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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北京牌坊
北京街牌坊是古都风貌的一个特征，是北京古城街道的独特景观，是北京建筑文化的组成部分。北京的牌楼多为街道和重要建筑的装饰物。北京的牌楼起自元代，明、清都有发展。元大都的街道都是按坊建制，明清沿用。坊为居住的基本单位，基本是一个方块区域，元大都设了50坊，明朝设34坊，为便于管理和识别，一坊建一牌坊。
作为古代建筑中极为重要的一种样式，牌楼不仅自身具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作为城市街道的装饰和点缀，具有装点衬托建筑组群，使之更为雄伟壮观的功效。西方诸大城市的唐人街，牌楼已成为华夏文化的建筑符号。左图是清末的西四牌楼。
明代外城八坊：正阳门两侧，东曰崇文门，西曰宣武门，即今被人们通称的“前三门”以南直至永定门，其范围“城墙计长二十八里”，是老北京的外城，亦称“外罗城”，老北京人习惯管它叫“帽子城”。外城八坊其特征是：集中在外城南面的正门“永定门”及东西两侧的左安门和右安门之内，有八坊：正东坊、正西坊、正南坊、正北坊、崇南坊、宣北坊和白纸坊等。
明代内城二十坊：老北京的内城，亦称京城，“城墙周四十里”。南面的正门“正阳门”及东西两侧的“崇文门”和“宣武门”之内，有三坊：南薰坊、澄清坊、大时雍坊。北面的“安定门”和“德胜门”之内，有七坊：教忠坊、崇教坊、昭回坊、靖恭坊、灵春坊、金台坊和日忠坊。东面的“朝阳门”和“东直门”之内，有五坊：明时坊、黄华坊、思城坊、南居贤坊、北居贤坊。西面的“阜成门”和“西直门”之内，亦有五坊：阜财坊、咸宜坊、鸣玉坊、日中坊、金城坊。
明代皇城六坊，“皇城在京城中，周十八里有奇”。皇城坊集中在“东安门”和“西安门”之外，各有三坊。“东安门”外的三坊，为保大坊、仁寿坊、明照坊。“西安门”外的三坊是：积庆坊、安福坊和小时雍坊。
北京牌楼有多种形式牌楼，因其高耸飞檐起脊若楼台，故称，又名牌坊，古代叫绅楔、坊楔。如果按“有城必有阙，有街必有坊，有坊必有牌坊。”的说法，牌坊就是街道的标志，至今北京的胡同还有叫大牌坊胡同、小牌坊胡同的。
牌楼是一种门洞式的纪念性建筑物，上刻题字。牌楼按建材分有木、琉璃砖、石等结构；按建筑造型分有冲天式（柱出头）、柱不出头式；冲天式牌楼的间柱高出明楼的楼顶，此类牌楼多建于街道；不出头式牌楼的柱子不高出明楼的牌面，此类牌楼多建于建筑前；按结构类型分有一间二柱一楼、一间二柱二楼、三间四柱三楼、三间四柱七楼、三间四柱九楼、五间六柱五楼、五间六柱十一楼等（间，指柱与柱之间的通道；楼，是指飞檐起脊的顶部）；按建筑地点分有街巷道路牌楼、庙宇衙署牌楼、陵墓祠堂牌楼、桥梁津渡牌楼、风景园林牌楼等。牌楼是中国独特的建筑，它下面只有几根柱子，柱子上面却有楼式建筑。
明代京城九门外都有牌楼，《日下旧闻考》记载，正统四年“修造京师门楼城濠桥闸完。正阳门正楼一，月城中左右楼各一，崇文、宣武、朝阳、阜成、东直、西直、安定、德胜八门各正楼一，月城楼一。各门外立牌楼。”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尚存正阳门、朝阳门、阜成门牌楼。
旧时北京著名的牌楼有东四牌楼、西四牌楼、东单牌楼、西单牌楼、前门大街五牌楼、东
长安街牌楼、西长安街牌楼、东交民巷、西交民巷等。地坛门前牌楼始建于明代嘉靖九年（1530年）， 为三间四柱七楼石牌坊，称“泰折街”牌坊。成贤街不长的街道就有四座木牌楼，是因为孔庙和国子监都设在这里。国子监坐落于东城安定门内，与孔庙毗邻。门外，东西一条横街，名为“成贤街”，后称“国子监街”，为明清文化气息最为浓厚的一条街。国子监设大门两座，第一座门为“集贤门”，第二座门为“太学”门，门内北面甬道上伫立一座七楼三洞式的琉璃牌楼。正中楼南面书额镌刻“圜桥教泽”，北面是“学海节观”。
“东单”、“西单”、“东四”、“西四”是京城商业旺地的代名词，平心而论，这拨儿老字号的街区对于老北京人说来，仍旧最具亲和力，因为这里边有历史和文化的浓韵。
东四和西四元朝时叫大市街，元代就已形成为繁华商业区，元大都城建立以后，此地叫做“旧枢密院角市”，属明照坊。当年的“棹枢密院角市”已有不少商号、店铺，买卖兴隆，交易活跃，异常繁华，是全城三大商业中心之一。东四十字路口的东西南北四个街口各有一座“三间四柱三楼”的冲天式大牌坊，分别叫做“思诚坊”、“仁寿坊”、“保大坊”和“明照坊”。而西四十字路口的四个牌楼南北朝，各书“大市街”仨字儿，东边的牌楼取名“行仁”，西边的称作“履义”。往后，这四个牌楼又有了新名：“金成坊”、“鸣玉坊”、“积庆坊”和“安福坊”。东四和西四自打有了分别的四座牌楼后，老百姓就不说“大市街”了，干脆直称东四牌楼和西四牌楼。再往后更省事，直呼“四牌楼”。到1949年北平解放时，这些牌楼还健在。20世纪50年代为了扩建马路才拆掉。牌楼没了，叫法也就省事了：“东四”、“西四”。
东单和西单也是这么来的。这个“单”字，那是因为这儿的牌楼就是单崩儿一个。西单的牌楼叫“瞻云”，东单的叫“就日”。这样，东单牌楼和西单牌楼就叫开了。同样，20世纪50年代扩路，牌楼拆了，于是也就剩了“东单”和“西单”两个地名了。
皇城和皇家园林内的牌坊不算，令老北京人难以忘怀的牌楼至少有二十座，他们是：东四四座、西四四座、长安街四座（东单、西单、东长安街、西长安街），国子监街四座、前门五牌楼、神路街琉璃牌坊、隆福寺牌楼和中山公园牌楼。
 现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居住区都有牌楼。
 北京遍布九城的牌楼，曾经数以百计，几乎是仅次于城墙城门的古都风貌的重要特征。包括街基道路牌楼、坛庙寺观牌楼、陵墓祠堂牌楼和桥梁津渡牌楼等类别。引起争议的主要是街巷道路牌楼。
牌楼昔日曾是北京城里街道上的重要建筑物，它装点并衬托着市容的美。清末，跨于内城街道上的木牌楼，计有前门外五牌楼、东交民巷牌楼、西交民巷牌楼、东公安街牌楼、司法部街牌楼、东长安街牌楼、西长安街牌楼、东单牌楼、西单牌楼、东四牌楼（4座）、西四牌楼（4座）、帝王庙牌楼（2座）、大高玄殿牌楼（2座）、北海桥牌楼（2座）、成贤街牌楼（2座）、国子监牌楼（2座）。临街的牌楼有两座，一是大高玄殿对面的牌楼，二是鼓楼前火神庙牌楼。、
民国时期拆除了东单牌楼和西单牌楼，并将部分牌楼改建为混凝土结构。
1950年9月初，在天安门道路展宽工程中，北京市建设局拆除了东公安街和司法部街牌楼，石匾由文化部文物局收存。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拆牌楼。
也就在这个月，为配合国庆活动，北京市建设局养路工程事务所对东、西长安街牌楼进行了油饰。政务院遵照周恩来总理指示精神，发文给北京市人民政府，要求保护古代建筑等历史文物。市政府随即要求建设局对城楼、牌楼等古代建筑的状况进行调查，并提出修缮计划。
但不久之后，风向陡转。
1952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此问题由公安局交通管理处首先提出。他们认为，大街上的牌楼附近交通事故频繁，牌楼影响交通是导致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建议建设局养路工程事务所拆除牌楼。
这一年，在文津街北京图书馆门前发生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
北京市的交通事故简报称：“女三中（现161中学）门前发生交通事故4起，主要是因为帝王庙牌楼使交通受阻所致。牌楼的戗柱和夹杆石多次被撞，牌楼有危险。东交民巷西口路面坡度过陡，又有牌楼阻碍交通，亦属事故多发点。”
5月4日，中共北京市委就朝阳门、阜成门和东四、西四、帝王庙前牌楼影响交通的问题向中央请求：拟拆掉朝阳门、阜成门城楼和瓮城，交通取直线通过；东四、西四、帝王庙牌楼一并拆除。5月9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方案。并指出进行此项工程时，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解释，以取得人民的拥护。
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梁思成认为，城门和牌楼、牌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的街道的独特景观，城门是主要街道的对景，重重牌坊、牌楼把单调笔直的街道变成了有序的、丰富的空间，这与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凯旋门和方尖碑等有着同样的效果，是街市中美丽的点缀与标志物，可以用建设交通环岛等方式合理规划，加以保留。
据吴良镛回忆，梁思成一次当着吴晗和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的面，对周恩来说：“我对这两位领导有意见，他们不重视城楼的保护。”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梁思成为了旧都多保留一些有价值的牌坊、琉璃宫门等古建筑，在扩大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和自称“改革派”的吴晗同志争得面红耳赤，记得有一次，吴晗同志竟站起来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气得梁思成当场痛哭失声。
1953年7月4日，北京市建设局奉市政府指示，牵头组织关于交民巷和帝王庙牌楼拆除问题座谈会。会议同意拆除交民巷的两座牌楼。关于帝王庙牌楼，文物部门的意见是最好能够保留，或易地重建。
梁思成致信中央领导，认为以“纯交通观点”决定牌楼存废是片面的，应该从城市整体规划的角度来考虑文物保护以及避免车祸的办法，例如可建设交通环岛，将牌楼保留为街心景观等。
8月20日，吴晗主持会议，讨论北京文物建筑保护问题。薛子正、梁思成、华南圭、郑振铎、林徽因、罗哲文、叶恭绰、朱兆雪等出席。
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态度强硬地说：“如有要拆除的最好事先和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联系，由中央决定，不应采取粗暴的态度。”
但吴晗绵里藏针：“全国性的问题请示中央决定。”
这是不是意味着，只要不是“全国性的问题”，就不需要“请示中央决定”呢？
林徽因提出，“保护文物和新建筑是统一的。保护旧的是为新建筑保存优良的传统，北京的九个城门是对称的，如一旦破坏，便不是本来的基础了。再如天坛只保存祈年殿其他都拆掉也不是保存文物的办法”。她认为居民建筑的保存也是重要的方面：“艺术从来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宫殿艺术，一个是民间艺术，后者包括一些住宅和店面，有些手法非常好，如何保存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梁思成在发言中指出，“北京市的发展是要在历史形成的基础上发展，一定要保存历史形成的美丽城市的风格。有些单位（如公安、交通、经济部门）考虑得片面。在保护古文物建筑工作上，首都应起示范作用，慎重是必要的。”
他搬出了苏联经验,提出“在莫斯科建设中，古建筑在原则上尽量保存下来”。他还以“土地私有”讥讽破坏文物建筑的行径：“北京各机关好像有‘土地私有’的观念，在他们自己的范围内爱拆爱建，一点不考虑整体。”
可是，吴晗作答：“在处理中应尊重专家的意见，但专家不能以为自己的意见必须实现。”
会后，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与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等部门共同组织的联合调查小组，对北京城区的牌楼及其他一些古建筑进行调查。
最后，对牌楼做出了保、迁、拆三种处理方式，即在公园、坛庙之内的可以保下来；大街上的除了成贤街和国子监的4座外，全部迁移或拆除。
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吴晗与郑振铎组织的这次对牌楼调查测绘的所有资料，全部遗失。被迁至陶然亭公园的东、西长安街牌楼，也大约在1971年9月，被江青下令拆除，愿意是周恩来让保存下来的。
梁思成痛心不已，做最后一搏：直接给周恩来总理上书。他以文学艺术的感情笔法，细腻描绘了帝王庙前景德街牌楼在夕阳西下之时，西山的峰峦透过牌楼和阜成门城楼所融汇而成的绝妙好景。如果牌楼、城楼拆除，这一古都美景将永远消失。然而，这一次周恩来并没有像上次那样，亲自出马并设法保存了北海团城和金鳌玉虫东桥。他赠给梁思成两句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1953年12月20日，吴晗主持召开首都古代建筑处理问题座谈会。他在总结发言中说：“座谈会已取得一致意见的几处古代建筑处理意见：第一，景德坊先行拆卸，至于如何处理，另行研究。第二，地安门的存废问题以后再研究，先拆去四周房屋10间，以解决交通问题。第三，东、西交民巷牌楼可以拆除。”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回忆道：“拆历代帝王庙的牌楼，梁思成先生痛哭了好几天，名为拆迁，但事先并未落实迁建地点，拆下一堆料后来也不知去向；大高玄殿门前原有两个习礼亭，是一个院子，习礼亭与故宫角楼相仿，比角楼还漂亮，也被拆了，说是拆迁，但是，拆到哪儿？没定下来，也是拆下一堆料，后来不知去向，没准在‘文革’中被当成了柴火烧掉了。”
后来，毛泽东对上述争论定了这样的调子：“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在今天看来，在街道中心保留牌楼，似乎是无须争议的——在众多的路口，我们有那么多光秃秃的“大圆盘”，以及拙劣的雕塑。而在当年，竟至争论不休。强调文物保护必须服从拓展马路需要的一方甚至组织过“控诉牌楼”的活动。多少有些令人费解的是，身为明代历史学家的“大明白人”吴晗（死于文革），竟然是主拆派的顽固派代表。在几次高级讨论会上，反对拆除牌楼的张奚若、翦伯赞、范文澜、梁思成、郑振铎、薛子正等人，每每与吴晗争得面红耳赤。梁思成放言痛陈：北京雄伟壮丽的城市建筑面貌是全世界保护最完好的，不但要保护一殿一楼，还要保护整体风貌，牌楼、华表、影壁这类装饰性建筑是中华民族独特的街市点缀，意义与巴黎的凯旋门相同，艺术价值不可低估。拆除牌楼，北京城在整体上的对称和谐就不存在了。
最后的决定是，除保留国子监街上的4座牌楼，凡街巷和道路上的牌楼全部拆除。梁思成提出通过做路口转盘保留东四、西四牌楼的方案亦被断然否定。
帝王庙前横跨羊市大街（今阜内大街）的两座景德街牌楼，是完全木结构的三间四柱七楼的形式，造型优美，雕饰精丽，是牌楼艺术的杰作。周恩来提出可迁移它地保存。然而年代久远，木构件老朽，拆除后终未能重建。
东、西长安街牌楼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1958年扩建天安门广场时，根据周恩来指示，迁至陶然亭公园重建而得以保存。然而时乖命蹇，大约在1971年9月，不知因何被江青下令拆除。
北京牌楼的噩运还在于：50年代调查测绘的全部牌楼资料，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莫名其妙地全部失去了。
吴晗作为著名明史专家，是清华大学教授。解放后当了15年北京市副市长，不研究学问，却走上一条错误之路。他拆大街胡同，拆牌楼栅栏，挖明皇帝定陵，还秉承上意写《海瑞罢官》《海瑞骂皇帝》，拍马屁拍到驴蹄子上，被驴蹄子踢死。
北京现存明清时期的牌楼大约有65座，其中有琉璃砖牌楼6座、木牌楼42座、石牌楼17座。现存街道上的牌楼有6座，即国子监街上的4座牌楼、朝阳门外神路街东岳庙前的琉璃砖牌楼、颐和园东门外的牌楼。其它清代前的牌楼中多集中在皇家园林、寺庙中。
北京解放后复建、改建的牌楼有中山公园的“保卫和平”牌楼、地坛牌楼、中央党校牌楼、卧佛寺神路牌楼等。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有些公园、乡镇、居民小区也新建了牌楼。
中山公园里“保卫和平”牌楼，是一座“三间四柱三楼式”蓝色琉璃瓦顶的汉白玉石结构牌楼。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德国公使克林德乘轿子路过东单北大街时，正遇清军神机营队长恩海率队巡逻至此，要求克林德停轿检查，他却拔枪向清军射击，被恩海当场击毙。《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为讨好洋人，在西总布胡同西口建了一座“克林德纪念碑”，碑上书写大清皇帝“惋惜凶事之旨”，此碑横跨东单北大街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成为战胜国，1918年北京老百姓把这座耻辱牌楼拆除了。后来用原来的材料移至中山公园再建，取名“公理战胜”坊。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由郭沫若手书改称“保卫和平”。这座牌楼二易其地三改其名，记录着中国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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