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今天，相信事物环环相扣的决定论，仍然是我们看待事物的基本模式；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个西班牙人凭借一张尾数为“48”的彩票赢得了千万元乐透大奖。面对蜂拥而至的记者，他眉飞色舞地解释了自己的好运气：“接连七个晚上，我都梦见了7这个数。我想，七乘七等于四十八，说不定……”
如果你觉得这个关于好运的故事太像段子，那么请看下面的新闻：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位八旬老太用两块钱买中5.9亿美元强力球大奖。她在接受采访时将自己的好运部分地归结于插队。一位好心的陌生男士让她先买了一张机选彩票。
把不成比例的收益归因于琐细的、不相关的、乃至荒唐的理由，只不过放大了我们对待运气的一贯态度。而事实上，运气作为一种对每个人的生活都至关重要的条件，我们祈求它、敬畏它、迷信它、却甚少研究它。
在《善的脆弱性》一书中，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试图唤起大家对运气的重视。她注意到，古人很早就意识到运气是人生中不可回避的要素。但是，这一事实分明与“善有善报”、“好人好运”等一类道德说辞存在不小的冲突。那么，如何做到自圆其说呢？
古希腊哲学家的办法是赋予运气某种情感上的价值判断。例如，不可违背的天命，或者悲剧性的象征意义等等。然后，在此基础上承认，人是一种既有活力又很脆弱的生命。只有小心运用自身的能力，我们才有可能维系美好的生活。总之，在古希腊人的观念里，运气是决定性的力量之一。就像露天剧场之上的天空，时而和风丽日，时而风雨雷电，既可成就剧目的演出，也随时可以中断之。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古老的决定论有一个身段更灵活的版本，叫做“辩证法”。譬如，老子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譬如 “亡羊补牢”、“塞翁失马”等等谚语，它们都是这一版本的精妙诠释。按照这一因果大挪移的奇妙逻辑，世上的一切命题都可以循环论证。没有绝对的价值或意义，也没有绝对的善恶好坏。在这种思维的浸淫下，中国人养成了利于存活的乐天知命，却丧失了脆弱而宝贵的悲剧意识。
即使到了今天，相信事物环环相扣的决定论，仍然是我们看待事物的基本模式。当一个赌徒下意识地在掷骰子前朝手心吹口气的时候，当奥巴马认为他的胜出得益于自己在投票日打了一场篮球，当纳达尔把一场胜负与矿泉水瓶的摆放位置挂上钩之际，我们就会明白，决定论植根于人心的至深处，无时无刻不在左右每个人的生活。
想一想，我们绝非傻瓜，为何偏偏有各种可笑的迷信之举？归根结底,那是因为我们都是决定论的信徒。我们不自觉地相信，这个世界是由因果、规律和必然性（necessary）统治的。慢待了任何一个原因，就肯定会结出苦涩之果。
所以，前法国队的主教练多梅内克要依据球员的星座来决定首发阵容。因此，前阿根廷队的门将戈耶切亚在关键的点球决胜前一定要在球场上小便。后者还颇有条理地总结道：“1990年世界杯我这么做，点球淘汰了南斯拉夫；半决赛我又这么做，点球淘汰了意大利；这就是我的幸运魔法，从没被人发现。”就在几天前，纳达尔也坦率地承认，他有很多迷信的习惯，比如拉扯内裤、摆弄场边的水瓶、比赛前的蹦蹦跳跳等等。他说他也知道那些举动未必能主导比赛，只是“不自觉地”，他就这么做了。
一句“不自觉”，道出了我们看待运气的心理真相。人类就是这样，擅长将经验到的各种事物进行有意义的连接，然后装进一个特定的认知模式里，却很不擅长大量的数据统计与逻辑分析。我们可以轻松地将夜空中的万千繁星纳入狮子座仙女座之类的具体图像中，却甚少反思这些模式本身是否真实可信。发现和创造模式，这种能力可以帮助牛顿提出万有引力，也能让纳达尔坚持认为，矿泉水瓶的标签是否正对球场很关键——它神秘地影响着自己的胜率。
很多“不自觉”的认知模式，其实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直觉。从演化论的角度看，直觉是动物极其重要的生存能力之一。一只麋鹿发现附近的草丛有异响，凭借直觉撒腿就跑的代价远远低于驻足原地俯首思索。我们人类也一样，依靠直觉逃脱了演化道路上的众多险境，从而活到了现在——当然，这也完全称得上“运气”。可是，当人类不再仅限于生存这一基本目标而渴求更多东西时，我们眼中的世界就变得越来越复杂。这时候，直觉就不那么可靠了。用它来处理运气问题就会出错。
以抛硬币游戏为例。假如一个赌徒抛出的硬币连续9次的结果都是正面，那么他会怎么看待接下来的第10次呢？极有可能，他会认为，自己正在“走运”，因此下一次应该还是正面。即便结果完全相反，他也会安慰自己说：“好运刚刚离开。”实际上，如果他稍微懂一点概率就明白，每一次抛硬币都是一个独立的事件，其结果不受上一次，以及之前的无数次结果的影响，正反出现的几率均为50%。
现实中的直觉错误远比抛硬币代价高昂。1999年2月4日零点40分，正在值勤的四名白人警察在巡逻到纽约市区的一座公寓楼时，朝站在大楼前的黑人迪亚洛连开41枪，将其击毙。迪亚洛的惨死以及法院对开枪警察的无罪判决都曾引发大规模的游行抗议。
可是，这真是一场种族歧视的杀戮吗？像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T. Gladwell）这样的社会学者不这么看。他认为，那是一场由一系列直觉错误导致的致命悲剧。当迪亚洛出楼呼吸几口新鲜空气时，警察的直觉反应是：“那家伙站在那儿到底想做什么？”当他们把车倒回来时，惊讶地发现那家伙看见警车竟然不走开，“太可疑了！”最后一个直觉错误来自前面错误的叠加。当迪亚洛略微转身在衣兜里掏钱包时，警察们立刻认定他是一个持枪的危险分子，立刻开了枪。
很显然，迪亚洛的运气实在太糟糕了，几个警察虽然无罪开释，但是也很难说交上了好运。然而，悲剧能够避免吗？在看待运气的态度上，今人比古人到底进步了几许？
（责任编辑：杨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