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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云台二十八将之十一盖延

 钟家台 2013-06-07

12.2云台二十八将之十一盖延

从建武四年(公元28年)春开始,盖延发动了一连串的进攻:一是在垂惠的东北的蕲县打击苏茂、周建。 二是与海西王董宪战于留(今江苏徐州北)下,破之。三是率平狄将军庞萌攻打西防,拔之。四是再次追击苏茂、周建至彭城(今江苏徐州),苏茂、周建逃往董宪处。从此,汉军与董宪的矛盾突出了。五是在七月,董宪部将贲休“举兰陵(今山东枣庄西)城降”。

贲休的反戈,有些突然。当时盖延、庞萌正在楚国彭城一带,离兰陵比较远,而董宪盘踞的巢穴郯城(今山东郯城)距兰陵仅有一箭之地。面对贲休的求救,刘秀发出明确的指示:“可直往郯,则兰陵必自解”。对于刘秀的韬略,盖延似乎并不理解。他错误地认为,哪一个危险,就先救哪一个,兰陵最危险,所以先救兰陵。等盖延和平狄将军庞萌的救兵来了,董宪起初迎战,接着便佯装失败,后退逃走。盖延也不追赶,就径直进入兰陵城中。第二天,董宪“大出兵合围”,盖延大惊失色,知道上当了,于是立即组织突围,冲将出去,准备直取郯城。刘秀知道后,批评盖延不动脑子:“闲(先前)欲先赴郯者,以(出)其不意(的缘)故耳。今既奔走,贼计已立,围岂可解也?。”果然,郯城未能被盖延和庞萌攻克,兰陵又被董宪占领,贲休被杀害。盖延无奈,只好来往于彭城、郯城、邳县一线寻机击敌,有时一天能打上几个会合,多少消灭一些敌人。

刘秀对盖延“轻敌深入”的毛病,多次以书信方式予以劝诫。盖延也不讳疾忌医,总是检讨自己:一是当初“臣兴得受干戈,诛逆虏,(然而)奉职未称,久留天诛”,因此内心深处“常恐污辱名号,不及等伦”。二是好不容易“天下平定已后,曾无尺寸(之功)可数,不得(未能)(参)预竹帛(历史)之编” 。倘若青史难以留名,该是人生多么大的历史遗憾啊!所以,我现在的态度是“明诏深闵,儆戒备具,每事奉循诏命”,对陛下的指示不敢有半点违背。能否立功是一回事,千万千万“必不敢(成)为国之忧(患)也”,不能成为陛下的包袱,这才是最重要的啊。从中可以看出,盖延是有自知之明的,不居功自傲,不盛气凌人,不吃老本,想立新功。他是多么想在刘秀的领导下,继续建功立业,好在青史中留名啊!不知我们这些后人们,对盖延的这种急切心情能否理解呢?应当理解,也能够理解。人无大志,妄为人也!

建武四年(公元28年)的七月,刘秀根据战场的变化,及时派遣捕虏将军马武、骑都尉王霸前往垂惠围攻刘纡、周建。第二年(建武五年,公元9年)的二月,苏茂率五校义军前来救援刘纡、周建。经过激战,马武、王霸攻占垂惠,取得胜利。苏茂逃往下邳(今江苏邳州)投靠董宪;周建死于路中;刘纡奔西防,与佼强会和。

就在这黎明前的时刻,又一件大事发生了:三月正与盖延并肩作战的庞萌举起反叛 的破旗,与董宪连合,自号东平王,屯任城的桃(今山东兖州任城)。他先是杀掉楚郡太守,接着又对自己的战友盖延发动突然袭击。结果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说,庞萌“引军袭败(盖)延,延走,北渡泗水,破舟楫,坏津梁,仅得而免”,根据是《后汉书。盖延传》。另一种说法是说,“庞萌还攻盖延,(盖)与战,破之”,失败的不是盖延,而是庞萌。根据是《东观汉记校注》里记载的刘秀表彰盖延的诏书。诏书道:“庞萌一夜反畔,(你与他)相去不远,营壁不坚,殆(危险)令人齿欲相击(打颤),而将军闻之,夜告临淮、楚国,有不可动之(气)节,吾甚美之。夜闻急,少能若是”。

刘秀的诏书对盖延面临突发事件时,所表现出来的的冷静态度和积极处置的办法,给予高度评价和赞扬。刘秀治军一向赏罚分明。如果盖延真的如第一种说法那样,被袭击得一塌糊涂,就只会逃命,刘秀是不可能下诏表扬 ,反而会要追究其责任的。是非不分,不是刘秀的作风和做事的原则。何况盖延是一个身经百战的大将军,什么事情没有经过?盖延作为一位很有经验的虎牙大将军,根本不会在身边人发生意外情况(包括反叛)时,惊慌失措,反而必有一套临时紧急处置的办法。上一次,苏茂的叛乱,盖延何曾慌乱过?所以第二种说法是符合历史真像的。

不过,说起庞萌的反叛,刘秀确实还多少有些责任。庞萌出自绿林军下江兵。在更始政权时,任冀州牧,将兵属尚书令谢躬、共击王朗。王朗消灭后,归降刘秀。刘秀称帝后,庞萌任侍中,成天在刘秀的身边工作。他有眼色,没有架子,“为人逊顺,甚见(刘秀)信爱”。刘秀常常称赞他:“可以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庞萌是也”。因此,刘秀就拜他为平狄将军,希望他能跟从盖延在讨伐董宪的战斗中,立些战功。其实,刘秀被庞萌的老实巴交的外部表现所蒙蔽,对其反复无常的小人内心没有觉察出来。这不奇怪,人是变化的,而且是多变的,因此掌握识别人的“知人之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看错人的事,是屡见不鲜的。什么“洞察一切”,不可能!认识人,包括认识身边的人,尽可能少一些失误,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不能对“知人之明”过于苛求,就是这个道理。

其实,庞萌反叛的诱因,很简单。刘秀对讨伐董宪诸事宜,所下发的诏书只是发给盖延一个人,因为他是主帅。这个规矩,常在刘秀身边的侍中庞萌应当明白,然而他却揣着明白装糊涂,怀疑盖延在刘秀那里说了坏话,使自己承蒙刘秀怀忌、遭到刘秀冷遇,连个诏书都不让看,我是谁啊?是侍中!现在什么都不是啦!实在受不了啦!于是,铤而走险吧!公然反叛吧!这位侍中的心理,怪怪的,有自疑症。患自疑症的人,往往从怀疑他人说自己的坏话开始,进而怀疑听到“这种坏话”的人。反正,所有说的人、听的人都值得怀疑,唯独不怀疑自己。

刘秀对曾在自己身边干过两天的庞萌反叛,自然十分恼火,决计于六月,亲自出马征讨庞萌。他致诸将一封信,信中这样写到:“吾常以庞萌社稷之臣,将军得无(是否)笑(话)其言乎?”,上来先巧妙地来了个自我批评和自我解嘲,以堵住将军们的嘴巴。接着刘秀坚定地表示:“老贼(庞萌)当族。其各厉兵马,会睢阳”。刘秀命令 盖延、吴汉、王常、王梁、马武、王霸率军同时进攻任城桃的庞萌和东海郡昌虑(今山东枣庄西)的刘纡。董宪听到刘秀亲征庞萌的消息,立即与刘纡、苏茂、佼强离开下邳,回到兰陵,派苏茂、佼强合兵三万,奔赴桃援助庞萌。

大战开始了。刘秀一马当先,冲到离桃六十里处,停止进攻。面对庞萌的挑战,刘秀置之不理,“休士养锐”。二十多天过去,受调遣的吴汉大军从东郡赶来,刘秀这才全面出击,“亲自搏战”,结果桃大战大获全胜。接着,吴汉又进攻昌虑。佼强投降;苏茂投奔张步;董宪和庞萌走缯山、郯城,退到朐县(今江苏连云港);刘纡“不知所归”,即不知往哪里逃窜,结果,在八月,被“军士高扈斩其首降”,“梁地悉平”(《后汉书。庞萌传》)。

同月,吴汉追至朐县,将董宪和庞萌包围起来。十月,在耿的打击下,齐地的张步中离间计,杀掉苏茂,自己随后也投降。建武六年(公元30年)的二月,久困无粮的董宪、庞萌在吴汉、陈俊的打击下“欲从间道归降(刘秀)”,结果被不知请的吴汉的校尉韩湛和当地人黔陵杀死,传首级于洛阳。从此,“山东悉平”,东汉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诸将还京师,(刘秀)置酒赏赐”(《后汉书。光武帝纪》)。随后盖延率军西进,驻扎长安。盖延的活动,仿佛已经淹没在刘秀、吴汉的光环之下,不那么显著了。其实,不然。《后汉书。盖延传》记载得请清楚楚:盖延与诸将组成的团队,“讨庞萌于桃”,“征董宪于昌虑”,“皆破之”。大家的战功已经融合在一起了,每个人的战功就是团队的战功。倘若细分具体人的具体功劳,就有斤斤计较之嫌了。

建武六年(公元30年)初,刘秀鉴于去年的战斗打得不错,“淮海战役”平定了刘永、刘纡、董宪、庞萌的动乱;“临淄战役”解决了苏茂、张步的割据势力;冯异治关中,出入三年,屡遭战乱侵忧的上林苑几乎变成都邑;北部的彭宠叛乱被耿平定;南部的岑彭稳据荆州,朱活捉秦丰。形势之好,出乎意料。只剩下:“一个问题”,即陇蜀问题;“两个人”,即公孙述和隗嚣。对此,刘秀想采取“放一放”的权宜策略:“且当置此两子于度(考虑)外耳”。为此,刘秀两手抓:一方面,“休诸兵于洛阳,分军士于河内(郡)”;另一方面,“数腾书陇、蜀,告示祸福”。但是,没想到公孙述也两手抓:一方面,“屡遗书中国(汉王朝),自陈符(图谶)命,惑众冀以”;另一方面,三月,“遣将任满寇南郡(荆州)”,又“使田戎处江关(今重庆奉节),招其故众,欲以取荆州”,与刘秀唱对台戏。

刘秀无奈,只好于四月,亲自视察长安后,决定“遣虎牙大将军盖延等七将军,从陇道伐公孙述”,还派来歙奉玺书前往隗嚣处当面告知。结果隗嚣兔死狐悲,集合队伍,由大将王元占据陇坻山,“伐木塞道,谋欲杀(来)歙”。事出意外,讨伐公孙述的战斗一下子变成了讨伐隗嚣的战斗。可能是心理准备不足,军事准备也不足,太想立战功的盖延等诸将与隗嚣较量的结果竟是大败,诸将只好“各引退”。第一次讨伐隗嚣宣告失利。建武七年(公元31年)春三月,公孙述立隗嚣为朔宁王,双方进一步联盟,“遣兵往来,为之援势”。秋八月,隗嚣亲率步骑三万,胆敢侵扰安定郡。这些都使讨伐“两个人”的难度加大了。

建武八年(公元32年)春正月,中郎将来歙突袭略阳(今甘肃庄浪),且占领数月之久,第二次对隗嚣的攻击开始了。经过降将王遵的劝告,大将牛邯也归降,从而直接影响隗嚣大将十三人、属县十六、众十余万皆来归降。夏闰四月,刘秀亲征高平,隗嚣只好逃到西城;前来援助的公孙述的大将田、李育龟缩在上。于是吴汉和征南大将军岑彭围西城,耿和虎牙大将军盖延围上。隗嚣守城月余,“穷困”不堪。十月,公孙述派出的援兵五千赶来,号称百万,再加上汉军人数过多,粮食奇缺,因此,盖延等人败下阵来。隗嚣被救,脱离西城;安定、北地、天水、陇西诸郡得而复失。

建武九年(公元33年)春,正月,隗嚣病死,其子隗纯被王元、周宗立为王。八月,来歙建议,“公孙述以陇西、天水为蔽”,应当平荡二郡。刘秀接受建议,下诏责令来歙率征西大将军、建威大将军、虎牙大将军、扬武将军马成、武威将军刘入天水,讨伐击破公孙述的将领田、赵匡。 建武十年(公元34年)的冬十月,来歙、耿、盖延发动对隗嚣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打击,攻破了落门(今甘肃天水陇西),隗纯、周宗、赵恢及天水属县皆降,只有顽固的王元奔蜀为将。至此,对隗嚣的斗争,以刘秀获胜而结束。

同月,来歙又率盖延、刘及太中大夫马援等进击金城(今兰州),讨伐曾为隗嚣所利用的羌族的五溪、先陵部,大破之。随后又回师襄武(今甘肃陇西),消灭了义军首领傅栗卿。所有这些,带来的结果是:“于是陇右遂安,而凉州流通焉”(《后汉书。来歙传》)。对隗嚣的战斗,历经四年,中经两次失败,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盖延参加了三次战斗的全过程,历经磨难,屡遭挫折,为平陇战役的胜利作出贡献。

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六月,为了与岑彭四月开始的“遂率舟师伐公孙述、平巴蜀”的行动相呼应,来歙与盖延、马成奔赴武都郡的河池(今甘肃徽)、下辩(进甘肃成县),攻打公孙述的将领王元及环安,取得胜利,随即乘胜追击。不料公孙述大惊,于是使用下三烂的手段,指使刺客将来歙刺成重伤。来歙令人“(飞)驰召盖延”,来歙临终自刃(自杀)前“呼巨卿(盖延),欲相属以军事”,盖延“收泪强起,受所诫”(《后汉书。来歙传》)。河池得而复失,盖延“以病引还”。而后,拜为关中左冯翊(郡守),“将军如故”,仍为虎牙大将军。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从此,盖延在地方,“视事四年,人敬其威信”(《后汉书。盖延传》)。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四月,刘秀在巴蜀平定之后,第二次大批量封功臣,盖延增封万户侯。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虎牙大将军、左冯翊盖延与世长辞。谥号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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