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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引言：文章或许有点儿长，所以在这里废话几句希望亲爱的读者们能坚持多看两句。全文主要就是把所谓的“镜像神经元”请下神坛。如果大家肯赏脸，请至少看完“说人话”这部分。这部分描述了学科与学科、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一种割裂；也是让我有所“同感”并决心翻译的一部分。细读本文或许你会觉得作者的逻辑也并非处处严密，你也一定注意到翻译有多么的蹩脚，但是正如我对作者的理解：本文或者本书不是要证明什么，而是想给读者一种启示。科学或许是力量，但绝不是神力；科学或许是强力胶，但绝不是万能胶；科学或许多才多艺，但绝不是无所不能。所以，希望大家擦亮眼睛，好好享受这则摘录。】
编者按：本文为罗伯特A·伯顿的《怀疑者眼中的意念科学》（圣马丁出版社，2013年4月23日）一书中的一章，内容涉及近年来神经科学领域的最新进展之一——“读心”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一些研究人员断言这些脑细胞让我们能够深刻体察他人的意向。但是，这一设想未能实现。 节选自罗伯特A·伯顿的《怀疑者眼中的意念科学：我们身上那些神经科学说得清和说不清的事儿》。版权所有?2013年，圣马丁出版社。 说人话
最近，人们对于神经科学越来越感兴趣，这主要来源于人们对于科学研究的一种期待。对比以往基于心理学的理论，人们希望科学研究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人类的本性。但是，当下神经科学的基本术语却无法让人们获得这样的认识。 正如最近的期刊文章中描述的那样，现在的神经科学只不过是让我们知道一个人的“背侧的前扣带回皮层、辅助运动区、前脑岛、后脑岛/躯体感觉皮层和中脑导水管周围的灰质区域活动增加，还有颞顶交界区、旁扣带回、眶内侧额叶皮层和杏仁核被激活，以及额顶叶网络的神经连接得到加强。” 除了少数人以外，这样的专业术语基本上是大多数人难以理解的，对大多数人来说也是没有意义的。正如我们需要一个翻译来告诉我们一张古老的梵文纸莎草上写了什么，神经科学家也必须把他们那些晦涩难懂的文字翻译成一种容易理解的通用语言。他们必须告诉我们大脑中的这些区域构成了一种痛苦基质，其中的神经结构负责我们个人经受的痛苦感受。因此，神经科学家必须扮演两种角色——研究者和翻译家。他们接受训练，完成自己的工作，然后去扮演第二个角色，翻译并解释自己研究得到的数据。不幸的是，这样一来我们又回到了原点：神经科学家必须把自己的发现翻译成大众化的心理学语言。 想要扮演这样一种实验员和翻译的双重角色，其难度是难以言喻的。基础神经科学是一个非常复杂和艰难的领域，大多数神经学家的真正专业知识只在一个相对狭小的领域里。当有了上万名认知科学家生产新知的时候，想要跟上更新的速度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想让基础科学家对心理学也有深入的了解是不可能的。由于这些人没有时间，而且常常缺乏背景知识、缺少培训和兴趣，他们必须依靠时兴的心理学理论来解释自己发现；而对于这些理论，他们没有能力进行判断。实验心理学是一个自成一体的领域。面对实验设计和解释过程中的无数陷阱，哪怕只是想有一些肤浅的了解也需要经历数年的学习。 同样的，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和哲学家把神经科学中的总结性结论拿来支撑自己的想法。但是，他们没有接受过识别基础科学方法和解释内在局限性的训练。这种循环无休无止。新的心理学理论成了神经科学家翻译自己基础科学数据的语言，这些数据反过来又被心理学家拿去作证他们的理论。一旦一种想法在认知科学界的集体思想中站住了脚，它就开始自我成长起来，而不去管自己的立足点是否正确。未经证实的随口一言摇身一变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 把确凿的数据转换成民间通俗心理学的过程是有内在局限性的，为了让读者体会这种局限性，我选取了一些有很高知名度的课题进行考察。 我的目的不是对每个发现吹毛求疵，这么做对于大环境没有特别的助益。我也不是要对大多数善意的科学家发动人身攻击。确切地说，我是想提出一种更为实际的方式来评价神经科学任一说法的好坏。为此，我选出的文章对于我们将来理解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都可能会有重大影响，范围涉及同情心和智力，还有自由意志和意识决断。我的目的并是不否定这些观察结果，而是质疑结论的可靠程度。首先，让我们来谈谈镜像神经元。 反思镜像神经元20世纪80年代后期，意大利神经学家贾科莫·里佐拉蒂及其同事对恒河猴的额叶前运动区进行了研究。通过应用细胞内电极，他们能够定位恒河猴取食的时候激活的各个细胞，并且记录单个细胞的神经电活动。故事是这样的：一只猴子在研究得间隙正在休息，细胞内电极并没有取下来。猴子看着负责自己的实验员，当一位研究人员伸手去拿花生的时候，猴子脑内同样的细胞被激活了，就好像猴子自己去伸手取食一样。里佐拉蒂经过仔细的研究确认，大脑中这一区域的特定细胞在猴子进行某种高度特异性的手部动作时会被激活，比如拉、推、拽、抓、拿起或把花生放进嘴里，而且当在猴子看到其他生物作出同样动作的时候，同样的细胞也会被激活。这里必须指出，这种动作必须表现出一定的目的性——比如伸手去拿花生是想要吃花生，而不是说实验员只是作出同样的动作，但是并不打算吃花生。鉴于这些细胞能够记录对某一动作的观察并且能够引发这个动作，它们很快成为了人们所熟悉的“镜像神经元”，这些细胞统称为“镜像神经元系统”。 重要的是，考虑一下我们是如何学会一项动作的（译者：原文说的是运动动作，指的应该是与运动神经元相关的活动，相对的是与感觉神经元相关的活动，感觉神经元活回路的建立可能与下文所述有所不同。后文还会提到一种思想动作。）。设想一下你要培养一种爱好——拉大提琴。此前你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你根本不知道怎么拿住乐器，不知道大提琴可以放在你的双腿之间，不知道怎么用弓拉出声音。你煞费苦心地学习，观察并模仿你所看到的动作。（这一过程对任何运动动作都是成立的，无论是爬行或行走，还是打电话或发短信。）这样观察和模仿的学习过程通过构建神经回路—— 一个代表大提琴演奏的映射——得以完成。每次你看到老师演奏，大提琴回路就得到增强。每次你练习大提琴，回路也得到增强。如果你把电极放到大提琴回路里，你就能够看到，在两种条件下回路的活动都得到增加。学习演奏乐器是一种试图将你所见与你所做同步起来的行为。 让我们多加入一些细节。你老师的大提琴是一把旧琴，散发着美妙的芬芳。当她把大提琴从琴盒中取出来的时候，你清楚地回忆起高中郊游去听到的平生第一场音乐会。之后，你被带到后台，给你示范了各种弦乐器。你记得自己手中拿过好几把古旧的小提琴，你甚至闻了闻，想象着它们年轻时被人拉奏的样子。你老师演奏的巴赫前奏曲中的一段精美乐章迅速把你从这个简短的遐想中拉了回来。令你感到惊讶的是，你竟然热泪盈眶，这与你的性格完全不符。你称赞了她，但是你的老师并没有表现得很亲切，她严肃地提醒你，当她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每天练八个小时的琴。你的眼泪一下子就没了，转念想到一个人怎么可以把她的生活完全放在了用干马尾拉动几根肠线弦的活动上，她可以出去玩皮球或者和朋友们聊天的。 现在想象一下当这个简短场景发生的时候你正戴着一个便携式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仪。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想到大脑中的那些区域活动增加，这些区域负责动作的表现、对他人动作的观察、气味的处理（嗅觉区）、记忆的存储和再现，以及生动的情感体验。任何复杂的神经回路，无论它代表的是大提琴演奏，还是代表普鲁斯特在品尝他那著名的“玛德琳娜”蛋糕，它们都是通过协调几个大脑区域的活动来完成功能的。在这条神经回路中，我们对于动作的观察和对动作技巧的掌握聚集到了一起。 学习一个动作的简单概括就是：观察→储存在记忆中的详细模板（具象地图）。随着时间的推移，观察和行动的神经基础在学习的进程中融合到了一起，形成了一个单一的观察/动作具象图，用于执行学会的动作。 里佐拉蒂发现的一个观察/动作组合系统（就是猴子自己伸手拿花生和看到实验员伸手拿花生时激活的同一个神经元）在细胞水平上证实了我们从常识角度已经猜到的东西，而没有想到的是里佐拉蒂的发现究竟造成了多大程度的兴奋。在随后的二十年中，他的工作已经被假定为我们如何读心和如何感同身受的生物学基础。但是，这种猜测有多少是合理的？ 对于把好的基础神经科学翻译成行为学解释这种工作，我们通过追溯所谓镜像神经元启示的演变过程，就能够对翻译过程中的内在问题有一些认识。 里佐拉蒂的研究结果发表后不久，在著名的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行为神经学家V·S·拉玛钱德朗预言，
我们假设猴子的镜像神经元可以区分有意行为（为了吃花生而伸手的动作）和无意但形似的手部动作。这并不能告诉我们猴子阅读对方思想的能力如何，无论对方是另一只猴子还是实验室的一位实验员。猴子善于捡花生。他们也善于观察其他猴子捡花生。对于恒河猴能够区分有意和无意手部动作的细微差别，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但区分动作姿势的细微差别离读心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尽管研究还没有最终结论，但大多数研究表明，除了简单的动作，成年恒河猴几乎没有能力判断对方更高级的意图。即使是黑猩猩在这些方面的能力也相当有限。如果镜像神经元的存在不能很好地预言我们最亲的近亲有读心的能力，那么就这样预言人类能读心好不好呢？ 为了强调区分动作意图和读心之间的差别，设想一场高风险的扑克游戏。正当你要下赌注的时候，你发现你左边的玩家也把手往前伸了伸，也许是要拿他的筹码。这个动作极其轻微，你不确定他是打算下注但动作过早，还是他故意欺骗你来防止你下注。两者都是合理的判断。你观察能力越好，越有可能区分出对手是故意向前伸手，还是真的要拿筹码但动作过早。要做到这一点，你得依靠过去的经验。在你多年打扑克的过程中，你会形成具象的大脑地图，对应扑克玩家的各种手势。你会利用这种信息来确定欺骗动作与过早动作的可能性，并推断出玩家的意图。 但是，知道了一个动作的意图基本不会告诉你玩家更复杂的思维状态。例如，他可以作出这个手势来转移你对游戏中其他方面的注意；也许他正在跟对家勾结，转移你对其他玩家的注意。他可以试着造成一种假象，在后面几轮对付你；他作出这个姿势，然后打一手烂牌，这就给你设下了圈套。后面的时候他做出同样的姿势却留了手好牌，一个大注就把你打败了。总之，判断他人动作的意图不等同于读取玩家的想法。动作上的意图可以是许多大不相同的思维状态的结果。了解动作的意图不等于了解有意动作背后的目的。 我们没有理由相信猴子知道实验员为什么要去伸手拿花生。实验者可能是饿了或者无聊，也可能是想看看花生是不是不新鲜。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神经学家马可·亚科波尼是镜像神经元的先驱之一，他承认镜像神经系统在识别简单意图和动作的基本层面上有效。“在学术界有很多派系，我们总是试图搞清其他人的‘真实意图’。镜像系统处理相对简单的意图：互相微笑，或者是路口的司机进行眼神交流。”我们识别他人情绪的能力基于他人的面部表情，哲学家和认知科学家阿尔文·高盛承认这是一种低级的读心。他指出，低层次的认知过程与高层次不同，因为它们“相对简单、原始、自发，并在很大程度上处在意识水平以下。” 尽管如此，从低层次的姿势识别到大肆炒作一组特定的细胞能够读出他人的心思，这一飞跃已经成为了民间传说。听听镜像神经元研究者的这些意见吧。
镜像神经元一旦被证明能够探测他人行为的意图，由此（错误地）推论，镜像神经元就能让我们读出他人的想法，接下来合理的推论似乎就是感同身受。其论据就是，如果我们能够让自己处在他人的思维模式下，我们就能更好地跟他人产生共鸣，或者用白话说就是“你疼我也疼。” 为了检验这一说法，我们来简单看看现在对于同感的理解。但首先，我要区分一下理智上理解他人精神状态的能力——“你看起来很伤心”——和情感上的同感，也就是我们实际体验到他人的悲伤。前者纯粹是一种对精神状态的认知和理性识别；后者是共享情感体验。在现在的讨论中，我使用“同感”指代情感上的成分——感觉他人所感。 关于镜像神经元在人类的同感经历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支持这一说法的一个重要证据来自于2010年UCLA的一项研究，研究对象是21名接受了术前皮层电极定位的癫痫患者。这类患者通常（在清醒时）接受颅内电极置入来确定脑内的致命区域，从而能够在手术切除脑内引发癫痫的区域时避开这些致命区域。由于一些患者在内侧颞叶区有所异常，神经学家罗伊·穆克梅尔及其同事检查了与脑内该区域相关的功能：对面部表情的识别。他们对病人出示一些面部表情，然后要求他们进行模仿；在这两种情况下，病人脑内同样一部分神经元表现了出程度相似的神经电活动。受试者颞叶内对观察到的情绪发生响应的细胞在受试者做出面部表情的时候也被激活。穆克梅尔的发现上了媒体后的标题是“同感镜像神经元最终在人类身上发现。” 如果镜像神经元是连接模仿、读心术和同感作用的基本共同通路，我们应该可以预期这些行为会聚集在一起。那些善于读心的人也更有可能产生同感，反之亦然。但是，惯常的经验给了我们一种不同的现象。 一位优秀的棒球选手可以观看以前的棒球录像，找出前一次成功击球和后一次击球失败之间细微的挥棒变化。同样是这位选手，他可以是心思闭塞，缺乏对他人最基本的理解和/或对他人最基本的感情。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说对于运动动作，他有优秀的镜像神经元，但是这种运动镜像技能并没有转化为读心的能力或者产生同感的感情。 其他一些人非常善于读心，但是缺少任何感情上的同感。这时，伯纳德·麦道夫跃入了脑海。我想说，像他那样完美地玩弄自己的投资人几十年，麦道夫要比那些投资人自己更了解他们的心思——这大概就能很好地证明他的镜像神经系统运行良好。但结果与拉玛钱德朗的观点相反，镜像神经元不是“同感神经元”的同义词。 麦道夫在同感方面得了个零蛋。对比他对控方的轻蔑和无视，以及他对邻居对自己期望的通达而老练的理解，我们知道一点，那就是理解别人的想法和真正分享他们的感受是分开的。麦道夫被捕后不久在自己公寓大楼的入口处贴出了下面这封信：
相反，我们可以对别人的想法一无所知，却产生极大的同感。也许最具说服力的例子就是我们对于动物的同感程度。对于这些动物，我们怀疑它们是否存在任何显著的观念或者自我意识。最近一次散步的时候，我注意到一只蜈蚣在慢慢绕过一块岩石。听起来也许很蠢，但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觉得自己跟这个蜈蚣产生了感应。我甚至可以回忆起自己当时能够感觉到蜈蚣花了多大的力气往前开路。重点显而易见，不必细说。如果你认为其他生物没有思想，那么对其他生物的同感就不可能与读心有任何关系。（通常在你不了解别人在想些什么的时候更容易产生同感。） 为了质疑观察和模仿是同感的基础，我们来讨论一下无痛症患者怎样还能同情别人的疼痛。法国神经学家尼古拉斯·丹齐格研究了一组患有先天性无痛症者的病人——一种罕见的在出生时就表现出来的感觉神经遗传性障碍。疼痛对于这种病人只是一个概念，而不是一种个人的经验。丹齐格想要知道这些病人对于看到别人处在疼痛中是如何反应的，他给病人们出示了照片和一段影片，照片里一个人把手卡在园艺剪里，而影片中四分卫乔·塞斯曼的腿在周一的足球之夜断了。 让丹齐格惊讶的是，有些无痛症患者的fMRI结果与正常对照的结果差不多——他们的疼痛感知区域活动起来了；其他人则正如所料没有反应。丹齐格发现是否发生反应与受试者在标准的同感度评估问卷中表现出来的同感程度恰好相关。问卷中的一系列问题是用来评估一个人的基本同感度的。虽然他们不能在身体上感受别人的痛苦，但问卷得分最高的人对于他人痛苦的情感体验度也最高，所引起的这种同感程度与此前对于个人疼痛的体验和观察没有关系。正如作者得出的结论，这不过是一种单独诱发的“同感性状。”说性状，作者的意思是一种与此前直接学习无关的一般特质——这一言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文献支持，这些文献表明一个人同感的程度受到遗传的很大影响。如果情况属实，这将反驳认为同感源于对他人的观察和镜像的观点。 对我来说，同感是我们文明的社会凝聚力。从粗暴和冷漠到公开的敌意和侵略，缺乏同感是与良性社会互不相容的。理解同感的生物学组成，理解同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培训和教育加以影响，这是社会和神经科学两个层面上都将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对于惯犯——不思悔改的冷酷分子——的改造问题将取决于我们对于同感能否被灌输、增强或诱发的判断。无论是试图找到减缓政治紧张局势的方法，还是说要找出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共同点，这些都不可避免地要依赖于我们对于同感的理性认识，以及我们对于他人的感觉有多强烈（情感上的同感）。对于这个复杂问题来说，仓促和简化的结论都是没有用的。所谓同感来源于一群特化脑细胞，这种无理升华带来的问题要比答案更多。 错误的思考层面科学家要设计出有意义的研究必须在开始的时候控制住尽可能多的变量。研究项目的视野越小，观察结果的精度就越高。比方说要研究视觉，人们可以试着分离出单一的视觉单位，比如看到边缘或边界，比如看到线性运动，比如看到颜色。通过把对单个视觉单位的观察拼接在一起，我们就能得到视觉产生过程的复合图景。但是，这种方法取决于我们对于视觉单位的功能有一个正确而有效的认识，它们是如何单独发挥作用的，又是如何协同作用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间，细胞内记录的研究发现了曾被认为是具有细胞特异性的特定视觉官能。人们认为，一些细胞只对线条有反应，其它的对运动有反应，而另外一些对边缘或边界有反应。最后一种被称为“边缘检测神经元”。半世纪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上述图景太过简单了；看到的东西即使简单到是一条边缘也是数百种不同细胞复杂相互作用的结果。没有这样一种特异的“边缘检测神经元”。 大脑是经过亿万年的进化，由一堆相互关联的官能拼凑起来的。除了像抽动肌肉这种最原始的动作以外，诸如思想和行为这类事件都是复杂神经回路的产物，这种神经回路分布广泛而又相互关联。所谓负责感激或悔恨的大脑中枢并不存在。产生同感至少可以归因于10个大脑区域。虽然科学的工作方式是尽可能去观察最小的亚单位，但重要的是不要把这些低级的发现与高级的功能混淆起来。“同感神经元”这样的说法把不同层面的功能和作用混为一谈，有效地把极其复杂的大脑作用简化成动画片一样，常常造成误导性的断章取义。没有哪个神经元能够激发出任何特定的复杂行为。人们不能把高级的行为简化为低级的神经活动。正如你不能指望说盯着字母表就能读出一本伟大的小说，你也不可能在细胞层面上看到行为。 细胞不会产生行为对各种单一类型的脑细胞赋予行为属性，这种做法带来的副作用就是错误地假定特定细胞的存在与否就可以证明行为的存在。案例分析：梭形细胞。大梭形神经元有一个轴突和一个树突，分布在人脑中与情感处理密切相关的区域，所谓的情感就包括同感的产生。梭形神经元最初被认为仅存在于人类和类人猿身上，后来在许多海洋哺乳动物身上也发现了这些神经元。这一发现被喻为证明鲸鱼能够体会他人感情的解剖学证据。推理的过程是这样的：梭形细胞存在于人脑中处理情感的区域，而在鲸鱼的脑内，梭性细胞也处在相似的区域。因此，鲸鱼会经历与人类相似的情感。实际上，我们是通过把高级动物行为——从社会组织到人类沟通等等——指定给一种特定的细胞类型，从而来验证我们对于这种行为的观察。 同感之类的复杂行为不能通过一种特异细胞类型或者一种特异大脑解剖结构的存在与否来决定。如果这样就能下结论，那么我们可以忽略对行为的观察，直接跳到所谓的底线：如果某一物种的大脑在彻底解剖后没有发现无梭形细胞，我们就可以简单认定该物种没有同感作用，从而不把它当回事。没有做法什么比这更缺乏远见了。目前，我们对于梭形细胞的功能几乎一无所知，对于镜像神经元也同样如此。虽然这些细胞已经用神经电的方法分离出来，但一直没有组织学（显微学）的结果证实镜像神经元是代表了一种具有独特生化组成和功能的细胞类型。 在其他物种中发现梭形细胞的存在的确增进了我们对于脑进化的理解，促进了我们对于自己与其他物种关系的理解。 但是，对于单个细胞负责复杂行为的这种阐释导致人们甘冒长期风险，从而建立能够最终裁定他人经历的技术。我还记得贬义性“拟人化”兴起的那个时期，人们自己假想出其它某个物种的经历，根据这些假定的经历把一种特定的性状赋予那个动物。有一个显见的事实可以对其进行批判：我们不可能知道做蝙蝠是什么样子。同样地，把特定的行为赋予各个细胞也是站不住脚的。与其希望神经科学可以帮我们摆脱一个看似无法解决的困境，不如最好承认同感产生于大脑，但不能从各个细胞中或者细胞的连接中找到。单是细胞和神经回路感觉不出什么东西。只有通过他们的集体作用，并且通过目前未知的机制，我们才会体验到同感之类的感觉。 我们无法把行为逆向推回到它的基本构成单位上去，对于心理状态的其它方面我们也没有办法，这是我们理解意识过程中的核心障碍。我们距离理解各个神经元本身还有很长一段路，而距离理解神经元的相互作用——无论是在各个系统中还是更全面地说在大脑中的相互作用——就更远了。最近神经生理学杂志的社论总结了我们目前的无知状态：“面对多方汇聚而来的信息，各个神经元整合和计算信息的过程和机制仍然是神经科学中更耐人寻味的问题之一。” 机会之窗镜像神经元系统的发现历程凸显出一个设计充分实验是如何产生一些意料之外而且毫无根据的长期影响的。因为里佐拉蒂研究的是猴子的手部运动，所以最初对于镜像神经元的描述局限在脑内对应的运动区。如果他一直研究的是面部表情，那么镜像神经元系统就会有一个不同的解剖定位。随着人们对于其它区域的研究，镜像神经元系统的范围也毫无疑问地在迅速扩大。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人员在人脑的内侧颞叶发现了镜像神经元，与此同时，里佐拉蒂在猴脑颞叶（脑岛）的另一区域发现了镜像神经元。随着研究区域越来越多，镜像过程很有可能被当成一个广泛分布在整个大脑中的一般性神经生理现象。 对于一般性的镜像机制局限于运动动作这一点，我表示怀疑。想想我们是如何学习一个新想法的。当你在收听电台访谈并听到对移民政策的政治谩骂时，最初访谈中的要素会被当作记忆存储起来。此后，当你在认真考虑最佳总统候选人的时候，那些记忆中的要素可能会被送回你的意识层。尽管最初记忆处理和储存的大脑区域可能与你思考总统时用到的大脑区域不同，但是这两者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神经网络的一部分，而这个神经网络负责评估哪位总统候选人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最好。如果我们把想法看作是头脑中的思想动作，那么观察（听到电台访谈中的想法）和你新的思想动作（考虑选谁当总统最好）都会从这个神经网络中产生。当然，这个过程在fMRI上的结果不会显示为镜像神经元系统的一部分，因为它并不代表一个物理性的运动动作。我们将会看到的是，对应不同类型的观察和思想动作，大脑中的不同区域被激活。但同样的深层次基本原则也将适用于此：观察和行动将由同样一群神经元产生。正如镜像神经元专家西蒙娜·舒茨·博斯巴赫曾经说过的：“过去几年的研究似乎表明，感知和行动不是分离的，而是紧密相连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无论物理性的动作或者思想动作在何时何地发生，我们都应该预料到镜像作用。 大脑会对所听所见产生镜像反应，这就是我们行走在世间的方式。到底有没有细胞特异性地负责这项工作依然未知，除非我们揭开了所有细胞和所有突触的神经解剖学和生理学细节，还有揭开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后者充其量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 现在，让我们花点时间来问这样一个问题：无意识的心理感觉有没有可能在镜像神经元那貌似过分的说法中发挥作用。拉玛钱德朗一口承认：“我们目前对于脑的了解程度接近于我们在19世纪对于化学的了解程度。”但是，快速浏览一下他在镜像神经元上的推理过程，我们又被带回到了关于我们“独特感”的这个常见问题上。2005年美国公共电视网拍摄的有关镜像神经元的纪录片中，拉玛钱德朗的开篇是这样说的：“人人都对这样一个问题感兴趣：‘是什么让人类独一无二？’比方说是什么东西让我们与类人猿不同？你可以说是幽默——我们是会笑的两足动物——当然语言也是，对吧？但另外一样东西就是文化。许多文化来自模仿，就是观察你的老师做事。“ 也许现代神经科学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就在于坚信我们是独一无二的，而这种独特性可以通过生物证据建立起来。想想我们自己的独特感本身就是由我们的生物机理驱动的，这是多么讽刺的事情啊。正是我们的自主感、所有感和自我的独特感推动了我们对于了解自身独特性的需要，以及与此同时产生的我们的智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感觉。（译者：自主感——sense of agency和所有感——sense of ownership是心理学中两个紧密相连的概念，简言之就是对自我的感觉。自主感偏重强调自我意识的能力所及——能动性，而所有感偏重强调自我拥有的东西。这两者就对应后半句“我们自认为有能力”这一点。）这让我想起了西西弗斯的传说，可怜的老西西弗斯因为想要永生而受罚推石上山，又看着石头滚下山去，然后这样不断重复。如果我们注定要进化出这样一颗大脑，相信大脑能够解决大脑自己创生过程中的问题，那么我们是不是最好认识到自己生物机理中这个矛盾的方面，而不是继续从我们内在的思维局限出发，想要得出关于人类本性那遥不可及的本源结论？（译者——个人浅见：这句话中的矛盾就在于“大脑研究大脑”这样一个类似循环论证的课题，作者认为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矛盾，并且认识到矛盾所带来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导致这个循环求解的结论是遥不可及的。另外，这里我没有把metaphysical译成“形而上学”，因为中文的“形而上学”出于某些原因一般来说带有贬义色彩，但是西方所谓的metaphysics，其中的理论似乎并未被完全否定。） 或许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去观察看到猴子和人有着相似神经系统，目的是要建立起猴子和人的不同点，其中特别的原因在于拉玛钱德朗指出，在他看来这些同样具有镜像神经元的猴子没有语言，没有幽默感，也没有文化。即使猴子没有发达的语言技能，那我们对其它物种之间的其它交流模式又怎么说呢？语言是唯一一种算得上数的沟通形式吗？如果我们之中一个人讲英语而另一种用符号语言，我们不会认为两者在目的和功能上有什么根本不同，只是形式不同而已。至于其他动物没有文化，你只需要看看日本雪猴（短尾猴）就行了。它们会互相学习坐在温泉中享受，互相学习搓雪球，互相学习水洗土豆而不是刷掉土豆上的污垢。说到幽默感，我有一位朋友患有严重的帕金森残疾。他过去总有古灵精怪的幽默感和令人啼笑皆非的时候，但现在，他的脸僵成了没有表情的面具，他再也不会表现出任何被逗乐的面部特征。没有笑声，眼角没有笑纹，不会咧嘴狂笑，也不会哈哈大笑。他像雕像一样一动不动。但是，他可以通过笔记本电脑打出“^o^”。如果动物有幽默感，但它的表达方式不同，而且没法告诉我们它的感觉，那我们就不能下结论说动物们没有笑筋。也许它们就像我的那位朋友一样在心里笑。 那些无意识的心理感觉把我们对于思想的看法带入了迷宫的死胡同，引向了不可避免的悖论；如果我们从这些无意识的心理感觉中退出来，很难想象我们可能会怎样看待自己。即便如此，那时看到的景象也必定是被我们理想化过但又得不到的目标。虽然我们不能从这些无意识心理感觉设下的认知约束中走出来，我们至少可以承认在我们产生对自身思想的看法过程中，它们发挥了深刻的作用。这个镜像神经元的故事应该被当作一则警世通言，它讲的是优秀的基础科学研究被用来发展那些关于人类独特本性的无端说辞。如果人类真有什么条件是得天独厚的，那就是我们的生物机理催生的独特感，这种独特感推动了当代许多对于人类状态的思考。 罗伯特·A·伯顿撰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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