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纲
按绘画成就，叶兆澂应该是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了。其他不说，站在叶兆澂油画《芳艳烂漫》之前，如果还是心如止水，不为所动，那这个世界上也就真的没有能够让你兴奋的作品了。画作中玻璃花瓶之透彻，看得到画家的纯净之心；瓶中扶郎花之浓烈勃发，似乎要掀翻整个画面，乃至是闹猛了一房间。闲花小品，不足三尺，画得如此富有感染力，让人想得起梵高在巅峰时期的《向日葵》。刘海粟先生称赞叶兆澂的画风“纵横郁勃”，实在不是虚语。可惜的是，兆澂先生的作品藏在陋室，在国内只为三五知己所认识。
刘海粟（1896-1994）晚年为叶兆澂的画展，用篆体题写“学古有获”的直书；颜文樑（1893-1988）则在九十三岁时为叶兆澂题写“后起之秀”的条幅。两位大师，加上另一位已故艺术大师张充仁（1907-1998），都和叶家是世交。他们摸着小兆澂的头，早早地认了他做学生。但是除了向前辈请教画艺外，叶兆澂绝没有依赖他们的圈内关系；绘画圈内外，至今很少有人知道大师们还有这样的嫡传弟子。事实上，叶兆澂更愿意认一位在中国绘画史上几乎是籍籍无名的画师做启蒙老师。1950年代初，少年兆澂奉父亲之命，追随徐家汇土山湾画馆的“余相公”学画。余凯（1892-1984，耶稣会修士，上海人称修士为“相公”），是画馆解散之前的最后一任馆长。既然叶兆澂的画艺得授于“最后的土山湾画家”余凯，今天我们在这里，就顺理成章地称他这位硕果仅存的关键画家是“土山湾画馆的最后传人”。
徐悲鸿（1895-1953）曾经说：“土山湾……，盖中国西洋画之摇篮。”此话不是虚言，既非客套，也没有必要。刘海粟、徐悲鸿两位大师，后来南北分途，各据沪京要津，年轻时却都是在上海法租界的周湘画馆中学习。周湘（1871-1933），先在土山湾学习西洋油画，然后才在外面传习西画。土山湾画馆是在1851年由西班牙耶稣会士雕塑家范廷佐（Joannes Ferrer,1817-1856）创建的，据说连“海上画派”的前辈任伯年（1840-1896）也曾经在土山湾学习西式素描和透视，“土山湾”确实是中国人学习欧洲艺术的渊薮。1958年，一百多年历史的“土山湾”终至关闭。余凯和叶兆澂，两位师生在这所郊外的画室里孤独坚守，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
叶兆澂，1942年生于上海。那时，上海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日军的炮火使得上海陷入在板荡飘摇之中。父亲叶宇青（1903-1975）在上海法租界公董局任“华文秘书长”，负责华人事务。叶家在上海人经历的1941年、1945年、1949年的三次大变局中，居然都没有把柄可抓，小兆澂也就专心学画。经此庭训，叶兆澂和他的父亲一样，迄今为止绝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也不谋取社会荣誉，画作中也从来没有一幅时髦题材。当然，因此也就狷介耿直，没有学会圆滑、世故、权变等谋生技巧。随着土山湾画馆的关闭，上海画坛众多大师的星散，叶兆澂凭着自己的画艺，在上海工艺美术厂做着美工设计师，业余钻研画艺，置身圈外。
数十年中，兆澂先生是一个离群索居的纯画家，没有交际生活。在他住过的黄浦、虹口和泗泾的寓所中，就是独自作画，既无家庭生活，也无关系应酬。但是，叶兆澂保存着超常的生活热情，要么不说话，说话就是一触即发，势如破瓜。交谈中，可以发现叶兆澂的内心远比庸常人等更细致，想像更丰富，理解更透彻，表述更大胆，一个艺术家需要的敏锐、热情、真诚和勇气，他绝不只是遮遮掩掩的七分、八分，而是丝丝入扣、淋漓酣畅的九分、十分。孤寂的个性，使得叶兆澂作品看上去和同代人的风格完全不同。一大群艺术家聚在一起探讨个性，弄出来一堆雷同的作品；一位艺术家孤寂地生活，并不标榜，每一幅作品却都充满了鲜明的特征。叶兆澂的画，很难归在当代中国美术的一个派别中。央美、国美、川美、南艺、鲁艺、解艺，还有上海的油雕院，都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他在当今的艺术体制之外。叶兆澂一直表示他不想有任何标签，如果一定要有标签，我想他是愿意接受“土山湾画家”称号的，尽管今天的中国画坛，并未把“土山湾”收编在册。
家庭传统的缘故，叶兆澂是天主教徒。但是，用宗教般的热诚来创作，和他在哪一个教会关系不大。他说：信仰天主，或者释迦牟尼、玉皇大帝，或者老天爷都可以。问题是要真信，真信就有热情。他说：老天爷并不眷顾我，不给我家庭子女，不给我财富荣誉。但是，他仍然是公平的，关了一扇门，又开了一扇窗，他让我在画图上面有才能，有成就。2010年，是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去世四百周年，叶兆澂有作品《播道华夏之先驱》（2010，国画），真的令人喜欢。他笔下的利玛窦，全不是一个伟岸教士在训育开导的样子。侧身的神父，微曲的项背，低垂的下颚，闭合的眼帘，就像是一个筚路蓝缕，筋疲力尽，走到天堂之前的老者。这幅作品，符合现代人对宗教的理解，亲切、平常，贴近人性，虽不神秘，却在内心注满了力量。
因为是“土山湾”的传承人，叶兆澂先生心目中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艺术殿堂——梵蒂冈。上海的西洋画家，包括叶兆澂的老师刘海粟、颜文樑、张充仁，还有林风眠、徐悲鸿、潘玉良、赵无极……都是把巴黎卢浮宫，或者蒙马特高地看作心目中的艺术殿堂。然而，世人只记得巴黎是十九、二十世纪的艺术之都，却忘记了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世纪的梵蒂冈才是“文艺复兴运动”的渊源之地。据说：历代教宗有三个“不知道”：一不知道教会有多少房地产；二不知道耶稣会士在想什么；三就是不知道圣伯多禄大教堂地库中有多少珍宝——梵蒂冈的艺术品，超过卢浮宫不止百倍。叶兆澂在土山湾随余相公学艺，学的就是罗马。这几年筹建“土山湾博物馆”，经过调查研究，搞清楚当年的土山湾热衷的是“文艺复兴”艺术，雕塑课学米开朗基罗，油画课学拉斐尔，水彩画学维涅尔，前三者都是罗马派，只有后者属于巴黎。自小的气氛中，叶兆澂认定了罗马才是自己心目中的艺术殿堂，他要去梵蒂冈走一趟。
1985年，叶兆澂获得欧洲汉高基金会的支持，在德国数个城市，还有巴黎举办巡回画展。在欧洲，他不卖画，不交际，不定居，只在自己的画作前徘徊，听听观众的评语，便喜不自禁。2000年，叶兆澂意犹未尽，又是孤身一人，带着作品，独闯罗马。他说：中国人学习西洋艺术，得到了欧洲艺术殿堂的承认，这个最重要。
欧洲艺术界赞美叶兆澂，除了他“土山湾”招牌式的扎实功底之外，更多的是作品风格中的中华文化底蕴。无论是早年淡雅、深邃画风的《枫桥寒趣》（1961，油画）、《富春山水》（1963，油画）、《云雾黄山》（1964，油画）、《淡妆仕女》（1964，油画），还是近年来热烈、抽象画风的《氤氲秋色》（1989，油画）、《秦汉马车》（2000，油画）、《长城秋色》（2009，水彩），都是有着强烈“中国风”的作品。这些作品，不是靠着临摹、素描和写生就能创作的，画面中有一股心灵的力量是显而易见的。简庆福先生在《兆澂画集序》中说：“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是会把自己的心弦、情感以至于生命融入到作品中，流贯其间，而绝对不会因为一时名利的驱动而能产生创作的灵感。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
2010年，中意文化交流之年，叶兆澂应意大利政府邀请，带着自己的作品，在利玛窦的家乡城市马切拉塔、圣城佩鲁贾、首都罗马举办个人画展。老练的意大利人，挑剔的法国人，严谨的德国人，都在叶兆澂的画作中看到了上海人、上海文化和上海艺术发展中的天地沧桑。和老师张充仁一样，叶兆澂也是一位在家乡少为人知，在欧洲却誉满各地的“上海画家”。六月六日，叶兆澂先生画展将在徐汇区艺术馆开幕。土山湾画馆的传承，终将被更多的上海人所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