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云台二十八将之七冯异

8.3云台二十八将之七冯异

建武二年，冬，十一月，刘秀作出了一项重要决策：“遣偏将军冯异代邓禹伐赤眉”。这是因为邓禹于更使二年（公元24年）冬，接受刘秀的命令，在赤眉军进关中、入长安的同时，也率兵向西挺进关中。应当说，邓禹还是很卖力气的，在前期夺得了河东战役等大捷。但在应当迅速进入长安的时候，他却另劈蹊径，攻打上郡、北地、安定三郡。不料，战事不利，反而贻误了进入长安的时机。结果，虽然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关中仍然乱糟糟的，“时赤眉、延岑暴乱三辅，郡县大姓（豪强）各拥兵众，大司徒邓禹不能定”。于是，刘秀“乃遣（冯）异代（邓）禹讨之”。事后证明，这个决策是正确的。战争是无情的。不适应战争环境的人，必须先换思想；不换思想，就必须换人。倘若一味迁就、照顾面子，还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夺取关中、安定关中，是刘秀完成统一中国大业 的关键环节。鉴于邓禹的失利，刘秀将希望寄托在冯异身上。冯异出发的时刻到了，刘秀用自己的车驾将冯异从京师洛阳送到河南城（今洛阳王城附近），并且将一把用玉石做成的七尺宝剑赠给冯异。对这一次军事行动的大政方针和注意事项，刘秀也作了详细交代：考虑到“三辅（地区）遭（遇）王莽、更始之乱，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涂炭，无所依诉”的现状，首先，要明确方针：“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关键）在平定安集之耳”；其次，要注意军纪：“诸将非不健斗，然好虏掠。卿本能御（控制）吏士，念自修敕，无为郡县所苦”。与此同时，刘秀又下诏调邓禹返还洛阳，告诫他：“慎毋与穷寇争锋”、“无得复妄进兵”。可惜，邓禹没有认真领会、贯彻，后来很快就造成了很大损失。这是后话。冯异“顿首受命”后，引军而西。一路上，与赤眉、延岑的乱军截然不同，冯异特别注意布威施信，从而影响很大。洛阳与长安间的弘农郡，当时有十余只义军将领，一听说冯异路过，立即率众归附他。西进的冯异军队在弘农郡华阴（今陕西华阴县）与赤眉军一部遭遇，双方相拒六十多天，交战数十回合，终于迫使其将刘始、王宣率五千人马投降。冯异作战不急不躁，稳扎稳打，很有章法。后在建武三年（公元27年）的正月，冯异升为征西大将军。

就在冯异西进的过程中的建武二年十二月，刘秀看到关中大饥，赤眉军虏掠无所得，必然东归。于是及时策划了消灭赤眉的战略。为了堵住赤眉军的退路，刘秀分别派出破奸将军侯进屯于 新安；建威大将军耿弇屯于宜阳；并下令诸将：“贼（赤眉）若（向）东走，可引宜阳兵会（合）新安，贼若（向）南走,可引新安兵会(合)宜阳.”。这是个两头能相呼应的连环布局，很是巧妙。

刘秀为了打赢关中之战，前后调遣了四支部队：一支西进（冯异），两支东堵（侯进、耿弇），一支东撤（邓禹）。这是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如果不出意外，关中战役很快就会结束。但是，谁也没料到，一场意外出现了：邓禹再次违背刘秀的诏令，自作主张的行动，在客观上将作战方案破坏了。建武三年，正月，奉召东撤的邓禹一路上，“受任无功”，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些惭愧。尽管让一些饥饿的军士寻机打了几仗，总是不利，心中更是有气。于是率车骑将军邓弘从河东郡的河北（今山西芮城）渡过黄河，来到弘农郡的湖城（今河南灵宝西），邀请冯异与赤眉较量较量。冯异头脑十分冷静地回答：一是根据自己与赤眉“相拒数十日”的经验，知道“虽（然）虏获雄将，余众尚多，（只）可稍以恩信倾诱，难卒用兵破也”。二是刘秀已有安排，“使诸将屯渑池，要（控制）其（赤眉）东（归），而让（冯）异击其西。（东西包抄）一举取之。此万成之计”。很明显，冯异不接受邓禹的邀请。邓禹与邓弘只好孤注一掷，慌慌忙忙地与赤眉大战，结果邓弘吃了败仗。邓禹与冯异合兵救助，方才击退对手。接着，邓禹不听冯异的劝阻，又发起第二次攻击，结果，败得更惨，死伤三千余人。邓禹只率二十四骑，逃归宜阳；冯异弃马,从回谿阪(今河南洛宁)逃走,只与麾下数人返回军营,“收其散卒，复坚壁自守”。当然，邓禹对此失利，应负主要责任。但是，冯异劝阻不力、明知其（邓禹）不可而勉强助之，肯定也有责任。这对冯异而言，是个教训：只能讲原则，不能讲情面。领导的战略安排可不是儿戏，不想照办也得照办。

“吃一堑，长一智。”冯异坚壁自守期间，没有消极等待。而是积极召集地方乡勇数万人，重新组织队伍。建武三年（公元27年）闰正月，冯异与赤眉军约定日期和地点，再次进行较量。战前，冯异悄悄地让很有战斗力的兵士穿上赤眉军相同的军装，埋伏在路旁，以备后用。第二天的清晨，赤眉军万余人攻击冯异的先头部队，冯异只出少量兵力去应付。赤眉军以为冯异的兵力不大，于是倾巢而出。冯异则马上派出主力部队，“纵兵大战”。战斗进行到傍晚，双方都筋疲力尽。冯异最后命令伏兵出击。伏兵与赤眉军装相同，很难分辨，于是赤眉军混乱惊慌，溃败退走。冯异立即追赶。最终，于崤山（渑池西南、洛宁西北）脚下，迫使八万人马投降。余下的十万人马，东走宜阳，结果进入了刘秀率吴汉等人事先设置的包围圈，最后不得不全部投降。事后，刘秀给冯异写了一封盖有皇帝印玺的热情洋溢的信。信中先是问候大家，“赤眉破平，士吏劳苦。”接着总结了胜败得失的战况：“（开）始垂翅（挫折）回谿，（最）终能奋翼渑池，可谓‘失之东隅（早晨），收之桑榆（傍晚）’”，为后人又留下一个成语。最后表态：“方论功赏，以答大勋”（《后汉书。冯异传》、《后汉书。光武帝纪》、《资治通鉴。卷四十一。汉纪三十三》）。

更使垮台，赤眉投降，并不表明关中地区和长安城成了空白。有个名叫延岑的割据者，率先在赤眉军失败后，以蓝田为基地，擅自“拜置牧守，欲据关中”。其他割据者，统计一下，有十一股之多：王歆居下邽，芳丹据新丰，蒋震据霸陵，张邯据长安，公孙据长陵，杨周据谷口，吕鲔据陈仓，角闳据汧，骆延据周至，任良据户县，汝张据槐里。这些人“各称将军，拥兵多者万余人，少者数千人，转相攻击”，成了冯异安定关中和长安的巨大障碍。是钉子，就得拔掉。冯异采取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策略，且战且行，向西挺进。同年的三月，他将大军驻扎在关中地区的核心地带—长安城南的上林苑。延岑对此，自然不能容忍，于是，就联合张邯、任良攻击冯异，将其撵出上林苑。冯异立即还击，将其击溃。其他一度归附延岑的地方队伍也都来投诚。延岑只好从武关（今河南西峡、陕西商南间）出走，向南阳夺路而逃。当延岑走到析县（今南阳西峡）时，又遇到冯异派出的复汉将军邓晔、辅汉将军于匡的追击，军队被击溃，将领苏臣率八千人马投诚。延岑再次遭到重创。

正当冯异进一步扩大战果的重要时刻，一个严重的问题，即粮食问题，摆在眼前。久经战乱的关中和长安，“道路断隔，委输不至”，长期粮食匮乏，“百姓饥饿”，粮食贵得惊人，“黄金一斤易（交换）豆五斤”。就连冯异的队伍，也无粮可吃，只能“以（野）果实为粮”。手中无粮，心里发慌。乏粮的军队，何言战斗力！就在这严峻的时刻，刘秀及时下诏，从南阳调赵匡担任右扶风（郡一级）的行政长官，不仅以兵相助，而且送来布帛、谷物。消息传来，冯异军中高呼：“万岁！”可见，领导的及时支持和关心，总是显得那样的睿明和智慧。随着军粮的增多、军队战斗力的增强，冯异“威行关中”，对付不从命的豪强，褒赏归附自己的有功者，游刃有余。命令他们的头目立即到京师洛阳报到，并解散其部属这样的难事，现在也很容易办到。结果，当年十二股割据势力，延岑一股逃走，吕鲔、张邯、蒋震三股入蜀归附公孙述，其它八股全部平定。建武四年（公元28年），巴蜀割据者公孙述派出将领程焉率数万人，在当初割据陈仓、后归附巴蜀的吕鲔的指引下，出兵并驻扎陈仓。对吕鲔卷土重来绝不容忍的冯异立即与赵匡迎头痛击，程焉退走汉中。冯异马上追赶，在汉中北部箕谷再破程焉。大军返回时，又进攻吕鲔。一路上“降者甚众”。以后几年，巴蜀多次遣将侵扰关中，都被冯异连续击退。冯异镇守关中，“怀来（关心）百姓，申理枉结（冤假案），出入三年，上林（变）成都（邑）”，昔日战场的长安恢复了以往的繁华。

冯异“威行关中”是好事，但是他却有顾虑。“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古训总在他的耳边响起，韩信、英布的前朝悲剧总在眼前晃动。冯异“自以久在外，不自安”，出了心理问题、产生了焦虑情绪。怎么办？聪明的冯异上书刘秀，表达自己“思慕阙廷，愿亲帷幄”、想回洛阳的心情。刘秀当时正忙着南讨邓丰、田戎，东伐刘永，北攻张丰、彭宠、张步，当然不同意冯异的请求。不久，一封上告信，送到刘秀手中。信中反映冯异“专制关中，（私自）斩（杀）长安（县）令，威权至重，百姓归心，号为‘咸阳王’”。这还得了，关中只识冯异，不知刘秀！看来，冯异要触霉头。果然，刘秀派使者宋嵩西上长安，拿出这封信给冯异看。冯异一看，自己担心的果然事情发生了，大惊失色，惶恐不已。他立即给刘秀回信，讲了这么几点：

一是感谢刘秀对自己的培养：“臣本诸生，遭遇（刘秀）受（天）命之（机）会，从备行伍，过蒙（刘秀）恩私，位（居）大将，爵（号）通侯，受任方面，以立微功”。所有这一切，“皆自国家（刘秀）谋虑（而得），愚臣无所能及”，把功劳都归于刘秀，自己算老几

二是赞扬刘秀领导有方：“臣伏自（己）思惟（考虑）：（凡是）以（奉）诏勑战攻（的），（结果）每（次）辄（总是）如意；（凡是）以（自己）私心断决（的），未尝不有（没有）（不后）悔（的）。（这说明），国家（刘秀）独见之明，久而益远”。这说明什么？说明“（孔）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之”，但是“（孔）夫子之言（人）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你刘秀，讲得就是性与天道，这哪里是我们能理解和掌握的呢？

三是洗刷表白自己：“臣以遭遇，托身圣明”，即使“在倾危溷殽之中，尙不敢（出）过差”，更何况现在“天下平定，上尊下卑”，我就更不敢出差错了。难道我是被“爵位所蒙（遮挡），（连）巍巍（高山）（也）不（去）测（量）乎？”，这太令人“战栗怖惧”了，不可能！刘秀下诏回答道：“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如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短短数语解除了冯异的后顾之忧。当然冯异也更加谨慎小心地从事了。

建武五年（公元29年），刘秀的军事行动极为顺利。彭宠被杀，秦丰被获，刘永的儿子刘纡被俘，苏茂被杀，张步投诚，田戎大败，形势一片大好。消灭盘踞在巴蜀的公孙述的问题，开始提到刘秀的议事日程上。建武六年（公元30 年），春，冯异回京师洛阳朝拜天子，受到刘秀接见。刘秀面对三公九卿诸位大臣们，热情地介绍冯异：这位就“是我起兵时主薄也”，现在“为吾披荆（斩）棘，定关中”。接见完毕，刘秀又赏赐给冯异大量的珍宝、衣服、和钱帛，还下诏曰：“仓卒五蒌亭，滹沱河麦饭，厚意久不报”，显示了刘秀知恩必报的君子风度。冯异则回答：“臣今亦愿国家（刘秀）无忘河北之难，（我）小臣不敢忘巾车之恩”，也是一副遇恩必报的大丈夫气概。随后，刘秀又多次召见冯异，与他“定议图蜀”的大政方针。冯异逗留了十几天之后，又受（刘秀之）命携带妻子返还长安。这是刘秀为解除冯异担心被疑忌的心理而采取的一项积极措施。刘秀坦诚对待功臣的态度，由此可见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