日益增加。家庭模式的转变，让父母们更加无所适从，需要更新和学习教育孩子的知识。09年，东北师范大学曾经有个调查，结果发现，家长所掌握的家庭教育知识来自各类渠道的比重依次如下：电视(69.8％)、图书(58.7％)、同龄人聊天(46.7％)、报纸(42.5％)、长辈(38.5％)、讲座(20.5％)。可见对很多人而言，获取亲职教育知识的渠道有多匮乏。 普通人尚且如此，在家庭模式的转变中，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往往相较于其它群体更为迷茫，因为他们往往学识有限、资源有限，也很难找到渠道去了解和学习这些知识。在我国台湾地区，就因为社会转型中家庭发展的需求，在二十多年前开始，就在各地成立专门的“亲职教育服务中心”，后来更是出台了相应的“家庭教育法”，“政府”有专门的部门和预算来做此事。而有关的机构有一套评估“高危家庭”的标准，一旦发现属于此列，就会有社工介入，帮助这个弱势家庭。  香港天水围聚居着很多社会底层者，这里的家庭教育问题被特别重视我国香港天水围地区的例子更具代表性，这里深受贫穷、失业等因素的困扰，而区内就业机会有限，如果跨区就业的话又会影响对子女的教育。结果调查显示，这里的居民有七成的“亲职压力”都过高，而在各种困境之下，半数以上的人都暴力对待过孩子。所以，香港政府和各种社会团体都很关心这个地方的亲职教育问题，采取了不少措施，学者还建议这里的幼儿园开展幼儿园驻校社工和服务家庭等服务。 倘若能够让父母受到足够的亲职教育，了解和实践用恰当的方式去保护孩子，无疑就筑起了最为稳固的一道内部防线。…[详细] 在此之前，如果能让更多的留守儿童来到、融入城市—— 图上女士这样好心人的关爱还是代替不了父母对留守儿童的看顾功能前述妇联的最新调查是，中国有全国有6102.55万农村留守儿童，占农村儿童的37.7%，占全国儿童的21.88%。直观地说，每5个孩子中，就有一个农村留守儿童。而3000多万的“城市流动儿童”也不容小觑。加强“亲职教育”，恐怕对在身边父母的“城市流动儿童”更为有效，对于那些跟父母分隔得很远的孩子来说，则很难凑效。加强对这些地方的学校督导，加强对孩子的社会看护是办法，但是比起父母的作用来就微小了很多。 所以，还是如《对贫民子弟犁庭扫穴为哪般》所言，对待城市新移民不能既不给福利又不给自由。而这其实是关于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问题，在此基础上，才是亲职教育。 如果让更多弱势家庭的孩子不用和父母分离，家庭这道坚实防线的基础才成立。…[详细] 结语儿童节不仅仅是儿童的节日，更是大人们的反思日。而面对保护儿童防线的层层失守，大人们羞愧之余，更需要行动与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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