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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很多文人改变了对白话小说的偏见，积极从事白话小说的创作、修改、纂辑、评点、题写序跋等活动——即本文所指的白话小说的创作传播，并形成了以绍兴为中心的越中地区、以西湖（杭州）为中心的浙中地区、南京地区、苏州地区等不同的白话小说创作传播群落。各群落分别以某一区域为依托，成员之间联系密切，相互影响，共同促进了白话小说的发展与繁荣。
十七世纪的苏州地区是白话小说创作与传播的核心区域。据不完全统计，本世纪苏州地区参加白话小说编改、创作的有18人，撰写序、评者16人，校阅、刊刻者15人 ，已经形成一个很大的群落。如生于苏州并主要在苏州活动的有冯梦龙、袁于令、金圣叹、毛纶与毛宗岗父子、褚人获；流寓苏州的如陈继儒、董说等。至于一些生平难于考述，而里籍标以吴地的作家就更多，如作《西湖佳话》的古吴墨浪子、作《锦香亭》的古吴素庵主人、作《鼓掌绝尘》的古吴金木散人、以及署名三吴墨浪仙主人、吴门啸客、吴门可观道人、吴中梅庵道人、西吴懒道人的作家等等。著有《女才子书》、《珍珠舶》等多种白话小说的烟水散人，曾自叙“生于吴，长于吴，足迹不越于吴”〔1〕，活动范围亦以苏州为主。另一位在十七世纪声名颇著的作家天花藏主人，共题序、编创《玉娇梨》、《平山冷燕》等十余种小说，现也有人以为其为“苏州人或久寓苏州之吴语区人” 。可以说，苏州地区的这个白话小说创作传播群落，是当时最为重要的一个；同时，其又是以冯梦龙、袁于令、金圣叹等文人为主导与核心，因而本文将其称为文人群落，以别于以市民为主体的其它群落。
一、白话小说发展史上的“巨人星系”
十七世纪苏州地区的白话小说创作传播群落，大家云集。其中，冯梦龙、袁于令、金圣叹、毛纶与毛宗岗父子、褚人获，是这个群落的中坚，影响最为深远，形成了贯穿十七世纪白话小说发展的一条璀璨辉煌的“巨人星系”，他们最能体现苏州文人在白话小说史上的群体特色。
为便于说明和分析问题，首先将6个人的生平及著述情况，依时间顺序总列于下：
冯梦龙（1574－1646），吴县籍长洲人，字犹龙、子犹、耳犹，又称姑苏词奴、吴下词奴、茂苑野史、无碍居士等。在白话小说方面，冯梦龙曾校阅李贽评《忠义水浒全传》，增补《三遂平妖传》、《新列国志》，编撰《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并在一些序跋中，提出“事赝理真”说，“天醉”论等很多著名观点。
袁于令（1592－1674） ，吴县人。原名晋，字韫玉，一字令昭，号凫公，晚号箨庵，别署幔亭、白宾、吉衣道人等。崇祯年间，撰《隋史遗文》十二卷六十回。合刻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与谢诏的《东汉十二帝演义》，并作批点。为《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撰序，提出“传奇贵幻”的观点。
金圣叹(1608—1661)，长洲人。原名采，字若采，别号圣叹，曾因科考更名人瑞。 其最主要的功绩是将《水浒传》七十一回以后的部分删去，又对全书润饰文字，增加情节，提高了作品的艺术魅力与水准；同时，又在全书前撰序和读法，在各章加总评和夹批，初步完善了我国白话小说的理论体系。
毛纶，字德音，约在五十岁前后双目失明，乃更名为声山，后以号行。约生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前 ，卒年不详，可能与金圣叹在世的时间接近。毛宗岗，毛纶之子。字序始，号孑庵。约生于崇祯五年（1632），卒于康熙四十八年乙丑（1709）后 。毛氏父子是长洲人。他们是清初继金圣叹之后最有成就的小说批评家，经他们批评并加工修改的《三国演义》是后世最通行的版本。
褚人获（1635—1719年稍后），长洲人。字稼轩、学稼，号石农，别号长洲后进没世农夫，亦称鹤市石农等。他在晚年开始修订《封神演义》和撰著《隋唐演义》，并先后以“四雪草堂”的名义出版。后来，清代刊印的《封神演义》多出于“四雪草堂”本，而其《隋唐演义》也成为隋唐系列小说中影响最大的一部。
这六个人中，有5位为长洲人，仅1位为吴县人。长、吴两县实际同在苏州城内，历史上长洲之地也属吴县，在唐时才分置长洲县，一直沿至明清，1912年后又皆并入吴县。有时长、吴两县甚至现混记，如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金人瑞，长洲人，初名喟，字若采，一字圣叹。”而廖燕的《金圣叹先生传》记：“先生金姓，采名，字若采，吴县诸生也。”因而，这些人是出生并活动在一个共同的区域内。再从时间上看，这6个人先后衔接，将整个十七世纪完整地贯穿起来，其中金圣叹与毛纶、毛宗岗与褚人获的活动时间大致在一时间段内。在如此的空间和时间内相互产生联系与影响是十分必然的，事实也正是这样。
冯梦龙与袁于令交游颇深，他们同被列入以戏剧家沈璟为领袖的戏曲流派吴江派。沈自晋在《望江亭》第一出中说：
词隐登坛标赤帜，休将玉茗称尊。郁蓝（吕天成）继有槲园（叶宪祖）人；方诸（王骥德）能作律；龙子（冯梦龙）在多闻。香令（范文若）风流成绝调；幔亭（袁于令）彩笔生春；大荒（卜世臣）巧构更超群。鲰生何所似？颦笑得其神。〔2〕
其中的龙子、幔亭就分别指冯梦龙和袁于令。《鹔鸘裘》是袁于令的早年之作，上卷卷首题“幔亭歌者著”，“顾曲逸史阅”。此处的“顾曲逸史”，学界一般以为是冯梦龙的别署，其为袁于令的《鹔鸘裘》进行了审阅。《太霞新奏》系冯梦龙编辑的集子，后有数条评语，分别署“幔亭歌者”、“幔亭主人”、“剑啸阁”等，估计当为袁于令所作。由上可见，冯、袁两人相互间的交往与合作应该是很密切的。
据说袁于令的著名传奇《西楼记》中“错梦”一折就是由冯梦龙代其增写的。他们之后的褚人获在《坚瓠续集》中载：
袁韫玉《西楼记》初成，往就正于冯犹龙。冯览毕置案头，不致可否。袁惘然不测所以而别。时冯方绝粮，室人以告，冯曰：“无忧，袁大今夕馈我百金矣。”乃诫阍人勿闭门，袁相公馈银来，必在更馀，可径引至书室也，家人皆以为诞。袁归，踌躇至夜，忽呼灯持百金就冯。及至，见门尚洞开，问其故，曰：“主方秉烛在书室相待。”惊趋而入，冯曰：“吾固料子必至也。词曲俱佳，尚少一出，今已为增入矣。”乃《错梦》也，袁不胜折服。是《记》大行，《错梦》尤脍炙人口。〔3〕
这段精彩生动的故事是否实有难于确考，而冯、袁二人互相合作的关系却可见一斑。
毛宗岗受金圣叹的影响较大。金雍辑《圣叹尺牍》收有《与毛序始书》一文，其中有“得便过我，试取唐律细细看之”之句。可见，两人可能有过直接的交往。在《第七才子书参论》中，毛宗岗提到自己“尝读《五才子书》（即《水浒传》金评本）”，并引述了其中的细节与批评。在毛宗岗父子评改的《三国演义》中，对原书的润饰修改，明显模仿金圣叹评点《水浒传》，而他们对作品思想内容与艺术手法的概况和提炼，也多带有脱胎于金圣叹评语的痕迹。在后世，毛宗岗被视为金圣叹的最佳传人。如廖燕在《金圣叹先生传》中说：“先生(指圣叹)没，效先生所评书，如长洲毛序始、徐而庵，武进吴见思、许庶庵为最著，至今学者称焉。〔4〕” 在我国古代小说美学史上，如果说李贽是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理论的奠基人，那么，整个白话小说理论体系的形成，则是以苏州城内这两位巨星——金圣叹和毛宗岗的小说评点之先后出现为标志的。
我国文学史上，出现过不少父子或兄弟同时以文学成就享名于世的，如建安时期的“三曹”、南北朝时期的“大小谢”、北宋时期的“三苏”等。而毛纶、毛宗岗父子同时喜欢白话小说，且又紧密结合，相互依存，成为文学史上为人所称道的佳话。毛纶非常喜欢阅读《三国演义》与高明的戏曲作品《琵琶记》，毛宗岗深受影响。康熙四年，浮云客子在《第七才子书序》称道：“予喜其能读父书，以为有子若此，尊人虽失视，可无撼矣。” 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毛纶仍坚持批点作品，宗岗则为他意随笔追，有时两人还互相讨论。《三国演义》毛评本的最后问世，实际是他们父子两人心血的结晶。
褚人获比较晚出，他熟悉苏州一带的风物掌故，著有文言小说集《坚瓠集》十五集六十六卷。据笔者统计，书中对冯梦龙等所作叙录的次数如下：冯梦龙4次、袁于令3次、金圣叹3次、毛纶2次、毛宗岗12次，可见他们对褚人获的影响及在他心中的地位。尤其是毛宗岗，两人生活在同一时期，年龄接近，褚人获对其的叙录最多；而毛宗岗也曾为褚人获的《坚瓠集》庚集撰序，序中颇以知己自认。
褚人获深受袁于令的影响，已为学界所公认。他所撰的著名小说《隋唐演义》中的很多素材，即取自袁于令的《隋史遗文》。两人的年龄虽有一定差距，但也有很特殊的关系。如褚人获在《坚瓠癸集》卷一《隐军字》载：
袁箨庵先生自金陵来吴过访，适有以事系臬司狱者，因问：“某应得何罪?先生戏曰：“帽儿盏在车头上”。余曰：“此先生《调笑令》中词料也”。先生遂成《黄莺儿》曰……。〔5〕
从谈话的内容和气氛推测，褚、袁两人极有可能为十分熟悉的忘年交。
又，褚人获在《隋唐演义》自序中说：
昔箨庵袁先生曾示予所藏《逸史》，载隋炀帝、朱贵儿、唐明皇、杨玉环再世因缘事，殊新异可喜。因与商酌，编入本传，以为一部之始终关目。〔6〕
文中指明，袁于令曾让褚人获阅读自己收藏的《逸史》，并与他“商酌”，建议采用《逸史》作为《隋唐演义》的贯穿始终的情节框架。如确如此说，《隋唐演义》的初步思路，该是是袁、褚两人共同确定的。
通过对以上六位在白话小说史上极有影响的苏州文人的考述，可发现他们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显示出构成一个创作传播白话小说群体的基本特色。他们在苏州地区形成推动白话小说发展的链条，并开启了一种新的时尚，为传统文人开辟了一方新的寄寓理想与倾诉情感的审美空间，将白话小说的发展引领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苏州白话小说文人创作传播群的生存状态及方式
苏州地区白话小说的创作传播者，主要由中下层文人构成，他们的生存状态及方式既有一定的差异，也有极大的共性。
袁于令出身于官宦之家，父祖辈曾为地方上的高官，因而其早年有“吴郡佳公子”之称。入清后，袁又曾为十年荆州太守，其生活境遇在当时苏州白话小说创作传播者中属上佳者。严云受根据《诗选?效李义山绝句》的“忽逢租户饷蛑蝤”诗句，推测金圣叹的父亲可能是无功名的小地主，家中略有田产，租与佃户耕种〔7〕，据此考知，最初他的家境尚可。褚人获的父亲是一个老秀才，也并不是一个穷困之家。乾隆年间撰《长洲县志》载：
（褚人获）慷慨好施与，尝挟三百金从城南暮归，憩井亭。有夫妇对泣，询为官私责所迫，将鬻妻以偿。人获倾橐与之，不足，复家取百金以满其数。晚岁检视，明乡里贷券数百纸，尽焚之。〔8〕
一出手即“三百金”，数百张贷券一并焚之，如此之行止，恐怕并非穷酸之士多能为。
但是，“士人的贫困化，是明清之际有普遍性的事实 。”尤其是对那些创作传播白话小说的文人们。在他们的群落中，少见豪门世子王世贞般“神励九宵，志凌千载”的英气与豪荡，也难有袁宏道挥手即购田300亩以建“柳浪”的尽情极意，更难如“风流教主”钱谦益般高筑“我闻室”、“绛云楼”以藏金纳娇。在那些创作传播白话小说的中下层文人间，更多的是“伤哉贫也！”的咏叹。
在褚人获纂辑的《坚瓠集》中先后收录了金圣叹和毛宗岗的两篇有关猫鼠的文字。其一说：
金圣叹曰：“空斋独坐正思，夜来床头鼠耗可恼。不知其戛戛者，损我何器？嗤嗤者裂我何书？中心回惑，忽见一俊猫，注目摇尾，似有所观，敛声屏息。少复待之，则疾趋如风，掷然一声，而此物竟去矣，不亦快哉！”〔9〕
题为《毛序始猫弹鼠文》的长篇寓言真实生动，其结尾云：
昨暂出，彼即肆凶，窥瓮翻床，任疾呼而不止。啮书遗矢，欲安寝而无从尔。忌器不投，定须闻声即捕。尚防抱头而窜，勿容泣血以思用假，便宜恪共常识。〔10〕
由上面所见金圣叹、毛宗岗两人极为近似的喜怒情感中，我们可看到他们普通而清苦的生活现状。
金圣叹自三十岁后，家境日渐贫困。为教育子侄辈学写文章，其久有将《左传》，《国策》、《庄》、《骚》等书合刻为《才子必读书》的心愿，但一直未能实现，主要原因即为贫困。《西厢记》读法第十四云：“盖致望读之者之必为才子也。久欲刊布请正，苦因丧乱，家贫无资，至今未就”〔11〕。上海锦文堂石印本《金圣叹全集》收有金昌撰《才子书小引》一文，亦说：“闲尝窃请唱经何不刻而行之，哑然应曰：‘贫无财’”。金圣叹甚至多次断粮无炊。其有诗说：“先生奇策不堪论，亭午清斋水一盆。彭泽妻孥相对饿，鹫山主伴自称尊。〔12〕”又曰：“今冬无米又无菜，何不作官食肉糜。邻舍纷纷受甲去，独自饿死欲底为〔13〕。”可见，金圣叹的中晚年是生活在窘境之中的。
写作条件极为艰难，生活境遇更为窘迫的要属毛宗岗父子。尤侗在《第七才子书序》曾不无惋惜地说，毛纶“以斐然之才，不得志于时”。褚人获于《坚瓠补集》卷二，收录了当时人汪啸尹给毛声山夫妇的祝寿诗四绝句，并作了简短叙述，现照录于下：
汪啸尹祝寿诗
毛德音先生纶，学富家贫，中年瞽废，同辈惜之，其配亦有贤德，六秩双寿时，同人俱以诗赠之。先生独喜汪啸尹四绝句。诗云：两字饥寒一腐儒，空将万卷付嗟吁。世人不识张司业，若个缠绵解赠珠? 久病长贫老布衣，天乎人也是耶非!止余几点穷途泪，盲尽双目还自挥。 荆布齑盐四十年，谁人知得孟光贤?至今还举齐眉案，辛苦终身实可怜。 工容何事不如人? 嫁与寒儒病更贫。垂老双眉终日锁，莺花过尽那知春! 四诗绝非祝嘏常套，先生所以独喜之与。先生有《三国笺注》、《琵琶辞》行世。〔14〕
汪啸尹的诗及褚人获的述，道出了毛声山一生的辛酸，使人们看到这位小说批评家的穷困潦倒。他虽然胸罗万卷、学富五车，却难免长困“饥寒”，且“久病长贫”、中年“瞽废”，以致“工容”事事都不比人差的妻子，也跟着“辛苦终身”、“垂老双眉终日锁”。
同父亲一样，毛宗岗也是一生穷困不得志。《坚瓠补集》卷二收录了毛宗岗的一首《西江月?咏鲞鹤》词，词曰：
只道生从胎卵，原来索自枯鱼，棱棱瘦骨欲凭虚，谁复假之毛羽? 纵使凌霄有志，那堪涸辙难舒，林连支遁莫怜予，空说庄周知己。〔15〕
词中一连串的“枯鱼”、“棱棱瘦骨”、“涸辙”等意象，形象再现了毛宗岗有志难伸的窘困处境。《坚瓠补集》卷五《焚书自遣》一段，还记述了毛宗岗晚年家遭火灾的不幸，原文说：
毛序始于康熙庚辰夏日，为邻人不戒于火，室庐被焚。其平时所藏书籍俱成煨烬，因作《临江仙》词自叹云：“数本残书何足忌，祝融忽学秦皇，一朝一炬尽消亡。岂能重购索?空自费思量。 焚砚虽然常发愤，并书焚去堪伤!将何来下酒?一斗竟荒唐。〔16〕
毛氏本来十分窘困，却又突遭灾祸，不仅“室庐被焚”，与他相依为命的“数本残书”也没有被放过。这次变故不仅使他的生活更无着落，也使他的精神更为颓唐。
赵园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一书中，较早使用了“生存方式”的概念。但其“所涉及的‘方式’，无不关生死，无不可归结为处生与处死” 。本文则主要指以谋生为目的的职业选择、生存手段与途径等。
处馆是中下层文人的传统职业，也是苏州白话小说文人群维持生计的重要方式。在冯梦龙的著作中常能看到“落魄奔走”（《情史叙》），“奔走多难”（《春秋衡库发凡》）一类词语，褚人获的《坚瓠续集》等笔记杂说对其也有“绝粮”之艰的记载。为生活所迫，冯梦龙不得不到处处馆课童。据考定，他先后在长洲浦家、庄家、陶家，无锡吴家、黄家、乌程沈家等做过塾师。万历三十八年和四十八年，还两次远行到湖北的楚黄讲授《春秋》。金圣叹在三十岁家境渐衰时，也开始开馆授徒。周亮工《现果随录序》中说：“昔金圣叹馆戴宜甫香动斋，无叶泐附圣叹降乩。余时叩之。”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又云：“常踞贯华堂上讲解经义，发声嘹亮，顾盼自雄。凡一切经史子集笺疏训诂，与夫释道内外诸典，以及稗官野史，九夷八蛮之所记载，靡不供其齿颊 。
毛宗岗父子曾先后为“吴中望族”蒋家作西宾。在《雉园公戊辰硃卷并遗嘱手迹合装册题跋》中，毛宗岗自道：“余于乐安（蒋氏之郡望），忝为师若友，盖已四世云。” 授徒衡文，既是毛氏父子的谋生方式，也是他们一生最主要的内容。
褚人获是否曾经为馆师，现尚缺少直接的证据。有人根据其本人所写的《真若虚传》推测，文中所写的馆师真若虚就是褚人获本人。文中说：“然性拙且疏懒，值数奇，家遂落。亲友无可附者，乃训蒙为糊口记。”这种推测很可能是正确的，褚人获《坚瓠补集》卷五录有以《师苦万状》为题的一篇短文，文中说：
翰山日记：今人好为人师，为这碗饭可安佚（逸）吃？殊不知先生之饭最难吃。一塾师作诗云：‘晨兴最苦无汤漱，日向中时始食糜。检点饥肠传句读，撑持渴吻讲文辞。鱼虾淡薄难共饭，腐菜温炖易泄脾。怪杀更深监夜课，自辰至亥坐如尸。’文虽俚，句句是阅历过来语，可补《砚田诗笑》所未备。〔17〕
短文所述，句句如画，出人肺腑。既体现了隐藏在褚人获内心深处的相同苦楚，也是对文人处馆生涯的普遍再现。
当时文人据以谋生的还有卖卜。陈确有《侮辱集》说：“太上躬耕，其次卖卜，未可谓贱，矧可谓辱！〔18〕”金圣叹自天启七年（1627）五月诡称仙女慈月夫人附体，此后即大行乩仙之事，与卖卜谋生颇有相通之处。钱谦益《天台泐法师灵异记》中说他，“病则以药，鬼则以符，祈年逐厉，忏罪度冥，则以笺以表〔19〕”。吴江名士叶绍袁对金圣叹极为信奉，在其所编的《午梦堂集》中多次提到天台泐法师。当妻子病危时，他盼望“师泐肯垂回病诀〔20〕”，当思念已故的亲人时，他又借助金圣叹的仙法，奇异地同死去的妻子和女儿重逢〔21〕。褚人获的《坚瓠集》对金圣叹的乩仙之事也有载录，《坚瓠癸集》卷一《召乩演戏》中说：
乩仙大约文人才士精灵所。有金某通其术，诡称一陈夫人号曰慈月智朗，与生有婚姻之缘。请之即来，长篇大章，滔滔汩汩，缙神先生亦惑其说。〔22〕
从“请之即来”看，乩仙活动确实成了金圣叹谋生的手段；而“长篇大章，滔滔汩汩”，则显示了其借仙逞才的才子风习。
编辑、出版各种书籍，也是苏州白话小说文人群的一个重要生活来源，他们主要从事创作、修改、纂辑、评点、题写序跋等工作。以纂辑为例，当时苏州文人群落的白话小说创作，仍以在史籍、笔记杂传、民间传说、话本中提取素材为重要的手段。欧阳代发先生曾经考辨，在冯梦龙的“三言”中，取材自宋代话本的有21篇，元代话本8篇，明代话本15篇，约占总篇数的三分之一 ，因而很多人甚至以为冯梦龙只是“三言”的编辑者，而否定其著作权。十七世纪末褚人获所撰的《隋唐演义》，还被欧阳健先生称为是“一部‘缀集成帙’的作品，其统计在《隋唐演义》前六十六回中，共有35回袭用《隋史遗文》，占总数的53.03％；有10回袭用《隋炀帝艳史》，占15.15％；另有7回，则由二书的相关内容联缀而成，占10.6％，而属于褚人获新增的只占21.21％ 。有美国学者统计，《隋唐演义》所取用的书面材料共长篇小说5种，“三言”中的短篇小说3种，文言故事6种，轶事集7种 。此时期对材料的取用，尽管与以前的民间创作、集体创作有本质的区别，是为创作主体所要表达的主题，或某种创作思想服务的；但也不能否定是受了经济利益的驱动，是为了较便省地赚钱糊口。
在这个时期，苏州地区的这些著名文人多有对白话小说进行创作、修改、纂辑、评点、题写序跋等事例，而且与商业性的书坊有紧密的联系。
袁于令出身于刻书世家，其曾祖辈的袁表、袁褧都以刻书享誉遐迩，尤其是袁褧以嘉趣堂名义刻印的《世说新语》等书，颇有价值。袁于令是否曾重操祖业，目前难于确考，而以袁于令的室名“剑啸阁”刊印的戏曲小说作品就有：《剑啸阁订西楼梦传奇》、《剑啸阁鹔鸘裘记》、《剑啸阁批评两汉演义传》等多种。刻书应该是袁于令重要的经济来源，尤其在他仕途失意之时。
冯梦龙与书坊主的联系非常密切。他与出版《忠义水浒全传》的袁无涯交往颇多，当有人将李贽评本《水浒传》带至吴中，冯、袁两人“相与校对再三，删削讹缪”，“精书妙刻”。他见到有友携《金瓶梅》抄本，即“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另外，冯梦龙还为天然痴叟的《石点头》写过序，审阅过抱瓮老人编辑的《今古奇观》。他根据余邵鱼的《列国志传》而改编的《新列国志》，在原来二三十万字的基础上扩充到七八十万字，大大提高了原作的思想艺术水平。另外，冯梦龙还编纂并通过书肆出版涉及经史子集的应时读物，总数量多达几十种。
从总体上来说，苏州地区从事白话小说创作与传播的文人群，生活多是凄苦窘迫的。在繁华富庶的都市间，他们却只能蜷缩起本该挺拔的身躯；在四海漂泊的乱世，他们也只有让自己的绝世奇才化为荒诞的仙话道语。他们无论是坐馆、卖卜，还是创作传播白话小说，都有一个直接的目的——生存。虽然在他们的小说世界中，可以随一个个梦想成为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英雄；但必须要在无法改变的现实中去承担不断袭来的折磨与困窘。
三、苏州白话小说文人创作传播群的人格与个性
人格具有十分复杂的内涵，本文指一个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的总和。一个人有区别于另一个人的东西，一类人也同样。在创作传播白话小说的苏州文人群之间，既有他们区别于其他人群的人格共性，也有自身不同的人生追求、道德准则等。
十七世纪是旧朝代走向衰朽、灭亡，新朝代走向壮大、繁盛的历史转折时期；也是新旧思潮交汇冲突的特殊历史阶段。复杂的思想对立与鲜明的人格矛盾，在苏州白话小说文人创作传播群体现得尤为充分。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明中叶才士放诞之习》中云：“吴中自祝允明、唐寅辈，才情轻艳，倾动流辈，放诞不羁，每出于名教之外。”十七世纪，这种个性恣肆的才子风习，在那些创作传播白话小说的文人身上得到了显明地张扬。
以袁于令为例，他出身于苏州豪绅之家，年青时便“侠骨才情，天赋无两”。吴梅村称其“吴郡佳公子，风流才调，词曲擅名。”约在天启初年，袁于令喜欢上一个“面微麻，貌不美，而性耽笔墨”的妓女，并因此被褫革衣衿。后来，这段感情经历被写入传奇《西楼记》，剧中女子名穆素徽。无独有偶，冯梦龙亦曾喜欢过妓女侯慧卿，两人早年的放浪形骸十分相似。
对袁于令的“风流才调”，各种笔记杂传的叙录有很多，如宋荦《筠廊偶笔》载：
袁箨庵以《西楼传奇》得盛名，与人谈及，辄有喜色。一日出饮归，月下肩舆过一大姓门。其家方燕宾，演《霸王夜宴》，舆人曰：“如此良夜，何不唱‘绣户传娇语’，乃演《千金记》耶？”箨庵狂喜，几堕舆。〔23〕
又尤侗《艮斋杂说》云：
箨庵守荆州，一日谒某道，卒然问曰：“闻贵府有三声，谓围棋声、斗牌声、唱曲声也。”袁徐应曰：“下官闻公亦有三声。”道诘之，曰：“算盘声、天平声、板子声。”袁竟以此罢官。”此则与《顾丹五笔记》略同，为于令任荆州时事。〔24〕
从这两则例子中，可看到李贽、袁宏道以降重真尚情的风尚。李贽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25〕”。袁宏道也指出：“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26〕”。而袁于令的高兴则喜，喜则“及堕舆”；恶则言，言则无忌，甚至不考虑是否上司、是否断送前程。这正是始自“童心”的任性而发，是不为名教义理所蔽的大“自在”。
但是，十七世纪白话小说创作传播者们的任性而发，已不是单纯的个性放纵与倾泄。他们一方面大胆地冲决一切，热情地追求个性，赞美情爱；一方面又小心翼翼地将它们纳入到旧的规范与理念中，强调忠顺良善，寻求解救艰危时事的方法与途径。
如冯梦龙“酷嗜李氏之学，奉为耆蔡”。他在《广笑府序》中说：
我笑那李聃五千言的《道德》，我笑那释迦佛五千卷的文字，干惹得那些道士们去打云锣，和尚们云打木鱼，弄儿穷活计，那曾有什么青牛的道理，白象的滋味，怪的又惹出那达磨老臊胡来，把这些干屎撅的渣儿嚼了又嚼，洗了又洗，又笑那孔子的老头几，你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地把好些活人都弄死。又笑那张道陵、许旌阳，你便白日升天也成何济？ 〔27〕
在幽默与调侃中，儒释道被一律地被横扫了。
另一方面，冯梦龙却又以为白话小说中蕴含的“理”，与《六经》、《语》、《孟》全同，即忠、孝、节、义、贤、良、德、善，强调“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辅”。与汤显祖一样，冯梦龙大张“情”的旗帜，呼唤“情”之天下；但同时又将“情”溯源于儒学的性情论。冯梦龙以为：
《六经》皆以情教也。《易》尊夫妇，《诗》有《关雎》，《书》序嫔虞之文，《礼》谨聘奔之别，《春秋》于姬姜之际详然言之，岂非以情始于男女？凡民之所必开者，圣人亦因而导之，俾勿作于凉，于是流注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而汪然有余乎？〔28〕
把圣贤的经籍坟典，总括为一“情”字，虽抬高了“情”的地位，却也使“情”带上了理学的味道。然而，与理学家不同，冯梦龙并非以理制情，从而使情静如死水；其追求的是，通过情的解放与张扬，实现儒家正统观念与人的情感欲求的调和统一，并进而改变世道人心。在冯梦龙看来，“自来忠孝节烈之事，从道理上做者必勉强，从至情上出者必真切”。“择取古今情事之美者，各著小传，使人知情之可久，于是乎无情化有，私情化公，庶乡国天下，蔼然以情相与，于浇俗冀有更焉。”于此，我们看到了冯梦龙忧国忧民的古道热肠，看到了他与传统文人血脉通的忧世情怀。
在苏州白话小说文人创作传播者身上，仍不乏徐渭、李贽式的狂怪奇绝之气，这在金圣叹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他“为人倜傥高奇，俯视一切。好饮酒，善衡文评书，议论皆前人所未发。”但是，金圣叹的“狂”，是内心复杂矛盾与双重人格相互争斗的反映。金圣叹的思想来源较为庞杂，儒、道、佛对他都有明显影响。他曾作诗吟道：“作诗句句维摩诘，中酒朝朝孟子醇；摔去砚台支榻脚，多裁葛布制疏巾〔29〕”。内中浓浓的情感中，交融着在复杂思想交汇下的伤感与狂狷，和在孤独苦闷之中的挣扎与奋争。当然，在金圣叹的“狂”中，还有着“忽然仰天笑，明岁当成名”的矫然自期，乃至当听说顺治帝夸他为“古文高手”，竟感激涕零，连赋七律八首颂恩，不免也透出明显的庸人气息。但随后其就因参加哭庙抗粮事件而被杀，其狂奇的个性上被加入了最后，也是最绚丽的一笔。
苏州文人在白话小说领域的创作传播活动，以及他们自身的个性，当时并未获得普遍的赞同，有时甚至遭到猛烈的攻击与诽谤。如最激烈反对金圣叹的昆山名士归庄，曾公开对金的冯姓弟子说，看了他老师的书，听到他老师的所作所为，一定要将他老师杀死。金圣叹死难，归庄对被害的其他十七名文人表示哀悼，独独对金圣叹之死拍手称快，并写了一篇《诛邪鬼》进行声讨。文中说：
苏州有金圣叹者，其人贪戾方僻，不知礼仪廉耻，又粗有文笔，足以济其邪恶。尝批评《水浒传》，名之曰第五才子书。镂板精好，盛行于世。余见之曰：是倡乱之书也。未几，又批评《西厢记》行世，名曰第七（当作六）才子书。余见之曰：是诲淫之书也。……以小说、传奇跻之于经、史、子、集，固已失伦，乃其惑人心，坏风俗，其罪不可胜诛矣。有圣王者出，此必诛而不以听者也。至考其生平，则尝奸有服之妇人，诱美少年为生徒，而鬻之于巨室为奴。〔30〕
董含《三冈识略》有一段对袁于令的类似记载，亦录于下：
“甲寅年记口舌报”一条云：“吴中有袁于令者，字箨庵，以音律自负，遨游公卿间。所著《西楼传奇》，优伶盛传之，然词品卑下，殊乏雅驯，与康、王诸公作舆台，犹未首肯。其为人贪污无耻，年逾七旬，强作年少态，喜谈闺阃事；每对客，淫词秽语，冲口而发，令人掩耳。余屡谓人曰：‘此君必当受口舌之报。’未几，寓会稽，冒暑干谒，忽染异疾，觉口中奇痒，因自嚼其舌，片片而堕，不食二十馀日，竟不能出一语，舌根俱尽而死。”〔31〕
董氏不喜小说、戏曲，故丑诋袁于令；而有意思的是，袁于令也有一段批评李渔的话，所说的内容与董氏骂他之语大致相同，其云：
李渔性龌龊，善逢迎，游缙神间，喜作词曲小说，极淫亵。常挟小妓三四人，子弟过游，使隔帘度曲，或使之捧觞行酒，且纵谈房中，诱赚重价。其行甚秽，真士林所不齿者也。予曾一过，后遂避之。〔32〕
言语之间，袁于令颇为道貌岸然。可是如果同董含的言论放到一起，却不禁令人莞尔。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十七世纪苏州地区的白话小说的创作传播是以中下层文人为主体的，他们生活于窘迫的状态中，有着复杂的思想矛盾和人格对立。苏州白话小说的文人创作传播群落，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重要的文学集团，从他们对白话小说的创作传播活动中，不但可以探讨古代白话小说的发展轨迹与规律，同时也可透视古代文人的内在品格，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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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冯梦龙.冯梦龙全集?第7册?情史?詹詹外史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M〕.1993年版.
〔29〕金圣叹.刘献廷辑.沉吟楼诗选〔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0〕归庄. 归庄集?卷十?杂著?诛鬼传〔M〕.
〔31〕董含.三冈识略〔M〕.
〔32〕袁于令.娜如山房说尤?卷下〔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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