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云台二十八将之十四臧宫

15.2云台二十八将之十四臧宫

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三月，刘秀视察南阳郡，部署巴蜀战役。他下令遣吴汉率诛虏将军刘隆、辅威将军臧宫、骁骑将军刘歆，调发荆州六郡（南阳、武陵、南郡、桂阳、零陵、长沙）六万步兵、水兵，战马五千匹，于荆门会师。臧宫立即南下。当走到南郡中庐（今湖北襄阳西南）时，发现从骆越迁到当地屯田的骆越客家人，正打算“谋畔（汉军）从蜀”，要跟公孙述跑。原来，这些骆越客家人认为田戎、任满与征南大将军岑彭在荆门相持好一段时间了，“（岑）彭等战数不利”，对汉军失去了信心。

是镇压，还是安抚？这个问题摆在臧宫的面前。臧宫长期在刘秀身边供职，知道刘秀以柔治国的道理，知道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对付公孙述，更何况自己“兵少，力不能（控）制”，所以不能对这些骆越人动武，只能安抚，只能提振他们对汉军的信心。哪如何办呢？正巧，南郡属县前来向汉军运输辎重物资的车辆数百乘赶到，臧宫立即计上心来：“(臧）宫夜使锯断城门限，令车声回转出入至旦”。你还别说，这一招真灵！那些担任侦查任务的骆越人根据“闻车声不绝，而门限断”的事实，相互告知：“汉兵大至”。于是，骆越的首领“乃奉牛酒，以劳军营”，臧宫“陈兵大会，击牛漓酒，飨赐慰（劳)纳之”。“越人由是遂安”，一场危机化解了（《后汉书。臧宫传》）。

建武十一年的闰三月，从重赏招募的鲁奇借东风火烧荆门浮桥为转折，岑彭展开胜利大进军，蜀军大乱，溺死者数千人，任满被斩首，田戎退走江州（今重庆）。与岑彭战荆门的同时，臧宫穿过垂鹊山、走姊归通道，向江州进发。岑彭等到江州后，发现“其城固、粮多，难卒拔”，于是“自引兵，乘利，直指巴郡垫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数十万石”。公孙述立即安排延岑、吕鲔、王元、公孙恢兵分两路，把守广汉和资中（今四川资阳），以拱卫成都。又派侯丹据黄石（今四川涪陵），以牵制岑彭西进。岑彭也采取分兵进击的策略：一是由自己率领，不仅于八月，拿下黄石，而且“晨夜倍道，兼行二千余里”，“势若风雨”，拔武阳（今四川彭山），绕到延岑军后，占领了只离成都几十里广都（成都双流），。二是令臧宫率领逆涪水而上，“将（率领）降卒五万”，据平曲（今四川射洪）、拒延岑。

同年八月，臧宫与延岑相隔沈水两岸。延岑兵盛，而臧宫“众多食少，转输不至，而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复更保聚，观望成败”。臧宫一度“恐为（延岑）所反（打翻）”，想引军返还，避一避。正好刘秀派出的谒者来给岑彭增兵，还有马匹七百。臧宫“矫制”，算是虚报冒领，“取以自益”。然后臧宫“晨夜进兵，多张旗帜，登山鼓噪，右步左骑，挟船而引，呼声动山谷”，搞得轰轰烈烈，弄得家喻户晓。延岑丝毫没有料到汉军会突然而至，再登山一看，场面的确宏大，引起极大“震恐”，是战，是退，一时拿不定主意。臧宫乘势进攻，将延岑大破之，“斩首、溺死者万余人，水为之浊流。”延岑只好逃归成都，“其众悉降，（臧宫）尽获其兵马珍宝”，“自是乘胜追北。降者以十万数”（《后汉书。臧宫传》）。

两次战斗，臧宫连续两次“弄虚作假”，不过情形却不太一样。中庐时的弄虚作假，是兵不厌诈，搞的是疑兵计，用于虚张声势，提升信心，纯属军事战术的计谋，叫做“兵不厌诈”；而平曲之役，臧宫的“矫制”，即伪造诏书，来冒领岑彭的人马、物资，“取以自用”，则是有政治风险的。也就是后来取胜了，“矫制”的问题被掩盖了，没有必要彻底追查。否则，是要承担政治责任的，轻者撤职，重者斩！臧宫之所以这样做，无非表明自己为了战胜延岑，豁出去了，由此产生的政治风险自己是敢于担当的！对这种为了顾全大局，无惧风险的政治担当，人们除了敬佩之外，难道还能容忍对他喋喋不休地谴责吗？

当臧宫率大军来到绵竹县的平阳乡时，蜀大将王元“举众降”。接着于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的九月，臧宫继续北上，攻拔绵竹城、涪城（今四川绵阳），斩杀公孙述之弟公孙恢。后又折身南下，先后拿下成都西部的繁县、郫县。这一路的前前后后，臧宫接收了持节五只、印绶一千八百余，战绩颇丰。冬，十一月，“吴汉、臧宫与公孙述战于成都”。当时臧宫“连屠（攻克）大城，兵马旌旗甚盛”，来到成都城下。一天，臧宫曾到吴汉军营饮酒高会，吴汉见之甚欢，对臧宫说：“将军向者（刚刚）经虏城下，震扬威灵，风行电照”，很是威风！不过“穷寇难量。回营，愿从它道矣。”臧宫不听，坦坦荡荡沿着原路而归，公孙述的部队眼看着也不敢前去捣乱，这就是军威！

没过几天，臧宫从成都北面的东门—咸门进入成都城。公孙述自己对付吴汉，让延岑抵挡臧宫。或许是困兽犹斗，延岑与臧宫三战三胜。只是公孙述被汉军的护军高午刺成重伤、当夜身亡，延岑无奈，只好投降。历时四年的巴蜀战役到此以吴汉、岑彭、臧宫的胜利而结束。巴蜀战役的胜利，标志着刘秀统一中国的千秋大业已经基本完成。虽然吴汉进城后，不讲俘虏政策，将延岑，连同公孙述的妻子及家族全部斩杀，且放兵大掠，焚烧宫室，致使汉军“良失斩将弔民之义”的机会，弄得刘秀很不高兴。毕竟吴汉的功太大了，此一过失只能作为教训，深刻总结总结，如此而已。不过，臧宫就没有犯类似的错误，这就是臧宫的高明之处。

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的三、四月，吴汉率军凯选而归，返回京师洛阳，受到刘秀的热情欢迎，开始第二次大批量封功臣，以庆祝平定巴蜀，臧宫“增邑，更封酂侯”，与当年西汉萧何的侯名相同。此时的臧宫仍在四川，因刘秀“以蜀地新定”，对那里的局势能否安定有些担心，于是拜臧宫为广汉郡太守，政绩如何，史无记载。两年后，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调回洛阳，“以列侯奉朝请，定郎陵侯。”

建武十八年（公元41年）春，二月，蜀郡守将史歆利令智昏，公然在成都自称大司马，举起反叛破旗。他对蜀郡太守张穆搞突然袭击，弄得张穆只得逾城而逃，躲到广都。史歆自以为得意，于是“移檄任郡县”，将巴郡宕渠县的杨伟、朐肕县的徐容趁机起兵的 “各数千人”网罗在自己手下。刘秀了解到史歆原本是岑彭的护军，“晓习兵事”，不可轻视。于是就派当年赢得成都战役的原班人马：大司马吴汉率副将武威将军刘尙、刚刚提拔为太中大夫的臧宫将万余人讨之。吴汉与刘尙、臧宫从益州北部的武都郡出发，就近调广汉、巴、三郡兵力，围困成都。三个多月后，拿下成都，诛杀史歆。然后于七月沿江下巴郡，镇压了杨伟、徐容的大小首领二百余人，夺得了平叛的胜利，巩固了巴蜀的安宁（《后汉书。吴汉传》）。 

建武十九年的正月，河南尹的原武（今河南原阳县）妖巫维汜的弟子单臣、傅镇自称将军，用妖言相聚、进入原武城、劫吏人，严重影响地方安定。刘秀令臧宫将北军禁军及黎阳营（主力机动部队）数千人马前往围剿，将其团团围住。不料，“贼谷食多，数攻不下，（汉军）士卒死伤（不少）”。

刘秀觉得十分奇怪，就召集公卿诸位侯王征求讨贼方略。大家议来议去，觉得硬是武力解决，不是上策，“宜重其購买（收买）“。只有东海王刘庄（后来的汉明帝）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场事故系由）妖巫相劫（持，而引起的），势无久立。其中，必有（后）悔欲亡（逃）者。但（现在的问题是）外围急（切）,不得走耳！”，这样不行，要改变原来的方略，采取以下对策：“宜小（稍微）挺缓（放松），令得逃亡”。这样，对付一个个“逃亡”者，“则一亭长，足以禽（擒获）矣”。刘秀觉得有道理，立即诏令臧宫：“徹围缓贼”。果然，“贼众分散”，组织不起来。四月，单臣、傅镇被斩，一场动乱平定下来。臧宫回到洛阳，因为有功，升迁为城门校尉。不久又担任左中郎将。后来，又赶赴南郡的江陵（今湖北江陵），镇压了活跃在武谿水一带的义军余部。

秦汉时期，匈奴问题是一个令内陆王朝十分棘手的事情。多少英雄豪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白了少年头。是战，是和，都不是哪一方能说了算的。出于战争成本考虑，除了汉武帝大举进攻外，秦汉王朝基本上是持消极防御的方针。东汉建立前后，刘秀也只能持这种方针，这是由东汉有限的经济实力决定的。除了北方割据者卢芳勾结匈奴进入内陆骚扰时，不得不集中兵力打击一下外，大多时间是消极防御，听之任之，无奈得很。刘秀的诸位功臣中，与匈奴作战的将领不少，都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在匈奴问题上，想要建功立业，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但是，时不时地让诸位将领议论议论匈奴的事情，刘秀还是乐意听的。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冬，十月，匈奴已经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南匈奴的单于“遣使（东汉）诣（拜见）阙贡献，奉蕃称臣；又遣其左贤王击破北匈奴，却地千余里 ”，“（建武二十五年，即公元49年）三月，南单于遣子入侍。”在这种形势下，刘秀询问臧宫有何感想？臧宫斗志昂扬：“愿得五千骑以立功！”刘秀笑笑：“（你是）常胜之家，难与虑敌。吾方自思之”，并不赞成臧宫的意见。臧宫拉上马武上书刘秀，讲了以下几点。

一是匈奴的危害：“匈奴贪利，无有礼信，穷则稽首，安则侵盗，缘边（边疆）被其毒痛，中国（内陆）忧其抵（触动）突。”

二是匈奴的现状：“虏今人畜疫死，旱（灾）蝗（虫）赤地，疫困之地，不当中国（内陆）一郡”。

三是抓住战机：“万里死命，县（悬）在陛下。福不再来，时或易失，岂宜固守文德而堕武事乎？”

四是具体军事建议：第一点，“命将临塞，厚县（悬）購赏”；第二点，“喻告高句丽、乌桓、鲜卑攻其左”；第三点，“发河西四郡、天水、陇西羌胡击其右”。“如此，北虏之灭，不过半年。”

五是自陈上书动机：“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谋臣狐疑，令万世刻世之功不立于圣世”。一句话，就是打匈奴吧！ 

刘秀看过臧宫、马武的上书后，作了长篇批示，主要讲了两层意思。

第一层讲治国之道。一是要认清“柔与刚、弱与强”的辩证关系：“《黄石公记》曰，‘柔能治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二是要划清有德与无德的界限：“有德之君，以所乐乐（别）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自）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三是要树立远近观：“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安）逸而有终。（安）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四是要划清荒与强、安与残的界限：“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这是一篇刘秀以柔治国方略的宣言书，是光武中兴的理论指导，内容丰富翔实，是研究刘秀的最重要的史料之一。刘秀自称以柔治国的基本内容，大体就是这些。当然这个方略，也是解决匈奴问题的指导思想。

第二层讲，面临的现状。刘秀先讲国内：“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在这种情况下，“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顼，（而在萧墙之内也）’”。刘秀再讲边疆之事：“且北狄（匈奴）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结论是：“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消耗大且不是时候，进击匈奴只能作罢。可见，刘秀总是将匈奴问题与国内问题联系起来，将全局工作的重点向罢兵、“不复言兵事”转移来考虑的，而不是孤立地考虑匈奴问题。这就是一个大政治家的远大眼光。

刘秀的批示，既讲方略，又讲现状；既讲道理，又讲实际；既讲原则，又讲策略，是刘秀治国的底线，抵御匈奴的基本方略，也是一篇难得的与大臣交流治国之道的范文。难怪，包括臧宫、马武在内的“诸将莫敢复言兵事者”（《后汉书。臧宫传》）。其实不是“莫敢”，而是“莫能”，这是因为刘秀高瞻远瞩，已经向天下表明了中央政权的态度和立场了。再说三道四，就显得太不识时务了。看来“臧宫、马武之徒，抚鸣剑而抵（手）掌，志（奔）驰于伊吾之北”，算是空有大志，很难实现！汉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臧宫去世，谥号愍侯，在开国功臣列将中，臧宫是属于去世最晚的那批功臣中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